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

序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時年三十三歲的詩人、異見人士林昭在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受審，被控作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參與出版了譴責中共苛政和「大躍進」的地下刊物《星火》。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奪走至少三千六百萬人的生命。
 
林昭在《星火》上發表了長詩〈普洛米修士受難的一日〉，將毛澤東刻劃為暴虐、奸詐的宙斯，徒然脅迫普羅米修士撲滅那取自天庭的自由之火。官方指控此詩「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煽動反革命同夥「公然提出『在中國實現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社會。林昭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宣判次日，林昭在判決書背面用自己的鮮血寫下：「這是一個可恥的判決，但我驕傲地聽取了它！這是敵人對於我個人戰鬥行為的一種估價，我為之由衷地感到戰鬥者的自豪！我還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夠。是的，我應該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們的估價！除此以外，這所謂的判決於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藐視它！」
 
這是毛的革命交響曲中一個出乎意料的不和諧音。始於一九二一年的中國共產運動從上世紀三○年代開始就是由毛澤東領導，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使共產主義成為全民宗教，配備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經典、神職人員（幹部）和革命儀式。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四○代。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主席語錄》——聞名西方的「紅寶書」——在其後十年裡共印製了十億多冊。「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偉大領袖」的畫像前曾有過每日高呼口號和揮動「紅寶書」的集體朝拜。「文革」中還生產了大約四十八億枚毛澤東紀念章，最大的與足球相當。
 
在那個時代，褻瀆毛的行為難以想像也實為罕見。即使被判處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為逃避革命怒火、表達對革命的忠誠，在臨刑前也常高呼「毛主席萬歲！」
 
當時，舉國上下對黨的批評被全面封口，而林昭則選擇在獄中公開反共。她在致母親的血書家信裡這樣寫道：「就從被捕這一天起我在他們共產黨人面前公開了自己之作為反抗者的身份並且公開堅持我之反共抗暴的自由戰士基本立場。」

林昭的政治異見似飛蛾撲火、徒勞無功。支撐其抗爭的是她所懷的堅定信仰。 少女時代，她在家鄉蘇州的教會學校、由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創建的景海女子師範學校（Laura Haygood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受洗成為基督徒。一九四九後她離開教會，投身共產革命，為要「解放」民眾，建立一個理想、公正的新社會。一九五八年因表達民主思想被劃為「右派」，成為反右運動中遭清洗的至少一百二十萬人中的一位。 她對革命的幻滅由此而生。之後，她逐漸回歸到熾熱的基督教信仰。
 
作為一名基督徒，她相信自己所堅持的既是屬世的政治抗爭，也是一場屬靈的善惡之爭。獲刑後，她在獄中寫給黨的喉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中解釋自己之所以反共，是因為追尋「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她寫道：「我的生命屬於上帝……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祂賜與我以這樣一份光榮！」
 
在毛澤東時代，林昭抗拒中共政權之舉罕見無雙。中共統治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他們是無聲的受害者。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並未出現過任何徹底的、沒有宗教信仰支撐的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世俗性反叛。  林昭之所以能堅持反抗，是因為她心中的民主理想和基督教信仰，使其保持了道德獨立性和政治判斷力。是信仰使她抵制了等同宗教的毛主義，堅守自己的異見。
 
本書的書名來自林昭表達異議的慘烈之舉。官方文件記載：關押期間，林昭「用髮夾、竹箋（簽）等物，成百上千地戳破皮肉，用污血書寫幾十萬字內容極為反動、極為惡毒的信件、筆記和日記，瘋狂攻擊、謾駡、污蔑我黨和領袖」。  這些信分別寫給黨的喉舌《人民日報》、聯合國、監獄當局和母親。她稱之為「自由書」。
 
「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乾淨的生活權利——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永遠是無可非議的！」她解釋道，「誰也沒有權利對我說：要求生存就必須套上頸鏈而忍受沒身為奴的恥辱。」

林昭的獄中文字共約五十萬字，包括短文、詩作、書信，甚至還有一部劇本。她兼用墨水和鮮血書寫。紙筆被剝奪時或為表示抗議，她就以血為墨，用竹簽、髮夾，或在水泥地上磨尖的塑膠牙刷柄，在自己身上刺出鮮血。擠出的血盛在塑膠調羹裡，而後以小竹片或草莖為「筆」蘸寫。無紙時就寫在襯衣或撕開的床單上。
 
左手指刺血過於頻繁，曾使她擠不出血而手指發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給母親的信中，她寫道：
 
擠出來的一汪血寫得差不多沒了。現在我的血好像稀薄了，凝血率很差，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天冷了的關係。唉，親愛的媽媽！這就是我的生活！也就是我的鬥爭！
       
