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我們一無所有

獨家中文版作者序
◎安東尼‧馬拉
 

四年之前，我造訪「格羅茲尼市府中心」，該中心位居車臣重新修建的首都，摩天高樓林立，棟棟樓高三十層。抵達之時，我看到一大群政府官員在街上晃蕩，其中一人解釋說停電了，他們必須在外面等著恢復供電後，才可搭電梯回去他們在較高樓層的辦公室。
 

我開始跟他們其中一人聊天。這人是個年輕小夥子，二次車臣戰爭之後住在莫斯科，最近才搬回格羅茲尼。他說他自小生長的房子就在附近，邀我過去看看。他帶著我走到一片空曠的田野，除了一些水泥碎片之外，田野之中只有頂多跟膝蓋齊高的雜草。他對我描述他爺爺奶奶的房間、他跟他弟弟共用的臥室、廚房、他的母親，藉由講述重建他童年的家宅。房子在一九九五年已被飛彈炸毀，如今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講述之中。我問他是否計畫重建，他說完全沒有打算，因為市府中心八成會擴建，一棟摩天高樓說不定會蓋在他童年家宅的舊址。他請我跟他一起走到田野中央，好讓他朋友幫我們拍張照片。「為什麼？」我問。「這樣一來，我就記得你曾經到我家作客。」他說。
 

我們藉由照片讓逝去之人復生，失蹤之人復返。不管是家庭相簿、鞋盒裡的拍立得快照、或是臉書的動態時報，照片是個袖珍的時光機器，把過往傳送到當下，呈現在我們的眼前。照片述說故事，而相機就像任何一種敘事手法一樣主觀而不可靠，受限於敘事者的佈局與閱聽者的自恃。

撰寫這篇序言時，川普已是美國總統，迄今他主導的政府表現出對歷史的蔑視。在川普的主政下，「謊言」是謂「另類事實」，話語不再算數，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甚至缺乏一套雙方認可的共識，無法同意何謂事實、何謂國族。歷史變得如此主觀，公共領域論述無法呈現真實，小說必須是個媒介，擔負述說事實之責。
 

雖然《我們一無所有》在二○一六總統大選一年多前已經完稿，也已在美國出版，但在西方秩序面臨改變的今日，書中探索的種種問題卻格外貼近現勢：我們如何運用/誤用歷史？政治決策如何觸及那群距離權力中心最遙遠、卻最直接受到衝擊的人民？「敘事」手段如何受到訛用、甚至成為一種脅迫的工具？這些當今美國知識份子激烈撻伐的亂象，在二十世紀的蘇俄歷史中早已反覆上演。

十年前，我在偶然之間閱讀了大衛‧金 (David King) 的作品《人民委員突然消失了》(《The Commissar Vanishes》) ，書中集結了一系列史達林時代的偽照片，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藝術家暨攝影家亞歷山大‧羅欽可 (Alexander Rodchenko) 的作品。一九三○年代的大整肅時期中，許多他拍攝的人物遭到清算，而他奉命負責銷毀自己的作品。在其他照片中，審查者則運用噴筆銷毀政治失勢者。藝術家奉命銷毀人民公敵的臉孔，因為擁有叛國賊的影像即是叛國之舉。歷史形同小說，而且可被修訂、編篡、重述、改正。寫完第一部小說《生命如不朽繁星》之後，我原本打算轉變方向，不再以蘇俄為題材，但我卻一直想著那些照片。我不停思索一位肖像畫家可能遭逢的困局：一位訓練有素的肖像畫家應當在畫紙上勾勒出作畫對象，結果卻被迫運用他的技藝與畫具塗毀一張張臉孔，他非但無法創作，反而是去摧毀創作，他如何面對這樣的矛盾？這個問題便是《我們一無所有》的寫作源起。全書以一位肖像畫家羅曼‧馬爾金做為開端，這位不成材的畫家奉派成為審查員，拿著噴筆從歷史中塗去敵人與叛國賊。塗毀了親弟弟之後，他開始把他弟弟郵票大小的肖像偷偷繪入自己審查的照片和畫作之中，而他最先下手的是一幅十九世紀的油畫。
 

