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地理經典影像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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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紀錄片《赤手登峰》導演兼攝影師金國威（Jimmy Chin）專文作序
21世紀初，國家地理學會集結一世紀以來的攝影大成之作《百年攝影經典》，成為攝影愛好者收藏《國家地理》雜誌攝影藝術的指標性攝影集。而因應近20年來數位技術的發展與AI革命，擴大了探索的觸角，國家地理的攝影視野也同步擴大，為影像開創了新的可能性，並創造出新的典範。《國家地理經典影像》的誕生，就是要帶領讀者看見這個以影像著稱的老牌媒體所展現的最新時代精神。
要從《國家地理》浩瀚的圖庫中篩選出這本精選輯，本身就是一項壯舉。光是在2023年，總共就有165位攝影師拍下了超過200萬張照片，其中僅約850張得以刊登出來。這本攝影集精選超過250幅精采影像，從目錄前的7幅跨頁照片開始，讀者就會立刻被吸入這場視覺盛宴，為接下來的探索拉開序幕。書中內容包括：在烏干達樹上剛醒來的獅子、在冰山間追尋1847年西北水道航線的小帆船、以好萊塢標誌為背景的山獅，以及一隻正從南極高聳冰崖躍下的皇帝企鵝幼鳥。
本書也再次充分展現了攝影為何成為《國家地理》雜誌的靈魂，例如艾力克斯．霍諾德攀登優勝美地「酋長岩」的報導儘管振奮人心，但從國家地理攝影師採取的「攀登者視角」才能傳達出那分震撼，看見那個令人屏息的新世界。這只是《國家地理》多年來透過鏡頭為我們打開的其中一扇窗。
本書非常推薦給攝影愛好者，以及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的讀者。
21世紀初，國家地理學會集結一世紀以來的攝影大成之作《百年攝影經典》，成為攝影愛好者收藏《國家地理》雜誌攝影藝術的指標性攝影集。而因應近20年來數位技術的發展與AI革命，擴大了探索的觸角，國家地理的攝影視野也同步擴大，為影像開創了新的可能性，並創造出新的典範。《國家地理經典影像》的誕生，就是要帶領讀者看見這個以影像著稱的老牌媒體所展現的最新時代精神。
要從《國家地理》浩瀚的圖庫中篩選出這本精選輯，本身就是一項壯舉。光是在2023年，總共就有165位攝影師拍下了超過200萬張照片，其中僅約850張得以刊登出來。這本攝影集精選超過250幅精采影像，從目錄前的7幅跨頁照片開始，讀者就會立刻被吸入這場視覺盛宴，為接下來的探索拉開序幕。書中內容包括：在烏干達樹上剛醒來的獅子、在冰山間追尋1847年西北水道航線的小帆船、以好萊塢標誌為背景的山獅，以及一隻正從南極高聳冰崖躍下的皇帝企鵝幼鳥。
本書也再次充分展現了攝影為何成為《國家地理》雜誌的靈魂，例如艾力克斯．霍諾德攀登優勝美地「酋長岩」的報導儘管振奮人心，但從國家地理攝影師採取的「攀登者視角」才能傳達出那分震撼，看見那個令人屏息的新世界。這只是《國家地理》多年來透過鏡頭為我們打開的其中一扇窗。
本書非常推薦給攝影愛好者，以及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的讀者。
目錄
序｜金國威
前言
冒險與探索：發現的力量
野生動物與保育：保護的力量
族群與文化：尊敬的力量
景觀與環境：珍惜的力量
科學與技術：啟示的力量
前言
冒險與探索：發現的力量
野生動物與保育：保護的力量
族群與文化：尊敬的力量
景觀與環境：珍惜的力量
科學與技術：啟示的力量
序／導讀
序｜金國威
攀上巔峰
