囍事台灣

台灣史上第一家麵包店是哪一家？
台灣史上第一台冰箱長什麼樣子？
台灣史上第一個參加旅行團的女人是誰？
台灣史上第一波西式婚禮是怎麼舉辦的？

近年研究台灣史、書寫老台灣的專家學者很多，相信腦袋曾被以上這類「芝麻小問」突襲過的，一定大有人在，但我看很少人會像柔縉這樣，居然為這些「芝麻小問」天天跑圖書館，啃光學術論著還嫌不夠，更把發黃的舊報紙雜誌、名人傳記、喜訊訃聞、電話簿、相片、廣告、菜單……都搜刮出來細品慢嚼一番，甚至效法青天神探的辦案精神，到處追蹤相關耆老下落。

而在消化史料又聆聽故事後，她則振臂提筆，為往日風華一一「重建現場」，好像被一股莫名的使命感「附身」，非要現代人回頭看清一段來時路不可。

在自古繞著「政經大事」與官宦貴族打轉的「正統歷史」中，這類「芝麻小問」的「重量」等同雞毛蒜皮。如果歷史研究的目的只是為了給過去下個題目、貼張標籤，好像歲末除舊佈新時，找口箱子打包挑揀過的舊物，那麼，這樣倒是乾脆省事；但如果想藉歷史追溯我們的身世、性格，了解今天的處境，並為明天拿個好主意，這種又「老」又「大」的歷史顯然「不夠看」，而且，還可能看走眼。

老大歷史是當政者說了算的歷史，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統治台灣，台灣人必須「效忠天皇」、學習「大和史觀」；而後，國民政府來台，台灣那半世紀旋即被定位為黑暗的殖民時代，光是二等公民的屈辱和抗日組織的奮鬥兩章，就塞爆整個日治時代台灣史。在這種前提下，那些曾不得不以日語為「國語」、到現在還幽幽緬懷著日治時光、甚至慨歎「昨是今非」的老人家，就顯得十分荒誕詭異了。

曾在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的部落格裡（2005-08-19/夏日讀陳柔縉、陳芳明新作），讀到有位讀者「民國史」提及：「常聽父母親輩份的人初見面先問對方：昭和幾年生的？如果答，大正三年，對方就會尊以兄姐稱呼，若是同樣昭和年代出生者，還要比對昭和幾年以別長幼之序。……願意了解甚至融入那個情境，當無族群對立的可能…..不管是昭和史或大正史的台人，實際上因中國史的入台，早就失去了對青春史依戀的權利，一頂兇惡的媚日帽子便迎頭砸上來……。」

這段留言直接道出一代人的尷尬與鬱悶。然而「了解甚至融入那個情境」，有時並不是「願不願」的問題，而是「能不能」的問題。不能是因為，歷史課本並沒有提供足夠的材料來幫助我們了解，也沒有營造相當的感動來幫助我們融入。
從這角度來看，我認為柔縉的「台灣西方文明」系列著作，正好在歷史的裂口上蓋了一座可愛的橋樑，讓我們進一步貼近巨變時代裡奮力求存的芸芸眾生，聽到那既是疑惑、驚恐，又充滿了好奇與勇氣的心跳。

柔縉這本史書的主角是婚紗、喜宴、麵包、籃球、腳踏車、動物園……，至於那一個個帶著各自的喜怒哀樂、在主角身邊串場跑龍套的男女老幼，則是百年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老病死的人物，從名門大戶到販夫走卒都有，也不管什麼「日本仔」、「阿陡仔」、「阿山仔」、「番仔」，統統同台共演悲歡離合。

這叫人目瞪口呆的「台灣西方文明」系列著作，是用稀有的狂熱和美妙的文采建築而成的，在我看來，堪稱當今一絕。柔縉無疑是說故事高手，而那些故事也真的有意思！例如：

台南有個姓郭的在小吃店和人打群架，最後鬧進派出所，還上了報，原因竟是為了「搶吹電扇」。當時全台只有一千六百座電扇，其中一千五百二十四座在台北，難怪稀罕到「頭破血流」。

