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

前言（節錄）

中國共產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本已傷亡慘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數十萬平民喪生。為了從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共產黨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用饑荒迫使人們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包圍長春城即長達五個月之久。當時指揮共產黨軍隊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長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設有一個解放軍的崗哨，以阻止饑民出城逃荒，這令城內的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為了活命，人們不得不吃草根、昆蟲和樹皮，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在日夜不停的槍炮聲中，至少有十六萬人在圍城期間死於饑餓與疾病。

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向北京進軍，其間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為沒有人願意再經歷一次像長春那樣漫長的圍城，有些地方的群眾慶幸戰爭即將結束，甚至自發組織起來歡迎共產黨。人們懷著惶恐、期待和聽天由命的複雜心情，終於迎來了解放。

解放之後，共產黨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他們必須推翻過去的鄉村領袖。這一過程充斥著暴力，是一場由多數人參與、針對少數人發動的精心策劃的殺戮。上級給工作組分配了指標，由他們選擇鬥爭對象，組織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煽動仇恨情緒，鼓動大家對所謂的「地主」肆意辱罵和毆打，不僅剝奪其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透過這種方式，黨和窮人之間完成了

一項血腥的交易，導致近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生活條件比別人稍微好了一點而已。劉少奇從河北報告說，當地有地主遭到捆綁和肢解，有些被槍斃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還有兒童被當作「小地主」遭到殺害。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有時候，為了完成殺人的指標，幹部們只是隨機挑選槍斃的對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兩百萬人遇害。他們有些是在公審大會上被槍斃的，有些則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山谷或河邊等）或單獨或成群地遭到殺害，此外，更多的人則死於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裡。

用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描述法國大革命的話來說：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態，只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才能顯示其威力。與暴力相比，在革命中運用得更廣泛的則是恐懼和恫嚇。新政權試圖將所有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從機關、工廠到學校，人人都必須讀書看報，接受「再教育」，記住各種正確的答案、思想和口號。建國後幾年，暴力有所減緩，但思想改造卻從未放鬆，人們被迫反覆檢討錯誤的觀念，壓制住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絕對服從社會主義的規範。大家不得不參加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和學習班，並接受嚴密的監視。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許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寫悔過書，揭發朋友，或者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辯護，寫好後還得接受群眾的質問。有一名受害者稱之為「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

當然，新政權的建立並不僅僅靠的是暴力和恐嚇，共產黨還對中國人民許下了各種美好的承諾，但又一次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像當年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樣，毛也向不同的群體許下了不同的承諾，以爭取各界民眾的支持。他向農民許諾給予他們土地，向少數民族許諾民族獨立，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商人許諾保護私有財產，向工人許諾提高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還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承諾除了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外，它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在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就連各民主黨派也被結合進了新政權──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所有這些承諾，一個都沒兌現。毛是一個大戰略家，他主張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結果，反對者被他一個個消滅，許多人被毛利用卻毫無知覺，而一旦敵人被消滅之後，他們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例如：一九五一年對地主進行了血腥鎮壓之後，新政權開始清算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剛解放時，共產黨曾要求他們留任，如今新政權再也不需要這些人了，結果有一百多萬人遭到撤職和逮捕。

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開始向商人發動進攻，企業家們被迫參加群眾大會，接受職工的當面批判──不管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工人對他們似乎充滿了仇恨。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就有六百多名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殺，受到衝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機構全部廢除，政府模仿蘇聯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剝奪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獨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會被政府控制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大企業，所有私營企業全被政府沒收，雖然說起來叫「贖買」，其實既沒有「贖」也沒有「買」。

在農村，雖然集體化遭到強烈抵制並造成了巨大災難，但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民最終還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時也失去了遷徙的自由，被迫將所有糧食賣給國家，價格則由政府決定。農民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幹部的命令是從。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認，與解放前相比，農民的口糧減少了三分之一，致使農村中幾乎人人都在忍饑挨餓。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將矛頭轉向知識分子，把五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在此之前，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一個個都成了黨要消滅的敵人，如今這一運動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結果，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敢反對毛主席了。

然而，雖然所有承諾都未兌現，共產黨還是不斷在壯大。在新黨員中，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也有機會主義者，還有些則是流氓。這些人大都對黨無限忠誠，甚至充滿了幻想，就算被黨的機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肅的黨內知識分子，許多自願前往北大荒參加勞動。那裡有許多犯人，被迫在沼澤遍布、蚊蟲肆虐的環境裡開荒，可是這些右派知識分子卻將勞動視作自我救贖的機會，希望由此獲得新生，重新為黨工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十多年後，瓦倫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共產中國的內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書中問道：「共產黨在中國做過什麼好事嗎？」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個別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壩，有些托兒所將小孩照顧得很好，有些監獄對犯人予以人道的對待，農村中消滅文盲的努力也頗見成效，但是縱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歷史，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共產黨兌現了當初許諾給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特別是當俄國的史達林、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個名譽掃地後，中國革命就顯得更加偉大了。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

書中使用的大量證據都來自中國的檔案館，許多資料在過去幾年中才予以公開。在我蒐集的數百份從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其他資料還包括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那些早期的見證者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總的來說，這些資料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透過宣傳的表象，來講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解放的悲劇》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本書記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也將隨後出版，其內容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關於這三本書所使用的檔案證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大饑荒》的資料來源，可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