我做過的事情裡，有許多需要非常周密的準備，但生命裡有些事情並不是事先計畫好的，也永遠不可能做好計畫。
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要當攝影師；但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年輕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攀岩，那時有個想當攝影記者的好友教我怎麼用他的相機。他邀我用那臺相機拍照──沒想到那張照片居然有人買走，我大概賺了500美元吧，所以我就用那筆錢買了臺相機給自己。那時我才20歲出頭，心想若要養活自己，每個月拍出一張好照片就夠了。這正說明當年我多麼稚嫩又天真。
直到後來，而且是很後來，我才開始真正了解專業攝影需要花時間投入。在我認識了這本書中介紹到的幾位攝影師之後，我對攝影的理解變得更廣闊也更深入。要學會辨識出光線斜照在冰壁上的剛好瞬間，或是陰影停駐在帳篷上的那一刻，並不是每個月只拍一張好照片就學得會的。
身為攀岩愛好者，我很習慣往上爬。所以，當我的作品第一次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上，感覺就像登上我的攝影生涯巔峰。那時我參加了一支探險隊，要橫越海拔5000公尺藏北高原上的遼闊高山草原；有一張我在行程中拍的照片，刊登在2004年的4月號，拍的是一位同行旅伴，也是當代一流的冒險攝影師──我的偶像蓋倫．羅威爾（Galen Rowell）。
你完全可以說，曾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過11篇報導的蓋倫，開創了「冒險攝影」這個類型，攝影師本人既是記錄者，也是參與者。結果，讀者不僅是讀到一座山的故事，而是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這些影像傳達強烈的身歷其境感，故事充滿了生命力，興奮感躍然紙上。分享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也為讀者打開了一扇門，通往一個平常可能體驗不到的世界。
蓋倫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的第一個報導，講的是優勝美地，也就是我初次愛上拍攝影像這件事的地方。但就在西藏探險之後不久，蓋倫在飛機失事中喪生，我感受到椎心之痛，而伴隨這股沉重哀傷而來的是責任感。我明白，火炬已經交到了我的手上。
而從那時開始，我就是國家地理大家庭的一分子。
前言
以光影作畫
卓越的影像，就是《國家地理》的正字標記。自從第一位全職主編吉伯特．H．葛羅夫納（Gilbert H. Grosvenor）在1905年刊出11頁西藏拉薩的照片開始，照片就一直是這份雜誌和全球讀者最直接、也最震撼的溝通媒介。
儘管在1890年，也就是比那更早15年前，《國家地理》雜誌就已經出現第一張照片，打破了早期那種只有單調黑白文字的風格，但來自西藏那座禁城的影像造成轟動，甚至有人在路上攔下葛羅夫納（私底下和職場上大家都叫他GHG）致意。隔年，他用了一整期雜誌報導野生動物（總共74張照片，卻只有四頁文字！），自此確立雜誌的重心就是攝影。
這件事的影響極為顯著。攝影讓發行量（當時的說法是會員人數）瞬間爆增；短短兩年就從3000變成2萬。到1908年，雜誌有一半以上的版面都有照片，確定了未來幾十年的走向。
在大家還沒辦法靠機票、電視或網路連線走到天涯海角的年代，影像就如同魔毯，能載著讀者飛越海洋與大陸，前往高山、沙漠、冰河、莽原和森林，讓人得以進入「世界及其間萬物」，一如這本雜誌的宣言。