台北有個廖坎娶了陳阿娟，他們除去舊俗，由樂隊前導、共乘自動車（汽車），可能是台灣最早坐轎車的新人，在當時被譽為「文明結婚」。

下崁庄有個王臭頭登報說他在市場「拾得洋傘一把」，八甲庄有個大塚辰平去報警，說他在火車上掉了一把傘。可見當時洋傘有多珍貴！

一九一○年四月五日，台北官廳在今天西門町紅樓劇場創設公共冰箱，只要花八錢就可冰三點七五公斤的東西，還有專人取送服務。

一九二九年元旦，蔣渭水到台北宮前町拜訪張秀哲，密謀抗日大計，寫下台灣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頁。那天蔣渭水搭了一部黃色出租汽車到張家；換句話說，把蔣渭水送抵歷史舞台的，是當年全台北大約兩三百部計程車中的一部。

記得小時候我阿嬤家有隻狗叫「meli」，長大後我知道那應該是「Mary」的意思，但我一直想不透，像我阿公阿嬤那樣的農村鄉下人，怎會為狗取「瑪麗」這種時髦洋名？而後阿公阿嬤等等老家長輩相繼「回去作仙」，此謎更是查無可考，如今讀了柔縉的書，我才知道早在日治時期，台灣人家就盛行為狗取洋名，是崇洋西化的結果，像「エス」（音同S）就是當時狗狗的「菜市仔名」之一。或許，除了我們家「meli」外，還有很多莉莉、湯姆、查理，也曾以他們的日語片假名，從台灣頭響亮到台灣尾。

還有，台語稱麵包為「pan」，吐司為「shou pan」，長年來我一直以為那是「便宜麵包」的意思（台語「便宜」叫作shou），也是讀了柔縉的書才知道，日治時代的麵包「パン」（讀作pan）大致分「食パン」（shou pan）和「菓子パン」（kasi pan）、或稱「餡パン」（an pan）兩大類，後者指的是有包餡的麵包，前者指的就是吐司。

原來如此，多有趣！但細想卻又不禁一陣凜然。這世上每個人、每件事、每句話、每樣物品，可不都負載著歷史的機密與文化的「DNA」，在漫漫時空裡相互傳承、變化，生生不息？
柔縉將歷史舞台忽而搬到百姓人家，忽而置入充滿各種買賣營生的市井商街，讓我們恍然若有所悟：也許，戲從沒真正落幕過，所有情節早已悄悄融入日常，到今天還活脫脫地連續上演中。彷彿生活裡隨處轉個身、伸手輕拉，幕一開啟，就是一齣曲折坎坷的歷史魔幻劇。

柔縉指出，台語至今仍把「消防隊」叫「消防組」，正是日治遺跡，但如今官學兩界都不願回顧上個世紀初的台灣消防歷史，於是大家便輕易遺忘了，當年穿著緊身花褲和草鞋的消防員們，也曾不分台日、前仆後繼地勇赴火場；又感慨，戰後歷經戒嚴，台灣青年多與海洋隔閡、不諳水性，完全不像出身環海國家，然而在日治時期，海水浴場卻是一般學校平常「戶外教學」的大自然教室。一九二八年基隆第一第二公學校舉辦海泳考試，讓四十位學童從社寮游三千米到燈塔，結果合格者竟多達二十九名。回顧這種成績，再看今日種種畫大餅式的「海洋台灣」政策，真叫人「無語問蒼天」！

