他們在島嶼寫作

夢想與文學歷史記憶 ――「他們在島嶼寫作」

「他們在島嶼寫作」以六部紀錄片來介紹台灣文學家的成就與寫作故事，我們希望紀錄片的光影、聲音、訪談呈現豐富的表情，能夠在文學書籍以外傳達更多的訊息，介紹台灣傲人的文學歷史，而且希望故事能講得精彩，足以傳世。

拍攝知名文學家（周夢蝶、余光中、鄭愁予、楊牧、王文興、林海音）的紀錄片，具備高度的挑戰，是艱辛的創作過程。我們團隊中的導演與製作人中，有許多具有寫作背景，他們絞盡腦汁才找出如何以光影、訪談、發掘文學歷史故事的方式，來傳達文學歷史與創作的故事。

請容我引一段卞之琳的詩來陳述想法：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斷章》，卞之琳，1935年 ---

是的，詩人與小說家曾因著他們的夢想而創作，拍攝文學紀錄片則是在圓一個以鏡頭寫文學歷史的夢。我設想我們藉著文學家的夢，打造另一個夢。台灣社會豐富而匆忙，我們生活，我們工作，我們推動民主化、辦選舉、忙辯論、忙蓋大樓、忙半導體、打棒球、逛書店......。因著豐富的內容與匆忙的節奏，我置身島嶼而不覺其小，台灣這個島嶼很深很大呀，我深感島嶼的歷史河流因著縱橫交錯的過往而在此留下斑駁雜亂的切割痕跡，其中複雜而豐美的歷史感覺難以一時道盡。﹙啊，多像文藝復興先期的翡冷翠！﹚

我常常驕傲的對自己說：「台灣其實是深邃而豐富的」，然而我也經常困惑與哀傷的對自己說：「台灣可能匆匆走過而遺忘歷史」，我的心情是疑懼天地變遷、光陰荏苒，而致共同的記憶被沖刷掉，島嶼成為失憶沒有歷史的地方。

文學記憶是台灣重要的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就像深夜不寐觀看威廉波特少棒比賽，就像無數激情選舉喧譁，待曲終人散，群眾又冷靜各自返回軌道，這些都是台灣豐富的集體記憶之一部份。

台灣有許多文化現象，尤其在文學創作上。當舊日物質匱乏、人窮志不窮的年代，一群心靈躍動、身世漂泊而肉體艱苦的人，創作詩、歌、散文、小說而不間斷（傑出的表現把戰鬥文學的政治需索自然而然消解掉了），以致傳承到現在，書籍的網路創作欣欣向榮。

這次紀錄片拍攝工作的另一個目的，是追尋時代變遷下的文學歷史，是我們再次向島嶼歷史伸手，以光影藝術要求返還記憶的溫柔活動。也是補償我個人心裡深層隱晦悲傷的歷史感情：我們在島嶼以鏡頭紀錄自己的文化活動，我們不會是任文學記憶消失的一群。

﹙拍攝過程中，我盡量減少干預製作團隊的發展方向，但是我仍主張排除掉已經被時間長河沈澱，情緒已經平復，泡沫渣滓已經過濾的無益論述，在「缺憾還諸天地」之後，自然呈現動人心弦醇厚芳香可傳世的作品。我自思自五四以來到縱繼橫移的辯論，或是七○年代關唐引發的文學論戰，其間辯論何其多，但是可以流傳的派系論述，畢竟不如世代流傳的文學創作動人心弦。﹚

在閱讀文學歷史間，我也感動於老一代啟發新一代，其間脈絡傳承生生不息的象徵意義十分動人。例如，剛才舉卞之琳的詩，他是四○年代青年詩人的偶像，然而啟發卞之琳十四歲少年情懷的則是更早期的詩人冰心。在這之後卞之琳與何其芳的創作精神又自然啟發鄭愁予、楊喚這後一代的創作者。現在，鄭愁予、楊喚、余光中、楊牧在島嶼寫作散播出去的詩與散文，又感動無數現代讀者與有志創作的人。所以我還要以鄭愁予《野店》的詩句，向一代代的文學傳承表示讚嘆：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野店》，鄭愁予，1951年 ---

