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高教工作者的挑戰與解方
G.P. “Bud ” Peterson／喬治亞理工學院校長（2009–19）
能從國際視野縱覽高教的趨勢、挑戰及機遇，郭位教授可謂不二人選。
郭教授擁有豐富的國際學術經歷。他在2008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之前，先後於美國田納西大學、德州農工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任職高級管理層。他先後在台灣及美國獲得學位，並且獲頒多個國家的榮譽學位。
我與郭位相識於1970年代中期，當時我們都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工程學研究生。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我在攻讀理學碩士學位，共用了一個學期的辦公室，直到我不得不做回全職工作，同時繼續修讀兼職研究生。有意思的是，後來我們都去德州農工大學擔任工程學領導，兩人得以重逢，我是機械工程學系主任，他是工業工程學系主任。郭教授在德州農工擔任終身教授期間，其中一段時間是Wisenbaker 創新工程學講座教授。談到下文之前，這點須著重指出，因為在郭位的全部學術生涯中，他以創新思維而著稱，尤其是問題驅動式研究。他亦一直專心研究高教用到的各種方法及其與社會之關聯，並對此作了深入思考。
郭教授在其近著中，介紹了「心件」的概念，並將之與高教國際化聯繫。 他首先描述了數個可察覺的衝突、教學與研究、質量與評鑑、創意與創新。他從高教的歷史及文化角度介紹了上述概念，並以親身經歷分享全球大學如何籌劃各自的道路，以應對全球化，隨後探討了簡化的優點、操守及溝通的重要性。對於高教工作者面對的諸多問題及挑戰，他作了大膽的探討，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技術變革、交互式教學方法的採用、研究突破與全球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國界將高教緊密聯繫。郭教授的大作不只是與今昔有關，更對未來提出有益的見解。現今的時代，機械人與人工智能影響著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他獨創了「心件」的概念，分析了「心件」對高教的重要性。健全的「心件」對人類價值觀有深摯的了解，幫助學生為變幻莫測的未來做好準備。推動心件的發展可教誨學生講效率、立大志，其方法是透過體驗式學習和國際交流，讓他們參與解決現實問題，培育他們的同理心能力。
健康的心件可促進合作，使科技人性化，改善人與機器的聯繫。它開啟了新思路，並拓寬了界限。
對全球高教感興趣的教育人士、決策者與其他讀者來說，此書提供了寶貴的參照體系。郭教授的分析鞭辟入裡，內容有條不紊，讀者能夠充分利用這種相互聯繫，解決我們作為教育者面臨的許多挑戰，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努力追求卓越的高教。
推薦序二
對未來大學發展提供睿智的思考
邱勇／北京清華大學校長（2015–22）
得知郭教授出版新作，表述他對高教的思考，深感高興。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大學領導和學者，郭教授為高教獨創了一個新詞「心件」，將其定義為「許下承諾，真心真意接受應有的程序，在我們努力教書育人時遵循國際規範。」他比較了北美與中國大陸以及兩岸（包括台、港、大陸）的高教體系，從自己豐富的教育及工作經驗中提煉了這個概念。
在現代大學的悠久歷史中，19世紀德國教育家威廉洪堡、英國約翰紐曼等偉人對大學之宗旨與角色已作了定義和討論。英國伯特蘭羅素對現代大學的定義值得留意，「大學乃是為了兩個目的而存在：一方面是要訓練男女習得某種專業；另一方面是不講急功近利，而專門從事學術及研究。」（《論教育，特別是幼年教育》，1926年）除了專業訓練與學習知識外，大學的辦學宗旨亦包括貢獻社會，保存發展文化，促進全球化合作。羅素還說過：「就某些方面，傳統的中國教育在若干方面與鼎盛時期的雅典教育頗為相似。雅典的男童被要求從頭到尾背誦荷馬史詩，中國的男童被要求完整領會儒家的經典。」（《教育的目的》，1936年）
若比較當代中國大學與西方大學，可以發現不少近似之處。 教育資助、建築物及設備自然不可或缺，但是一所大學遠不止於此。大學是師生的知識共同體與精神家園，他們聚集在校園以獲取知識、靈感、理解及鑒賞。過去數十年，中國高教有了飛速的發展，迄今最重要的成就是硬體，軟體尚須付出更多努力來完善，這是世所公認的。心件一詞正好促使我們思考高教的整體發展。
