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

中文版序

楊海英

南蒙古，即內蒙古自治區，與台灣的命運極其相似。在歷史上都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近代以來也不曾與「中華民族（即漢人）同甘苦、共患難」；兩者都曾經成為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但是同殖民者又有著複雜的關係。日本的近代化機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且完全適合於二十世紀的人類；但是中國沒有走入近代化，加上其傳統的對外擴張侵略的本性一直沒變，因此二十世紀的蒙古和台灣理所當然地要走向民族自決的道路。

蒙古人從一開始就是要利用日本的力量達到從中國獨立的目的，而台灣人也在靜靜地等待著機會。然而，女神並沒有向我們微笑，大國之間簽訂的《雅爾達協定》，使背著飯鍋的國民黨軍和穿著不合身的「二尺八」的共產黨兵，分別占領了已經近代化的福爾摩沙和草原。洗練的蒙古人和台灣人不得不迎接毫無教養的「戰勝者」，戰勝者們卻絲毫沒有往日日本殖民者的軍紀。不久，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南蒙古則自戰後二十一年之際的一九六六年起，遭受中共發動的大屠殺。兩者都是以被殖民者曾經「與日本合作」為罪名而遭到屠殺，從這一點，台灣讀者可以把事件理解成「草原上的二二八」。關於中共大屠殺蒙古人，請讀者參閱拙著《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出版社）。

不光如此，蒙古人還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充當了中共的僱傭軍，去屠殺同樣是為了抵制中國人的侵略而揭竿起義的藏人。如今，藏區和南蒙古一樣淪落為中共統治下的殖民地；中共則在最美麗的口號之下強制推行著最殘酷的殖民統治。南蒙古和藏區的命運絕不是隔岸之火，台灣在思索自己的將來的同時，離不開蒙古人和藏人的民族自決運動。全世界的殖民地也許在上個世紀的六○年代得以解放，但是蒙古和藏區，以及台灣的民族自決運動還在進行中。

推薦序（節錄）

是悼亡之書，是悲懺之書——
日本洋刀下，藏人的鮮血「將白雪染成了黑色⋯⋯」
唯色

一

二○一四年夏天，我們驅車南蒙古全境萬餘公里，幾十個旗與盟都有停駐。對於我來說，蒙古這個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詞與形容詞的偉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過幾個地方，如額濟納旗、阿拉善旗、鄂爾多斯，都是匆匆而過。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過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態惡化狀況寫過：「那些地方當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區，都是那種一個腳印裡就有上百種生物的生態。然而現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禿禿的山坡，露著大大小小的石頭，到處是沙丘，幾腳踩下去不一定踩得著一根草。再往內地走，到了人類活動比較頻繁的地區，原來也一樣是遊牧蒙古人的地盤，現在全被農耕者占據，牧人早就擠得一個不剩，都遷移到邊境地區去了。」

我們動身前，收到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蒙古人學者楊海英先生的著作《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譯電子版，旅途中用朗讀軟體在車上播放。經過今被命名為「興安盟」一帶，目睹車窗外被移民開墾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變的蒙古草原，聽著電子男聲機械地朗讀著蒙古民族幾十年的悲慘史，尤以文革時代遭致慘絕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聲稱的以「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經驗，一是移民；二是鎮壓原住民，與所有殖民者幹的沒有兩樣。

我還帶了一本紙質書，是德國歷史學家約西莫・布克漢森（Joachim Barkhausen）的《蒼狼帝國：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有關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對某個緣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戰爭結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們眼中都是極其清晰的。即使亞細亞人常喜歡故意將神話與象徵性的故事加諸於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偉大而質樸的本來面目都絲毫不會被更動。然而，他人生的最後一段卻蓋上了一層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當他的生活越迫近亞細亞的核心，即神祕的青藏高原，這個黑幕也越形厚重了。佛教與喇嘛教以其傳說的暈影，掩蓋了他最後幾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還終將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國——最實質的和最具體的帝國——的真正戰勝者。」