這個決定引發種種後果，餘波裊裊，迴盪於《我們一無所有》的九篇故事之中，貫穿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而每一篇故事、每一個人物都連結到這幅描繪牧野中一棟尋常小屋的油畫。比方說那位文物修復師，一九九○年代，修復師還原了油畫的原貌，同時發現每一個經過馬爾金審查的影像，全都出現一個小男孩的臉孔。還有那位車臣博物館的策展人，策展人想盡辦法從戰火中拯救油畫，因為畫中的小屋是他和他太太的永別之處。還有那位金盆洗手的流氓，流氓弗拉迪米爾是馬爾金的姪子，間接造成馬爾金被捕，終其一生，他對此耿耿於懷，也始終抱憾自己永遠無法看到他父親的臉孔。還有那位芭蕾舞名伶的孫女，男友失蹤之後，她以重金買下油畫，因為她的男友在穿越畫中那片牧野之時宣告失蹤。還有那個遭到挾持的年輕人，年輕人被囚禁在畫中小屋旁的水井中，手邊留有一卷收錄了家人最後信息的錄音帶。

《我們一無所有》雖是短篇小說集，但就結構與連貫性而言，頗似大衛‧米契爾的《雲圖》或是珍妮佛‧伊根的《時間裡的癡人》。我捨棄章節，改用短篇故事的形式撰寫一部小說，誠如一位書評人所言，書中一篇篇故事宛如一系列交疊的幻燈片，每篇呈現出局部的影像，全數堆疊之後讀者才得以一窺全貌。索忍尼辛曾寫道，善惡的分界線不在國界，而在每個人的心中。我們每天以自己所做的選擇勾畫出心中那道分界線。《我們一無所有》一書，一道道善惡的分界線交織為一幅織錦畫，將各個人物失去的過往與國族歷史，回復原有的樣貌。

推薦序
但我們什麼都有──序安東尼‧馬拉
◎伊格言

天國是什麼？我不知道；就我所知，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沒去過天國。但我想我或許了解何謂「地獄」──安東尼‧馬拉的兩本書（《生命如不朽繁星》與《我們一無所有》）總令我想起一部迷人舊片，前蘇聯導演Nikita Mikhalkov的《烈日灼身》（Bunt by the Sun）。史達林時代，俊美而才華橫溢的鋼琴家米迪亞離棄了兩小無猜的恩師女兒瑪露莎前往莫斯科，接受培訓成為一名秘密警察。瑪露莎久盼情人未歸，失望之餘，嫁給了革命英雄紅軍上校科托夫。而科托夫上校卻即將成為史達林清算的對象。如何清算？答案是，派秘密警察米迪亞回鄉逮捕他。

一九三六年，二戰前夕，史達林清黨，大恐怖時代，數十萬人橫遭蘇聯當局處刑，多數人未經審判。你應當趁機摧毀你的情敵嗎？對某些人而言，這不是個困難的問題；但且讓我們換一種方式問：你應當逮捕你的情敵，盡責完成任務，順便粉碎初戀情人的幸福生活嗎？然而，那生活真是幸福的嗎？（難道瑪露莎不是「權且」嫁給了一位對音樂與藝術一竅不通的革命英雄，那個「粗人」上校嗎？）你還愛她嗎？你還恨她嗎？這是你愛她，或恨她的方式嗎？而美麗的瑪露莎尚且還愛著你嗎？如果，如果──容我們暫且放縱自己的自大妄想──即便瑪露莎依舊愛著你，那麼她願意眼睜睜看著自己美好的家庭生活憑空粉碎嗎？但話說回來，在這個故事裡，誰又真把她的意見當一回事呢？

我無法再說更多──我必須解釋：當然，上校沒能躲過史達林的清算（特務們將科托夫上校押上車，在車內後座揍得他鼻青臉腫，而米迪亞望著他，嫌惡、困惑又憐憫）──但我也不願再解釋下去了，如上所述，我的解釋裡過多但書，過多懷疑，我不可能一項一項將之完整說盡。然而我們幾可直接定義：當你試圖重述一部小說，或一則敘事之情感結構，基本上，小說藝術的高度即直接正相關於此類但書之密度。是的，但書的密度，反諷的密度：「難道」，「權且」，「如果」，「可是」，「即使」，「話說回來」等轉折詞之密度。昆德拉的名言：一部好小說總試圖告訴你，事情並不像你原先所想的那樣簡單。

安東尼‧馬拉當然一點也不簡單。在同樣以車臣為背景的新著《我們一無所有》中，車臣畫家羅曼‧馬爾金是反革命份子沃斯卡的哥哥，然而與弟弟沃斯卡不同，羅曼‧馬爾金對黨一向忠貞不二，他的任務是修照片──當然了，那是個沒有PS與美圖秀秀的時代，我們依賴二流畫家的手藝將所有反革命份子的顯影在檔案中塗銷，將原本存在的臉擲回一片虛空之中。直至某日，他修到了弟弟沃斯卡的照片。安東尼‧馬拉如此描寫秘密警察造訪畫家住處：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審、行刑之後，特務們帶著一個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請坐，同志，」他們之中資歷最深的特務說，他指指我的長沙發，我剛剛才坐在那裡吃甜點。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間在自己家裡成了客人。