如今紀錄片拍製完成，進入發行階段，我們打算以舉辦盛宴的心情希望獲得同好的參與祝福，像分享美食一般分享文學盛宴，共享拍攝成果。

自企劃以來，耗時已近二年，拍攝剪輯、配音配樂工作人員十足艱辛，導演與製作團隊如春蠶吐絲賣力工作， 其間計畫主持人陳傳興與廖美立賢伉儷奉獻心力，凝聚五個導演與團隊，追拍六位文學家在島嶼寫作的故事，大家共同用影像成果來彌補一整代人的文學鄉愁。

化城再來人

詩壇苦行僧、冷攤棄人，種種關於周夢蝶的傳奇塑造出神聖、遙不可及的光環。孤獨國邦主，方圓數尺的領土，遼闊無邊，永恆為時間尺度，稀有神話物種不可盡數如恆河沙。周夢蝶是台灣當代文學中獨一無二的詩人。台北現代城市中的枯山水淨寂風景。詩作中充滿佛經典故、偈語而致被視為禪詩傳統的現代法嗣，再加上個人親炙佛法修行，如此定見似乎毫無疑問。然而就同周夢蝶詩作〈我選擇，共三十三行〉(2004)中一行所示：

「我選擇讀其書誦其詩，而不必識其人」

詩與人，傳奇與真實之間的距離與差異是絕對必要與必然，超脫與神聖不是自然天成，苦修過程也非平和。若光用淡墨枯筆極簡白描去認識並敘述周夢蝶詩、周夢蝶詩人，清朗純粹符應眾所期待，但是人與漫漫求道長夜孤行經歷必然會被掩映甚或消逸不見。更不用說情與智的交相矛盾，「不負如來不負卿──《石頭記》百二十回初探」對情縛繫結的自解。種種文字痕跡色染，言語道斷的途徑，其實不過是「法華經」化城品的魔幻化城譬喻，引路的求道導師為解眾人中途疲憊怖畏而退卻，變成一城暫得中止。但非終極。苦、苦空、滅苦，這些辭彙對我們而言是一些佛經用詞，周夢蝶用生命去咀嚼其滋味，走出孤獨國求道之路更是險阻困頓，充滿怖畏與猶疑，化城再化城。周夢蝶在《還魂草》之後十來年聽經、皈依向佛時期，也是他一生中詩作最少、尺牘書寫替而代之，同時電影和種種聲光表演，塵色情緣混雜，困惑的悉達多徘徊在歧路與歧路之間，充滿張力，法喜與人世情感纏縛糾結，最後只能用生命疾厄、生離斷裂，再次漂泊不定去解縛，菩提樹蔭下修止的困頓旅程。那是一種生命苦結聯繫兩端，起承轉合。起信到正信。

第一次接觸周夢蝶時，心中揣想的是一位遙不可及的神祕詩人，不輕易開口，靜默是他和外界唯一溝通的方式；甚至，會猜測他即使說話也必然是雲裡來霧裡去，同他的詩作那般充滿迷霧難解。誤解，他並不那麼苦澀閉鎖、拒人於外，歲月雕塑的憂容表面下起伏脈動一聲一息，極緩慢低沉濃重的河南北方口音，不甚清晰口齒說出的卻是如此真實，真實！之後更長時間互動後，真實感的時間帶出淡淡喜悅，眼前是一位童子，不時地會跳脫時空帶來驚異。用一日的生活，一日的時鐘時間去臨近真實，去接近詩與信仰融合碰撞出的神聖性，人間和駁雜不純的神聖性，捨棄淡墨枯筆，大塊大塊色面堆疊如同席德進畫作中所欲想的詩僧：

