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有愛就是一家人：我們這個時代的多元家庭想像圖

前言

我的研究生涯啟始於一個機緣巧合。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在倫敦卡姆登的新家剛安頓下來。當時我剛從家鄉蘇格蘭搬到倫敦，開始在倫敦大學攻讀兒童發展學碩士。有一天我收到一本名為《肋骨》（Spare Rib）的女權主義雜誌，這本雜誌的封面故事吸引了我。封面上有一張照片，裡面有三個女人和她們的三個孩子。照片下方的標題為「出櫃媽媽邁進法庭：為何這些母親可能失去孩子的監護權？」我翻開雜誌，開始閱讀。
故事的記者名為艾莉諾．斯蒂芬斯，她在文章中寫著，每當同性戀母親與前夫爭奪監護權時，她們幾乎是無一例外地敗訴，失去與孩子一起生活的權利；而異性戀母親則幾乎總是贏得監護權——兩者間的差異對比鮮明。這篇文章刊行時，英國法院還沒有任何一個案例將孩子的監護權判給女同性戀母親。即使沒有任何實質證據顯示女同性戀做不了好母親，但是判決常常以「在女同性戀家庭中長大對孩子不是最佳選擇」為理由，拆散孩子與母親。我第一個念頭是：這不公平——而且也毫不科學。
這篇文章也在徵求志願研究者，以對女同性戀母親的孩子進行研究，客觀地了解孩子的適應及成長狀況。從未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當時我正好在尋找碩士論文的研究題目，而且我也覺得拆散這些家庭很殘忍，尤其是在沒有合理證據的情況下。因此，身為一個初出茅廬的研究員，我決定自告奮勇地響應他們，盡一己之力。我當時不知道，這將是我研究生涯的起點，從此我將投入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傾注一生。
雜誌文章中提到的團體名為「同志媽媽行動會」（Action for Lesbian Parents）。她們致力於讓法律制度內的不公平得到關注，並且尋找研究人員，來調查同志媽媽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我很快地跟她們聯繫上，一位名叫貝妮．漢弗萊斯的女士接到我的電話，邀請我去她在劍橋的家談談。貝妮的家同時也是該團體的活動據點，她的房子是一棟維多利亞式的灰石別墅，別墅很寬敞，室內的牆上掛著許多小孩子畫的畫。面談中我非常緊張；這個團體的成員都已為人母，有的還在和前夫打著撫養權官司，從當時二十二歲的我看來，她們都顯得非常成熟。談話中，她們想確認我能夠被信任，獨立進行研究；更重要地，她們必須確認我對女同性戀母親組成的家庭沒有成見。她們試著了解我的背景，並詳細詢問我將如何進行研究。有一些成員自己也是研究者，她們對我進行犀利的質詢。懵懵懂懂地，我通過了考驗。她們同意幫我牽線，讓我聯繫一些同志團體，募集願意參加研究調查的家庭。
多年後我搬到劍橋，成為劍橋大學家庭研究中心的主任。每當我經過那棟灰石別墅，我總是會想起牆上掛著的那些圖畫，我不禁猜想那些孩子們如今在哪裡；我也會想起那棟房子裡的女性與她們的家庭。只為求一條生路，她們不得不持續奮戰，更不用說被社會接受有多困難。她們是開拓先鋒，為更多不同類型的家庭鋪路。這些不同的家庭——多元家庭——的存在，是一九七六年的我所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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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至今，生殖科技的進步一日千里，社會觀念也與時俱進，這些進步根本地改變了創造與組成家庭的方式。一九七八年，第一個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嬰兒路易絲．布朗（Louise Brown）在萬眾矚目中誕生，而後透過卵子或胚胎捐贈受孕的孩子陸續誕生於世，精子捐贈也變得更加普遍。一九八○年代中期，第一批商業代孕的寶寶（美國的「M寶寶」［Baby M］和英國的「卡登寶寶」［Baby Cotton］）誕生的消息登上新聞頭條。當今的家庭有各種形式：男同志可以通過卵子捐贈和代孕成為父親，女性可以自主選擇成為單親媽媽，而有些女同志伴侶選擇用一方的卵子讓另一半懷孕生下小孩。隨著卵子冷凍技術的進步，我預期高齡的母親將持續增加。將來我們甚至可能會有人造子宮、人造卵子和精子，以及基因改良的孩子。現在我們可以用以往想像不到的方式求得孩子、成為父母。但是，這對孩子有什麼影響呢？
