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重燃生之燼火

生之燼火
　
從一座大教堂到另一座
巴黎聖母院火災的時候，我們看見社群網站出現了大量煽情的迷因。一張又一張的相片：被蹂躪的森林、被玷污的海灘、失去生氣的森林、被污染的海底，每張相片下面都寫著：「請重建這座大教堂。」
如此強而有力的圖像意在突顯，兩邊都是「無比珍貴的事物遭到毀滅」，金錢與動員能力卻是不成比例。如此的拼接對比有其中肯之處。然而，跟所有的隱喻一樣，如此的圖像在其他方面卻成為了阻礙。因為，生物並非烈燄吞噬的大教堂，而是逐漸熄滅的火。生物就是火本身。一叢發芽的火。這是另一個隱喻，是動態的、納入歷史脈絡的，與大教堂的靜態想像迥然有別：這個隱喻較為公允地對待生物事實的獨樹一幟。
為了避免被類比所困陷，首先必須說明烈燄吞噬的大教堂這個隱喻在描述生物多樣性情形的侷限。將之類比為文化古蹟的破壞，蘊含的意思是「永久毀滅」。然而，從演化與生態的觀點來看，生物不應該首先就被想成一座被「蠻族」夷為平地的古蹟。被想成一座人類之手建造的遺產。被想成那些永遠消逝的本土語言。被想成在帕邁拉（Palmyre）遭伊斯蘭國炸毀的巴爾夏明神（Baalshamîn）希臘羅馬式的神廟。生物不是人類用手製造出來的，凝止、脆弱、易燃的人類意義的遺產：生物首先說來，是一團創造性的火。不是我們創造了生物，是生物創造了我們。
我使用「火」此一隱喻，在這裡的意思是，生物圈（biosphère）可能會縮減，變得貧乏而虛弱，但只需要幾點星星燼火，還有種種限制的解除（釋放出來的生態棲位〔niche écologique〕、更和煦的環境），生物就會蓬勃繁衍，四處擴散增殖。某個地方沒有生命只不過是因為外於生命的條件頑固不休阻止著生命，對抗牠永不疲憊的豐富生命力。
我說的「創造性」，意思是如此的生命輻射仍隨時可以創造成千上萬種新的生命形式。三十幾億年至今的演化時光中，生物原初的力量表現發揮，這樣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就是泛濫（prodigalité）。生命「荒謬的泛濫」（absurde prodigalité），牠叢林式的捲土重來的能力，牠豐盈滿溢一如激湍的傾向，這些是如此真實，以至於一旦生命的條件再度變得有利，一點星星燼火、一小塊環境（只要這塊環境在生態上足夠生機蓬勃）就能重新生出欣欣向榮、能產生重大適應輻射（radiation évolutive）的生命。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珍惜最後的生之燼火。不是透過動物園的樣本動物這種荒誕的形式來珍惜，而是透過受到保護的、不與外界割裂開來──因為，一種生命形式的棲息地正是由其他所有生命形式交織而成──的環境裡的活生生的動物與植物族群這種形式來珍惜。這些環境要能彼此緊密連通，生物族群成員的數量還要足夠，這樣才能確保牠們在基因上足夠強固，並擁有改變、適應全球暖化後必然出現的環境變遷的能力。

達爾文有一個思想實驗（expérience de pensée），這個思想實驗在他對演化的理解裡扮演關鍵角色；他以此實驗為生命之火的性質建立模型時，對生命之火有個強而有力的直覺。在一八六二年出版的《蘭花》（Orchids）一書中，達爾文觀察到某些小蘭花每株有多達十八萬顆的種子。他計算出，如果十八萬顆種子全都成功發芽，將會占據半公頃的土地；依此增長速度，牠們的曾孫輩（也就是四代之間）就會覆蓋整個地球。僅僅一株蘭花就將在四代之內，也就是四年之間，用牠的後代覆蓋整個地球──若且唯若牠所有的後代都活著。所有個體都會不同，每個個體都將獨一無二。而我們必須瞭解，棲居地球的一千萬個物種理論上都有類似的能力（不同之處只在於增長速度）。族群相對穩定是因為棲息地已經被占據了，而且大家都想活。但只要我們留出空間，一旦條件允許，生命的內在本質就會表現出來，這個本質就是變異的創造性增殖，有能力像火一樣覆蓋世界。