感謝柔縉不惜十餘年青春心力，為大家還原一片片有血有肉、有笑有淚的歷史落頁，讓我們從中學習諒解與寬容，也提醒我們要用心珍惜屬於台灣自己的、獨特的歷史文化資產。

近日在柔縉的字裡行間徘徊時，我總覺得好像偷窺到她一個人深深埋首故紙堆，時而皺眉搔頭，時而唏噓扼腕、或拍案大笑的模樣；她這下把滿坑滿谷原已入土同塵的人事物，都給鬧醒了！那一大票「冰菓室」（冰店）小姐、「玉突場」（撞球間）小弟，和「洗濯屋」（洗衣店）裡的「ササラ」（sasala）竹刷子、卡其布「文官服」、手搖脫水滾筒……，都趕來瞪大眼睛圍住她，正七嘴八舌熱烈地議論著這號奇怪的女子……。

畢竟，若「天不生柔縉」，他們將是多麼地寂寞！

（本序文作者為中國時報浮世繪副刊主編）
自序 回望台灣史的驚喜
陳柔縉

十二月初，我如常到中和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找資料。幾位大學的歷史研究生帶著學弟妹上來六樓，引導他們看微捲。日本時代的「臺灣日日新報」雖然泛黃，在螢幕上卻字字清晰。一群人安靜圍著學姐，空氣中只留學姐沉穩解說的聲音。突然，不約而同，一聲驚呼劃破，「資生堂耶！」現在耳熟能詳的化妝品公司「資生堂」，一百年前就是台灣報紙的廣告常客，也賣藥，也賣牙膏。

三、四年前開始，我也是看著這一張又一張的報紙微捲，發出同樣的驚呼。現在想來，當我瞪大眼睛發現台灣社會曾有那樣的一段，同時也意味那一段曾經失落。日本從一八九五年統治台灣，五十年期間，台灣社會樣貌產生劇烈轉變，不過，關於大轉變的內情，對戰後世代來說，是一段封鎖割斷的社會記憶。這些年，我所投入的，不外去補回失落的記憶，發現日本時代，特別是瞭解台灣如何受西方因素影響，步入現代社會的模樣。

我的發現一年半前化成《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書，這本《囍事台灣》是續篇之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獲得超乎想像的掌聲，我不認為是自己的文筆招來，而是反映了年輕世代對日治台灣的陌生，匯聚成巨量的驚奇。

在《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我寫了咖啡店、巧克力、飛機和名片等等西方文明事物如何進入台灣，《囍事台灣》再寫麵包、冰箱、海水浴場、寵物狗、撞球等等二十個主題。書名會定焦在「囍事」，除了環繞結婚的主題有四個，也因所有主題無一不令人開心；吃冰開心，逛動物園開心，從洗衣店把平整潔淨的衣服拿回家也開心。希望大家閱讀這本台灣歷史書，不只驚奇，也開心不已，打破台灣史沉重的、血淚的宿命，證明回望台灣，也有令人元氣飽足的觀看點。

《囍事台灣》二十個主題之後，我做了一個日本時代的物價概況表格，蒐羅五十年間各種薪資和生活花費的金額大小，如果細嚼讀一下，應該別有滋味，對當時生活的型態，更有「撞見在眼前」的感覺。
依我主觀感受，這本書的難度更甚《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可參考的既成研究又更少了，於是更努力挖掘舊報紙雜誌的吉光片羽。在此就要特別對日本朋友高橋宗子老師說，「感謝感激雨?????」。謝謝她不憚煩瑣，義務幫忙，每週指導我讀日本時代的報紙雜誌，也教我種種日本的語言文化。高橋女士在東京教授外國留日學生日語超過二十年，知識常識豐富，讓人驚豔。她前年因緣來台灣學中文，中文之流利，又教人嘖嘖。我能跟隨她學習，真是天賜的幸運。

蒐集舊照片也是大工程，特別這次有結婚專題，無一不需要相關家族翻箱倒櫃，挖出私藏的珍貴婚照。非常感謝蔡萬才總裁、陳玉璞董事長、張超英先生、朱瑞墉先生、藍采如女士、藍容先生、簡文彬先生無償提供照片，大家對台灣歷史和知識的盛情與熱愛，我深深感懷在心。