在一九七○年代，許多法官囿於成見，做出決定，剝奪女同性戀母親的監護權。而現在，面對這些新型態的家庭，許多人抱持的看法也是出於成見，而非客觀的證據。人們自然地認為家庭結構對孩子的發展很重要；而在保守觀念中，許多人認定，當小孩的成長環境與傳統家庭差異越大，對兒童心理產生傷害的風險也就越大。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助長下，在二十世紀這種想法變得越加普及，進而在日後的心理學理論中占下一席之地。
但這說法是真的嗎？我們在一九八三年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女同性戀母親的研究結果，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研究結果清楚地顯示，與異性戀母親撫養的孩子相比，同性戀母親的孩子並不會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可惜對許多已經被與孩子拆散的母親而言，這是遲來的正義。我開始懷疑，或許其他新型態的家庭也可能是如此，為毫無根據的成見所苦。所以我想透過適當的科學研究，將「家庭結構」及「家人關係」兩項要素的影響區分開來，加以探討。我很榮幸能與一群最優秀的學者共組研究團隊，其中包括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人類學家、生物倫理學家及醫生。從此我們踏上了一條深邃而迷人的道路，跨越二十與二十一世紀，我們密切地關注每個新形成的家庭形式，進而探索之、研究之。
我最初的據點是倫敦；我先在精神病學研究所就職，而後轉移到倫敦城市大學，二○○六年我又轉到了劍橋大學家庭研究中心（該中心於一九六六年由馬丁．理查德教授創立）。我們的研究一開始以女同性戀母親為對象，接著我們開始研究體外受精、以及由精子捐贈誕生的孩子——我們是第一個追蹤研究這些孩子一直到成年的研究團隊。而之後，我們逐步研究更多不同的家庭。
大約二○○○年，我們開始一個新的研究計畫，以精卵捐贈和代孕出生的孩子及其家庭為研究對象；這目前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對代孕寶寶做的調查研究。從嬰兒時期到青春期，我們持續追蹤訪問這些孩子，目前為止已經訪問他們六次，藉此我們可以了解早期經歷如何影響他們日後的發展。
近幾年，我們也開始研究同性戀父親組成的家庭；我們研究了領養孩子的男同志家庭，也在美國首開先例地對代孕得子的男同志家庭做研究。我們的研究對象逐年擴張，最新的研究焦點包括：沒有戀愛關係的親職協作（co-parenting）、跨性別父母的孩子、自主性單親爸爸，以及透過非匿名的卵子捐贈出生的孩子。
做調查時，我們會親自造訪受訪者的家，藉此了解孩子發展及適應的狀況，並了解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我們會分別採訪父母及孩子，觀察家人之間的互動，並使用一套專門為兒童設計的評估方法，利用說故事、玩遊戲和玩玩偶等方法了解孩子的想法。我們也會請老師參與研究，請他們為我們回答問卷，以了解孩子在學校的行為表現。
而研究的結果如何呢？我們的研究清楚顯示，孩子們在各種新型態家庭中都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這些家庭包括我們最早研究的女同性戀家庭，也包括我們後續研究的各種家庭。沒有證據表明孩子在非典型家庭長大會造成心理傷害——不論孩子擁有同志媽媽或同志爸爸，或是誕生於卵精胚胎捐贈，誕生於代孕等輔助生殖技術。然而至今，這些家庭仍然面對著許多偏見，即使在世界上最進步的國家也不例外。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向世人展示我們的研究結果；這些結果推翻了許多陳腐的偏見。本書的主角是這些家庭，我讓他們在字裡行間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分享他們真實的日常生活。這些新型態家庭的成員——母親、父親、捐贈者、代孕者、以及孩子們——不是社會或科技革命的代言者，而是經歷這些人生經驗和感情關係的當事人。
這本書裡所寫的，是父母們如何克服萬難組成家庭的故事；最重要的，這些都是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