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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何炳棣先生退休二十年研究之大成──《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
何炳棣先生初治近代英國農經史，再入明清人口財政史，
最後總結上古中國農業文明起源；
自19世紀始，上溯至西元前五千年終，
在中國史學界遍尋不出第二人。
本書為思想制度史專著，何炳棣先生畢生「久久不跳進思想史」，因為他認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由此可見何炳棣先生治學，一向用「紮硬寨、打死仗」的方法，正面「攻堅」歷史學界的重大議題。其「攻堅」利器就是「考據」，以考據為功的思想史，不同於「當代大多數思想史家所關心的，往往僅是對古人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甚或「出脫」及「美化」，置兩千年政治制度、經濟、社會、深層意識的「阻力」於不顧。
哲學大師馮友蘭曾說：「敘述─時代─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何炳棣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窮究中國明清至上古農經制度，告誡後學「不畫龍身，龍睛從何點起？」龍身指的是政經社會制度；龍睛則是文哲思想體系。何炳棣先生在退休二十年間，「一往直前，義無反顧」，「踏進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積四十年畫「龍身」的經驗，點五千年中華文哲思想的「龍睛」，本書可說是何炳棣先生畢生學術的畫龍點睛之作。
何炳棣先生初治近代英國農經史，再入明清人口財政史，
最後總結上古中國農業文明起源；
自19世紀始，上溯至西元前五千年終，
在中國史學界遍尋不出第二人。
本書為思想制度史專著，何炳棣先生畢生「久久不跳進思想史」，因為他認為「如果自青年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寫作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著地。」
由此可見何炳棣先生治學，一向用「紮硬寨、打死仗」的方法，正面「攻堅」歷史學界的重大議題。其「攻堅」利器就是「考據」，以考據為功的思想史，不同於「當代大多數思想史家所關心的，往往僅是對古人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甚或「出脫」及「美化」，置兩千年政治制度、經濟、社會、深層意識的「阻力」於不顧。
哲學大師馮友蘭曾說：「敘述─時代─民族之歷史而不及其哲學，則如『畫龍不點睛』。」何炳棣先生積四十年之經驗，窮究中國明清至上古農經制度，告誡後學「不畫龍身，龍睛從何點起？」龍身指的是政經社會制度；龍睛則是文哲思想體系。何炳棣先生在退休二十年間，「一往直前，義無反顧」，「踏進先秦思想、制度、宗教、文化的古原野」，積四十年畫「龍身」的經驗，點五千年中華文哲思想的「龍睛」，本書可說是何炳棣先生畢生學術的畫龍點睛之作。
目錄
第一章 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
第二章 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兼論「亞細亞生產方式」說
第三章 「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
第四章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第五章 原禮
第六章 「克己復禮」真詮
第七章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第八章 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變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
第九章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
第十章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
第十一章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
第十二章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
第十三章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
第十四章 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附錄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
後記（何漢威）
第二章 商周奴隸社會說糾謬：兼論「亞細亞生產方式」說
第三章 「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
第四章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第五章 原禮
第六章 「克己復禮」真詮
第七章 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第八章 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變證思維源於《孫子兵法》的論證
第九章 司馬談、遷與老子年代
第十章 從《莊子‧天下》篇首解析先秦思想中的基本關懷
第十一章 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從重建秦墨史實入手
第十二章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
第十三章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
第十四章 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
附錄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
後記（何漢威）
序／導讀
後記（節錄）
何漢威
