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黑土

導讀

從庸俗市儈到屠殺試驗場

黃哲翰／udn《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我們正處於全球化的歷史高峰。週期性金融崩潰、貧富差距極端化、氣候變遷、資源逐漸枯竭、大規模遷徙流亡、族群衝突......等危機，也以史無前例的規模衝擊著人們的認知。危機所引發的反應，讓近年來全球政治氣氛丕變──就在「歷史終結」的三十年後，歷史的鐘擺再度傾向支持威權人格、劃清族群界線、乃至於拉起貿易壁壘。

人們對自由民主、資本主義、科技進步的樂觀一夕之間變色，「生存競爭」這個赤裸原始的課題則又逐漸浮上檯面。人類可能因此走向下一場大戰與屠殺，這個想像已不再只能是虛構情節了。不少時事觀察者都察覺到某種既視感：當前的處境，彷彿就是二戰前夕的翻版。近年來快速席捲歐美民主國家的右翼民粹勢力，更讓人聯想到當年歐洲各國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

但是在憂心的同時，人們也不免自問：這樣的類比是恰當的嗎？

相較於八十年前，現今的國家作為一部治理機器，效能已大幅縮減，並普遍將更多的權力讓渡給企業財團、遊說團體、公民組織、甚至網路社群。過去一套一套的政治意識型態，對於現今群眾而言，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實上，當前風行的右翼民粹，與當年的法西斯和納粹之間的關鍵差異就在於，前者避免了一切極端化的大型政治計畫，始終都訴諸鬆散的、甚至前後不一致的直覺判斷。

有鑑於此，當我們把二戰具體地關連到當前脈絡時，它往往又顯得過於不現實，以致於讓我們困惑：對二戰前夕的既視感，是否只是戰後「反省文化」的過敏反應？

追根究柢，這個困惑源自人們長久以來對二戰大屠殺的刻板印象：納粹德國透過精密的計畫，對領地進行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對內屠殺。因此人們便以為，形成大屠殺機制的關鍵因素是：一個高效能的國家威權，宣傳極端的種族偏見，並運用極致冷酷的科學理性來進行種族清洗──在今天，這些因素似乎不太可能重現。

本書正是為了打破上述迷思、並將二戰關連回當前時局所作。透過嚴謹的史料鋪展，作者精確地描繪出這場大屠殺令人訝異的複雜原貌，逐一顛覆各種刻板印象。

這一連串打破迷思的過程，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開始切入：納粹是什麼？

日常生活中有一種常見的市儈政治態度：競爭就是世界的現實，是非對錯都是相對的，只有贏家才是正義；一切號稱普世性的政治和道德概念，都是眾魯蛇們假惺惺地用來合理化競爭劣勢、並試圖將贏家拉下台的藉口。若將此態度推至極端，形成體系，它就是希特勒的思想、納粹的核心性格。

希特勒相信，人類種族無止盡的弱肉強食，正是自然的現實。各種世界觀與政治概念，不過是服務於種族鬥爭的工具。世界理當優勝劣敗，但自從猶太人出現後，他們引入善惡的道德知識，並且鼓吹和平、互惠、共存的政治理念，讓強者的種族失去鬥爭意識，而受制於作為弱者的猶太人。據此，希特勒認為猶太人不屬於自然，他們並非僅是低劣的種族，而是連「種族」都不是、連「人」都不是──他們是反自然的「瘟疫」、人類種族生態的災難。

一戰後德國的經濟蕭條被希特勒直接等同生物學上的種族生存危機，它是由於德意志人「感染」了「猶太瘟疫」所致。德意志種族唯一的生路就是藉由消滅猶太人，破除世上一切政治秩序、摧毀惺惺作態的布爾喬亞政治文化，恢復叢林般的自然秩序，讓強者稱霸、弱者餓死。

這種思想不同於捍衛國家至上的法西斯主義、也絕不只是當時歐洲普遍可見的反猶主義。它的原貌是個反國家的、暴力主宰的無政府主義。隨後為了獲取群眾支持，才包裝成貌似法西斯的國家社會主義。