林昭的政治信念，在一九六五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她選擇七月十四日，即「法國大革命首義的日子」、巴士底獄被攻占的紀念日作為動筆之日。這封長一百三十七頁，約十四萬字，耗費近五個月完成的信，用筆墨書寫，但她蘸著自己的血，在每頁多處加蓋了襯衫紐扣大小的「昭」字私章。
 
信中痛斥所謂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這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中共從建黨開始就視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並以此作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無產階級專政」的依據。上世紀六○年代，毛澤東指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將此理論推至巔峰。
 
林昭嗤之以鼻，稱之為「樓梯上打架之觀念」，聲明：「我總不相信在上帝為我們預備下的如此浩大的生存空間裡人類之間有非得性命相搏你死我活的必要！」
 
她指出，中共專政是現代的「暴政奴役」，「只要生活中還有人被著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地不得自由！」 同時強調，在為結束中共統治而進行的奮鬥中不應該「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我們所從事這場戰鬥之崇高的整體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泛泛地著眼於政權！——我們的戰鬥目的不應該更不可能單單是一個政權的轉移問題！」真正的目標是「政治民主化」——「我們為的是使中國從此永遠不要再有皇帝！」

暴力是否可以作為達到此目的的正當手段？林昭在此道德問題上有過掙扎。基督信仰使她在抗爭中堅強。同時，信仰也制約了其反抗行為。她承認，即使在中共「最最血腥慘厲的權力中樞」也偶爾會有「人性的閃光」。「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在我看來：殺滅共產黨並非反對以至清除共產黨的最好方法。」她承認，若非「懷抱了一點基督精神」，自己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共產黨立下血的復仇之誓言」。
 
由於林昭拒絕接受「思想改造」，並毫不收斂其對毛澤東和共產革命的褻瀆，其監禁判決被改為死刑。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按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命令，林昭被執行槍決。時年三十六歲。
 
林昭離世時有許多未償的心願：因投身政治連累母親，帶給她太多痛苦，自己曾想在其晚年照顧她作為彌補。林昭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一封血書家信中告訴母親：「等著有一天，那人權世紀自由晨光照臨祖國大地的一天，那時我們就可以敞懷傾訴了！」與其它血書一樣，這封信也被獄方扣留，始終沒能送達。
 
她曾發誓有朝一日要前往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墓前獻上敬意，因他在一九六三年〈我是柏林人〉演說中給了她自由不可分割的啟示：「只要有一個人還受著奴役，就不能說人類是自由的」。
 
一九六六年她曾寫了一份致聯合國的呼籲書，要求為其所遭受的酷刑和中國侵犯人權的案例親自出庭作證。信中寫道，如果她在被拘期間死亡，聯合國應「詳細、嚴密而確實地審查」其案件並將結果公之於眾。二十世紀六○年代，蘇聯異見人士類似的呼籲書曾被遞交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但林昭的信卻始終沒能跨越獄牆。

林昭的死刑判決書，以兩則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開篇：
      
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至死不變，願意帶著花崗岩頭腦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無關大局。
 
倘若林昭的獄中文字沒能留存下來，也許的確如此，本書也就不可能寫成。

林昭在無望中依舊心存盼望，相信其文稿會保存下來，而這居然成為現實。雖然她的文字「內容極為反動」，且暴露了駭人的監獄內情，但是沒有任何監獄或公檢法官員敢冒犯政治錯誤、承擔高昂代價的風險，在處決林昭之後下令將其銷毀。於是，她的文稿作為反革命罪證被收集歸檔。一九八一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對林昭的死刑判決，宣告她無罪。翌年，她的文稿被歸還家人。
 
二十一世紀初，林昭於一九六五年寫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信的電子版出現在互聯網上，並很快成為當今中國政治異見的普羅米修士之火。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林昭是「當代中國僅存的自由之聲」。
 
過去十多年裡，無數的民主人士到蘇州城郊靈岩山上的林昭墓地祭奠她。近年來，隨著政府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不斷升級，每逢林昭的忌日就有便衣或配有防暴裝備的員警應時出現；封鎖通往墓園的道路，並驅散從全國各地前來紀念的維權人士。其結果是年復一年地上演員警在靈岩山腳抓捕和暴力驅趕祭奠者的一幕。
 
縱觀當代中國，再沒有一位死者的亡靈遭受如此無情、驅魔般的對待。  相比生前，死後的林昭更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剋星。
 