「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楞嚴經》）

周夢蝶所自解的「我選擇不選擇」。

雖是侷限，卻找到了自由

夏日午後的宜蘭，在黃春明老師的辦公室裡，聽著黃老師訴說著當年第一次投稿聯合副刊時，在文章之外還附上一張紙片給副刊編輯林海音先生，強調絕對不可以把文章名〈城仔落車〉改成〈城仔下車〉，文中那個用生命吶喊的阿嬤大聲喊出的話語一定是母語，絕對不可以改。這個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在那個政治已經光復但語言卻尚未光復的年代，卻是個敏感的議題。幾天後，文章刊出當然一字未改，叛逆的少年黃春明，用文字抒發情感的黃春明，發現這個世界上原來有人這麼關心他，並且持續鼓勵他繼續創作。

不久，他又投了一篇文章〈把瓶子升上去〉，文中描述在那個苦悶的年代，把國旗換下，然後將空酒瓶升上去的故事。現在聽來都是非常有議題強度的文章。編輯林海音希望可以登出，卻又意識到這非常敏感且動輒得咎的文章，可能會讓自己招來極大的麻煩，她是如何陷入愛才及政治現況的兩難...... 聽著黃春明老師說著這段故事，他語氣中帶著感動與感恩，現場的紀錄片團隊成員也似乎就在那個風聲鶴唳的五○年代現場了。當然，文章幾天後完整刊出了，所幸沒有出事。這些現在聽來荒謬的故事，在當時卻是這麼的理所當然。

在那個動輒得咎的年代，純粹的創作自由似乎遙不可及，做為一位編輯的林海音先生，卻在這樣的侷限環境中，幫年輕的文學創作者創造了自由。做為一位文學家的林海音，她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更是不凡，影響力更是遠且深。

09年底，開始準備要拍攝「兩地」紀錄片時，在北京遇到了一位紀錄片工作者，他問到我關於新片的拍攝計劃，做為一位大陸的導演，本以為他不認識林海音女士的，沒想到當我提到《城南舊事》時，他哼著「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的歌曲。原來林老師六○年代的作品《城南舊事》，在七○年由上海製片廠改編成同名電影，事隔多年，到現在還會在大陸的中央及地方電視台播出。透過這部文學改編的電影，《城南舊事》在大陸幾乎是一整個世代甚或是幾個世代的文學記憶。有意思的是在那個兩岸兵戎對峙的年代，林海音先生的文學卻反而能穿透那鋼鐵般的隔閡，落在整個華人讀者的心中，在那個肅殺的年代，卻有這麼一位文學家，她筆下的文字，在兩岸的侷限環境中，找到了自由的羽翼。

那該如何拍攝這部紀錄片呢？我想應該還是從人開始吧，但我從未拍攝過傳主已經離世的紀錄片，現存的影像資料又不多的情況下，如果只有大量的學者訪談，又會讓閱讀過於乏味。這整個製作上的困境，讓這個計劃停滯了好一陣子。剛好適逢林先生的女兒夏祖麗老師要回北京省親，我們就試著跟去看看，也走了一趟林先生筆下《城南舊事》的風景。

舉辦完奧運的北京城市風景，早就不是那古意盎然的胡同老街了，我隨著祖麗老師的步伐來到林先生幼年生活的古厝，這裡還保有那老宅的韻味。走進胡同裡，一位大嬸問找誰啊？祖麗老師才剛提到城南舊事，話還未說完，大嬸馬上接話說：就這兒了。原來眼前這位婆婆是當時林先生家的長班老王的女兒，巧的是她名叫秀貞，與《城南舊事》裡的瘋子同名，不知是巧合，還是林海音先生當年在書寫時的一個借用。聽著她們聊到過往的事，又從床下搬出當年掛在胡同門口的牌匾「晉江會館」，因為當時這間房子是給進京赴試的台灣人住的會所，所以這個充滿台灣訊息的牌匾在大陸解放之後，被秀貞及她母親藏在床下，它靜靜的躺在那裡數十年，歷經了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等等的政治運動，卻也安好的被收藏著。為了讓我們拍攝，所以大嬸將它從床下搬到戶外曬曬太陽，快門按下的當下，雖是靜態的影像，卻讓我強烈感受到時間流轉的魅力。