能為郭教授的書作序，我深感榮幸。我們擁有某些共同的高教背景。他於1972年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獲得核子工程學士學位，我1988年在清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在1994年獲頒博士學位。目前，我們都擔任大學管理工作，他是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我是清華大學校長。身為校長，我們不僅對大學當前的狀況做著同樣的思量，而且思考著大學未來的發展。
中國高教機構近年來取得令人振奮的進步，有目共睹。在2021年，清華大學慶祝建校110週年。與西方大學相比，中國的大學還年輕。 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政府大量撥款，中國的大學展現出更強的活力。但高教的發展絕非一場短跑，而是一場追求卓越素質的馬拉松。
21世紀的特點是創新與開放。 再過70年，我們將見證現代大學的千禧年周年紀念。大學為人類的發展貢獻良多，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教育後人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
中國的大學會以獨特的方式發展嗎？很多高教觀察人士有此一問。 我相信，未來的中國高校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創新，將通過國際合作向西方大學學習，這不僅對中國的大學，而且對全球高教都大有裨益。
眾所周知，大學的創意通常源自文化。 我相信中國的大學會不忘初心，獲得中國文化的熏陶。中國的大學將展示有別於西方大學的獨有文化特色。 就此而言，郭教授的大作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睿智的見解。
推薦序二
點燃火花，啟迪讀者的智慧之作
徐遐生／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校長（2002–06）、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榮休教授
郭位教長的最新著作是對美式（美國、日本）及中式（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高教方法之優劣所作的精闢分析。要討論這個重要問題，郭位教授完全勝任。他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到美國攻讀研究生，後在貝爾實驗室從事科研工作。作為可靠性工程的研究員、教師及管理者，他在出任現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之前，曾在美國愛阿華州立大學、德州農工大學、田納西大學和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擔任過重要職位。
對於高教事業，郭教授開出的成功秘訣以教研的協同融合為基礎。高教基礎設施的有形資產和營運管理，是高教事業的硬體和軟體，對以創新為基礎的未來競爭具有深遠影響。對於這場競賽的硬體及軟體，郭教授對台、港、大陸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及彼此關係作了尖銳深刻的分析。要建立和維護硬體/軟體的基礎結構，前提自然是要有足夠的資金。不過，郭教授的見解之所以高出平庸之見，在於他認為，中國高教方法未如美國的高教那麼成功，是因為缺乏學術文化的「心件」（或心態）。
郭教授認為，「心件」包含多個相互對立的矛盾：
• 國際化與本土化；
• 大學運作自治與受政治機構監督；
• 權責分明的主管部門與多個大型委員會，前者要對不良後果負責，後者的職權已超出諮詢範圍，而進入決策層次，但對決策後果卻不承擔責任；
• 學術機構與政治活動人士組織；
• 修學求知與追逐權力或利潤；
• 專業操守的標準與常見之商業行為；
• 簡單的行為準則與因缺乏信任及對優秀同事的嫉妒，而導致產生的錯綜複雜的規則；
• 同行評審及專家體系對績效進行定性和定量評估與因私人關係獲得獎勵；
• 為共同目標而協同合作與為牟取私利而四分五裂；
• 獎勵創意與對創新口惠而不實，並牟取他人開拓性努力的成果；
• 以有意義的獎項及排名為基準，與亂頒學位和虛銜或自吹自擂；
• 理解學術自由及隨之而來的責任，與投機利用給予學術界的豁免權。
通過統計分析和趣聞軼事，郭教授按照一個又一個主題，具體而微地介紹了中國大陸及台、港的高教在實踐中落後於全球先進大學（常以美國為榜樣）的多種弊端。
