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白令海峽的輓歌：漂浮在自然與文明之間的海岸，現代人類殖民萬物的野心與潰敗

導讀

鯨魚的吟唱、海象的歌聲：「牠者」口中的歷史是什麼？

施昱丞／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極地動物、以及牠們所棲息的酷寒地帶，向來被視為人文活動的邊陲，仿佛與人類歷史不甚相關。事實上，許多極圈動物，比人類長壽得多，生活在與人類的感知頗有不同的時間向度之中。以弓頭鯨為例，牠們的平均壽命是一百五十到兩百歲。也就是說，一隻於一九八○年代在北極海被捕獵的老年弓頭鯨，很可能經歷了冷戰的始末、沙俄與蘇聯接連的起落、美國對阿拉斯加的殖民；甚至是早於這一切發生之前、十八世紀末葉的極圈地貌。那時，立基於工業革命的現代歐美資本尚未席捲北境，奔馳在凍土上的是馴鹿與原住民族，而白令海也還是萬千弓頭鯨、海象們恣意遨遊的一方天地。

從這點來看，極圈的動物們集體見證了整部人類文明的現代史。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下，白令海的往事不只是美蘇強權的註記，更是極地生態圈的歷史。換言之，白令海的故事，其實也就是弓頭鯨、極地狐等「牠者」的故事。立足於此，如果我們倒轉主從的關係，將視角從作為主詞的人類，轉移到一向作為受詞的動物、冰層等對象身上，會看到如何不同的歷史？這便是本書在知識上希望帶給讀者的核心體驗。讀者將發現，在每一章節的正文論述之前，作者都用淺顯且生動的文字，耐心引領讀者透過鯨群、海象、海豹、馴鹿、野狐、旅鼠、狼獾等的作息，觀察冰層生態的脈動，以及工業化生產與商品經濟對其造成的衝擊。

在北極的世界，所謂季節交替，不過是在冰封與半解凍的狀態之間往復循環。仰賴冰洋維生的物種，長年生活於固態與液態的水體之間。生與死，對極圈的生命體而言，無非是熱量的維持或流失。天地不仁，鯨魚的死亡意味著將卡路里傳遞給其他活體，是生態的本然。牠們是自然的一環，卻必須發展出適應極端自然環境的生存策略；而在十九世紀之後，牠們還得面對來勢洶洶、一心要將牠們剝皮去骨做成商品的獵人。伴隨著大量物種的滅絕，海豹的肉成為傳教士桌上的晚餐，海象的長牙被供在異國富商的收藏室，而鯨魚帶血的脂肪則潤滑著遙遠國度中機械設備的齒輪。就此而言，從動物──或者說，從這些非人類（nonhuman）的歷史參與者──的角度出發，看到的將是一幅截然不同的「自然」圖景。在這幅景象中，自然不斷地發生改變，從而撬動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邊界──如果這條邊界真的存在。

跳脫以「人」類活動為主導的視野，將歷史書寫的主體轉移至非人的「物」類，是這二十年來環境史、以及廣義的環境人文學科（environmental humanities）致力開展的嶄新思路。這條軸線上承法國年鑑學派對於長時段（longue durée）地理時間的重視，不僅連結上近年來知識界對「動物倫理」的倡導，也與馬克思主義學派「歷史唯物論」的探討相互共振，提供了一道反思人類社會的窗口。對於非人類的著墨，也促使學界關注過去容易忽略的諸多歷史層面。除了動物之外，像是本書提到的苔原、礦脈、凍土等，也是極圈不可或缺的非人要素，共構起人類所認知的「自然」。細心的讀者很快會注意到，從物類的視野來看，並不只有人類在改造自然，所謂的自然也在適應人類。海象學會閃避、攻擊捕鯨船；弓頭鯨不再歌唱，因為歌聲將引來索命的獵人；當鯨群遭到大量捕獵，墜落在海床成為養分的鯨魚屍身迅速減少時，仰賴這套生態鏈進食的鯊魚、盲鰻等則必須另謀生路。就這點來看，本書在描述「物」類的世界時，同時也捕捉到牠們對於環境變化與人類的適應，從而賦予了這些「牠者」在歷史上的「能動性」（agency）。

對臺灣的讀者來說，本書或許有兩重特殊的意義。首先，我們對鄰邦日本並不陌生，而日本社會長年以來，始終糾結於頗具爭議的捕鯨文化。其次，則是本書對於原住民社會文化的探討，相信也能引起讀者們的興趣。以下，我將嘗試整理作者對這兩方面的觀點，希望有助於讀者理解，並從中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臺灣與東亞經驗。

在白令海峽的廣袤大地，當然不只有物類，還有許多其他的人群。在十九世紀以降，不只是鯨魚與海象們被市場的需求拽入全球化的海洋，北境的原住民亦然。資本的挹注加之現代生產方式的變革，不僅毀滅式地改造了生態鏈，更發明了所謂文明與野蠻的界線，而原住民族顯然不被劃在文明的這一邊。一反同類作品所關注以白人為主體的探險與征服，作者更強調伊努皮亞特人（Iñupiat）、尤皮克人（Yupik）、楚克奇人（Chukchi）等在地原住民的角色。作者在十八歲那年首次登上當地住民的捕鯨船；多年深耕之下，作者通曉這些族群的語言，並力圖深掘這些在地（indigenous）社群在白人殖民史觀下遭到掩埋、甚至竄改的過去，還原他們應有的歷史位置。正因如此，作者能夠從原住民尚未完全被現代文明改變的眼界，捕捉極圈動物與人類的互動；也因而得以反思帝國的擴張與侵略，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在地人的生活、卻同時又受阻於極地的嚴寒氣候。可以說，透過作者的鋪陳，那些遭受歐美強權壓迫、宰制的原住民族，與其他非人的物類參與者們，都得到重新發聲的契機，不再只是歷史書寫之下沉默的大多數。