在雜誌創刊後的頭100年，相機兄弟會正如其名，它就是男士專屬的俱樂部。不過，國家地理學會（《國家地理》是學會的官方刊物）也一樣；1888年，國家地理學會在華盛頓特區的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成立，創會成員在那個滿是紅木家具、皮革椅、雪茄菸霧的氛圍中，立下了「增進與傳播地理知識」的宗旨。
時至1950年代中葉，要到國外出任務的國家地理攝影師會帶著信用狀踏上旅程。他們的行程可能會從搭乘豪華郵輪橫渡大洋開始。除了相機和底片（早期還是玻璃乾版），這位男士──而且永遠是男士──必須準備好面對各種突發狀況，甚至加冕典禮，所以還得打包半正式禮服。（1922年被派往中國報導的約瑟夫．洛克，甚至帶了自己的床單、餐具和摺疊式浴缸。）當時的標準作業程序是：「只要能帶著好故事回來，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像1946年被派往印度採訪的攝影師沃爾克默．庫特．溫策爾（Volkmar Kurt Wentzel），在那裡一待就是兩年。
在1980年代，《國家地理》雜誌那種美化過往的報導文章，像1947年的〈璀璨暹羅〉和1960年的〈鹽湖區：奧地利的高山度假勝地〉，讓位給偶爾有點沉重但真實可靠的報導，來正視當今世界的實際情勢。這種轉型開始於本身也是攝影師的吉伯特．M．葛羅夫納（GHG的孫子）擔任總編輯的時候，他讓汙染議題、南非種族隔離等主題登上雜誌版面。接下來數十年，《國家地理》仍繼續報導棘手又難以處理的題目，例如茱蒂．科布的人口販賣報導、索謬．甘德瓦對印度女性安全問題的報導、琳西．艾達里歐的衣索比亞內戰專題報導，還有喬．沙托瑞、布萊恩．史蓋瑞、布蘭特．史特頓等攝影師，對環境挑戰和持續投入保育工作的全面報導。
如今除了紙本雜誌，五花八門的各種報導已經延伸到多種平臺：電視、電影、書籍，還有數位及社群媒體。「攝影師已經很習慣拿出智慧型手機，拍影片記錄幕後點滴，社群媒體的受眾很愛這些內容。」《國家地理》現任整合敘事編輯總監、也是前攝影總監莎蒂．奎里爾（Sadie Quarrier）說，「有些攝影師甚至還身兼影片製作人，除了產出最高品質的靜態照片，同時還要完成艱鉅的任務，為電視節目拍攝、執導甚至出現在幕前。所以在還沒有實地拍攝前，我們會考量不同的受眾，並規劃如何把收集到的素材做最有效的運用。」
從技術層面看，對國家地理攝影師而言，21世紀最重要的里程碑無疑就是轉向數位攝影。在2005年初，雜誌刊登出來的照片中有85%還是用底片拍攝的，但到了同年年底，情況已完全相反：超過85%的照片都是數位的。現在，幾乎全都是數位照片。
攝影師拍的照片更多了，因為他們可以多拍。喜歡統計數字的人應該要知道，在2023年，第一線的165位攝影師總共拍了超過200萬張照片，其中刊登出來的大約是850張。淘汰掉的影像和登上雜誌的影像，有什麼區別？奎里爾說：「除了高完成度影像具備的預期標準，如光影運用絕佳、構圖張力十足，我還會尋找令人驚喜、開心和引起強烈情感反應的獨特瞬間。」她補充說，最重要的是會說故事：「在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很多人都能拍出一張好照片。但我們對自己能創造出引人入勝的敘事非常自豪。」
不過在報導故事的漫長過程中，某些要素是不變的。可想而知，要拍出第一流照片的壓力依然如故，而實體印刷品在數位世界宰割下式微所造成的經濟壓力，更讓狀況雪上加霜。攝影師再也不能愛拍多久就拍多久，不過以其他一些刊物的標準來看，《國家地理》的實地拍攝時間和預算還是很充裕的。轉變成有敘事主軸、聚焦明確的報導固然有所幫助，但以往動輒數月甚至數年的採訪時間，現在壓縮到只有幾週。