下課後的十分鐘

開始，耿瑜帶著文學家系列紀錄片的企畫來找我，那是09年三月的事。

大師們的名字都熟悉，但沒有一位稱的上「認識」，「余光中」倒是其中較有印象的，與其說熟悉他的詩，不如說喜歡他的詩在楊弦的歌裡。

這個「輕率」的判斷，接案之後，才發現大事不妙，余老師創作之豐﹙五十幾本書，一千多首詩，不計其數的散文，譯著﹚，哪是短短一兩個月可以消化完成的；多元的詩風，更是令人難以捉摸。

所以找了編劇浩軒來幫忙讀書，進而整理資料﹙浩軒，台大經濟系畢業，退伍之後一心想創作電影，有耐心又勤快，毫無怨言地接下這個苦差事﹚，我們期望在正式拍攝前，能做一個假設性的劇本（儘管紀錄片可以無須一個準確的劇本），藉此能與製作單位與傳主余老師溝通，就內容上，也可以有所檢視。

原本打算從五十歲的余老師回溯過去，再呈現往後的三十年，這個形式的「過去」與「未來」共同構築余老師一生的創作。而選擇五十歲的意義在於與我此刻的生命感受同步，以及以為那是余老師自省的關鍵時刻（引起軒然大波的「狼來了」，不就是發生在1977 ）。

然而，這個結構進展的一點都不順利，看似「強而有力」的開場，由於資料的貧弱，加上單向的觀點，如此的敘述，顯得有些矯情做作。也因此我們必須回歸正視「當下」，閱讀現在的他。

但是記錄余老師現今的想法與生活面貌，讓我們感到壓力非常大，我們幾乎找不到和他對話的方式，基本上他是嚴肅的，所謂「閒談」都必須在一定的學識範圍內。如果你熟悉他的作品，體認他背後的博學，他花那麼多時間，寫如此豐富的作品，因此不輕易「閒聊打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你去拜訪他，第一時間開門接待你的人，是師母，一定不是他，他能有效地避開那個需要寒暄，需要客套的時刻。就紀錄片拍攝的原則與技巧而言，我這個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可說是完全不合格。好難的差事啊！即使影片已完成，我仍舊惶恐忐忑，深怕力有未逮。

至於「側拍」，我們跟著他四處演講，在現場雖然能感覺到他的魅力十足，但記錄下來的多是「官方說法」， 整理之後，發現僅有寥寥地數分鐘內容，比「轉播」還不如。

那是一段難熬的日子，原本讀詩是件享受的事，但面對余老龐大的詩作，總覺得理不出頭緒來，也或許因為資料太多，也太多元，再加上自己不曾好好唸過書，文學底子太差，所以從中完全找不到紀錄的切入點，即使曾經也考慮用編年的方式，述說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這種形式看似嚴謹，卻最沒有創意，而且余老師「龐大」的人生，豈是短短的六十分鐘﹙這是企畫單位對影片長度最基本的要求﹚能夠表達的。

所以我們不斷地提醒自己，回歸影片創作的本質，要用影像來說故事。

我始終相信電影畢竟是看的，運用影像讓觀眾瞭解，進而有所感受而感動，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無法達到這樣的結果，就算影片的內容再豐富詳實，可能也僅止於讓觀眾理性地理解余老師的點點滴滴，而無法有效地傳遞作者﹙余老師與我﹚的情感，那樣的成績，也絕對不如一篇文章或新聞式的報導，那麼有效率且精準。

