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

序    

一本逼人深思的書─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錢理群

（一）

酷暑中讀完裴毅然先生這本好沉重的書─不僅是書的篇幅「重」，更是其內容之「沉」，我長長吐了一口氣：此書的出版，正當其時！

我這麼說，基於我對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問題的一項判斷。約於2010年初，郭小川（他正屬於本書所研究的「延安一代」）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我有一篇發言，談到如何認識「革命時代」和當下「我們的時代」，這兩個有著內在聯繫的時代，「實際上是當下中國知識界、思想文化界、學術界所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爭論的焦點」；並且有這樣的分析：「據我的觀察，存在著四種傾向。一是對革命時代和當下中國現實的全面肯定和讚揚，將革命理想化、現實盛世化；二是對革命和現實都持尖銳的批判態度，以至全盤否定；三是肯定革命年代而否定現實社會；四是肯定現實而否定革命時代。」事實上，這些不同傾向，已經有了理論上的表述，一方面是黨內毛派呼籲「回歸毛澤東時代」，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集權為民」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另一方面，黨內民主派高揚「民主社會主義」，另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出以「憲政民主」為中心的零八憲章等等，其背後都隱含著對革命時代與當下時代的不同評價與態度。在發言中，我還談到自己的困惑：

這四種傾向，在我看來，都有兩個特點，一是觀點明快，態度鮮明，立場堅定；二是立場、觀點在先，缺乏具體的分析、研究。談歷史，實際上對歷史瞭解甚少，根本沒有進入具體的歷史情境；講現實，多從感情、道德、義憤出發，缺乏具體實際的調查研究，更不用說理論的辨析和批判。我的困惑在於，儘管我自有必須堅守的基本信念和基本判斷，但我更願意把問題看得複雜一些，對所有過於明快的判斷，我都有些懷疑，總覺得在明快因而痛快的背後，遮蔽了一些東西。因此，在對歷史與現實作出判斷時，我常常猶豫不決，即使作出了一些判斷，也有些心虛，自己就先懷疑起來。這樣的立場就顯得不夠堅定，在這處處要求站隊的時代，就不免把自己置於尷尬的境地。

在發言的最後，我還表達了這樣的期待：作為一個學者，一個知識分子，我們要做的，所能做的，不是急急忙忙地表態，而是要坐下來，踏踏實實地進行研究，創造對歷史與現實都具有闡釋力的新的批判理論。而這樣的探討，又應當從個案研究入手。

我正是以這樣的期待來看裴毅然先生的這本新著，論定它的出版「正當其時」，不僅是因為本書對當下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問題，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對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應，表現了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特別難能可貴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更因為本書是作者坐下來踏踏實實地研究的成果，其用功之力、思考之深，表明這是一個學者的回應，它的鮮明的觀點，是建立在學術研究基礎上的，讀者盡可以不完全同意研究的結論，但確實能夠從中得到許多啟示。

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採用的「個案研究」的方法，而且選擇「延安一代知識分子」作為研究對象，這是顯示了一種銳利的學術眼光的：延安一代人，如作者所說，是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啟解放一代及紅衛兵一代的，因此拎起這一代，可以把握與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道路的全景。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延安這一代還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現實，前文提到的黨內毛澤東派與黨內民主派的主要骨幹都是延安一代人，意味著延安一代在當代的分化。因此，以延安一代人作為個案進行研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能夠有助於人們認清當下這些爭論的歷史淵源及其深厚的歷史內容：這是一個極好的歷史與現實的結合點。

（二）

我更看重本書的，是作者的研究對當下爭論的啟示。

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史料的詳實，這也是作者的自覺追求：「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這本來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當下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卻成了問題。這也是本書所揭示的歷史的積弊：「為實現自己頭腦中的紅色概念，無視具體現實，尤其無視革命造成的悲慘現實」；立場在先，觀念在先，判斷在先，而且不需要事實的支撐，甚至不顧及基本歷史事實，睜了眼睛說瞎話。比如說，一位毛澤東派的帶頭人宣稱「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亂，後七年天下大治─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各行各業碩果累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確立」─作者自可以為毛澤東時代辯護，但用這樣歪曲事實的作法來唱讚歌，就有些離譜。還有一位鼓吹「中國模式」的學者，則揚言「人類在解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生態貧困四類貧困中沒有什麼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國在其特定的國情條件和體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樣的描述和判斷，與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普通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這位學者盡可以採取支援中國現行「體制」的立場，但如此不顧事實，在我看來，無異於在幫倒忙。