記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館，喝著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幾塊乾肉的奶茶，很合我這個藏人的胃口。望著高掛牆上的成吉思汗畫像，我說起數百年來圖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諸部族領袖攀附外族、借力壯勢卻又遺下後患的漫長歷史，如薩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壓寶蒙古皇帝忽必烈；噶舉派二世噶瑪巴壓寶蒙古可汗蒙哥；噶舉派五世噶瑪巴壓寶中國明永樂皇帝；格魯派四世達賴喇嘛則是成吉思汗的後人轉世。以及五世達賴喇嘛去北京見滿清順治皇帝，六世班禪喇嘛去北京見滿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薩的大昭寺這個夾雜了漢語與蒙語的稱呼，也是得名於呼和浩特的大召寺。當然有藏語稱呼，即覺康或祖拉康，意為釋迦牟尼佛殿。藏語的默朗欽莫，即藏曆新年的祈願大法會，又稱「傳昭法會」，而「昭」或「召」，據呼和浩特大召寺門口的碑文介紹，是大廟的意思。大召寺內的中國遊客比磕頭的信眾多，女導遊身穿類似舞台表演裝束的那種蒙古服裝，用普通話介紹說有四百多年歷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倉庫和軍營，所以就保護住了。其實留下的應該只是空空蕩蕩的外殼，彼時連蒙古人視為神聖至尊的成吉思汗廟都被夷為平地。我與一位五十多歲的僧人交談，他說全寺今有僧侶七十多人，五十多人會說蒙語，近二十人已不會蒙語。而在滿都拉這個人煙稀少的邊境小鎮，一座寺院的遺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經幡，問當地蒙古人，說當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時被砸，現在開始重建，去年請了拉薩的喇嘛來賜福。

二

旅行中經過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裡富麗堂皇的廣宗寺，又稱南寺，藏語名為「噶旦丹吉林」，與兩百多年前流亡至此的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有殊勝因緣，不但依循他的願望而建，並築塔供奉他的法體。六世祕傳中也有同樣敘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見到兩位高齡僧人，告知六世尊者靈塔於文革初期，被以漢人為主的紅衛兵、積極分子所砸。尊者法體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鬥，強迫僧侶焚燒，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裝麵粉的櫃子，直到八○年代重建寺院時才敢拿出，供奉於新修的塔中。老僧還說文革前有四、五百位僧人，文革時都被驅趕，返回草原當牧民，成家、生兒女。現在只有二十多個僧人，也都成家，平時忙碌世俗營生，有佛事時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遊景點，門票八十元，寺院分得一點五元，其餘都歸公司和政府，「我們沒辦法。」老僧歎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說你們藏族不喜歡我們蒙族；我否認，說我們兩個民族因緣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斷我的話說我們蒙古騎兵去你們藏地「平叛」，殺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嗎？還說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薩朝佛，一聽是蒙古族，藏族的態度就不好了。蒙古騎兵進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聽說，但不清楚細節，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話讓我驚訝。之後留意到楊海英先生在《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提到文革時遭大肅清的內蒙古騎兵師，在上個世紀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曾「入藏參與鎮壓」。

楊海英先生介紹內蒙古騎兵師是由「日治時代接受現代教育，被稱為『挎日本洋刀』的蒙古人將校為中心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軍隊」，五個師，驍勇善戰，文武雙全，上個世紀四○年代中期被收編為中共軍隊。參加過東北內戰、朝鮮戰爭等，尤其在遼瀋戰役中，「內蒙古鐵騎發揮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五八年，內蒙古騎兵第五師第十三、十四團共三千二百名騎兵，接到中共下達的參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務。儘管蒙古人任職中共最高官員的烏蘭夫在中共內部討論時表示「對少數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對少數民族用兵，「但終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澤東⋯⋯身不由己地陷入中國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統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聽從蘭州軍區的指揮」的兩個騎兵團於一九六二年從藏區撤回，中共官方稱：「兩個團分別被授予『戰功偉績』錦旗，受到朱德委員長的接見。」文革爆發後，騎五師被解除武裝，取消番制，二百八十六人被打成「內人黨」，慘遭迫害，內蒙古騎兵師團的歷史就此謝幕，「蒙古人永遠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軍隊」。

那麼，蒙古騎兵是如何「入藏參與鎮壓」藏人起義的？在《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中未有更多著墨的楊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寫了一部日文專著——《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騎兵の現代史）。他在給我的郵件中說：「一段重重的歷史，總得有個記錄。」而這部專著是他特別看重並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說：「我作為蒙古人，基於必須對藏人道歉的心理，背著沉重的民族的懺悔而寫。我只不過替一代老兵而寫。他們本來要民族自決，卻成了僱傭兵。」

三

最早由蒙古人闢為帝國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別稱，叫霾都。即霧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氣般的昏暗日子裡，讀完了楊海英先生發來的《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