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書街舊事

自序

2014年初秋，我意外接到作家心岱的來電，有著特殊海口音的鹿港腔，瞬間觸動了久違的記憶，多少年了？她在電話一端回答：四十五年，快半世紀了。

確實，她指的就是我們認識的時候，1972年，我成立「正文書局」，當時聘僱一位編輯名叫葉春暉，由他負責接洽作家與約稿，心岱的著作，就這樣編入叢書，與正文結了緣。

我生於1936年（民國26年），是台北人，歷經日治時代、二戰空襲、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接收、大陸淪陷、國軍撤退、、、而連結了我成為出版商的契機。十六歲進入「國華書店」（大中國圖書公司前身）當學徒，從扛書的苦力、清掃的奴僕做起的我，雖然三年出師，十年已獨當一面，統攬公司所有業務，卻一直待了二十年後才請辭，白手起家自營出版業。

可以說，這二十年是為了磨一劍，練就功夫，出山比試輸贏；也可說，這二十年只為了等待一個有故事的人生，然後揮灑一番、狂笑一聲。

在30、40年代，經營書店門市兼出版業，是當時普遍的型態，但書籍畢竟與其他產品不同，它帶動社會的思維激盪，給予學子求知的滿足，讓民眾接觸新知的機會；與書為伍四十多個年頭的我，有幸在那個思想被嚴密監控的年代，參與文化開放的角力，這對純粹是商人背景的我，多少感染了儒家士為先的觀念，對於做生意，我學到的不是錙銖必較，而是懷仁為上，這使我一直把恭敬謙卑作為事業經營的方針。

與心岱重逢，恍如隔世，我們皆已退休，談起前塵往事，那些艱辛奮鬥的血淚都化作甘霖，點點滴滴縈繞心頭；「正文書局」在這半世紀中的起落，引她關懷，因而提議我書寫傳記計畫，力勸我留給子孫一本書，其價值勝過房產金錢。我大半生與書籍打交道，卻沒想過老來親自登場，用文字見證歷史洪流中的一瞬。我沒有相當學歷，更無高深學問，憑的是苦幹精神與誠信風格，這些舊時代的人情義理，拿到當今，想必還是普世價值吧。

兩年來，我面對作家，一五一十侃侃而談，彷彿潛入記憶深海，探訪沈睡幽靈；走入時光隧道，喚醒昔時歲月；回溯其實需要勇氣，那是創傷再度撕裂，也是情緒雀躍、平靜的時刻，但更多的是我也認同面對它，並整理它，生命才會翻開新的下一頁。

回顧成長的經歷、事業的挑戰、相關人事物的細節，還有家庭、婚姻、孝親、兒女、、、記憶之河沉浮的、、、我，一個在上海幫裡討生活的台灣仔，我，也是睡在書堆上做夢的王子。我，曾是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孤狼，我，也曾是坐擁書城的富豪、、、。我，終歸站上事業的浪頭了，遺憾的是，我60年堅苦奮鬥打拼的成果，卻沒能傳承給家人接棒，本來父傳子是天經地義，但受新教育長大的兒子，對出版及書店的經營毫無興趣，家業對他來說「太沈重」，他要走自己的路，使我在痛心扼腕之餘，決定告別大半生相依為命的重慶南路。

三間門市陸續的熄燈、龐雜的出版脈絡之終結、庫存書的清理，員工的資遣安排，耗繁的這些收尾工作，也花了幾年才全部完成，所以總的來說，閒雲野鶴般的隱退生活，還是在這十年間，時值百歲母親過世，這也給我對擁有「一片天」的省思，曾經我驕傲於自我的成就，希望這些前人種樹的餘蔭可以留給晚輩享福，可是，舊時代的觀念已經無法與新世界接軌。

不過，無論新人類有怎樣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理念，「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仍然是千古不變得原則，苦中作樂、苦後甘甜，這是我想給年輕人的鼓勵。