本書所收十五篇論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刊於1965年，最末一篇〈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完稿於2010年，前後歷時四十五年。十五篇論文中，除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及〈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兩篇外，其他十三篇都發表或完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榮退後近二十年間，這歷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學取向的前後轉折，具有極不尋常的學術意義。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對象側重於明、清，本文是他踏足於明、清課題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國多年後首篇以中文撰寫的學術論著。〈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則梓行於1978年。上述兩篇論文而外，其他十三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或取徑都與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樣。除〈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一文外，其他十二篇論文探討重點明顯聚焦於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領域。
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頭五十年間，盡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領域的主要考量是：如自青年階段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對部份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他也無法接受；他認為這些思想史家學問上「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甚至「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語境跳躍」，「專找『歧出之義』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證方式」，以及因堅持發揚儒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與方向」，而無視或避免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負面影響及作用，對儒家思想內涵往往過分「美化」、「淨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對各種困頓，開始自修西方經典哲學及當代哲學分析方法，並孜孜埋首於中國古代經典及其注釋，不斷思索，以期對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並對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及著作予以嚴肅的批判。從1991年起，他便毅然跳進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領域而義無反顧；針對上述的不正學風，〈「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一文，既為何院士進軍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吹起戰鬥號角，形成一股阻嚇力量，對學界歪風迎頭痛擊，也為接踵而來他所撰寫的多篇饒富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掀起序幕。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論文及專著俱以英文發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文，發表於歐、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影響深遠，不以研治中國歷史者為限，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二書更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基石之作，不單在國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極具重要意義；前書更是二十世紀華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國《倫敦泰晤士報》(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論論及的書籍，西方重要歷史及漢學期刊對該書的書評即多達二十餘篇。從去國直到〈北魏洛陽城規劃〉問世前，他沒有用中文撰寫過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領域進軍的歷程中，何院士作出一個重大決定：這類研究的一系列論著只用中文撰寫。他的權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華語世界讀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陸)，更由於年事日高，自覺有節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創意義，遲早還是可以在西方漢學界產生影響的。」
