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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當代東亞史與冷戰史權威文安立經典作品──2026年修訂三版
2012年《衛報》最佳歷史書
2013年亞洲協會施瓦茲傑出作品獎
清帝國╳現代中國╳對外關係╳革命╳戰爭╳現代性╳民族主義
乾隆皇帝的普世主義，如何演變為今日的習近平民族主義？
回顧過去250年中國的對外關係史，就能得出答案！
★《躁動的帝國》敘事周詳縝密、視野宏闊明快。──史景遷
★《躁動的帝國》透視了複雜的歷史議題，並給出洞見。──張戎
★文安立告訴讀者，中國為何總是對其他國家暴力相向。──馮客
★想知道中國未來會扮演何種角色，可以從這裡得到答案。──史蒂芬．普拉特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乾隆十四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規範了帝國的對外關係，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天下」的中心，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顛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清帝國的聲望便大受損傷，此後的百年間，中國不斷禁受來自外界的挑戰，世界不再繞著自己轉，處處被動挨打，遭受屈辱。在尋求現代性、民主化、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中國顯得「躁動不安」，直至今日都仍然如此。但文安立也認為，中國近代史並非常見史論所說的，滿是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或充盈著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事實上中國始終在調整它跟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時而低頭、時而昂首。
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如果我們想理解中國的近代與未來，理解中國複雜的內在驅力，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未來又將何去何從，那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示。
2012年《衛報》最佳歷史書
2013年亞洲協會施瓦茲傑出作品獎
清帝國╳現代中國╳對外關係╳革命╳戰爭╳現代性╳民族主義
乾隆皇帝的普世主義，如何演變為今日的習近平民族主義？
回顧過去250年中國的對外關係史，就能得出答案！
★《躁動的帝國》敘事周詳縝密、視野宏闊明快。──史景遷
★《躁動的帝國》透視了複雜的歷史議題，並給出洞見。──張戎
★文安立告訴讀者，中國為何總是對其他國家暴力相向。──馮客
★想知道中國未來會扮演何種角色，可以從這裡得到答案。──史蒂芬．普拉特
乾隆年間，中國曾處於全球的中心，國力鼎盛，海內外承平。二十世紀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又站上一個新的頂峰。但未來的中國會何去何從？是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處處窒礙，險路難行？
這段歷史要從乾隆談起。清帝國的國力在十八世紀達到鼎盛，乾隆十四年（1750年），大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的統治範圍擴張到中亞、西藏、以及東亞沿海從朝鮮到緬甸諸小國。滿洲皇帝和前人不一樣，規範了帝國的對外關係，在外交體系中，北京處於「天下」的中心，本區域全都明確承認大清的霸主地位。
然而顛峰無以為繼。自乾隆後期，清帝國的聲望便大受損傷，此後的百年間，中國不斷禁受來自外界的挑戰，世界不再繞著自己轉，處處被動挨打，遭受屈辱。在尋求現代性、民主化、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中國顯得「躁動不安」，直至今日都仍然如此。但文安立也認為，中國近代史並非常見史論所說的，滿是帝國陷於各種外在和內在的不安，或充盈著羞辱和憎恨的情緒，事實上中國始終在調整它跟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時而低頭、時而昂首。
今日有些歷史評論家認為，當中國再度崛起之後，亞洲、或至少是東亞，正在回到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這是中國追尋的目標，然而這可能達到嗎？即使二百五十年前的情勢與今天的情勢有相似之處，文安立仍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而這將讓中國重回孤立的老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中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如果我們想理解中國的近代與未來，理解中國複雜的內在驅力，理解中國為何如此的「躁動不安」，未來又將何去何從，那本書將帶給我們無數的例證與啟示。
目錄
緒論 帝國
第一章 蛻變
第二章 帝國主義
第三章 中國與日本
第四章 共和
第五章 外國人
第六章 出走海外
第七章 對內與對外的戰爭
第八章 共產主義
第九章 中國孑然獨立
第十章 中國與美國
第十一章 中國與亞洲
結論 現代性
注釋
第一章 蛻變
第二章 帝國主義
第三章 中國與日本
第四章 共和
第五章 外國人
第六章 出走海外
第七章 對內與對外的戰爭
第八章 共產主義
第九章 中國孑然獨立
第十章 中國與美國
第十一章 中國與亞洲
結論 現代性
注釋
試閱
【內文試閱】
第一章 蛻變（節錄）
