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尤利西斯（下）（增訂新版）

冷、熱風及其他
──《尤利西斯》譯後記
 
（一）冷風與熱風

《尤利西斯》從它在全書出版前一年的一九二一年二月在紐約專案法庭受到「誨淫」判決和禁令起，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在紐約的美國地區法院獲得伍爾西法官宣告此書並非誨淫可以進口的著名判決為止，以十二年又十個月的時間，經歷並且促成了西方社會文化思潮的一次重大變革。同樣值得深思的是，這部如今已確立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英語文學著作的小說，從它一九二二年二月在巴黎正式出版起，到一九八六年二月在北京第一次發表包括較多完整篇章的中文選譯為止，用了整整的六十四年，這過程反映了一個更複雜、更有重大意義的社會文化變革。

中國人並非不能欣賞這一名著。早在出書的一九二二年，詩人徐志摩在英國讀到此書，立即就讚它是一部獨一無二的不朽貢獻，並以詩人特有的熱情奔放的語言，歌頌《尤》書最後一整章無標點的文字「那真是純粹的‘prose’，像牛酪一樣潤滑，像教堂裡石壇一樣光澄……一大股清麗浩瀚的文章排傲而前，像一大匹白羅披瀉，一大卷瀑布倒掛，絲毫不露痕跡，真大手筆！」

然而，詩人枉自熱情，中西文化交流的氣候遠遠沒有成熟到引進這樣一部著作的程度。原文文字艱深是一個原因，但現在看來並非唯一的｜｜甚至並非首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這部書在中國似乎尚未出現已被打入冷宮，正如王家湘教授在歡迎《世界文學》一九八六年初發表拙譯時談及過去情況所說的：「不知何處吹來的『頹廢』、『虛無』、『色情』、『毒草』等冷風，使人望而卻步。」

我在〈《尤利西斯》來到中國〉一文中，列舉了周立波一九三五年全面否定（一九八四年重新發表）和一九六四年袁可嘉批判否定《尤》書的情況。其實這類反面意見本身不足為奇，在《尤》書發表之初的西方也曾經有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期中，儘管喬伊斯這部小說已成舉世公認的名著，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語文使用者（以我們的絕大多數而言）始終不能親眼看一看這書，能看到的只有一條條將書禁斥在門外的「理由」，實質上和一九二一年西方的英語使用者聽到紐約專案法庭的判決一樣。其實就是發出這種禁斥聲的人自己，也絕非冷風之源，而是冷風的受害者，否則很難想像像周立波這樣一位很有才華的作家，何以會連《尤》書都沒有看到（因為他在提到主人公姓氏原文寫法時，不寫正確的Bloom，而把它寫作Blum，這是原書中沒有的寫法，大概是從俄文寫法轉來的，而我們知道當時此書並沒有俄文譯本，他的根據很可能是蘇聯的評論文章），就能如此深惡痛絕，將它說得一無是處，根本沒有任何文學價值可言呢？

所以，現在的中文譯本的出現，絕不是一本書的問題。這一從無到有過程中的許多事，從七十年代以前的打入冷宮狀態，其中包括五、六十年代中國有計畫地大規模翻譯世界各國名著而唯獨將它排除在外，到七十年代之後的逐漸改觀：多年不見的老同學袁可嘉來天津竭力勸我譯書、八十年代中期《世界文學》積極刊載譯文、八十年代後期天津百花出版社出單行本、同時中國大陸文學出版界首屈一指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出內容更多的選譯，凡此種種都說明中國的氣氛已經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它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任何法官的判決。這是一個大氣候的變化，正因為有了它，才能有海峽兩岸文化界共同關心這一名著的中文譯本的盛事，才能使廣大中文讀者親眼看一看這部包括「像一大匹白羅披瀉，一大卷瀑布倒掛」的「清麗浩瀚」文字在內的奇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從事這一譯事前後十六年，前十年以研究為主，具體發表三整章加兩個片段的譯文和若干論文，其中包括榮獲天津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的論文〈西方文學的一部奇書〉，後六年全力以赴，現在雖稱殺青，仍覺並未達到十分滿意的程度，恨不能再有一、兩年時間作一次全面而又細緻的整理工作，可惜出版業務強調時機，尤其在最近兩年來出現了競爭的情況下，不允許慢慢地精雕細琢。

不同譯文的出現，正是上述文化交流新氣象成熟的一個標誌，對於讀者和翻譯界是一件大好事。特別有意義的是，讀者將會發現，同一著作的兩種譯本，竟能有這麼大的差異。這差異在上卷中雖由於出版時間關係（拙譯選譯各章陸續出於八十年代初、中期，全譯本上卷十二章九歌版出於一九九三年，人民文學版出於一九九四年，此後另一譯本方出上卷八章）而有所沖淡，仍在不少地方有充分的表現。到了下卷，後來者更快，去年年底已經出全，我看到與我的譯稿的差別更是顯著。不但面貌迥異，有的地方甚至連實質內容也大不相同。這就為讀者提供了更廣闊的視界。