作為大史學家，何院士並不以考證為滿足，蓋他堅持「考證是治史必要的方法與手段，治史最終目的是綜合。」唯就收進本書的相關論文所見，除〈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一文，基本上為大綜合及大詮釋之作外，其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與前期相較，明顯看出確實在考證方面著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一文，他更毫不諱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題小作法。」何院士強調考證的基本原則及方法繫於常識和邏輯，突破性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事實上，何院士對多樣史料的嚴格考證、甄別，以及平衡合理的運用，無不充分反映於書中相關論文中。
何院士早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以幾近竭澤而漁蒐羅史料見長，取徑較偏重於宏觀綜合。他完成博士論文後，於1954年發表的第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即引用罕見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及鹽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代以降中國人口研究》及《明清社會史論》時，數年間翻遍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單是玉蜀黍一項，〈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舉的俗名便多達65個，就是何院士從哈佛燕京圖書所藏近三千種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國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從國內外翻印各種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為海內外難得一見的孤本秘笈。近時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雖受益於近三十年來山東臨沂出土的大量兵書、殘簡，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老子》和其他古籍的發現，但史料方面主要還是取資於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難得的是，何院士卻說出絕大多數學者不能說的話，發前人之所未發，難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時更高，唯成果及業績則不遑多讓，因這類課題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並不取決於史料蒐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決於方法與思路。
何院士決非尋常的歷史學家。他一向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認為浪費時間及精力。在人文歷史領域內，連續鑽研基本大課題的難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長而卓越的學術生涯中，再三向高難度挑戰，將國史研究帶進一個累累碩果的紀元，對重新描繪歷史面貌貢獻良多。本書所收論文中，北魏洛陽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課題；美洲作物的討論對象，就是中國近千年以降，開始於十六世紀，美洲四種農作物，花生、甘藷、玉蜀黍及馬鈴薯傳入的第二個長期糧食生產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史上困惑歷代學人的最為關鍵的大問題，也是最為頑強難攻的堡壘，即便是這基本性關鍵課題中所要澄清的枝節問題，如大史公司馬遷行年考，本身便是國史上的第一等專題。至於以堅實的新考古及文獻資料，闡明產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環境和物資基礎，初步證明恩格斯影響深遠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三大人類歷史演進階段，並不適用於古代中國，進而考釋華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傳統及當代中國發揮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已故講座教授鄒儻認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來最重要的論文」的〈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一文，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課題。
因當代學人對上述部份相關課題的著述堪稱汗牛充棟或已有相當業績，發前人未發之覆為極高難度的挑戰；何院士因早年學習西洋史時便已養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歷時(diachronic)兩種比較的習慣，故能拓展歷史視野，啟發新思路，治學勇中有慎，勝義紛陳，探驪得珠，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每能帶給讀者意外的驚喜。難得的是他所討論的都是國史上的重大課題，卻能從大處著眼，掌握主要線索脈絡，而不拘泥於枝節，見樹不見林，致為史料淹没；他雖旁徵博引史料，但決不迷信史料，不單考釋史實，也考釋史料。他以合理適中的篇幅把紛亂如麻的史實清釐還原，深得史家要刪割愛之旨。可以這樣說，書中大多數論文，專就方法論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證的極端應用，誤以為治學態度嚴謹，而致方法失之偏頗的〈「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實上都是史學方法課程(特別是內考證部分）的理想實習資料，為後學指引迷津，好學深思者，定可從其論著中學到真正的史學方法。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文中，何院士縱橫交錯，先從比較觀點及世界史視野，直指唐代長安城垣所佔面積(逾三十方哩）遠大於西、東羅馬帝國兩個京城(羅馬及君士坦丁堡，各僅九方哩）及13世紀末倫敦（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響唐代長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陽面積及規劃。