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區消失之前:宗漢口述(簡體)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以黃宗漢為核心訪談對象,回顧了北京市原宣武區自1949年以來的歷史變遷。本書全面細緻地梳理了黃宗漢作為宣武區幹部在宣武區的親身經歷、對宣武區工業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做的工作,同時穿插了另外幾位宣武區老幹部對相關事件、人物的回憶口述,從親歷者的角度,勾勒出北京市原宣武區從1949年接管街道、改造工業手工業,到“難忘的1958年”全民大煉鋼鐵,再到改革開放以後創建大觀園、研究宣南文化等實踐探索。
名人推薦
編輯推薦
以具有學術規範的訪談方式,讓北京人自己說話,講述他們在這座城市所經歷的生活、感受,以及對祖先的記憶。
名人推薦
這是一部集官員、創業家、文化人於一身的傳奇生命史:從革命生涯中的感情經歷、跌宕起伏的政治命運 、到人事管理、企業領導、興建文化產業的弄潮兒。這些不平凡時代的不平凡經歷記錄了北京城(宣武區)六十餘年來城市建設、政治動盪、文化新象的一連串歷史腳印;也展露了人民共和國歷程從建立政權、“反右”、“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的一個側影。人生、北京城、國家這三條線索交匯相映,使得各自更為立體、
以具有學術規範的訪談方式,讓北京人自己說話,講述他們在這座城市所經歷的生活、感受,以及對祖先的記憶。
名人推薦
這是一部集官員、創業家、文化人於一身的傳奇生命史:從革命生涯中的感情經歷、跌宕起伏的政治命運 、到人事管理、企業領導、興建文化產業的弄潮兒。這些不平凡時代的不平凡經歷記錄了北京城(宣武區)六十餘年來城市建設、政治動盪、文化新象的一連串歷史腳印;也展露了人民共和國歷程從建立政權、“反右”、“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的一個側影。人生、北京城、國家這三條線索交匯相映,使得各自更為立體、
目錄
前言(定宜莊)
黃宗漢簡歷
第一部分宣武區的政權初建(1949—1969)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二、我在宣武區宣傳部的日子(1949—1957)
三、與李瀛、張寶泉等人的座談記之一(1949—1957)
四、難忘的1958
五、“大躍進”之後
第二部分《紅樓夢》與“第一代文化企業家”(1982—1986)
一、介入電視劇製作
二、《紅樓夢》和大觀園
三、“京都文丐”與天橋樂
第三部分宣南文化(1986年以後)
一、參與重建宣南文化並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二、再談宣南
參考書目
附一北京外城的行政區劃沿革
附二中共宣武區委工作機構變遷一覽表(1950—1967)
附三略論北京天橋平民文化(黃宗漢)
附四關於修復利用西城區會館文物建築的初步設想(黃宗漢)
附記(黃宗漢)
索引
黃宗漢簡歷
第一部分宣武區的政權初建(1949—1969)
一、“北平和平解放”之前
二、我在宣武區宣傳部的日子(1949—1957)
三、與李瀛、張寶泉等人的座談記之一(1949—1957)
四、難忘的1958
五、“大躍進”之後
第二部分《紅樓夢》與“第一代文化企業家”(1982—1986)
一、介入電視劇製作
二、《紅樓夢》和大觀園
三、“京都文丐”與天橋樂
第三部分宣南文化(1986年以後)
一、參與重建宣南文化並進入學術研究領域
二、再談宣南
參考書目
附一北京外城的行政區劃沿革
附二中共宣武區委工作機構變遷一覽表(1950—1967)
附三略論北京天橋平民文化(黃宗漢)
附四關於修復利用西城區會館文物建築的初步設想(黃宗漢)
附記(黃宗漢)
索引
序/導讀
前言
這部口述史,主要是圍繞著黃宗漢的個人經歷展開的,但卻不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個人傳記。首先,我們截取的,只是黃宗漢人生經歷中的一部分,即1949年迄今,他在北京市宣武區任職的內容。其間若干年他也曾離開宣武到其他地方任職,1979年到1982年在北京 東風電視機廠任廠長的經歷尤其有聲有色,精彩紛呈,被他自詡為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但由於離我們本書的主題太遠,並且已經另撰專著,這裡就略而不記了。其次,我們也希望通過黃宗漢的這部口述,從一個個人的角度,一窺宣武區幾十年來發展變化的過程。當然,即使講述宣武這個地區,我們的重點仍在“我”,即黃宗漢。