而且，紀錄片運用旁白來說明一切，是方便且不為過的，但我們在余老師面前，最不敢用的是文字，無論找誰來寫旁白，我們都不放心，就像是拍部攝影家的紀錄片，我猜拍片的攝影師，壓力絕對是所有工作人員中最大的。所以我和浩軒就定下一個原則，也是限制，凡是影片中要用到的文字，就拿余老師的文字來表達，儘管尚未找到理想的敘事形式，我們也堅持要這麼做。慶幸的是，後來發現「寫自己」，在余老的作品中，並不難找到，余老師一輩子都非常認真、用力的紀錄自己。

十四行霧

北方海域航道，1949年前後流徙過多少亂離苦難；船繞行孤聳峭立海面，嶙峋焦黑火山岩礁，斷崖裂岬剝露血紅巖壁，紅與黑混雜深藍近墨漩流白浪，險惡詭奇的末世景象，在當年惶恐不安、逃離戰亂的渡海流人心底意象是：

鯨濤翻墨怒排空／回首神州一夢中（李炳南〈避亂舟發台灣〉）

流人無寄地／海水欲吞天（〈渡海〉），（《浮海集》）

或是覃子豪《海洋詩抄》集中，大陳島系列組詩，用「星辰」、「虹」等種種抒情意象去隱喻亂離傷痛的時代之歌，北方海域那凝結的無言寂寞：

雨底歌唱出了海底寂寞／誰人的歌道出了我底寂寞

今夜，我從遙遠的海上回來／我懷念著／不知道有沒有人等我？

我是從海外荒島上回來的／歌啊！你是從那裡飄來的

﹙1951年8月高雄，〈聞歌〉﹚

少年詩人鄭愁予，彼時被譽為海洋詩人之代表，詩作中這片海域已是不能航行穿越的記憶之海，被阻絕的世界終點，日與夜分界場所：

若非夜鳥翅聲的驚醒／船長，你必向北方的故鄉滑去……

〈船長的獨步〉﹙1954﹚

此起彼落的重唱歌聲，不能也不會出現在大陳島最後撤退難民搭乘軍艦抵達基隆港的無聲檔案影片，闇啞、音擊分離各處一方，那是一個詩與歷史不能同步的歷史錯位，詩、酒、愛情，肅殺的1950年代青春之歌；台灣現代詩運動，新詩論戰，新舊詩論戰 ，在短短數年間激烈的此起彼落，所爭所唱的無非是在邦國崩解之後詩是否尚存！詩亡的威脅伴隨戰爭陰影鑄造被剝奪失落的聲軌。《如霧起時》影片用十四行詩形式追溯捕取曾經寫在水上流逝的花葉飄零殘餘，戴著腳鐐跳舞，格律與韻腳，不是束縛，也非懷著否定；荒涼的自由，借用周夢蝶的話，荒蕪年代殘存的些許自由，灰燼中留存的語言種子，野放在島上，隨風飄散在異國他鄉。

尋找背海的人的旅程

拍王文興紀錄片前，王文興在我印象中，是一個功力深厚的文壇奇人，甚至和很多不熟悉台灣文學生態的人一樣，會問：「他還在嗎？」這樣愚蠢的問題。這也許是因為他成名甚早，一部《家變》震撼台灣文壇之後，幾十年間一般大眾媒體竟少有他的消息，因此產生他是「以前的人」的錯覺吧。所以，首次要跟他見面時，我確實興奮異常――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古人，竟就要在我面前現身了。

記得那天抵達王文興指定的，位於台大側門旁的西雅圖咖啡時，我著實充滿著困惑：這是一家塞滿著年輕人，青春洋溢因此也難免有些吵雜的連鎖咖啡店，一點都不像傳說中幾近隱居的大作家會約的地方。因為被提醒王文興與人約，總會提前半個鐘頭到，所以我便破例提前超過半個鐘頭就到了。好不容易在像青春小鳥一樣嘰嘰喳喳的年輕人來去之間的空隙，為自己和王文興，以及待會會來的製作人、總監製等工作人員搶到位置，幾桌併在一起後，我便坐下來等待將會在約會時間之前半個鐘頭到達的王文興。等待間，不知什麼時候，下起滂沱大雨，為玻璃窗外的溽暑消除了不少熱氣。總策劃、企畫、製作人……陸續到了，交換「下大雨」、「人好多」之類的訊息，倉促點了飲料，便開始一起注視門口的方向，嚴陣以待高人的到來。