這次不敢再勞擾師長前輩寫推薦辭，只請求好朋友夏瑞紅權當第一位讀者，逐字細讀，發表意見。瑞紅最後用一貫聰明漂亮的文字，把書的眉目和用意都點清楚了，非常佩服，更加感謝。

對另一位文友梁旅珠則要說，「謝謝為我開啟那一扇窗」。十六、七年前，她留學歸來，帶回許多關於流行、服裝時尚、文明器物的西文書，讓我大開眼界，初次知道外國有人那樣研究文化發展、那樣圖文並茂來鋪陳主題。那時候，旅珠曾說，她想寫一本台灣婚紗的書。現在反是我在研究日治時期的新娘婚紗演變，她不僅沒有「奪夢」之怨，還拚命搬來書架上的「服飾辭典」、「維多利亞時期的新娘禮服」；去日本旅行，還會順便買「日本服飾史」；雜誌有相關的文章，也不忘剪下來送我。能「開窗」又投「援助物資」的朋友，我只有深深一鞠躬道謝了。

我已經十幾年不屬於任何公司單位，但近幾年，頻繁進出央圖台灣分館的臺灣資料中心，那裡宛如辦公室，和潘淑慧、陳麗美、吳素予、陳怡文等幾位小姐時相見面，彷彿同事。她們的笑容更像是一聲聲的認可與加油，鼓舞向前，非常謝謝。

對蕭秀琴和鄭宇斌，我要張開雙臂，左搭右拍他們的肩，感謝他們的編輯成就。我們「三口組」已數度合作，美好呈現的背後，有許多他們對我的尊重和容忍。

歷史著作不似純創作的小說散文，不是拿一枝筆望著窗外，就能寫得出字來。非常慚愧，直到寫這本書，才深深體會我的書其實是眾人合作的結果；特別這本書，應該屬於那些執著抖動的筆，奮力在小紙片上要告訴我故事的白髮前輩。謹把此書獻給賴莊玉燕、藍劉玉嬌、藍炳妹、蔡廷棟、黃天橫、周耀銓、陳玉璞諸位女士先生，他們的溫柔敦厚、熱心樂觀、博學多聞，永遠在我心裡。
1.新娘婚紗

有一首古英詩，道盡了西方對新娘禮服的顏色偏好。

Married in white, you have chosen right,
Married in green, ashamed to be seen,
Married in grey, you’ll go far away,
Married in red, you’ll wish yourself dead,
Married in blue, you’ll always be true,
Married in yellow, ashamed of your fellow,
Married in black, you’ll wish yourself back,
Married in pink, of you he will think.

新娘穿粉紅色，會贏得新郎的想念；穿藍色，意味永遠忠實。穿粉穿藍都還不錯，但穿白色更棒，代表選對了新郎。難怪傳統西方新娘都穿白色綢緞或蕾絲布。穿其他綠黃灰色禮服，則全無吉利，穿紅色更糟糕，從英詩看，穿紅跟找死無異。

中國新娘唯一不變的禮服顏色，卻正是這可怕的紅色。一身除了紅色，還是紅色，衣服紅，鞋子紅。反過來，對傳統中國人來說，白色出現在婚慶喜宴上，老員外會氣得吹鬍子，老夫人可能當場昏厥。

中西截然不同的新娘服文化，走進二十世紀，簡直跟兩部狹道相逢的車子，擦撞難免。長時間來看，大紅的鳳冠霞帔最終敗給了雪白婚紗，但白紗也非一腳撂倒紅妝，台灣大約花五十年時間，白色婚紗才普遍化。

清朝統治台灣的時期，結婚禮服自是依據傳統，直到一八九五年，台灣割給日本，而日本模仿西方文明已近三十年，西方婚禮的因子才尾隨而至。但仍要等到第一代受日本新式學校教育、而非漢塾的知識青年畢業，又逢中國革命成功，迎接西式文明才逐漸理所當然起來。