這是一個為宣武區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也為宣武區的發展抹上了鮮明的、難以磨滅的個人印記的老幹部。以“老幹部”為他定位,似乎並不準確,一則他與我們心目中的老幹部形象並不相符,一則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扮演過多重角色,他當過廠長,演過話劇,在七十多歲時又連獲歷史學碩士與博士學位,但無論他的一生有多麼多面多彩,但他的正式身份,或者說他在社會上的職務,仍然是宣武區的一名政府官員。
在2010年以前,宣武區曾是北京的四個中心城區之一(這四個城區,即東城、西城、崇文、宣武),之所以稱為宣武,是以宣武門得名的。在城牆還存在的時候,宣武門是“內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內九城城門之一,在京城的地位舉足輕重。作為區名,則是在1952年9月,北京市進行第二次城區區劃調整的時候確立的。這個區名存在時間雖然僅有短短的六十年,但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的這一帶地域被稱為“宣南”,卻歷時悠久,早在明清時期就已被廣泛使用。這也是黃宗漢先生傾其後半生大半精力所致力於弘揚的“宣南文化”的由來,儘管宣揚“宣南文化”並非本書的宗旨。而我們這本書名為“宣武區消失之前”,則有其特定的原因,那就是正當在本書結稿之時,也就是2010年7月,宣武區正式與西城區合併,統稱為西城區。宣武作為北京市最著名、也是京城百姓最熟悉的區名,從此不再。取這樣一個書名,一則準確反映了本書所述故事的具體時間,一則也是對宣武這個地名承載的文化的一個紀念。
我們對黃宗漢先生的訪談,始於2008年5月22日,此後的訪談反反復複,多達數十次,時間延續將近四年。黃先生是名人,但他的哥哥姐姐還有嫂子姐夫等等,似乎都比他還要有名。他的大哥黃宗江是著名的戲劇家、散文家,大嫂阮若珊曾經是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團長、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三哥黃宗洛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姐姐黃宗英是著名作家兼著名演員,她的丈夫趙丹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是電影明星。讓我倍感驚訝的是,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不知道誰是蔣介石,誰是胡適,卻竟然就知道誰是趙丹!
黃宗漢是黃家聲名赫赫的這一代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的哥哥姐姐們合寫過一部書,書名叫《賣藝人家》,黃宗漢的兄姊合著的、寫他們自己人生故事的著作有兩部,一部是《賣藝人家》,是黃宗江、黃宗英和黃宗洛三人各自撰寫的自傳,由中信出版社2005年出版。另一部是《賣藝黃家》,三聯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有他們各自寫自己的文章,也有寫別人或別人寫他們的。黃宗漢這裡提到的是前者,即《賣藝人家》,黃宗漢的確未入其書內。他卻明確表示:“我不加入他們那賣藝人家……我不是看不起這賣藝啊,但是我沒有賣藝。他們是真正靠當演員的收入維持生計,我沒有,我偶一為之是玩票。”雖然不賣藝更不靠賣藝出名,他照樣活得風生水起而且遠近知名,以至於自我們開始為他做口述之始,就引起那麼多方方面面之人的興趣。
然而,儘管為名人做口述最易吸引人們的關注也更有賣點,但這卻絕非我們這部口述史的宗旨。我們並不因為黃宗漢是名人才為他做這部口述,而且即使把他當作名人,這部口述的角度,也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名人傳記。我們的著眼點,正如標題所言,是想通過黃宗漢口述的個人經歷,從一個在這裡任職數十年的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瞭解宣武這樣一個特定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六十餘年,曾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還不僅僅這些,我們更想知道:以他特定的身份和所處的特定位置,他能夠為這個地區做些什麼,又曾做過些什麼;他對這些往事有著什麼樣的記憶和表達。還有,就是對他和他們的這個幹部群體,他有著什麼樣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又有著什麼樣的反思。