本書打破的首要迷思，就是將納粹完全等同於國家威權的擁護者和單純的種族歧視者。納粹本質上既不同於後兩者，其所引發的大屠殺也並非「國家威權」和「種族歧視」這兩個因素所足以解釋的。

接著，作者以嚴謹而豐富的史料鋪展，論述讓大屠殺逐步成形的曲折機制。

出於無政府的暴力性質，納粹政權依循的行動原則是即興而非邏輯。儘管他們始終都不乏仇猶宣傳的靈感，但最初並無具體處置猶太人的通盤計畫。納粹所執掌的政府體制，亦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他們所欲施展的暴力。

推薦序

關於罪行的記憶與被遺卻的罪行

戴達衛（David Demes）

國中的時候，我第一次走進毒氣室。當時，我是參觀我老家附近的哈達瑪爾（Hadamar）「安樂死中心」紀念館 。我記得那天剛好有一場演講，講者具體在談些什麼內容我早已記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講後的Q&A，有位當地的阿嬤分享她個人的見解，說她們當年不知道哈達瑪爾有這麼一個屠殺身心障礙者的地方，演講明顯令她十分激動，或是說那個演講似乎有點冒犯到她，因此她開始幫自己及其他當地人辯護。當她又要談起「我們並不知道……」時，場合的氣氛突然變了，坐後面一點的另外一位阿嬤站起來，開始大聲地反駁前者的言論，她說：「當年，我們誰沒有發現我們鄰居的兒女被帶走！誰不知道那些天天經過市中心的灰色巴士是在運輸誰！誰不知道巴士上山後的黃昏，精神病院的煙囪在冒著煙，全城都是人肉被燒掉的惡味。我們通通都知道！」

至今，德國仍然有不少人不願意面對這段歷史，更不願意面對自己所背負的責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是終結了這七十年之久的謊言：不管是親身前往東歐戰場參與屠殺的幾百萬軍人、黨衛隊、警察，目擊屠殺的民政官員和女性幫手，還是留在家鄉剝奪猶太鄰居財產的德國人，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猶太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遭遇（詳第八章）。即便當年沒有親身參與壓迫猶太人，當時德國家家戶戶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希特勒在書中宣揚他的種族優生學及對東歐「生存空間」（請參考譯序）的渴望，難道還有人能夠對壓迫猶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終結謊言的同時，史奈德並沒有指責當時的加害者，他反而認為，在類似的生活條件及歷史脈絡之下，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成為加害者，這也正是他在本書書名所提的「警示」，而這些條件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論貢獻。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書評中，稱《黑土》不僅是猶太大屠殺的重要歷史著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論作品。確實，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論，挑戰了很多過去對猶太大屠殺的主流歷史論述。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她的經典著作《平凡的邪惡》中，批判納粹德國的官僚體系導致幾百萬人的大屠殺。反之，史奈德認為，官僚體系的衰頹才使得屠殺成為可能。他的核心論點是，在二戰期間，國家制度發揮了保護猶太人的關鍵作用。他主要辨識的國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體系（bureaucracy）、及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從統計數據來看，享有德國公民身分的猶太人，在二戰時期的生存率往往高於東歐國家的猶太人，因為後者的國家制度被德國消滅，使他們喪失國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讓人們得到官僚體系的保護。同時，獨立的對外政策讓納粹德國的邦交國有空間改變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從原先配合德國要求逮捕猶太人，到二戰末期轉向與同盟國合作，選擇不配合德國將猶太人押解送至集中營。公民身分、官僚體系、及對外政策等三個要素，減慢了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速度，最終也阻擋了希特勒殺死全歐洲大陸猶太人的計畫。