感謝作家心岱的代筆，使這本書有了可讀、美好的句點。

心岱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

「正文書局」在1972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說「母親的畫像」，兩年後，接著出版我的第一本散文「萱草集」，可以說日後能成為作家，處女作的出版是最直接的支撐。當年我是文壇「新人」，以投稿報刊雜誌的作品發表，被讀者所認識，有了書的出版，就像一張履歷表，讓我信心加倍的往前邁進。

於是我面見了出版社的發行人黃開禮，從此與他結了友誼之緣。後來「正文書局」多次轉型，出版類型龐雜而多廣，從文史哲到教科書、工具書、電腦、字詞典等等，那個年代的出版事業，除了印書生產外，大都志在「門市經營」，黃先生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代學徒出身的台灣人，師從大陸淪陷來台的上海商人。由於當時省籍觀念對立，台灣人要在外省幫裡討生活，倍受宰制與艱辛，雖說「學徒」，其實並無老師教導，一切都要自己察言觀色，身兼打雜小弟與東家奴僕的身分，漫漫等待「出脫」的一天。

黃開禮在這種環境下苦熬成婆，從苦力少年成長為入行伙計，為東家奉獻二十年的風華歲月，才請辭自覓新領地，「正文書局」就是他創業的第一塊招牌，往後的二十年，隨著台灣政局的穩定、經濟起飛、他的事業也在一片榮景的社會中風起雲湧。

日治時代台北商業心臟的街道是現今稱為「衡陽路」的「榮町通」，而直通總督府的「本町通」也就是光復後打造成書街的「重慶南路」，1915年，在這兩條街道的十字交叉口，有一棟規模宏偉的「新高堂書店」，這家由日本商人所經營的三層樓書店，除了獨家進口日本內地的書藉雜誌外，更配合總督府的圖書思想審查，壟斷了公小學校的教科書之販售。

戰後，這個地標迅速被接收改成「東方出版社」，以出版兒童讀物與字典為重點，協助政府推行去日本化的「國語」政策；除此之外，可以說二戰前後，台灣的出版業一片沙漠，接著，大陸淪陷，上海人以地利之便，看準了這塊處女地，來台大量進口或翻印大陸的出版品，這期間，最早在重慶南路下樁布局的「國華書店」，後來擴大營業，更名為「大中國圖書公司」，是五十、六十年代學子心中書店的第一名，然而，沒有人知道百廢待興的當時，這條已然成形的「書街」，正是上海幫發跡的天下，所謂「幫」，就是一種封閉生態，當時上海幫絕對不雇用「外省人」，尤其歧視台灣本地人，可是就這麼「天意」，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黃開禮來到「國華書店」，從此苦力為生、與書為伴，突破了「上海幫」佔據書街的鐵律，在歷史洪流中締造了血淚傳奇。大環境牽引著個人命運的起落，回顧黃開禮先生的人生或事業，都是單憑己力對抗強勢、孤軍作戰的「孤狼」型，他個性孤傲不群、行事特立獨斷，這種「強人」釋來自童年「一無所有」的人格養成。他自嘲從小追求「活下去」，為了試煉自我能耐，奮鬥不懈、日以繼夜，追求著「不敗」，但經歷了這一切後，才發覺凡事再怎麼成功，若漠視「一朵小花」的價值也是枉然，這使他選擇在事業顛峰期了然隱退，學習放下一切的幸福。

每個人都是一本小說，黃開禮的故事橫跨20年代至今21世紀，超過了八十年歲月，其中除了強烈的勵志性外，更多的是讓我們重溫戰後的台灣景況，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時代，人是怎樣存活的，從小學徒到大老闆，他的奮鬥人生記錄了台灣社會文化史的抽樣與縮影。

從「文壇新人」到「資深作家」的我，無論作品有多少，都永遠感念「正文書局」出版的兩本處女作，有此機會因代筆的緣故，讓我走進舊時代的叢林，摸索背景與發端，把「小個人」融入「大社會」鳥瞰，格外能在歷史長河中感受「人生故事」的價值；「有故事可說」，是「求同」的科技時代最難能可貴的，願與大家分享這老靈魂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