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展開一系列將徹底改變這個國家的轉化。雖然這些改變部分有其國內根源，但大部分仍與中國與西方的新接觸有關。這股演進的關係並非單純是西方衝擊、中國反應這麼簡單。就中國而言，這是個複雜的轉變期，新做法依照既有的中國模式成形。清廷承受國內、國外紛至沓來的壓力之際，家庭與個人因各種活動（如貿易、求學、宗教事務）而出國，或至少在國內接觸外國人與外來思想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十九世紀的中國故事，不僅關乎帝國主義與破壞，也涵蓋了從國內外變局中孕育而生的新事物。清帝國危機交乘而至、左支右絀，某些混合現象卻愈加興盛。
中國國家地位的下降對它在十九世紀的蛻變至為重要。清廷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接觸屢遭失利、蒙受羞辱，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與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後朝廷地位陷入困境，亦有重要的歷史連結。滿人企圖控制國家及其鄰國的方式，從前沒有任何統治者試過，到了十九世紀初，他們已嘗到帝國過度擴張的苦頭：國庫枯竭、軍隊厭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來愈缺乏效率的警察國家下也已疲憊。清廷面對改變中的社會框架，必須要有年富力強的皇帝，並大幅修訂政策，才能克服新環境構成的挑戰。西方對中國的攻擊自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這意味著清帝國可用於改革的時間，比本世紀初大多數人原本預期的要少得多。清廷仍需在國內外維護其地位，即便面對國內外敵人的聯手攻擊，也難以被擊倒。中國的政治危機逐步浮現，清廷在此過程中學會了如何維繫權力，並將新思想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工具。然而，國家已無法如十八世紀般完全掌控知識，國家必須應對逐漸在全國擴散的資訊革命及政策執行的變革。這場思想與行為上的革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形式的初步突破，並促成了與外部世界的持續互動。
一八○○年（嘉慶四年）接觸到外國人的中國人，大多會把這些外國人當作是清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國幅員遼闊，包含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雖然其實質邊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國的政治力量涵蓋了從朝鮮半島到中亞天山山脈、從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到緬甸沿海的大半個亞洲。緊鄰著此一帝國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環狀地帶則是朝貢國。這些國家全以某種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權，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大清皇帝在朝鮮半島擁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遙遠的暹羅和尼泊爾，雖然仍堅守朝貢關係，但比較只是禮儀性質。但是，清帝國的權力已逐漸衰弱。越南曾是正式向中國朝貢的國家，但由於清廷近年在越南長期內戰中押錯寶，已喪失中國在越南的大部分影響力。
★★★
一八○○年在南方邊境的情況是中國及其鄰國關係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視為在這麼廣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個朝貢國家內部的權力競爭中，中國皇帝也能夠輕易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某些遠征行動已沒有過往那麼成功，例如說在一七六○年代，乾隆皇帝試圖介入緬甸，想把緬甸留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但最終遠征無效，代價高昂（中國至少死了七萬名士卒），緬甸人仍保持獨立。一七八○年代中國與剛統一不久的越南爆發一場戰爭，也同樣傷亡慘重（二百年後另一場中越交戰，中方也沒討到便宜），中國企圖影響越南內戰的結果，卻因規劃不當而失利，損失了數千人。雖然越南國王旋即上表請罪，強調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朝貢。可是，清朝的聲望已經大受傷害。
某些歷史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期處理其區域霸權時，顯得欲振乏力，原因是國內衰弱。這一類的論據大部分禁不起歷史檢驗，就好像二百年之後美國在越南折兵損將，很難用國內衰退去解釋一樣。如果不是因為清廷缺少政治目標，又犯了戰略錯誤，那麼中國在這些交戰中一定會贏。一八○○年之前，中國國內的確出現困難，但這些難處並沒有對中國的外交事務造成重大影響。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軟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閉，在決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當中留下真空。跟所有威權政治制度一樣，清朝的強盛取決於一小撮的統治精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退位時，已在位六十年，但這位太上皇當時毫無放棄權力的念頭。