一九一五年元旦，翁俊明〈醫生，戰前曾被派為台灣省黨部主委，旅日明星翁倩玉的祖父〉在台南結婚，婚禮有許多新式作風，像新娘就不穿傳統紅衣裳，而是自己縫製婚紗。翁俊明結婚合照經過印刷，雖已模糊，新娘戴頭紗的輪廓倒是清晰可辨。

〈一九二0年代的頭紗〉

一九二0年代，可能因結婚要拍「紀念寫真」的風氣日廣，留存到現在的婚照比一九一0年代多，新娘穿西式結婚禮服的情形也較清楚。一九二五年有台中豐原籍的前輩畫家廖繼春結婚，一九二六年有台南名醫、前省參議員韓石泉結婚，隔年有台南市籍的永豐餘集團創辦人何義、大甲出身的前建設廳長朱江淮、前台北市長吳三連等結婚。同一九二七這一年，雲林縣莿桐鄉擁地千甲的大地主林本，也娶了媳婦。一九二八年，則見有另一位前輩畫家林玉山的婚照。舊照上，他們的新娘頭紗頗為一致，多做得高聳，以大朵花裝飾。頭紗長度除了朱江淮的新娘以外，都屬垂至手肘的Elbow。

頭紗的英文veil，日語用為外來語，寫做「ベール」〈唸做bei-lu〉。遠在羅馬時代的新娘就戴頭紗，有防制鬼怪侵犯的作用。近代頭紗只有美飾作用，衍生出各種質料和長度、形態。到肩的叫Blusher，約到腰際和手肘的叫Elbow，過臀部，到達手臂自然垂下的指尖，則叫Fingertip。Waltz型的頭紗長到小腿肚或腳踝，最長最正式的Cathedral則已經拖地。

〈一九二0年代禮服：西服兩件式〉

一九二0年代，時髦新潮的台灣新娘雖然戴西方頭紗，身穿的卻不是我們熟悉的長禮服。她們的裙長大約過膝，但有的中式袖，有的西式領。西式領有的還像襯衫領，林本媳婦結婚禮服穿的洋裝，領型更是如同西裝。
5.麵包

十九世紀，動植物學、人類學、地質學……各領域的科學家在歐洲以外的地區探險研究，英國生物學家柯靈烏一八六六年來到台灣島。五月底，他搭舢舨進淡水河。船過士林不遠，在一座山崖上，有一屋子，主人優閒拿著雙筒望遠鏡朝他這邊看，並且招手，示意歡迎，把柯靈烏嚇了一跳。柯靈烏記道，他上岸和這家人喝茶，順便送一些食物；「棒砂糖的時價較貴，但他們似乎對麵包的興趣更大。」

柯靈烏淡淡幾個字，卻寫出台灣人對充滿西方風情的麵包陌生年代的好奇。

那以後幾十年，麵包不再在歷史書上誘惑台灣人，麵包滿足的也不是台灣人。一八七四年九月，日本的少佐軍官樺山資紀〈後來出任臺灣總督〉從淡水到宜蘭踏訪，有一天一付滿足的在日記載道，此行他只帶麵包，有一天空腹吃下，倍感美味，吃完有點疲倦，倒頭就睡了。

一八九五年日本成為台灣新統治者之前，以麵包為主食的西方傳教人員和商人，並不全然能吃到麵包。天主教神父高恆德一八八七年就說，「神父們每天吃的就是一盤米飯、蔬菜湯和一碗肉粥。」他們偶爾有蛋、魚、牛肉，但就是沒說有西方人幾千年來的主食──麵包。其他在台灣開洋行的西方人，他們做茶葉的進出口買賣，麵粉也有進口，烤製麵包一定有，但市街上是否有麵包店，資料上卻不明顯。