毫無意外的場景裡，一句「請坐」可能算不上什麼；我們或許每天都聽到不只一次──上餐館，喝咖啡，拜訪客戶，找朋友──然而這輕描淡寫的一句硬是劇力萬鈞，泰山壓頂，因為它令你瞬間「在自己家裡成為了客人」。你甚至連座位都不用換，你剛剛還在那兒吃甜點；而你的專屬特務，你的貴客，他們現在才是主人。那「請坐」如此特別，迥然相異於其他「請坐」，於承平時代之日常生活中幾不可見，瀕臨絕種──是這樣無所不在的反諷與但書使得故事中的眾多細節在安東尼‧馬拉筆下瞬間偉大了起來，而一句「請坐」亦因此而變得複雜萬端。那是小說藝術之核心，最純粹的富饒。而無論在《生命如不朽繁星》或《我們一無所有》裡，馬拉顯然是此間箇中好手。他寫戰機轟炸格羅茲尼，我們的女主角走在街上，以身涉險，心想「高空中一群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的人正試圖殺害她」，而她最終免於一死，因為有個小丑好心救了她。小丑？是的，一個穿著紫色西裝的男人：

他把她帶到一個派對用品專賣店的地下室，他們坐在一袋袋尚未吹氣的塑膠氣球上，男人踢翻一個盒子，一坐就發出響聲的坐墊、彈簧圈玩具、裝配假鼻子的眼鏡全都冒了出來。「我不敢相信我會在一個這麼愚蠢的地方喪命，」男人說，然後低頭啜泣。她問他怎麼曉得這個地方。男人緊握紫色的翻領。「這套西裝，」他說，「我來歸還這套愚蠢的西裝。」他已經當了十三年小丑，之後還得再幹三十五年；這人的智商高達一六七。

這確實令人哭笑不得──它殘忍，虛無，卻又真實得令人鼻酸，難以抗拒。馬拉的筆鋒之舞靈活尖銳，飛花折葉，所到之處血跡斑斑。此為戰爭之派對，無情命運的狂歡，Jack in the box，不小心踢翻盒子就有各種荒謬可笑的東西跳出來。智商一六七的男人已恪盡小丑職責十三年，如果你是獲救的女主角，你當然不會知道救命恩人的命運（你畢竟不是上帝）；而馬拉告訴你，他未來還得再幹三十五年。這是突如其來的全知觀點，上帝當頭一棒；你原本以為這已經夠慘，但一慘還有一慘慘。

極高密度之但書。極高密度之反諷。生命何其悽慘；這話不假，至少我個人相信，原則上，人生不值得活的；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必應虛無以對。我熱愛《大亨小傳》的主因或許正是因為主人翁蓋茲比的態度──他既清醒又迷醉；為了那盞遙不可及的綠燈，他明知自己的愛並不值得，卻終究獻身式地、摧枯拉朽地愛了下去。在一慘還有一慘慘之間，我同樣喜歡馬拉給小說角色（或許亦是小說家自己）的救贖。我們總該在最光亮之處見到暗影，在最黑暗之處找到微光，不是嗎？偉大小說應如是：被誣陷的畫家羅曼‧馬爾金被關到了牢房裡，隔壁是個虔誠天主教徒。教徒為了自己的信仰遭到迫害，卻因為馬爾金的無心小遊戲而活了過來：

你是教徒嗎？我問。
我是神學院的學生，他輕敲。
這麼說來，算你運氣好，最起碼你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捕。我這個鋃鐺下獄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份子輕輕叩打。
這裡是列寧格勒的最高處，他輕敲。景觀最佳。
這些牢房沒有窗戶，我指出。牢房在地窖。
但是從這裡我可以看見天國。

天國是什麼？我不知道；就我所知，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沒去過天國。而我同樣不知神是否存在，不朽繁星之間或許僅是虛空一片，我們終究一無所有。但這樣神奇的小說時刻總令我迷醉：無神論者與虔誠教徒同時被捕，比鄰而居，他們輕輕敲打牆壁，秘密交談，心領神會。在那一刻，牢房幻化為教堂，彩窗透光，米開朗基羅筆下人與神的指尖將觸未觸──一無所有之時，我們彷彿卻又什麼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