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艱難的嘗試,因為敢於面對並且反思自己一生的人,實在並不太多,在經歷過1949年以後反反復複的政治運動的幹部群體之中,能把這種面對和反思清晰地表達出來的人就更少,而黃宗漢恰恰是這樣的一個人,能夠與他相遇相識並為他做這樣一個深入訪談,是我們的幸運。這裡要強調的是,雖然這個訪談不可能對他一生的所有大事小情尤其是隱私都毫不隱諱,但雙方的態度都是坦誠嚴肅的,對於很多事涉“敏感”的話題,並沒有回避。讀者從這篇口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講述的角度、他的表達方式,既沒有脫離這個幹部群體的普遍行為習慣和框架,又帶有他個人的鮮明色彩,與人們通常想像和記憶中這六十年的北京未必一樣,讀來既生動有趣,也很令人深思。
口述史有著與傳統史學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即如人類學家常常提到的,口述史是“合作的歷史”,也就是由作為訪談者的歷史學家與被訪者在互動的基礎上共同書寫的歷史。在這裡,不同身份的訪談者與被訪者之間產生的互動,其結果也不相同。具體到我們這部口述,作為最初、也最主要的訪談者的我,是以史學家的身份進入的,黃宗漢先生很清楚這一點,他也是以對待一個學者的態度來進行這場敘述的。有意思的是,儘管他一生接觸學者無數,他自己也在七十多歲的高齡獲得了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當他面對我這樣一個晚輩學者的時候,他主要是以一個久經歷練的幹部,而不是以一個同行、亦即一個史學家的身份來與我對話的,尤其在我們討論到某些學術問題,更尤其是在學術觀點發生碰撞的時候,他更會以身份的轉換來巧妙地避開爭論,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這不僅出於他思維的敏捷,更體現出他久經官場的歷練。而我卻恰恰相反,對於他在學術上的一些提法、做法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往往坦率直言,這是因為我並不僅僅把自己當成被動的“記錄者”,一旦涉及學術問題,當觀點不同的時候,我會明確亮出自己的身份,闡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我能夠做到這一點,則要感謝他的包涵和寬容,他對待不同意見的心平氣和,給了我可以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而不致導致這場對話的流產。不是所有的被訪者都有這樣的雅量,尤其當訪談者的批評比較尖銳,而且批評的又是他最感得意的成績之時。這在我們二人關於“宣南文化”的爭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再有,做口述史、尤其是為名人做傳記式的口述史,最容易也最經常出現的弊端,就是聽任被訪者的自我粉飾、自我誇大而無法辨明真假,更有甚者,是使口述淪為吹噓自己、攻擊他人的工具,這在目前國內外出版的各種口述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危及這一學科的隱患。對於我們來說,完全杜絕這樣的弊端固不可能,但儘量減少問題出現的方法還是存在。我以往採用最多的,是將被訪者的陳述與文獻進行互證,這也是口述史的前輩學者如唐德剛為胡適、李宗仁等人物做口述時曾經大量使用的方法,他為此所做的考證和注釋,甚至比被訪者自己的敘述更多。這裡所說的文獻或文字資料,包括口述中涉及的大背景、大事件,也包括被訪者自己在某些場合、某個時間段曾經說過的話和表現的態度。這種做法當然只是對名人才有可能,因為普通人過去曾說過什麼、曾有什麼表現,是很難從公開出版的文字中求證的。
但是,文獻畢竟有夠不到的方面,不僅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即使是名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個人化的角落,對口述中涉及的這些內容是否有必要去求證、又是否有辦法像做傳統史學那樣去求證,是口述史學面臨的一個值得認真對待並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書在這個方面,也盡其可能做了一些嘗試。具體地說,就是除了查找必要的文獻材料之外(與黃宗漢相關的各種報導多年來一直不乏其例),在黃宗漢本人的積極協助下,我們又走訪了若干位曾與他一同在宣武區工作過的同事。具體做法,是先請他們閱讀黃宗漢口述的文字稿,然後再與他們進行個別訪談或集體座談。對於其中的一些訪談,我們在經過本人允許之後還回饋給了黃宗漢,並傾聽了他對這些訪談的意見。