反觀，大屠殺得以實行的關鍵前提，是德國鄰近國家政體被摧毀，史奈德稱這個戰略為「國家之消滅」（state destruction）。一九三八年，當奧地利總理宣布「德奧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實質上就毀滅了，並陷入了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宣布合併的隔天，維也納猶太人開始被侮辱，財產也被強制徵收（詳第四章）。到了一九三九年，希特勒與史達林分別入侵波蘭。按照納粹政權的邏輯，波蘭這個國家從未存在，其法律不僅無效，也被視為從未存在過。據此，波蘭人（包含波蘭籍猶太人在內）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來的權利和保障。對希特勒而言，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過是「次人類」（subhuman）。這樣的邏輯和推論，源於歐洲各國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史奈德將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及其對東歐「生存空間」的追求，放回殖民主義的脈絡裡，並將其理解為一種歐洲大陸境內的殖民主義計畫。

譯序（節錄）

作為隱喻的黑土──猶太大屠殺在東歐

陳柏旭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魯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一九九七年於牛津大學歷史系取得波蘭史博士學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學就讀大學部歷史系時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後的「蘇東波」，也開啟了他對東歐史的研究興趣。近年來他固定於耶魯大學開設東歐史大學部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太太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也是治中歐、東歐思想史的教授，偶爾會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婦兩人都致力於將被湮滅的東歐史帶回英語學界的視野。其歷史著作雖然大量徵引檔案材料與二手研究文獻，讀來卻不生澀，適合學術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大眾閱讀，其敘事功力令人想起華語讀者所熟知、同樣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著作目前已翻譯為波蘭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三十多種語言。而在華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與同樣由聯經出版公司近日翻譯的《論暴政》（On Tyranny，該書顯然是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回應）一同出版，是史氏在華文世界首度問世的完整著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為當時已不久於人世的東歐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教授訪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東尼．賈德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譯成過中文。不過東尼．賈德教授在跋該書時倒是頗為詳盡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學背景，以及其學術養成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東歐史研究情況，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範：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

史奈德教授熟諳幾乎所有的東歐語言，除了研究猶太大屠殺歷史所必備的德語之外，也能夠徵引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等十國語言的檔案史料，這點即令其他治東歐史學者（甚至許多出身於曾受大屠殺殃及的東歐國家移民第二代）都難以望其項背（見第五章註一）。除了學術著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二○一三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危機」（Ukrainian crisis）發生時，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時政評議，建立其公眾知識分子的聲音。隨著本書以及《論暴政》的出版也開始接受較主流的電視節目採訪，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

烏克蘭問題正是斯耐德教授撰寫本書時的主要關切之一。事實上，本書標題的「黑土」指的就是當時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農耕沃土。黑土原是肥沃的農作土壤，但在二戰期間卻被挖成屍坑，其中的反差與矛盾意象不言可喻。本書以標題中的「黑土」為象徵符碼，在全書中主要只出現在兩處，一是導論，一是結論：烏克蘭的黑土是猶太大屠殺發生的地方，也是二○一四年俄羅斯併吞的土地。從這種首尾呼應的鋪陳中，史奈德教授以古鑑今的動機可見一斑，這樣的動機也反映在他為本書下的副標題上─作為歷史與警示的大屠殺。

由於史奈德教授徵引的語言龐雜，對於本書的翻譯自然也構成一定的挑戰。在此譯者僅針對其中若干用語提出解釋。首先是貫穿本書提及希特勒的世界觀就會提到的字眼─「星球」（planet，或形容詞「星球的」〔planetary〕）。雖然譯為中文不無拗口之嫌，但為求貼近希特勒原著中提出的字義，還是予以保留，而不另譯為「地球」或「全球」。對希特勒而言，星球是某種透過精準丈量出來的地球表面，是一個必須透過斬刈殺伐來征服的空間。星球的概念也直接涉及本書另一個關鍵概念─德語當中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據史奈德徵引希特勒的定義，生存空間有兩重的意涵：一是「客廳」，二是「棲息地」。在此希特勒落入了循環論證，「自然無非是社會，而社會又無非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