另外還有一件事：在《國家地理》的歷史中，多數時候攝影師都是男性。檔案裡有一張1967年的照片，圖說寫著「全世界最優秀的攝影團隊」，照片中是25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子，圍在當時《國家地理》雜誌主編梅爾維爾．貝爾．葛羅夫納（Melville Bell Grosvenor）的桌邊，已故攝影史學者娜歐蜜．羅森布倫（Naomi Rosenblum）評論說，這暗示「這份（和其他一些）刊物仰賴的攝影共同語言，完全出於男性的視角與思維」。
1980年代，國家地理攝影師西西．布林姆柏格（Sisse Brimberg）費力把六箱燈光器材搬進博物館大門，準備拍攝館藏文物，結果有人問她攝影師什麼時候會到。
她回答得很簡短：「她已經到了。」
現在男女比例比較接近了。為雜誌拍40年照片的琳恩．強森（Lynn Johnson）說，實際上「女性以前是看不見的，現在不是」。
但同時，大大小小的危險還是一樣在現場等著攝影師。被逮捕和拘留、被大象追、輻射暴露、滾燙的熔岩、鯊魚攻擊，仍然會構成威脅──更別說地雷、瘧疾、凍瘡和邊境檢查官的蠻橫無理。在2020年，甚至出現一場沒有任何一位攝影師能免疫的危險：新冠肺炎（Covid-19）。想派攝影師前往一個完全無法旅行的世界採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為了因應，《國家地理》開始跟在地攝影師合作，像烏干達的艾斯特．露絲．姆巴巴齊（Esther Ruth Mbabazi）、埃及的莉哈珀．愛爾達里（Rehab Eldalil）、印尼的穆罕默德．法德利（Muhammad Fadli）等等，讓他們來說說自己國家的故事。這樣的轉變拓展了視野，也納入更多元的聲音，並隨著「內部」敘事趨勢的興起而持續發展。奎里爾稱之為「新冠疫情中的一線光明」。
最後，還有幾乎讓每位國家地理攝影師都會冒冷汗的症頭：「我有拍到嗎？」通常，他們都有拍到。而那些照片之所以更吸引目光、更感動人心、更有說服力，是因為那些拿著相機的人驅策自己這麼做。國家地理攝影師是跑馬拉松的人，不是短跑選手。
《國家地理》的影像視野也在擴展，就像雜誌本身歌頌的世界一樣。2012年有一篇專題報導，記錄巴西最強大的原住民卡亞波人（Kayapo）如何挽救家園，不讓伐木工、礦工和牧場經營者侵擾亞馬遜雨林，而這篇報導正是這個新架構的縮影。《國家地理》派攝影師馬汀．舒勒（Martin Schoeller）前往拍攝，舒勒以博物館和畫廊中的名人肖像為人稱道；正因為他的藝術眼光和新聞敏感度，我們才能感受到跨越地域和文化隔閡的連結。我們和他們目光交會，我們產生共鳴。那些影像令人耳目一新新、引人入勝且真實，無疑是攝影的最高境界。
這當然跟光影有關：打光，而且也要表現出內在的光芒。「攝影」的英文字photography，是意指「光」和「繪畫」的希臘語字根組合而成的。有位讀者寫信來，感謝《國家地理》讓「光明照進黑暗之處」，或許這就是他在語源學方面的直覺感受。
而這說明了一切。將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國家地理》為讀者探索、解釋──及最重要的──照亮了這個世界。《國家地理》攝影師始終努力實踐國家地理學會首任總裁、電話發明家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要求：在一個多世紀前的1902年，貝爾派女婿吉伯特．H．葛羅夫納前往馬提尼克島採訪培雷火山噴發，下了這樣的指示：「要給我們充滿生氣的細節，還要用精美的照片來呈現。」