這兩都城規模宏大，「不特在我國歷代帝都之上，且為工業革命前人類史上所僅見。」接著經歷時比較，從中國都市長期演變中，點出北魏洛陽城的中軸意義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發現：北魏洛陽坊里制主要特徵是四郭坊里之間的劃分大致以社會階級為依據，這種「寺署有別，四民異居」的規劃大有別於西漢長安宮室、衙署、市廛、民居雜處，正反映出兩個時代的社會觀念及現象；唐、宋以降，隨著經濟發展，階級身份日趨流動，汴京「里卷之間，第邸同閙市毗鄰，仕宦與庶萬間擦，身分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遺意盡失。」故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Arthur F. Wright致函何院士，盛讚此文「考證細密，敘事有條有理，描寫洛都生活文筆生動。」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一文中，何院士對儒家學說的要旨作了嚴肅的新反思。對華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為深刻的體會及反思後，以張載〈西銘〉為視窗，上溯至《易傳》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學宗師，通過對史料的精讀及仔細推敲，盡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維，加以考釋評估，得出與絕大多數當代思想家及新
何漢威
本書所收十五篇論文，最早一篇〈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刊於1965年，最末一篇〈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完稿於2010年，前後歷時四十五年。十五篇論文中，除了〈北魏洛陽城郭規劃〉及〈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兩篇外，其他十三篇都發表或完成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何院士二次榮退後近二十年間，這歷程充分反映了何院士治學取向的前後轉折，具有極不尋常的學術意義。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刊行前，何院士的研究對象側重於明、清，本文是他踏足於明、清課題以外的成果，也是去國多年後首篇以中文撰寫的學術論著。〈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則梓行於1978年。上述兩篇論文而外，其他十三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或取徑都與先前的研撰，不大一樣。除〈從愛的起源和性質初測《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一文外，其他十二篇論文探討重點明顯聚焦於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思想及制度等領域。
何院士在其教研生涯的頭五十年間，盡量避免涉足思想史領域的主要考量是：如自青年階段即專攻思想史，「一生對史料的類型及範疇可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長期的研究都空懸於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對部份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他也無法接受；他認為這些思想史家學問上「思考之單軌與見解之偏頗」，甚至「不斷地以自己的新義詮釋古書」，「語境跳躍」，「專找『歧出之義』作為突破口而任意大轉其彎的論證方式」，以及因堅持發揚儒家「原來理想所具備的正面價值與方向」，而無視或避免討論儒家思想中的負面影響及作用，對儒家思想內涵往往過分「美化」、「淨化」，甚至「宗教化」。在芝加哥大學退休前十年，何院士面對各種困頓，開始自修西方經典哲學及當代哲學分析方法，並孜孜埋首於中國古代經典及其注釋，不斷思索，以期對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方面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並對部分思想史家的治學方法及著作予以嚴肅的批判。從1991年起，他便毅然跳進先秦思想、制度及宗教等領域而義無反顧；針對上述的不正學風，〈「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一文，既為何院士進軍中國古代思想史領域吹起戰鬥號角，形成一股阻嚇力量，對學界歪風迎頭痛擊，也為接踵而來他所撰寫的多篇饒富原創性的考證論文掀起序幕。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何院士的論文及專著俱以英文發表；他的不少重要而富開創性的論文，發表於歐、美第一流社科刊物，如American Anthropologis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及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等，影響深遠，不以研治中國歷史者為限，而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及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二書更是明、清社會經濟史基石之作，不單在國史上，甚至在世界史上也極具重要意義；前書更是二十世紀華人人文社科方面唯一引起英國《倫敦泰晤士報》(1960年2月12日)主要社論論及的書籍，西方重要歷史及漢學期刊對該書的書評即多達二十餘篇。從去國直到〈北魏洛陽城規劃〉問世前，他沒有用中文撰寫過任何著作。向先秦思想及制度領域進軍的歷程中，何院士作出一個重大決定：這類研究的一系列論著只用中文撰寫。他的權衡是「生平主要英文著作在華語世界讀者有限(尤其是在大陸)，更由於年事日高，自覺有節省精力的必要。──如果研究成果真有原創意義，遲早還是可以在西方漢學界產生影響的。」
