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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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尋根中國歷史脈絡
解開統獨的死結
在過去三千年的王朝更替中,中國人自有一己的悲歡生涯,中國文化也呈現了相當明確的自足性,無須外力的救援與輔助。但自從西方強勢文化入侵以後,這種固有的常道在價值觀念的動搖下忽然變得可疑了。首先動搖的是君主政治,其次受到衝擊的是小農經濟。君主政治不能再滿足受了西方民主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需要,小農經濟也無法饜飽嘗過工業產品甜頭的一般小民的慾求……
本書特色
本書從中國的政治歷史出發,分析當代中國在君主政治的體制下,如何面對民主思潮之衝擊。馬森以敏銳的觀察力,指出中國在邁向民主道路時,所面臨之困境,並探討如何擺脫根深柢固的帝王文化,讓民主思維不僅止於萌芽,更能深根茁壯。
目錄
秀威版總序
序
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
民主政治的理想與現實
集體制度的遠景
論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
序/導讀
序
英國社會思想家斯賓塞(H. Spencer)認為人類社會是單線進化(unilinear evolution)的,先由原始的社會發展成君主專制的政體,再由君主專制的政體發展成民主的工業社會。依據他的理論,西方的社會是最先進的;像東方的社會、非洲的社會,都依次排列在這條線前方的某一個點上,正待機向民主的工業社會前進。
當然他的這種理論早被後期的社會學家詆為「社會的達爾文主義」,帶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臭味。以後的社會科學家,像史提華德(J. Steward)和李維史陀斯(Lévi-Strauss)等,都主張多線進化(multilinear evolution)的理論,認為每一個社會都具有各自的道路和指標,殊無道理必然邁過西方社會所經歷的步跡。近代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成果,雖然使後一種理論看來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但是也並不能否認文化的傳播會促使眾多的社會無法堅持固有的軌道,不得不中途改弦易轍。
如果沒有西方強勢文化的入侵,中國顯然可以按照既有的軌轍進展下去,不必有資本主義,不必有工業社會,也不必有民主政治。在過去三千年的王朝更替中,中國人自有一己的悲歡生涯,中國文化也呈現了相當明確的自足性,無須外力的救援與輔助。但自從西方強勢文化入侵以後,這種固有的常道在價值觀念的動搖下忽然變得可疑了。首先動搖的是君主政治,其次受到衝擊的是小農經濟。君主政治不能再滿足受了西方民主思潮洗禮的知識分子的需要,小農經濟也無法饜飽嘗過工業產品甜頭的一般小民的慾求。因此,像眾多的其他「發展中」的國家,中國也不能自止地步上了工業生產和民主政治的道路。這種發展雖然不足以反證主張「多線進化」的學者們的立論,但卻可以使斯賓塞在他早已僵冷的墓穴中竊笑:「你看,不是嗎,大家都朝向民主的工業社會邁開大步!」
唯一不同的是斯賓塞當日的理論的確帶有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認為其他種族的社會永遠追隨在西方之後,永世無能與西方世界並駕而齊驅。他絕未夢想到在短短的一百年中,東方有些社會在經濟生產上已經跑在了有些西方社會的前頭。目前在政治制度上雖然還不曾領先,但以同理推論,政治制度的光明前景也並非是不可預期,甚至可以說是指日可待的。
我這種樂觀主義,一方面固然早有事證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表現了我個人對人類智慧的信心;特別是對中國人的智慧,雖不會像西方的種族主義者視本族超越他族之上,但絕不會懷著任何自抑自卑的情結而自認己不如人。
西方的近代發展,用一句抓住要領的話來描述,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開拓出「擇優而取」的可能。資本主義以外的經濟運作方式幾乎都沒有這種可能,這就是為什麼針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起的社會主義,不旋踵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遭受到挫敗的命運,而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汲取資本主義經驗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國也在屢起屢躓的顛蹶中歷盡了萬般的磨難和痛苦,而終於義無反顧地走上民主政制的道路。臺灣成為先鋒,龐大的中國大陸也勢必無所選擇地跟進。即使無能立刻跟進,也不過是礙於慣性的愚執,使自己的同胞多吃一些苦頭,而終有智明事順的一天到來。
這本書即是討論中國步上民主道路的過程,並指出在民主政制前途上所呈現的希望。然而,希望畢竟只是希望,把希望轉化為現實,仍待全體―我強調全體兩字―公民的覺悟和努力。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於南臺古城
試閱
民主與傳統文化
一九五八年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四位先生共同具名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①一文,對中西文化有精闢的見解;特別是對於我國傳統文化的反省一部分,分析特別深入,觀點尤其客觀。譬如他們在「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一節中說:「中國文化歷史中,缺乏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之建立。中國過去歷史中,除早期之貴族封建政治外,自秦以後即為君主制度。在此君主制度下,政治上最高之權原,是在君而不在民的。由此而使中國政治本身,發生許多不能解決之問題。」如此指出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癥結所在,自較一口否認中國曾有專制制度者為客觀,為真切。
中國歷史上固然不曾有民主政治,然而在中國古代之思想中,是否曾有過民主的傾向呢?這當然是有的。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不就是非常大膽的「民主宣言」嗎?同文中也曾言及:「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政治,但與一般西方之君主政治,自來即不完全相同。此種不同,自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說,即以民意代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現為對民意之尊重,且須受民意之考驗。」以後在實際政事上,又「有代表社會知識分子,在政府中之力量之宰相制度,諫諍君主之御史制度,及提拔知識分子從政之徵辟制度、選舉制度、科舉制度等。這些制度,都可使君主的權力受一些道德上的限制。」雖則如此,然而「只是這些制度的本身,是否為君主所尊重,仍只繫於君主個人之道德。如其不加尊重,並無一為君與人民所共認之根本方法―憲法―以限制之。於是中國知識分子,仍可被君主及其左右加以利用,或壓迫、放逐、屠殺,而在此情形下,中國知識分子只能表現為氣節之士。至此氣節之士之精神中,即包涵對於君主及其左右之權力與意志之反抗。但此反抗並無救於政治上之混亂、國家之敗亡。」文中的結論是「中國政治必須取消君主制度,而傾向於民主制度之建立。」
經過西方政治制度的對照以後,近代中國人,誰都知道民主制度優於君主制度,誰都希望(或者連今日的中國當政者包括在內)中國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來。可是為什麼中國的民主制度總是建立不起來呢?是因為沒有憲法嗎?那麼為什麼在制定了憲法之後,卻又無人去遵行呢?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古代思想中早就有民主的傾向,然而光是思想中的民主傾向,是否即能誘導出民主政治來?昨日不曾!今日不曾!明日能成嗎?這是值得我們再思、三思,甚至於百思千思的問題。
中國近代領導革命的領袖,無不想憑藉我國古代一點民主思想的萌芽,直接把西方的民主政治接引過來。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有憲法,我們也制定憲法;因為西方的民主國家有國會、議會,我們也選舉議員,組織國會、議會。可是今日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成功了多少?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後所制定的憲法又成功了多少?我們的國代或人代,又到底代表了些什麼人?因此可見民主政治的關鍵問題,還不只是憲法及國會。那麼民主政治的關鍵又是什麼呢?我以為關鍵乃在廣大的人民群眾對民主政治的需要和認識。為什麼要把需要與認識並舉?因為認識非來自切身的需要不可;光是從書本上或報章雜誌上看來的,永遠不能成為真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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