對這些老幹部的訪談,收穫大致有三,第一,我們的初衷,是瞭解他們自己(有可能與黃宗漢完全無關)在宣武區工作和生活的經歷,以及他們對過去的一些思考。我們期待的是通過這樣的訪談,瞭解黃宗漢曾工作和生活的宣武區區幹部群體。既然這些人都與黃宗漢一樣,從1949年就進入宣武區,見證了這個地區幾十年變遷,所以我們還進而希望能夠做成一個宣武區幹部群體的訪談錄,也就是說,除了黃宗漢的口述之外,還能有另外一個或幾個人的獨立口述與他的口述並列,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以他一人為中心。但是儘管我們努力了,卻沒能成功,原因當然是各種各樣的,結果是訪談最終仍然圍繞黃宗漢個人口述展開。儘管這樣,這個過程還是使我們對這個幹部群體有了遠比以往更具體深入的瞭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收穫。即使沒能做成更多的個人口述來與黃宗漢的口述相參照,但這些老幹部大多不顧年事已高且交通不便等各種困難,傾其全力給予我們幫助,這是我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的。
第二,老幹部們圍繞黃宗漢口述展開的各種議論和評價,不僅僅是對黃宗漢口述中某些事件的糾正和補充,他們所表達的與黃宗漢不同的態度和意見,以及黃宗漢對他們的答覆,都使同一問題的呈現變得更多元、更立體,更能夠引起人們的思考,至少,也是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
第三,老幹部們對黃宗漢個人的印象和看法,在一部以個人傳記為主的作品中,也是很有意義的。
凡此種種,構成了這部訪談中最有意義也最生動可讀的部分,是這部口述史不同於
這部口述史,主要是圍繞著黃宗漢的個人經歷展開的,但卻不是一部完全意義上的個人傳記。首先,我們截取的,只是黃宗漢人生經歷中的一部分,即1949年迄今,他在北京市宣武區任職的內容。其間若干年他也曾離開宣武到其他地方任職,1979年到1982年在北京 東風電視機廠任廠長的經歷尤其有聲有色,精彩紛呈,被他自詡為他人生中的“精彩篇章”,但由於離我們本書的主題太遠,並且已經另撰專著,這裡就略而不記了。其次,我們也希望通過黃宗漢的這部口述,從一個個人的角度,一窺宣武區幾十年來發展變化的過程。當然,即使講述宣武這個地區,我們的重點仍在“我”,即黃宗漢。
這是一個為宣武區付出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也為宣武區的發展抹上了鮮明的、難以磨滅的個人印記的老幹部。以“老幹部”為他定位,似乎並不準確,一則他與我們心目中的老幹部形象並不相符,一則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扮演過多重角色,他當過廠長,演過話劇,在七十多歲時又連獲歷史學碩士與博士學位,但無論他的一生有多麼多面多彩,但他的正式身份,或者說他在社會上的職務,仍然是宣武區的一名政府官員。
在2010年以前,宣武區曾是北京的四個中心城區之一(這四個城區,即東城、西城、崇文、宣武),之所以稱為宣武,是以宣武門得名的。在城牆還存在的時候,宣武門是“內九外七皇城四”的京城內九城城門之一,在京城的地位舉足輕重。作為區名,則是在1952年9月,北京市進行第二次城區區劃調整的時候確立的。這個區名存在時間雖然僅有短短的六十年,但宣武門以南、前門以西的這一帶地域被稱為“宣南”,卻歷時悠久,早在明清時期就已被廣泛使用。這也是黃宗漢先生傾其後半生大半精力所致力於弘揚的“宣南文化”的由來,儘管宣揚“宣南文化”並非本書的宗旨。而我們這本書名為“宣武區消失之前”,則有其特定的原因,那就是正當在本書結稿之時,也就是2010年7月,宣武區正式與西城區合併,統稱為西城區。宣武作為北京市最著名、也是京城百姓最熟悉的區名,從此不再。取這樣一個書名,一則準確反映了本書所述故事的具體時間,一則也是對宣武這個地名承載的文化的一個紀念。
我們對黃宗漢先生的訪談,始於2008年5月22日,此後的訪談反反復複,多達數十次,時間延續將近四年。黃先生是名人,但他的哥哥姐姐還有嫂子姐夫等等,似乎都比他還要有名。他的大哥黃宗江是著名的戲劇家、散文家,大嫂阮若珊曾經是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團長、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三哥黃宗洛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姐姐黃宗英是著名作家兼著名演員,她的丈夫趙丹從20世紀30年代起就是電影明星。讓我倍感驚訝的是,現在有不少年輕人不知道誰是蔣介石,誰是胡適,卻竟然就知道誰是趙丹!