要理解生物圈的演化本質，就必須將之思索為一團活生生的火，一團泛濫的火──這種說法不含半點神祕主義，除了那種在我們之外與我們之中搬演的演化劇碼所需要的，平靜自在的神祕主義。
這方面的千萬個例子之中，自然學家闊學給出了具體的一個：「一九九八年，維埃納河（Vienne）上的紅屋水壩（barrage de Maisons-Rouges）拆掉了，就此為洄游魚類開啟了康莊大道。隨後的幾個月裡，海七鰓饅（lamproie marine）與西鯡屬的魚類（alose）就回歸到這個四分之三個世紀裡只有一片腐滯死水的地方，繁衍起來了！年復一年，牠們的數量不斷增加……很可能將近十萬條魚！我們做了什麼才得來這樣的幸福？什麼都沒做。我們就只是毀棄了混凝土鑄造的致死罪愆，這招引死亡的不幸混凝土在太長的一段光陰中讓維埃納河流域水清無魚。再次強調：這裡並沒有七鰓饅或西鯡屬魚類的養殖！牠們是自己回來的，沒有我們的幫助，不過另此一提，也沒有我們的束縛。」

像這樣是在修復（restaurer）生態系嗎？我們修復一幅傑作或是一座教堂。也就是說，我們將我們的組織才華應用於這凝止的物質上，讓它恢復到原初的狀態，對抗光陰的流逝，而形象化了光陰如此流逝的，正是必然傷損我們意欲修復的實體的熵。將「修復」這個隱喻從人手建造的遺產領域引進到生態工程（ingénierie écologique）中，反映了我們對生命世界、對我們與生命世界關係的深重誤解。在生命世界裡，光陰的流動並不是熵，也沒有什麼原初的範本等待尋找：變化發展的流動自我組織，創造、再創造出種種形式。在這個流動中，我們什麼都修復不了：只有生物動能可以自我修復，我們最多只能恢復最低限度的環境條件，讓生命能自我修復。為了將技術隱喻應用於生態工程的弔詭發揮到極致，也不妨換句話說：我們最多最多就只能為一具我們並未建造的機器，以我們慎重微妙的行動來修復我們破壞的種種機械結構，讓這具機器自我重建。
一言以蔽之：我們修復我們所製造的；我們無法修復那製造了我們的。
生之燼火
　
從一座大教堂到另一座
巴黎聖母院火災的時候，我們看見社群網站出現了大量煽情的迷因。一張又一張的相片：被蹂躪的森林、被玷污的海灘、失去生氣的森林、被污染的海底，每張相片下面都寫著：「請重建這座大教堂。」
如此強而有力的圖像意在突顯，兩邊都是「無比珍貴的事物遭到毀滅」，金錢與動員能力卻是不成比例。如此的拼接對比有其中肯之處。然而，跟所有的隱喻一樣，如此的圖像在其他方面卻成為了阻礙。因為，生物並非烈燄吞噬的大教堂，而是逐漸熄滅的火。生物就是火本身。一叢發芽的火。這是另一個隱喻，是動態的、納入歷史脈絡的，與大教堂的靜態想像迥然有別：這個隱喻較為公允地對待生物事實的獨樹一幟。
為了避免被類比所困陷，首先必須說明烈燄吞噬的大教堂這個隱喻在描述生物多樣性情形的侷限。將之類比為文化古蹟的破壞，蘊含的意思是「永久毀滅」。然而，從演化與生態的觀點來看，生物不應該首先就被想成一座被「蠻族」夷為平地的古蹟。被想成一座人類之手建造的遺產。被想成那些永遠消逝的本土語言。被想成在帕邁拉（Palmyre）遭伊斯蘭國炸毀的巴爾夏明神（Baalshamîn）希臘羅馬式的神廟。生物不是人類用手製造出來的，凝止、脆弱、易燃的人類意義的遺產：生物首先說來，是一團創造性的火。不是我們創造了生物，是生物創造了我們。
我使用「火」此一隱喻，在這裡的意思是，生物圈（biosphère）可能會縮減，變得貧乏而虛弱，但只需要幾點星星燼火，還有種種限制的解除（釋放出來的生態棲位〔niche écologique〕、更和煦的環境），生物就會蓬勃繁衍，四處擴散增殖。某個地方沒有生命只不過是因為外於生命的條件頑固不休阻止著生命，對抗牠永不疲憊的豐富生命力。
我說的「創造性」，意思是如此的生命輻射仍隨時可以創造成千上萬種新的生命形式。三十幾億年至今的演化時光中，生物原初的力量表現發揮，這樣的力量一言以蔽之，就是泛濫（prodigalité）。生命「荒謬的泛濫」（absurde prodigalité），牠叢林式的捲土重來的能力，牠豐盈滿溢一如激湍的傾向，這些是如此真實，以至於一旦生命的條件再度變得有利，一點星星燼火、一小塊環境（只要這塊環境在生態上足夠生機蓬勃）就能重新生出欣欣向榮、能產生重大適應輻射（radiation évolutive）的生命。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珍惜最後的生之燼火。不是透過動物園的樣本動物這種荒誕的形式來珍惜，而是透過受到保護的、不與外界割裂開來──因為，一種生命形式的棲息地正是由其他所有生命形式交織而成──的環境裡的活生生的動物與植物族群這種形式來珍惜。這些環境要能彼此緊密連通，生物族群成員的數量還要足夠，這樣才能確保牠們在基因上足夠強固，並擁有改變、適應全球暖化後必然出現的環境變遷的能力。