依目前所知，台灣現身最早、有店號可查的麵包店叫「梅月堂」，已經是日治初期的事了。當時梅月堂所在地址為「臺北書院街一丁目一番地」，也就是今天衡陽路和博愛路口、功學社對角的慎昌鐘錶公司所在這塊地。書院街後改屬「榮町」〈今衡陽路兩側〉，直到一九四0年代，梅月堂還是號稱「臺北銀座」的榮町上一家知名菓子店，老闆大木庄三郎也被形容為台灣「製菓界の成功者」。

一九0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則題為「梅月珍菓」的新聞，指梅月堂「製成各種麵包發賣。風味甚佳。與東京所製無異。」接下去介紹梅月堂的某種麵包，「其中有餡。外粘附鹽酸櫻花一蔬。」吃下去，「味甘而美。齒頰流芬。」

熟悉日本麵包發展史的人一眼就知道，這個叫人齒頰留香的櫻花麵包，就是襲自包餡麵包的元祖「木村家」。木村家創立於一八六九年，現在的麵包袋上商標還寫著「PIONEER OF BAKERY IN JAPAN」，是日本老字號麵包店。西方不外烤發酵的麵糰來製成麵包，木村家卻包入紅豆餡，大受歡迎，帶領日本麵包另闢一條新路來。一八七二年木村家移駐銀座四丁目，一八七五年更在紅豆麵包中央，塞一朵鹽漬的櫻花，貌似肚臍，呈給皇室，騷動烘焙界，大家又爭相仿效。
8.海水浴場

快七十年前，台北有個小學五年級的學生林明欽，他的一篇作文「海水浴」被登在學校創校十周年紀念文集裡。

七月的大熱天，由老師帶隊，夜宿基隆八斗子。林明欽說，第二天四點他睜開眼就無法再睡，在蚊帳裡讀圖畫書。早晨沙灘上的朝會開完，然後打躲避球，玩尋寶遊戲。所謂的「寶」用紙做的，林明欽因此說他找到「二枚」。怕弄濕，他特別用布巾包在脖子上。後來玩得忘記，跳進海裡，才發現弄濕了。等大家拿尋到的寶跟日本老師「平野」換牛奶糖時，教他很是遺憾。午後愛睏，林明欽枕著救生圈，橫躺在沙灘上睡著了，直到有人猛然拉走救生圈，才驚醒過來。還是想睡，把網子放在頭上，同學卻當他是網到的魚，大叫：「抓到大魚囉！」害他都沒睡到。

這篇作文被老師評為生動如在眼前，也像是一支望遠鏡，透過小小的圓孔，似乎也可以看見戰前和現代小學生生活很不同的一幕；那時，去海水浴場遠足是日本時代典型的學校活動之一。

台灣自一八九五年被割給日本，海水浴場並不像西式學校、西服、牛肉這類基本生活事物，一開始就隨日本登陸台灣；從報紙報導推測，約一九0七到一九0九年間，才有一陣陣海水浴場傳入的密集腳步聲。在此之前近二十年，日本已跟西方學會這項活動。

在西方，先是一七九六年英國人發明了海水浴場，開始提供人和海洋交遊的新平台。隨之整個十九世紀，海水浴場逐漸在歐陸風行。去那裡既可休閒娛樂，更重要的，當時醫學觀念開始強調海水浴有助保健，所以，像肺癆病人會到山上別墅養病一樣，海水浴場也吸引一些脆弱的身影。日本移植這種保健觀念，醫界的權威人士、陸軍軍醫總監「松本順」都說了話，表示為了保有健康，海水浴有其必要。「海湯治」這種標榜海浴療效的專有名詞跟著尾隨而至。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取代德川幕府後，全面西化，西方的生活方式潮湧舶來。一八七八年左右，西式游泳的方法傳入日本，又過七年，一八八五年，日本也有了最早的海水浴場，就設在東京南邊的神奈川縣大磯海岸。