作為大史學家，何院士並不以考證為滿足，蓋他堅持「考證是治史必要的方法與手段，治史最終目的是綜合。」唯就收進本書的相關論文所見，除〈華夏人本主義文化：淵源、特徵及意義〉一文，基本上為大綜合及大詮釋之作外，其有關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的著作，與前期相較，明顯看出確實在考證方面著力尤多，其中〈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一文，他更毫不諱言是「采取生平罕用的大題小作法。」何院士強調考證的基本原則及方法繫於常識和邏輯，突破性考證「有時固然要看研究者的洞察力和悟性，與擴展考證視野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平素多維平衡思考的習慣。」事實上，何院士對多樣史料的嚴格考證、甄別，以及平衡合理的運用，無不充分反映於書中相關論文中。
何院士早期從事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以幾近竭澤而漁蒐羅史料見長，取徑較偏重於宏觀綜合。他完成博士論文後，於1954年發表的第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即引用罕見乾隆《兩淮鹽法志》中的〈成本冊〉及鹽政高恒的私人文件，在研撰《明代以降中國人口研究》及《明清社會史論》時，數年間翻遍北美各大圖書館所藏近四千種方志，並盡力搜集登科錄、同年齒錄近百種。單是玉蜀黍一項，〈美洲作物〉一文中所列舉的俗名便多達65個，就是何院士從哈佛燕京圖書所藏近三千種方志中爬梳所得的成果。在中國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大規模從國內外翻印各種珍稀的史料前，何院士所用的原始史料，不少為海內外難得一見的孤本秘笈。近時的先秦及古代史撰著，雖受益於近三十年來山東臨沂出土的大量兵書、殘簡，以及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帛書老子》和其他古籍的發現，但史料方面主要還是取資於每人都能用到的材料。難得的是，何院士卻說出絕大多數學者不能說的話，發前人之所未發，難度比前期研究明、清史時更高，唯成果及業績則不遑多讓，因這類課題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並不取決於史料蒐集的多寡珍稀，而主要取決於方法與思路。
何院士決非尋常的歷史學家。他一向以選題攻堅，享譽學林，力主研究大題目，解決基本大問題，不屑作二流題目，認為浪費時間及精力。在人文歷史領域內，連續鑽研基本大課題的難度甚高，但何院士在其漫長而卓越的學術生涯中，再三向高難度挑戰，將國史研究帶進一個累累碩果的紀元，對重新描繪歷史面貌貢獻良多。本書所收論文中，北魏洛陽城是中古史第一等的課題；美洲作物的討論對象，就是中國近千年以降，開始於十六世紀，美洲四種農作物，花生、甘藷、玉蜀黍及馬鈴薯傳入的第二個長期糧食生產的革命；老子年代是先秦思想史上困惑歷代學人的最為關鍵的大問題，也是最為頑強難攻的堡壘，即便是這基本性關鍵課題中所要澄清的枝節問題，如大史公司馬遷行年考，本身便是國史上的第一等專題。至於以堅實的新考古及文獻資料，闡明產生「宗法基因」文化的自然環境和物資基礎，初步證明恩格斯影響深遠的「家庭、私有制、國家」三大人類歷史演進階段，並不適用於古代中國，進而考釋華夏文化中「宗法基因」一直在傳統及當代中國發揮主宰的作用，被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已故講座教授鄒儻認為是何院士「近十五年來最重要的論文」的〈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一文，更是一等又一等的最上乘課題。
因當代學人對上述部份相關課題的著述堪稱汗牛充棟或已有相當業績，發前人未發之覆為極高難度的挑戰；何院士因早年學習西洋史時便已養成不同文化(intercultural)及歷時(diachronic)兩種比較的習慣，故能拓展歷史視野，啟發新思路，治學勇中有慎，勝義紛陳，探驪得珠，得出與眾不同的結論，每能帶給讀者意外的驚喜。難得的是他所討論的都是國史上的重大課題，卻能從大處著眼，掌握主要線索脈絡，而不拘泥於枝節，見樹不見林，致為史料淹没；他雖旁徵博引史料，但決不迷信史料，不單考釋史實，也考釋史料。他以合理適中的篇幅把紛亂如麻的史實清釐還原，深得史家要刪割愛之旨。可以這樣說，書中大多數論文，專就方法論批判古史研究中，默證的極端應用，誤以為治學態度嚴謹，而致方法失之偏頗的〈「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一文而外，事實上都是史學方法課程(特別是內考證部分）的理想實習資料，為後學指引迷津，好學深思者，定可從其論著中學到真正的史學方法。
〈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文中，何院士縱橫交錯，先從比較觀點及世界史視野，直指唐代長安城垣所佔面積(逾三十方哩）遠大於西、東羅馬帝國兩個京城(羅馬及君士坦丁堡，各僅九方哩）及13世紀末倫敦（僅半方哩多），由此可推知直接影響唐代長安都城建置的北魏洛陽面積及規劃。這兩都城規模宏大，「不特在我國歷代帝都之上，且為工業革命前人類史上所僅見。」接著經歷時比較，從中國都市長期演變中，點出北魏洛陽城的中軸意義這一前人所忽略的重大發現：北魏洛陽坊里制主要特徵是四郭坊里之間的劃分大致以社會階級為依據，這種「寺署有別，四民異居」的規劃大有別於西漢長安宮室、衙署、市廛、民居雜處，正反映出兩個時代的社會觀念及現象；唐、宋以降，隨著經濟發展，階級身份日趨流動，汴京「里卷之間，第邸同閙市毗鄰，仕宦與庶萬間擦，身分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里遺意盡失。」故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Arthur F. Wright致函何院士，盛讚此文「考證細密，敘事有條有理，描寫洛都生活文筆生動。」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一文中，何院士對儒家學說的要旨作了嚴肅的新反思。對華夏文化中的「宗法基因」有更為深刻的體會及反思後，以張載〈西銘〉為視窗，上溯至《易傳》及董仲舒，旁及二程及朱熹等理學宗師，通過對史料的精讀及仔細推敲，盡可能以周密平衡的理性思維，加以考釋評估，得出與絕大多數當代思想家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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