21世紀的國家地理攝影師，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文化，反映出這個多元的世界，而他們的使命正是要記錄這樣的世界。搭輪船的大皮箱、玻璃乾版底片和信用狀，都早已成為過去，那份承諾、熱情和創造力，卻始終如一。
攀上巔峰
我做過的事情裡，有許多需要非常周密的準備，但生命裡有些事情並不是事先計畫好的，也永遠不可能做好計畫。
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要當攝影師；但事情就這麼發生了。年輕的時候，我花很多時間在優勝美地國家公園攀岩，那時有個想當攝影記者的好友教我怎麼用他的相機。他邀我用那臺相機拍照──沒想到那張照片居然有人買走，我大概賺了500美元吧，所以我就用那筆錢買了臺相機給自己。那時我才20歲出頭，心想若要養活自己，每個月拍出一張好照片就夠了。這正說明當年我多麼稚嫩又天真。
直到後來，而且是很後來，我才開始真正了解專業攝影需要花時間投入。在我認識了這本書中介紹到的幾位攝影師之後，我對攝影的理解變得更廣闊也更深入。要學會辨識出光線斜照在冰壁上的剛好瞬間，或是陰影停駐在帳篷上的那一刻，並不是每個月只拍一張好照片就學得會的。
身為攀岩愛好者，我很習慣往上爬。所以，當我的作品第一次刊登在《國家地理》雜誌上，感覺就像登上我的攝影生涯巔峰。那時我參加了一支探險隊，要橫越海拔5000公尺藏北高原上的遼闊高山草原；有一張我在行程中拍的照片，刊登在2004年的4月號，拍的是一位同行旅伴，也是當代一流的冒險攝影師──我的偶像蓋倫．羅威爾（Galen Rowell）。
你完全可以說，曾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過11篇報導的蓋倫，開創了「冒險攝影」這個類型，攝影師本人既是記錄者，也是參與者。結果，讀者不僅是讀到一座山的故事，而是從內心深處去感受。這些影像傳達強烈的身歷其境感，故事充滿了生命力，興奮感躍然紙上。分享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也為讀者打開了一扇門，通往一個平常可能體驗不到的世界。
蓋倫為《國家地理》雜誌拍攝的第一個報導，講的是優勝美地，也就是我初次愛上拍攝影像這件事的地方。但就在西藏探險之後不久，蓋倫在飛機失事中喪生，我感受到椎心之痛，而伴隨這股沉重哀傷而來的是責任感。我明白，火炬已經交到了我的手上。
而從那時開始，我就是國家地理大家庭的一分子。
前言
以光影作畫
卓越的影像，就是《國家地理》的正字標記。自從第一位全職主編吉伯特．H．葛羅夫納（Gilbert H. Grosvenor）在1905年刊出11頁西藏拉薩的照片開始，照片就一直是這份雜誌和全球讀者最直接、也最震撼的溝通媒介。
儘管在1890年，也就是比那更早15年前，《國家地理》雜誌就已經出現第一張照片，打破了早期那種只有單調黑白文字的風格，但來自西藏那座禁城的影像造成轟動，甚至有人在路上攔下葛羅夫納（私底下和職場上大家都叫他GHG）致意。隔年，他用了一整期雜誌報導野生動物（總共74張照片，卻只有四頁文字！），自此確立雜誌的重心就是攝影。
這件事的影響極為顯著。攝影讓發行量（當時的說法是會員人數）瞬間爆增；短短兩年就從3000變成2萬。到1908年，雜誌有一半以上的版面都有照片，確定了未來幾十年的走向。
在大家還沒辦法靠機票、電視或網路連線走到天涯海角的年代，影像就如同魔毯，能載著讀者飛越海洋與大陸，前往高山、沙漠、冰河、莽原和森林，讓人得以進入「世界及其間萬物」，一如這本雜誌的宣言。
在雜誌創刊後的頭100年，相機兄弟會正如其名，它就是男士專屬的俱樂部。不過，國家地理學會（《國家地理》是學會的官方刊物）也一樣；1888年，國家地理學會在華盛頓特區的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成立，創會成員在那個滿是紅木家具、皮革椅、雪茄菸霧的氛圍中，立下了「增進與傳播地理知識」的宗旨。