但很諷刺的是，不久之後開張的神奈川縣鵠沼海濱，海水浴場開幕當天，就有人未蒙海浴之利，反而一浸海水即心臟麻痺，一命嗚呼。

台灣逐漸開發海水浴場的過程，舊報紙透露許多訊息。早在一九0七年八月二十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有一篇「淡水海浴」的旅遊指引。記者實地去「一浴于淡水之海水浴場」，他先搭火車到淡水，下車後步行不遠，有車〈應是人力車〉有轎有舢舨，可轉駁到海水浴場。浴場那裡，有兩間休憩所，分別名為「淡水園」及「和樂軒」，要躺要坐，悉聽尊便。要吃冰茶餐點，「皆拍手可至」。
11.籃球

「台灣甚麼時候開始打籃球？」答案是一九二二年，非常晚。

事實上，籃球誕生也晚，本是球界新生，比足球、網球和高爾夫球都晚，一八九一年才面世。

那一年，加拿大人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到美國麻州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培訓學院任教。當時現代運動勃興，橄欖球粗野，常有鬥毆情事，足球和棒球又限戶外，冬天幾乎要停擺，所以希望找出沒這些缺點的新運動。奈史密斯奉命在十四天內要想出一項室內活動，好讓東岸新英格蘭年輕人能活動筋骨，把寒冬拋諸腦後。

奈史密斯博士靈機一動，想起童年玩的遊戲「Duck-on-a-Rock」，瞄準岩石上的標的物，用小石頭打下來；他改用足球瞄準裝桃子的籃子，就孵生了當今最熱門的籃球運動。當時上下半場各十五分鐘，中場休息五分鐘。籃子離地十英呎〈約三百零五公分〉，投中得一分以後，還得爬梯子把球拿出來。一九0三年今天的籃網形式就告確立。

籃球運動即循著基督教青年會的腳蹤，向外面的世界擴散，從美國走入東方。日本和中國的籃運都可溯源至YMCA。但籃球登台，走的不是中國管道，而是「日本線」。

籃球發明十七年後，日本有位叫大森兵藏的人從美國籃球發源的YMCA培訓學院畢業，於一九0八年把籃球傳回東京。但真正開始普及還是在大正時期以後。關西的京都、大阪、神戶地區，即於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由北美YMCA派遣赴日的布朗〈Franklin H. Brown〉指導，才開始打籃球。

依據一九三三年版「臺灣運動史」，台灣跟日本京阪神地區一樣，第一顆籃球也由布朗抱來。一九二二年，臺灣體育協會請四十歲的布朗來，原意要他教田徑，但布朗球技也好，便找了二十幾位鐵道部職員和各校學生到新公園，布朗教大家打排球和籃球，意外輸進兩種新球類運動到台灣。換言之，在台灣，排球和籃球兩球同源，初期兩個更像難兄難弟，都由同一批人一起努力把兩類球技推廣出去。

新球類運動開始發展，畢竟不像下一場雨，全台灣均霑雨露；布朗匆匆一遭，只留下一枚種子。但只要種子埋入土，就有萌芽的生機。

一九二四年，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前身〉立起室內籃球架，顯然女子打籃球不會晚過男子太多。隔年校內設「籠球部」〈日本時代，日語稱籃球為「籠球」〉，有兩百多位部員，頗為蓬勃。這一年，也增設了戶外籃球架，但沒有固定球場，球架為可移動式。據「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指出，當時臺北沒有好的球架可參考，設計起來有點困難；同學對球也很陌生，常傷到指頭。大概就是現在說的「吃蘿蔔乾」吧！不論如何，籃運還在匍匐前進，這一點非常確定。

台灣籃球發展史上較關鍵的一回也與一女中有關，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起連續五天，在北一女召開一個大大的排球和籃球的講習會，全台灣各地臺灣體協和教育會的會員都來，這兩種球類才一舉普及。

北一女籃球玩得早，一直是日本時代最強的女子學校。一九二八年，第一次有校際比賽時，對上二高女〈非現在的中山女高，中山前身為三高女〉，場邊一堆人鼓掌，熱鬧非凡。最後北一女得二十七分，狠殺對手，逼使北二女抱個大鴨蛋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