黃宗漢是黃家聲名赫赫的這一代人中年齡最小的一個。他的哥哥姐姐們合寫過一部書,書名叫《賣藝人家》,黃宗漢的兄姊合著的、寫他們自己人生故事的著作有兩部,一部是《賣藝人家》,是黃宗江、黃宗英和黃宗洛三人各自撰寫的自傳,由中信出版社2005年出版。另一部是《賣藝黃家》,三聯出版社2000年出版,收有他們各自寫自己的文章,也有寫別人或別人寫他們的。黃宗漢這裡提到的是前者,即《賣藝人家》,黃宗漢的確未入其書內。他卻明確表示:“我不加入他們那賣藝人家……我不是看不起這賣藝啊,但是我沒有賣藝。他們是真正靠當演員的收入維持生計,我沒有,我偶一為之是玩票。”雖然不賣藝更不靠賣藝出名,他照樣活得風生水起而且遠近知名,以至於自我們開始為他做口述之始,就引起那麼多方方面面之人的興趣。
然而,儘管為名人做口述最易吸引人們的關注也更有賣點,但這卻絕非我們這部口述史的宗旨。我們並不因為黃宗漢是名人才為他做這部口述,而且即使把他當作名人,這部口述的角度,也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名人傳記。我們的著眼點,正如標題所言,是想通過黃宗漢口述的個人經歷,從一個在這裡任職數十年的政府官員的角度,來瞭解宣武這樣一個特定地區,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六十餘年,曾發生過什麼樣的故事。還不僅僅這些,我們更想知道:以他特定的身份和所處的特定位置,他能夠為這個地區做些什麼,又曾做過些什麼;他對這些往事有著什麼樣的記憶和表達。還有,就是對他和他們的這個幹部群體,他有著什麼樣的正面或負面的評價,又有著什麼樣的反思。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艱難的嘗試,因為敢於面對並且反思自己一生的人,實在並不太多,在經歷過1949年以後反反復複的政治運動的幹部群體之中,能把這種面對和反思清晰地表達出來的人就更少,而黃宗漢恰恰是這樣的一個人,能夠與他相遇相識並為他做這樣一個深入訪談,是我們的幸運。這裡要強調的是,雖然這個訪談不可能對他一生的所有大事小情尤其是隱私都毫不隱諱,但雙方的態度都是坦誠嚴肅的,對於很多事涉“敏感”的話題,並沒有回避。讀者從這篇口述中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講述的角度、他的表達方式,既沒有脫離這個幹部群體的普遍行為習慣和框架,又帶有他個人的鮮明色彩,與人們通常想像和記憶中這六十年的北京未必一樣,讀來既生動有趣,也很令人深思。
口述史有著與傳統史學不同的特性,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即如人類學家常常提到的,口述史是“合作的歷史”,也就是由作為訪談者的歷史學家與被訪者在互動的基礎上共同書寫的歷史。在這裡,不同身份的訪談者與被訪者之間產生的互動,其結果也不相同。具體到我們這部口述,作為最初、也最主要的訪談者的我,是以史學家的身份進入的,黃宗漢先生很清楚這一點,他也是以對待一個學者的態度來進行這場敘述的。有意思的是,儘管他一生接觸學者無數,他自己也在七十多歲的高齡獲得了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當他面對我這樣一個晚輩學者的時候,他主要是以一個久經歷練的幹部,而不是以一個同行、亦即一個史學家的身份來與我對話的,尤其在我們討論到某些學術問題,更尤其是在學術觀點發生碰撞的時候,他更會以身份的轉換來巧妙地避開爭論,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自己的觀點,這不僅出於他思維的敏捷,更體現出他久經官場的歷練。而我卻恰恰相反,對於他在學術上的一些提法、做法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往往坦率直言,這是因為我並不僅僅把自己當成被動的“記錄者”,一旦涉及學術問題,當觀點不同的時候,我會明確亮出自己的身份,闡述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我能夠做到這一點,則要感謝他的包涵和寬容,他對待不同意見的心平氣和,給了我可以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而不致導致這場對話的流產。