對於一個以翻譯藝術為畢生事業的人來說，這更是考驗、提高的難得機會。我在前言中提出，我的目標是「盡可能忠實、盡可能全面地在中文中重視原著，要使中文讀者獲得盡可能接近英文讀者所獲得的效果。」我願意再次強調，我認為這是文藝翻譯者應有的目標。

我的話實際上是我在翻譯理論研究中獲得的結論，在拙著《論翻譯》和《等效翻譯探索》中都作過詳細的論述。我承認這是一個難以實現的目標，甚至是一個永遠不能完全實現的目標，但是有這個目標和沒有這個目標是大不相同的。文藝翻譯本是一項既有趣而又艱苦的事業，投入其中是既需要有濃厚強烈的興趣而又必須有苦苦追求的決心的，我願和一切有這樣的興趣和決心的人一起，共同向這個方向努力。現在有幸在這樣春風化雨的大好氣氛中，讓體現我的主張的作品和體現另一種主張的作品擺在一起供人比較，我認為這是一個從理論到實踐都獲得提高的極好機會，熱烈歡迎讀者和各方面專家批評指導。

（二）版本問題種種

《尤利西斯》原著版本問題的錯綜複雜，是現代名著中少見的。我在拙文〈《尤利西斯》的真面目〉中介紹了一九二二年初版以來種種曲折，並重點介紹了一九八四年的加蘭版(the Garland Edition)如何受到喬學界普遍讚揚而轟動一時的情況，似乎曲折終於告一段落。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雖然提到新版出後不久又受到挑戰，未能預見喬學界在拙文寫作的一九八六年之後，還要深入展開一場《尤》書版本的大論戰。

某些爭論激烈的焦點，跟咱們基本上沒有牽扯。例如，焦點之一是小說中提到一次的一個姓氏，其中的字母究竟是Sh還是Th，人們為此爭得不亦樂乎，可是咱們的漢字語音中根本沒有th這個音，可以隔岸看火。然而有的問題就關係重大了。

最突出的是拙文中提到的一段文字。如果加蘭版是正確的，這段文字應在第九章，緊接在貝斯特引述法文書名片段L’artd’être grandp……（《作（外）祖父的藝術》）之後，原文共五行，其中主要內容是回答了斯蒂汾在第三章內自問之後又在第十五章內問母親亡靈的一個問題：「那個人人都認識的字」是什麼字？

在一九八四年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沒有這一段文字，因此斯蒂汾提的問題就成了一個謎，學者紛紛根據個人的分析提出答案，誰也不服誰。加蘭版根據一九七五年費城羅森巴赫基金會出版的《「尤利西斯」手稿影印集》補充了這五行，其中以斯蒂汾本人的意識流正面回答了他自己的問題：「那個人人都認識的字」是「愛」。這正是艾爾曼提出的分析，他當然很高興，在他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和為加蘭版寫的序中都重點提到這一校勘成果。

一九八六年以後的論戰中逐漸占上風的意見，認為喬伊斯手稿中的寫法，未必是他最後的定稿，需要根據他在各階段的修改材料判斷。艾爾曼也同意，喬伊斯很可能是自己決定刪除這一段的。試想：這裡涉及的三段文字都是斯蒂汾的意識流，他在第三章內作為內心深處的痛苦問題自問之後，在第九章內已經自己作出明確答覆，可是到了第十五章又去問母親的亡靈（實際仍在他的意識流中），好像仍是壓在胸中的鬱結，豈非有失喬伊斯伏筆的巧妙？

這一些深入開展的爭論使我認識到，在當前沒有一個一致公認的標準版本的情況下，最好的辦法是幾種公認為比較好的版本都看，在有分歧的地方根據自己的研究，選擇其中之一作為依據。這也是我一九九二年在都柏林參加國際喬學大會的版本討論會所得的結論。

我相信，這樣綜合確定的文本，是目前情況下能獲得的最好文本。

（三）加注的原則

《尤》書儘管難懂，仍是小說而不是學術著作。艾爾曼在《利菲河上的尤利西斯》（一九七二）中說它是「所有有趣味的小說中最難懂的一部，同時也是難懂的小說中最有趣味的一部。」他所說的難懂，相當大的一部分和喬伊斯的寫作方法有關，如果加注很可能是我下面第二、三、五條提到的那幾種，加注不僅未必解決問題，還有可能大大損害小說的藝術性和趣味性。有些難處，主要是有關背景知識的，加注可以對讀者有幫助，但是也會使人產生學術著作的印象，有損讀者的期待。我在國外見到的數十種《尤》書譯本都沒有注釋，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對於中文讀者而言，由於中西文化背景迥異，這第二種難處必然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