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書寫，未必就與既有的歷史論述相互對立。事實上，兩道脈絡的並存與對話，反而讓環境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舉例來說，如果我們批判十九世紀以降白人對冰洋動物的大規模捕獵，那我們該如何看待，北境原住民族千百年來的狩獵，即便兩者可能都是為了生存？考慮到鯨豚數量如今普遍瀕臨滅絕邊緣，我們是否應該繼續維持、或者反對少數民族視之為自身認同的捕獵文化？本書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如果讀者感興趣，近年來英文學界對此議題頗有熱議，可另參讀約書亞‧里德（Joshua Reid）和雅克比娜‧奧奇（Jacobina Arch）的兩本專著。這兩本書分別針對美加西部邊境溫哥華附近、以捕鯨為尚的馬考（Makah）族，以及明治時期以降日本社會逐步建構而成的捕鯨傳統，將捕鯨業歷史化，給出了不同的思考方向。相較於此，本書作者則是從環境與動物的角度，以原住民的舊瓶盛裝當代思維的新酒，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再次審視人與自然曾經的可能：在那個世界，鯨魚可以安心長大，海象悠然吟唱；人類既非動物的天敵，也不自矜於食物鏈的頂端，而是戒慎恐懼地，與動物們共同在風雪中凍餒掙扎，尋求生命的延續。

對於「牠者」的重視，並不妨礙作者統攝政治、社會、經濟等傳統的面向。作者的別開生面之處，是在梳理動物的時間之外，同時也透過物類的視角，觀照我們原先熟知的人類歷史軸線：亦即，十九世紀以降美國與沙俄之間在阿拉斯加上演的外交擺闔，以及隨後美帝與蘇聯對北冰洋地區或隱或顯的競爭。然而，即便是最為強大的現代科技與管理技術，無論資本主義式的剝削、抑或社會主義式的計畫經濟，這些人類透過現代性投射出來的意識形態，在北境的酷寒之前，終究只能選擇妥協。反過來說，正是極地難以掌握的極端條件，引發我們省思：現代歷史上這兩大宗由無數學人背書的生產模式，到底有多大的差異？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追問：那些由亞當‧斯密、馬克思、熊彼得等宗師所擘劃的社會經濟遠景，在多大程度上裹挾、受限於來自溫帶的預設？如此一來，作者在本書完成了從政治經濟到自然環境、從帝國史到生態史的過渡。環境並非市場擴張與人口拓殖的註腳：動物們不是待宰的商品，原住民也不該被視為資本與體制下的奴隸。相對地，在白令海這樣嚴酷的極地生態圈，無論是傳統帝國或現代資本，都只是冰天雪地下的驚鴻一瞥，終究踏雪無痕。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英文原版Floating Coast的出版商W. W. Norton & Co.是與臺灣商務印書館類似，同時面向知識社群與普羅大眾的商業出版社。付梓問世之後，一如學者們所預期，本書屢獲殊榮。在獲得多座獎項的提名之後，於二○二一年摘下美國歷史學會（AHA）的年度大獎約翰‧鄧寧獎（The John H. Dunning Prize）。如此精彩又不失可讀性的大作，即使投向第一流的大學學術出版社也大有可為，作者卻早早決定與商業出版社洽談。我曾私下請問過作者，從而得知，美國環境史學界早年有許多學者，期許能以一己之研究推動社會公眾對於環境與公領域議題的重視，因而往往力求走出知識的象牙塔、鍾情於商業出版社。其中，像是作者的師輩──以《自然的大都會》（Nature’s Metropolis）一書享譽美國學界的威廉‧克羅農（William Cronon），重要的作品也幾乎都是由商業導向的出版社出版。當讀者們馳騁於本書勾勒的廣闊天地之時，一代又一代環境史學人在這些著作背後，對於當代社會熱切的關懷，也值得身處臺灣的我們多所留心。

我結識作者是在二○一七年赴美留學、就讀布朗大學博士班的第一個學期，也就是德穆思教授（我和同學們都直稱其名芭絲榭芭，這是布朗的文化）正式入職布朗歷史系的第二年。芭絲榭芭年少有為，原先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還沒畢業時，書商便已簽約出版其博士論文；也因此，甫一拿到學位，就找到了布朗的教職。聰慧的學養，親切的態度，加上講課時的個人風采，使芭絲榭芭的教室向來座無虛席，名列系上幾位最受歡迎的年輕教授。我當時修了芭絲榭芭的課，並毅然決定在我自己的領域深造環境史的主題，並請其擔任我的學位論文委員。時光荏苒，五年後的今天，芭絲榭芭已經順利升等為副教授；而這本改寫自其博論，在學界屢獲大獎的鉅作，也在美國再版，並於今年推出了繁體中文版。值此之際，承蒙商務編輯的盛情邀請，我提筆寫下這篇導讀。掛一漏萬之餘，若能略盡書介之誼，推廣更多讀者一睹本書的魅力所在，將是我莫大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