時至1950年代中葉，要到國外出任務的國家地理攝影師會帶著信用狀踏上旅程。他們的行程可能會從搭乘豪華郵輪橫渡大洋開始。除了相機和底片（早期還是玻璃乾版），這位男士──而且永遠是男士──必須準備好面對各種突發狀況，甚至加冕典禮，所以還得打包半正式禮服。（1922年被派往中國報導的約瑟夫．洛克，甚至帶了自己的床單、餐具和摺疊式浴缸。）當時的標準作業程序是：「只要能帶著好故事回來，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像1946年被派往印度採訪的攝影師沃爾克默．庫特．溫策爾（Volkmar Kurt Wentzel），在那裡一待就是兩年。
在1980年代，《國家地理》雜誌那種美化過往的報導文章，像1947年的〈璀璨暹羅〉和1960年的〈鹽湖區：奧地利的高山度假勝地〉，讓位給偶爾有點沉重但真實可靠的報導，來正視當今世界的實際情勢。這種轉型開始於本身也是攝影師的吉伯特．M．葛羅夫納（GHG的孫子）擔任總編輯的時候，他讓汙染議題、南非種族隔離等主題登上雜誌版面。接下來數十年，《國家地理》仍繼續報導棘手又難以處理的題目，例如茱蒂．科布的人口販賣報導、索謬．甘德瓦對印度女性安全問題的報導、琳西．艾達里歐的衣索比亞內戰專題報導，還有喬．沙托瑞、布萊恩．史蓋瑞、布蘭特．史特頓等攝影師，對環境挑戰和持續投入保育工作的全面報導。
如今除了紙本雜誌，五花八門的各種報導已經延伸到多種平臺：電視、電影、書籍，還有數位及社群媒體。「攝影師已經很習慣拿出智慧型手機，拍影片記錄幕後點滴，社群媒體的受眾很愛這些內容。」《國家地理》現任整合敘事編輯總監、也是前攝影總監莎蒂．奎里爾（Sadie Quarrier）說，「有些攝影師甚至還身兼影片製作人，除了產出最高品質的靜態照片，同時還要完成艱鉅的任務，為電視節目拍攝、執導甚至出現在幕前。所以在還沒有實地拍攝前，我們會考量不同的受眾，並規劃如何把收集到的素材做最有效的運用。」
從技術層面看，對國家地理攝影師而言，21世紀最重要的里程碑無疑就是轉向數位攝影。在2005年初，雜誌刊登出來的照片中有85%還是用底片拍攝的，但到了同年年底，情況已完全相反：超過85%的照片都是數位的。現在，幾乎全都是數位照片。
攝影師拍的照片更多了，因為他們可以多拍。喜歡統計數字的人應該要知道，在2023年，第一線的165位攝影師總共拍了超過200萬張照片，其中刊登出來的大約是850張。淘汰掉的影像和登上雜誌的影像，有什麼區別？奎里爾說：「除了高完成度影像具備的預期標準，如光影運用絕佳、構圖張力十足，我還會尋找令人驚喜、開心和引起強烈情感反應的獨特瞬間。」她補充說，最重要的是會說故事：「在人人都是攝影師的時代，很多人都能拍出一張好照片。但我們對自己能創造出引人入勝的敘事非常自豪。」
不過在報導故事的漫長過程中，某些要素是不變的。可想而知，要拍出第一流照片的壓力依然如故，而實體印刷品在數位世界宰割下式微所造成的經濟壓力，更讓狀況雪上加霜。攝影師再也不能愛拍多久就拍多久，不過以其他一些刊物的標準來看，《國家地理》的實地拍攝時間和預算還是很充裕的。轉變成有敘事主軸、聚焦明確的報導固然有所幫助，但以往動輒數月甚至數年的採訪時間，現在壓縮到只有幾週。
另外還有一件事：在《國家地理》的歷史中，多數時候攝影師都是男性。檔案裡有一張1967年的照片，圖說寫著「全世界最優秀的攝影團隊」，照片中是25個穿西裝打領帶的男子，圍在當時《國家地理》雜誌主編梅爾維爾．貝爾．葛羅夫納（Melville Bell Grosvenor）的桌邊，已故攝影史學者娜歐蜜．羅森布倫（Naomi Rosenblum）評論說，這暗示「這份（和其他一些）刊物仰賴的攝影共同語言，完全出於男性的視角與思維」。