在林昭北大同學和摯友沈澤宜眼中，她是一盞「雪地之燈」。一九七九年這位詩人結束右派流放生涯後，聽到了林昭的死訊。他以此為題寫下了一首詩：
 
雪地之燈—懷念林昭
 
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懷念山那邊的一盞燈
在冷霧淒迷的夜晚
在白茫茫雪地中央
美麗地、孤獨地、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
在它光芒所及的地方
盡可能遠地擯棄著
風卷積雪的
濃深的夜
 
那燈光見證了人類的尊嚴和追求自由的堅毅。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被極權主義制度的巨輪碾壓過的生命數以千萬計。像納粹時期的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和蘇菲．朔爾（Sophie Scholl），還有蘇聯的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波蘭共產黨時期的耶日．波比耶烏什科（Jerzy Popieluszko）一樣，林昭竭盡全力——借用潘霍華的話——給那「滾動的車輪插上一個羈絆」。

宗教信仰在這些人的英勇抗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它賦予潘霍華以清晰的道德觀，宣告納粹主義是異端邪說；它也激勵索忍尼辛反對他視為「精神奴役」的共產主義制度。在其看來，蘇聯不道德的極權統治要求「徹底交出我們的靈魂」。他借用聖經中耶穌的話「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回答：當該撒要我們「把神的物也歸給他時——我們斷不敢做出這樣的獻祭！」
 
上世紀八○年代初，波比耶烏什科神父站在團結工會一邊，反抗波蘭共產黨政府下達的戒嚴令，宣告「那些借助威脅和恐懼來管轄公民的政府有禍了」。他相信「侍奉上帝就意味著譴責一切形式的邪惡」——並為此信念付上了生命的代價。
 
德國神學家、哲學家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曾預示宗教信仰與個人抵抗極權制度的超凡勇氣之間的聯繫。潘霍華還是一名學生時就曾讀過特勒爾奇的著作。特勒爾奇寫道，因基督教內在的革命性特質，即「無限的個人主義和普世精神」，它對「每一種純粹屬世的權威」都具有「瓦解作用」。
 
二○一三年，由林昭的摯友編輯注釋的《林昭文集》私下印製成冊。其中收入了其獄中文稿和其它尚存的作品和信件。我得到了一份。
 
這是天賜之物。之前一年，我開始從事林昭研究。自二○一二年起，我追尋著林昭的生命足跡，從原蘇州景海女師——在那兒她經歷了兩次「歸信」，一次是走向基督教，另一次是投身共產主義——到風景秀麗的北大校園。在北大她經歷了政治覺醒之後與共產主義決裂。為更好地瞭解教會學校的教育在她心中留下的終身印記，我查閱了位於紐澤西州麥迪森市的聯合衛理公會檔案館的資料。
 
我也到了靈岩山，在林昭的墓前獻上我的敬意。二○○八年，林昭被處決四十周年紀念日前夕，當局在其陵墓上方安裝了一台監控攝影機，唯恐一場精神和政治瘟疫不知不覺地從其墳墓裡爆出。
 
我逐漸走近林昭，靠的是細讀她留下的文字，並採訪或通信聯絡曾與她親密接觸過的人，包括她以前的未婚夫、同學、故舊、「反革命同夥」和她的胞妹，以及對林昭待過的牢房有切身體會的歷史見證人——曾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籃橋監獄的政治犯。

我專訪過那位在一九八一年負責重審林昭案件並為她平反、現已退休的審判員。我詢問他有關歸還林昭獄中文字的決定，那些文字包括編了頁碼、打孔穿綠線成冊的獄中手稿，還有記錄了她的〈戰場日記〉、短文和以墨水謄錄的〈血書家信〉的四本筆記簿。林昭所寫過的血書在交給看守之前，都用筆墨細心謄錄在筆記本和紙張上，為要確保其文字能為後人存留。
 
他告訴我，歸還的手稿屬於林昭案的副本（副檔）。留在正檔裡的是審訊紀錄和其它關鍵材料。文件大約能排滿一層三呎寬的書架。迄今為止，林昭案的正檔仍封存在上海市區外一個專門收藏機密檔案文件的地方。
 
他回憶道：「林昭詩寫得很好。」隨之臉上掠過一絲頑童般的微笑，補充道：「有些詩，我偷偷地帶回去，在家裡抄。」
 
「她的血書您看到了嗎？」我問。他看到了，但只是一部分。在發黃的紙上，血書的字跡已呈暗色。
 
我問他為何未將血書和其它監獄手稿一同歸還林昭的家人。
 
「太觸神經了。」他答道。
 
林昭險些同數以百萬計、視為革命的敵人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一起被拋到歷史所遺忘的角落；她的故事險些失傳。不料，她持久執著的獄中寫作，竟得助於歷史的變幻莫測，令其手稿得以保存，也才有了後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