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學風問題，它其實正是這些年當局推行「強迫遺忘」的思想、文化政策的產物。而且不能低估這樣的遮蔽、否認歷史事實的「強迫遺忘」國策的有效性。比如說，今天一些青年已經不知道，進而不相信1959～1961 年中國曾經發生過大饑荒引發的大規模死人的事實─人們對死人的具體數字與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盡可以有不同的認定和分析，但討論的前提，是必須承認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大規模非正常死亡這一基本事實。如果把論斷建立在不承認基本事實的基礎上，那是無法討論問題的。理論與觀點的力量正在於，能面對所有的事實，並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與分析。也就是說，揭示與面對所有的事實，這應該是我們討論中國革命時代和當下時代問題的前提與基礎。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得出結論：不管人們在認識上存在怎樣的分歧，但在這一基本方法論或基本討論規則上應該取得共識，不然是越爭論越糊塗的。

我讀本書，最為感佩的，就是作者敢於面對事實的膽識。本書所揭示的事實，在今天的某些年輕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而是可疑的；對歷史的當事人而言，這些事實又是不堪回首的，對年輕時候深受延安這一代人影響的作者來說，面對這些事實，也會引發痛苦的記憶；而應該對這段歷史負責的執政者，不僅不願正視這些事實，更因為對事實的揭示、分析與批判，會觸動他們的統治利益，而運用權力對揭示者進行打壓。這就意味著，作者要面對歷史事實，必須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不僅是體制的，權力掌握者的外在壓力，更來自研究對象，接受對象，以至作者自身的內心恐懼。這是需要勇氣、良知和學術與歷史責任感的。

真正面對全部事實也不容易，除了主觀有意無意的遮蔽外，也還有材料不足的困難，事實上歷史也不可能完全復原；由此決定了任何對已掌握的事實作出的判斷，都具有相對性，隨著新的史料不斷發現，就可能對已有結論作出補充修正，以至局部或全部否定。而要面對不利於自己分析的材料，並作出合理解釋，則更不容易。比如本書多次談到一些延安人至今也還局部或全面地堅持自己當年的選擇和觀念，作者沒有回避這樣的事實，但卻歸之於這些歷史當事人缺乏反省和覺悟，迷途而不知返的局限，這就有點簡單化，是應該作更複雜的分析的。其實這是反而有助於對問題的深入認識和討論的，作者錯過了這樣的機會，有點可惜。

我一直記著恩格斯的一句話：道德的義憤，代替不了科學的研究。學術研究不能局限在對歷史或肯定或否定的價值判斷上，而應該對所發生的一切，作出學理的追問和解釋，並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才能做到「將歷史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這正是本書的著力點，在這方面是顯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和功力的，也同樣給今天的爭論以啟發。比如，延安這一代人的最大悲劇，是所謂「從這道門進入，卻走到了另一個房間」。

用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本書特地引述了原毛澤東秘書李銳先生的反思：

「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從根本上就錯了。一場以消滅私有制為結局的革命，一種以排斥先進生產力為特徵的社會制度，無論以什麼堂皇的名義，都是沒有前途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和私有制，無論遭到多大誤解，無論怎樣被妖魔化，最終都會被人類認同的。……資本家和知識分子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是不能消滅的，消滅了還得請回來。這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留給後世的最根本的教訓。

這其實也是所有面對這段歷史的人們，包括研究者，都必須認真思考的。於是，就注意到這樣的現象：延安這一代所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除了它的現實性以外，還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每一個命題在邏輯與歷史的起點上，都充滿純粹、崇高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精神，而其邏輯的展開，歷史的實現的結果，卻顯示出專制主義的血腥味。如作者所說，「一切非理性的所謂『抒情詩』都有導向專制與恐怖的可能」。而且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對起點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邏輯與歷史展開的必然結果。這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之中。
 

本書的探討，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對上述起點的追問，作者用大量的史實，銳利的分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