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劇場與道場，觀眾與信眾─臺灣戲劇與儀式論集

自序

戲劇緣起於人類生活，東西方皆然。源頭來自希臘的西方戲劇，千年來隨著劇場發展與近代人文思潮，從儀典、休閒娛樂到人類心靈探討與政治、社會議題的批判，舞臺的藝術風格加重，在戲劇主題意識、表演形式與內容各方面，更加多元化，相對地，劇場中祭儀的部分愈來愈不明顯。

臺灣的戲劇傳統源自中國，但未曾經歷中國戲劇史的宮廷劇場與勾欄茶樓式的商業劇場，文人家班的戲劇活動也極罕見，卻也突顯臺灣戲劇的庶民性格，及其以社群祭儀為中心的演出生態，臺灣史上的戲劇活動基本上是儀典的一部分，多為聚落民眾作為報賽田社或生命禮俗的媒介。從十七世紀後期以降的三百年間，一切民間社會活動「無不先以戲者」，整個沉浸在「里巷靡日不演戲」、「山橋野店，歌吹相聞」，處處是劇場的氛圍，臺灣成為演戲之島，也是一個儀式性濃厚的宏觀舞臺。

戲劇表演者有職業演員、業餘「子弟」，也包含道士、法師、釋教沙門的表演，後者所牽涉的戲劇活動有兩層意義，其一係道士、法師展現科儀中的戲劇元素，再則是道士、法師以「子弟」的身分，出現於民間子弟團的活動中。不論是戲臺、道場，戲劇演員與道教、釋教的表演，皆有觀看者，他們同時扮演看戲的觀眾與道壇科儀的信眾，一方面接受儀式的象徵意義，再方面也藉看戲獲得身心調劑及與家族、里鄰交流與整合。

隨著近代西方帝國主義在全球建立殖民地，遂行政治壓迫、經濟掠奪之際，宣教活動熱烈，西方戲劇形式與內容也在列強勢力所及範圍，成為普世的現代戲劇。日治之後的臺灣，出現現代戲劇，新式劇院也在大城小鎮普遍建立，打破既有的演出型態，除了與祭儀相關的外臺戲之外，劇院內臺演出漸趨普遍，也出現標榜文明、現代的通俗新劇團，以及文化人組成的戲劇運動團體。臺灣百年來的現代戲劇（新劇）生態，作為「現代性」的表徵，先後受中國、日本與歐美影響，日治初期，臺灣現代戲劇萌芽，其發展具有濃厚的目的性與儀式性，諸如提昇國民文化素質，藉戲劇傳播政治與藝術理念，摒棄民間表演的「陋俗」，新劇運動代表一種身分象徵以及儀式性的宣告。然而，殖民統治者同樣以戲劇（如皇民劇）作為改造臺灣觀眾與臺灣戲劇的重要目標。因此，就臺灣戲劇史的屬性來看，不論傳統戲劇、現代戲劇都有濃厚的儀式意義。

戰後臺灣現代戲劇逐步發展的同時，傳統戲劇日漸衰微，然而，若干劇種（如京劇、歌仔戲）從現代劇場注入活力，甚至走向劇場化，成為當代表演活動的一環，而配合祭儀的表演仍然流傳於民間社會，傳統／現代、草臺／戲院的競爭與互動也值得觀察。若就臺灣戲劇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從明清進入日治到回歸中華民國，傳統戲劇大致一脈相傳，現代戲劇則呈現斷裂、區隔的現象，日治時期出現的臺灣現代戲劇運動在歷史的時間軸線中，僅能算是曇花一現，在回歸中國的戲劇洪流中，原來以日語、臺語演出的臺灣新劇成為難以積累的殘缺記憶。

近年臺灣戲劇史的研究愈加多元、熱烈，其中現代劇場研究多師承西方現代戲劇的創作、研究方法，並接受社會學家（如涂爾幹Emile Durkheim、范吉內A. van Gennep）、人類學家（如李維斯陀C. Levi-Strauss、透納Victor W. Turner）、戲劇家（如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的理論，其中范吉內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 影響深遠，他把禮儀劃分為三階段：分離、中介、再融合，透納結合曼徹斯特學派格拉克曼(M. Gluckman) 的社會衝突儀式化與范吉內「過渡儀式」的理論，發展新的儀式三段論，即：社會秩序、社會失序、社會新秩序。如透納眼中，儀式本身就是一齣社會劇，反映社會結構之間的衝突、緊張，並予以有效整合。

謝喜納也認為劇場就如同祭儀，兩者都是脫離常態的扮演、轉化，參與者脫離既有的社會結構，經過中介狀態，再返回原有的社會秩序，他進一步把透納的理論延伸至不被室內劇場規範的外部空間，印證劇場本質與交融性現象的完整結構。透納與謝喜納的儀式理論，尤為臺灣劇場工作者所熟知。

此外，一九六○年代被視為當代劇場先知的法國戲劇家阿鐸（Antonin Artaud，1896-1947），致力於重塑以神話與儀式為基礎的劇場，影響當代戲劇文化至深，臺灣劇場界多半對阿鐸的殘酷劇場與其神話儀式觀點，也耳熟能詳。

近年戲劇、宗教、民俗學者有關本土宗教與科儀的研究風氣維持一定溫度，成果也豐碩，不過甚少人從劇場的角度，較完整地論述道士、法師科儀表演與戲劇化「外齣」—包括戲劇與儀式空間、文本結構、前後場、身段動作。多數的研究注意科儀本，涉及戲劇或劇場部分，多屬簡單概述，不易看到科儀演出的臨場性與實際流程。另方面，許多儀式戲劇已然與民眾生活脫節，淪為形式的表演，請主（出資者）、觀賞者的參與感明顯降低，真正看戲者不多，尤其是鍊度功德中的道教、釋教戲劇，更隨著現代人的生活習慣而簡化，甚至消失。

收入本書的九篇論文多曾在學術研討會或學報發表，大致可分成兩部分，其一為臺灣戲劇及劇場史的現象探討，包括〈時空流轉，劇場重構：—十七世紀臺灣的戲劇與戲劇中的臺灣〉、〈清代臺灣方志中的「戲劇」〉、〈戰時在臺日本人戲劇家與臺灣戲劇——以松居桃樓為例〉、〈文學作家、劇本創作與舞臺呈現—以楊逵戲劇論為中心〉、〈理念、假設與詮釋：臺灣現代戲劇的日治篇〉、〈林獻堂看戲——《灌園先生日記》的劇場史觀察〉，其二為道場科儀與祭典演戲，包括〈道士、科儀與戲劇——以雷晉壇《太上正壹敕水禁壇玄科》為中心〉、〈道場演法：「命魔」與《敕水禁壇》的戲劇性——以盧俊龍「迎真定性壇」《靈寶祈安清醮金籙宿啟玄科》為中心〉與〈社．會．戲——以礁溪協天廟龜會為中心〉。

兩者之間似乎缺乏聯結，但從劇場、道場的活動本質來看，對日治時代新劇運動的探討與省思有助於瞭解臺灣戲劇史本質，而從劇場的角度討論演戲者、看戲者，以及科儀文本內容、道士師承傳統、角色扮演與舞臺動作的關係，則可看出戲劇與儀式的本源及其民間基礎，也不難體會其中或隱或顯的互動，以及彼此間主動、被動的交流管道。換言之，戲劇與儀式之間的辯證、解讀，可為臺灣的戲劇研究提供具體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