達爾文有一個思想實驗（expérience de pensée），這個思想實驗在他對演化的理解裡扮演關鍵角色；他以此實驗為生命之火的性質建立模型時，對生命之火有個強而有力的直覺。在一八六二年出版的《蘭花》（Orchids）一書中，達爾文觀察到某些小蘭花每株有多達十八萬顆的種子。他計算出，如果十八萬顆種子全都成功發芽，將會占據半公頃的土地；依此增長速度，牠們的曾孫輩（也就是四代之間）就會覆蓋整個地球。僅僅一株蘭花就將在四代之內，也就是四年之間，用牠的後代覆蓋整個地球──若且唯若牠所有的後代都活著。所有個體都會不同，每個個體都將獨一無二。而我們必須瞭解，棲居地球的一千萬個物種理論上都有類似的能力（不同之處只在於增長速度）。族群相對穩定是因為棲息地已經被占據了，而且大家都想活。但只要我們留出空間，一旦條件允許，生命的內在本質就會表現出來，這個本質就是變異的創造性增殖，有能力像火一樣覆蓋世界。

要理解生物圈的演化本質，就必須將之思索為一團活生生的火，一團泛濫的火──這種說法不含半點神祕主義，除了那種在我們之外與我們之中搬演的演化劇碼所需要的，平靜自在的神祕主義。
這方面的千萬個例子之中，自然學家闊學給出了具體的一個：「一九九八年，維埃納河（Vienne）上的紅屋水壩（barrage de Maisons-Rouges）拆掉了，就此為洄游魚類開啟了康莊大道。隨後的幾個月裡，海七鰓饅（lamproie marine）與西鯡屬的魚類（alose）就回歸到這個四分之三個世紀裡只有一片腐滯死水的地方，繁衍起來了！年復一年，牠們的數量不斷增加……很可能將近十萬條魚！我們做了什麼才得來這樣的幸福？什麼都沒做。我們就只是毀棄了混凝土鑄造的致死罪愆，這招引死亡的不幸混凝土在太長的一段光陰中讓維埃納河流域水清無魚。再次強調：這裡並沒有七鰓饅或西鯡屬魚類的養殖！牠們是自己回來的，沒有我們的幫助，不過另此一提，也沒有我們的束縛。」

像這樣是在修復（restaurer）生態系嗎？我們修復一幅傑作或是一座教堂。也就是說，我們將我們的組織才華應用於這凝止的物質上，讓它恢復到原初的狀態，對抗光陰的流逝，而形象化了光陰如此流逝的，正是必然傷損我們意欲修復的實體的熵。將「修復」這個隱喻從人手建造的遺產領域引進到生態工程（ingénierie écologique）中，反映了我們對生命世界、對我們與生命世界關係的深重誤解。在生命世界裡，光陰的流動並不是熵，也沒有什麼原初的範本等待尋找：變化發展的流動自我組織，創造、再創造出種種形式。在這個流動中，我們什麼都修復不了：只有生物動能可以自我修復，我們最多只能恢復最低限度的環境條件，讓生命能自我修復。為了將技術隱喻應用於生態工程的弔詭發揮到極致，也不妨換句話說：我們最多最多就只能為一具我們並未建造的機器，以我們慎重微妙的行動來修復我們破壞的種種機械結構，讓這具機器自我重建。
一言以蔽之：我們修復我們所製造的；我們無法修復那製造了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