1980年代，國家地理攝影師西西．布林姆柏格（Sisse Brimberg）費力把六箱燈光器材搬進博物館大門，準備拍攝館藏文物，結果有人問她攝影師什麼時候會到。
她回答得很簡短：「她已經到了。」
現在男女比例比較接近了。為雜誌拍40年照片的琳恩．強森（Lynn Johnson）說，實際上「女性以前是看不見的，現在不是」。
但同時，大大小小的危險還是一樣在現場等著攝影師。被逮捕和拘留、被大象追、輻射暴露、滾燙的熔岩、鯊魚攻擊，仍然會構成威脅──更別說地雷、瘧疾、凍瘡和邊境檢查官的蠻橫無理。在2020年，甚至出現一場沒有任何一位攝影師能免疫的危險：新冠肺炎（Covid-19）。想派攝影師前往一個完全無法旅行的世界採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為了因應，《國家地理》開始跟在地攝影師合作，像烏干達的艾斯特．露絲．姆巴巴齊（Esther Ruth Mbabazi）、埃及的莉哈珀．愛爾達里（Rehab Eldalil）、印尼的穆罕默德．法德利（Muhammad Fadli）等等，讓他們來說說自己國家的故事。這樣的轉變拓展了視野，也納入更多元的聲音，並隨著「內部」敘事趨勢的興起而持續發展。奎里爾稱之為「新冠疫情中的一線光明」。
最後，還有幾乎讓每位國家地理攝影師都會冒冷汗的症頭：「我有拍到嗎？」通常，他們都有拍到。而那些照片之所以更吸引目光、更感動人心、更有說服力，是因為那些拿著相機的人驅策自己這麼做。國家地理攝影師是跑馬拉松的人，不是短跑選手。
《國家地理》的影像視野也在擴展，就像雜誌本身歌頌的世界一樣。2012年有一篇專題報導，記錄巴西最強大的原住民卡亞波人（Kayapo）如何挽救家園，不讓伐木工、礦工和牧場經營者侵擾亞馬遜雨林，而這篇報導正是這個新架構的縮影。《國家地理》派攝影師馬汀．舒勒（Martin Schoeller）前往拍攝，舒勒以博物館和畫廊中的名人肖像為人稱道；正因為他的藝術眼光和新聞敏感度，我們才能感受到跨越地域和文化隔閡的連結。我們和他們目光交會，我們產生共鳴。那些影像令人耳目一新新、引人入勝且真實，無疑是攝影的最高境界。
這當然跟光影有關：打光，而且也要表現出內在的光芒。「攝影」的英文字photography，是意指「光」和「繪畫」的希臘語字根組合而成的。有位讀者寫信來，感謝《國家地理》讓「光明照進黑暗之處」，或許這就是他在語源學方面的直覺感受。
而這說明了一切。將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國家地理》為讀者探索、解釋──及最重要的──照亮了這個世界。《國家地理》攝影師始終努力實踐國家地理學會首任總裁、電話發明家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的要求：在一個多世紀前的1902年，貝爾派女婿吉伯特．H．葛羅夫納前往馬提尼克島採訪培雷火山噴發，下了這樣的指示：「要給我們充滿生氣的細節，還要用精美的照片來呈現。」
21世紀的國家地理攝影師，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文化，反映出這個多元的世界，而他們的使命正是要記錄這樣的世界。搭輪船的大皮箱、玻璃乾版底片和信用狀，都早已成為過去，那份承諾、熱情和創造力，卻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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