郭教授強調「研究」與高教的「教學」使命密不可分，並將「研究型大學」細分為以下四個不同類別（附示例）的大學，既發人深省，又令人增長見識：
• 以人文科學為中心（例如普林斯頓大學）
• 以科學和技術為中心（例如麻省理工學院）
• 綜合大學（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
• 匯聚學有專長的精英, 例如Cal Tech (加州理工學院)或Rockfeller Univeristy (洛克菲勒大學）
他指出，美國沒有聯邦教育部來規定各大學應在社會教育中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在高教領域取得成功，是因為從本質而言，美國允許私立大學（由校董會管理）和公立大學（由州政府指派的校董會管理）探討各自擅長的學術領域。美國是個大國，擁有眾多高等學府，經過反覆嘗試與摸索制定了不同的治理制度，「容易做對的事情，但要做錯卻很難。」
發展和維持優良的高教營運系統，其關鍵之處是社會對專業知識的重視。可惜的是，正如郭教授幽默地指出的那樣，在兩岸三地，人人都自認是高教專家：計程車司機、學生家長、各派政壇人物、成功或失敗的商人、環保主義者……真是數不勝數。其實，只有具遠見卓識的學者才是知曉大學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專家。
大學自主賦予的權力越大，隨之而來的責任亦越大。從品質保證角度來看，郭教授提出，只有大學接受評估和問責制，大學教研人員才配享有他們如此珍視的學術自由。他甚至認為，無法經受專家評審的學科，稱不上真正的學術領域，現代研究型大學裡不該有這樣的學科。這種觀點是極有魄力的常識，並在幾個評選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排名榜中得到證實；譬如，這些排名榜普遍認定哪些大學位列前一百名。
高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健康，乃至公民的身心健康和福祉，都頗為重要。有鑒於此，不禁會有人問，郭教授此書是寫給誰看的？在兩岸三地，決策者、大學管理人員、教員、學生及有文化的公眾很可能會讀中文版。那麼根據2015年發行的中文版經過大幅度更新擴充的英文版，讀者又會是誰呢？是對大陸及台、港為何落後於高教國際領先者這個問題感興趣的美國人，或其他英語國家或地區的讀者嗎？
我個人的回答是：是的，這本書應該也會吸引大量國際讀者，即使是母語不是英語的讀者。 21世紀出現了不少大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球合作並對何為可實現的目標達成共識。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可能是氣候變化和環境嚴重惡化帶來的挑戰，這兩者都是因營銷技術進步而造成不斷擴張的消費主義造成的。要挽救人類文明的未來，可能需要我們對能源及經濟體系進行重大變革。如果不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高教體系進行重大改革，又安可實現這種變革？
我們同樣可以質問另一個問題：為何21世紀的民主政體受到日益走向獨裁政體之趨勢的困擾？而這些獨裁政體對高教的高尚理想懷有惡意。某些專家將這種隱疾歸咎於不斷增長的貧富收入差距，隨之而來的，是富人凌駕於法律和慣例的相對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加劇了收入差距。若未作深思即行推廣，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的興起，會加劇在職貧窮人士的焦慮，視有錢有勢的精英階層如寇仇。
其他專家強調，全球大國的軍事及經濟實力發生重大轉變時，就會發生「文明衝突」。解決這些衝突究竟是採用和平方式抑或戰爭，或許取決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因此，對於兩岸三地高教界的遠大宏圖，英語世界中許多有同情心的人沒有嘲笑或者恐懼，而是將其視為造就人才的途徑，以求為這些難題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法。其實，正如郭教授極力主張的那樣，要解決不良財政投資、收入不平等、環境汙染及氣候變化的方法，並非是遠離科學、工程與人文科學的創新，而是明智地運用人類的思想和對人類精神的同情。高教的最終目標是獲得智慧。郭教授的大作是希望點燃火花，啟迪英語世界或中文世界讀者的智慧。祝他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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