不久，有人提到：
「咦，不是已經到了約會前的半個鐘頭了嗎？怎麼還沒看到王老師？」這不像他的作風。
「可能下大雨的關係延遲了吧。」我們都同意應該是這樣。

時間一分一分地過去，我們把握時間沙盤推演待會怎麼跟王老師討論，並繼續注意著門口，不覺來到了約會的時間。奇怪，王老師還是沒出現。

因為王老師與人聯繫只用傳真機，所以他身上當然不會有手機，我們也無法聯絡上他，我們於是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擔心：會不會王老師不給我們拍了？會不會大雨把他阻擋在某個騎樓下了……？後來終於有人想到，要不要看看他會不會已經坐在店裡了？雖然我們都覺得不可能，因為我們一直有在注意門口，但事已至此，聊備一格姑且試試無妨，於是請有跟王文興見過面的總策劃跟企畫掃瞄一下。驚訝！果不其然看到王文興竟好整以暇坐在靠門口附近最吵雜的地方的位置上看著書，看樣子已經來了一段時間了，一派安然自在的樣子。

這是我首次見到王文興的印象。

之後接觸較頻繁了，這因極度專注而顯得寧靜的樣子，遂成為王文興給我最大的印象。似乎出入於嘈雜市井，於他只是從書房這一角移到書房那一角，那沈浸在閱讀、創作與思索的狀態，如幽靜長河，不被任何事物隔斷。這印象充滿魅力，卻也成為一個影像工作者極大的挑戰――因為過於靜態，缺乏事件，對以影像說故事的媒介來說，是極其棘手的一件事。

那一次見面，王文興曾大膽提議，紀錄片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不妨針對《背海的人》，提出人們最想問的十個尖銳問題，在紀錄片中一一回答。王老師不拘形式，直指核心，令我頗為折服。但那時我擔心王老師的想法會成為學術高峰會（在我當時貧弱的想像裡，就是滿是專家學者關於王文興的訪談），他的《背海的人》對一般人來說已經夠艱澀了，這麼一來恐怕離觀眾更遠。所以我建議找一位中生代的作家來探索王文興的創作歷程，紀錄片則拍攝這探索的過程。做為一個導演，我不得不扮演作品艱深難懂的作家和普羅大眾之間的橋樑，適時讓影像通俗一點，讓敘述方式可口一點，賦予艱澀潛藏的文本起伏顯著的劇情……這是導演的任務。

回想二十幾歲看《家變》時，曾被它強烈的內容和高超的藝術手法震懾住。但《背海的人》，我得承認，在我拍王文興紀錄片前我沒有辦法看超過十頁。即便決定要拍王文興的紀錄片了，《背海的人》對我來說，依舊是一堵難以跨越，不願意面對的高牆。對有紀錄片任務的我來說都這樣了，更何況一般普羅觀眾呢？我得另想法子才行，於才想出了「找一位中生代作家來探索王文興」這樣的敘述方式。不能否認，這個形式除了我覺得頗有某種魅力之外，其中也不乏藉此逃避跟《背海的人》正面遭遇的成分。

跟隨惟一的嚮導 ，惟一的星

西雅圖，楊牧老師的書房裡，在他拒絕念讀〈海岸七疊〉之後，整個拍攝團隊繼續抱持著微弱的希望，近乎死纏爛打地哄著，戰戰兢兢地等著老師開口，為我們朗誦〈帶你回花蓮〉。

楊牧老師曾說過，在〈帶你回花蓮〉裡頭他最得意的，不是充滿跌宕音韻的溫暖意象，而是最不像詩的那幾句，「一月平均氣溫攝氏十六度，七月平均二十八度，年雨量三千公厘，冬季吹東北風，夏季吹西南風。」我心裡想，老師呀老師，您就算只念這幾句，也總比讓我們的收音器材空著捕風好。