不是所有的被訪者都有這樣的雅量,尤其當訪談者的批評比較尖銳,而且批評的又是他最感得意的成績之時。這在我們二人關於“宣南文化”的爭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再有,做口述史、尤其是為名人做傳記式的口述史,最容易也最經常出現的弊端,就是聽任被訪者的自我粉飾、自我誇大而無法辨明真假,更有甚者,是使口述淪為吹噓自己、攻擊他人的工具,這在目前國內外出版的各種口述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危及這一學科的隱患。對於我們來說,完全杜絕這樣的弊端固不可能,但儘量減少問題出現的方法還是存在。我以往採用最多的,是將被訪者的陳述與文獻進行互證,這也是口述史的前輩學者如唐德剛為胡適、李宗仁等人物做口述時曾經大量使用的方法,他為此所做的考證和注釋,甚至比被訪者自己的敘述更多。這裡所說的文獻或文字資料,包括口述中涉及的大背景、大事件,也包括被訪者自己在某些場合、某個時間段曾經說過的話和表現的態度。這種做法當然只是對名人才有可能,因為普通人過去曾說過什麼、曾有什麼表現,是很難從公開出版的文字中求證的。
但是,文獻畢竟有夠不到的方面,不僅是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即使是名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個人化的角落,對口述中涉及的這些內容是否有必要去求證、又是否有辦法像做傳統史學那樣去求證,是口述史學面臨的一個值得認真對待並深入探討的問題。本書在這個方面,也盡其可能做了一些嘗試。具體地說,就是除了查找必要的文獻材料之外(與黃宗漢相關的各種報導多年來一直不乏其例),在黃宗漢本人的積極協助下,我們又走訪了若干位曾與他一同在宣武區工作過的同事。具體做法,是先請他們閱讀黃宗漢口述的文字稿,然後再與他們進行個別訪談或集體座談。對於其中的一些訪談,我們在經過本人允許之後還回饋給了黃宗漢,並傾聽了他對這些訪談的意見。
對這些老幹部的訪談,收穫大致有三,第一,我們的初衷,是瞭解他們自己(有可能與黃宗漢完全無關)在宣武區工作和生活的經歷,以及他們對過去的一些思考。我們期待的是通過這樣的訪談,瞭解黃宗漢曾工作和生活的宣武區區幹部群體。既然這些人都與黃宗漢一樣,從1949年就進入宣武區,見證了這個地區幾十年變遷,所以我們還進而希望能夠做成一個宣武區幹部群體的訪談錄,也就是說,除了黃宗漢的口述之外,還能有另外一個或幾個人的獨立口述與他的口述並列,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以他一人為中心。但是儘管我們努力了,卻沒能成功,原因當然是各種各樣的,結果是訪談最終仍然圍繞黃宗漢個人口述展開。儘管這樣,這個過程還是使我們對這個幹部群體有了遠比以往更具體深入的瞭解,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小的收穫。即使沒能做成更多的個人口述來與黃宗漢的口述相參照,但這些老幹部大多不顧年事已高且交通不便等各種困難,傾其全力給予我們幫助,這是我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的。
第二,老幹部們圍繞黃宗漢口述展開的各種議論和評價,不僅僅是對黃宗漢口述中某些事件的糾正和補充,他們所表達的與黃宗漢不同的態度和意見,以及黃宗漢對他們的答覆,都使同一問題的呈現變得更多元、更立體,更能夠引起人們的思考,至少,也是增加了本書的可讀性。
第三,老幹部們對黃宗漢個人的印象和看法,在一部以個人傳記為主的作品中,也是很有意義的。
凡此種種,構成了這部訪談中最有意義也最生動可讀的部分,是這部口述史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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