豈料依舊，楊牧老師翻了翻書頁，毫無興致地說 :「現在看都太多情感了……」原以為他將要全然推翻原先設計的腳本，沒想到他竟主動提議 :「念〈 春歌 〉 好了。」

「比宇宙還大的可能說不定
是我的一顆心吧，」我挑戰地
注視那紅胸主教的短喙，敦厚，木訥
他的羽毛因為南風長久的飛拂而刷亮
是這尷尬的季節裡
最可信賴的光明：「否則
你旅途中憑藉了甚麼嚮導？」

在中影的剪接平台上，這段平靜的念讀，搭配了楊牧老師踏行在華盛頓大學草地上的身影，成為這將近兩百一十個小時的影音資料裡，我最鍾愛的片段：「 藍天上幻白的明月 ，等待萌芽的枯枝，如茵綠毯上枯萎的落英，機靈跑跳的松鼠，大自然隨四季更迭循環，詩人始終在他安靜的書房裡，持續地書寫。」一切更接近真理，一切更趨近詩人目前心中的寧靜。

「否則，你旅途中憑藉了甚麼嚮導？」這與鳥兒的對話，越看亦像是對我的發問。不同於事先推演安排織羅好的劇情片拍攝模式，紀錄片的拍攝原就該像捏黏土那般，跟隨著被攝者的狀態，有機地調整拍攝方法甚至方向。別緊張，我對自己說，不是說該完全放棄你的地圖，旅人，是你手中的地圖還不斷更動著，就放心跟著你的嚮導吧，本片的惟一中心，楊牧老師。

那些散落的吉光片羽

我們按圖索驥地安排拍攝行程，紀錄每個受訪者傾吐的故事，礙於紀錄片的長度和調性，許多珍貴的段落必須大塊捨棄，在此分享幾個片段。

劉克襄的吐露

劉克襄生動地回憶起，在台大文學院草地上，初見楊牧的往事，「 回去後有種飛翔的興奮，我到處打電話跟別人說，楊牧送我一本書。反正那時候，情緒是很大的，我沒辦法形容。反正都混亂了，就不曉得做什麼都忘掉了，就永遠記得在草地上，夏宇把他帶來，然後他把散文集送給我。」

回答完事先擬好的提問，劉克襄突然嘆了一口氣，脫稿說出一件想必一直擱在他心上的往事。「《有人問我》這書我一直沒有勇氣去翻，原因是跟楊牧老師交往的過程中，我在對我的文學世界做反抗的時候，我有點不小心地用我的詩去傷害一個我尊敬的人，雖然他不以為意 ……」事隔超過十年，劉克襄遲來的吐露，依舊真誠地讓人感動。

不只是劉克襄、石計生，甚至「曾經確確實實對自己身為一個寫散文的人感到可恥」的陳芳明老師，都在當年時代變動中，認為該挺身行動，有所實質作為地參與社會，才是對的價值。「可是過了一陣子寫到一個階段性，我就覺得這樣對所有東西的質疑，我並不是都能那麼的理直氣壯，或者那麼認為自己是聖戰士一般的創作者，我開始困惑有些詩可以那麼義正嚴詞。」尖銳的批判質疑被收斂起，時間的流動帶給劉克襄另一個省思的角度。

如今，在不同時代的位置上回顧，再閱讀1984年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時，純粹的藝術性益加顯著，文學家顯然是站在較高的角度俯視這個世界，「詩人的介入」是透過詩作的力量彰顯出來，顯得耐久悠遠。我們的詩人持續以不曾讓人幻滅的姿勢，往前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