他之所以退位只是因為偉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作為孫輩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雖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權，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歲高齡辭世。乾隆一生篤信以軍事方式解決中國許多邊境問題。起先，他的戰役大多成功。他聲稱自己這麼做只是為了確保中國邊境安全，而非要擴張帝國（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年代，乾隆已經控制大部分中亞，並派出部隊駐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強迫尼泊爾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在帝國之內，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豐饒的四川，更緊密納入北京控制下。但是，軍事遠征耗費驚人，皇帝自己的身體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年代末期，乾隆已經失去協商和妥協的天賦，在過去這經常使他可以宣稱遠征勝利。他變得愈來愈僵化並日益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英明果決。
乾隆的兒孫嘉慶和道光，在位期間分別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年至一八五○年。他們都是沒有能力的領導人，沒有清朝開國君主的才智。嘉慶是乾隆的第十五個兒子，為人誠實、方正，在三十九歲時登基。他是父親的第三順位選擇（前兩位世子全早於父親去世）。嘉慶當政初期努力處理前朝留下來的兩大問題：朝廷官員的貪瀆，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熱。他肅貪成效不大，但已掙得若干民心，不過個人權力因而降低。嘉慶想要抑制宗教狂熱，成績更差，尤其是全力彈壓在華中貧民圈從者甚眾的佛教教派白蓮教，更是焦頭爛額。鎮壓白蓮教使得國庫空虛，戰事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四年才由先皇的將領以老方法（結合遷走民眾、集中住進受保護村莊、動用民團剿逆）取得成果。
嘉慶最後弭平白蓮教。但後人批評他，一開頭誇大白蓮教的重要性，後來白蓮教坐大、已開始成為威脅到大清統治的大型叛亂時，又處置無方。白蓮教之亂被許多人視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嘉慶的父親乾隆辭令巧妙，能把最無意義的干預粉飾成重大的事功，嘉慶卻連得勝了都無法好好述說，他的個人聲望因而大跌。一八○三年，有個暴民在街上攻擊嘉慶；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陰謀分子企圖攻打紫禁城。一八二○年嘉慶暴薨（據說，在前往熱河行宮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這是大行皇帝最驚天動地之舉。
嘉慶的統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視的情況拖累到他兒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統治。道光有心作為卻意志軟弱，又體弱多病，常因最新讀到的奏摺內容而突然改變決策。隨著年事日長，他愈來愈受朝廷有力派系的挾持。他的叔伯、兄弟、嬪妃、大臣和太監，各立山頭，相互爭奪權力。道光本身不時求助於偉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做法，以及既有的禮法制度。然而，大清的開國君主尚能創新，只是將其粉飾為恢復偉大傳統；道光試圖重現中國的光榮歷史卻終究徒勞，眼睜睜看著帝國陷入混亂。
★★★
歷史學者對中國在十九世紀經濟、社會頻現困難，發展出若干解釋。現在，這些解釋卻很少能禁得起有根有據的檢驗。有些解釋指向人口過度成長、資源耗竭、天生的技術落後，以及缺少市場機制。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個問題，在近年來可找到的證據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力與世界任何主要地區相比，毫不遜色。中國最有生產力的地區（長江下游流域）農村生活水準，在同時期約相當於歐洲最有生產力的地區（英國）。以人口成長而言，中國的生育率和歐洲相比，似乎還有增加，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口增加最多。雖然經濟成長和人口成長對資源的供應構成壓力，但中國的生態情況並沒有比歐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還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運輸有效、又廉價。農人及工匠掌握的技術已先進到足以維持高度生產力（相較全球而言），以及農業及工藝品的高水準產出。
十九世紀初，中國經濟穩定，但不是蓬勃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已進入高原期，唯有技術革新才能再超越。只要國內政治保持相當穩定、避免大型戰爭，貧窮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歐洲在一七五○年和一八五○年之間也發生石破天驚的巨變，諸如政治紛擾；國與國之間交戰；廉價能源唾手可得，加上來自美洲的資源，有利於新科技取代舊科技；展開了一體化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換句話說，歐洲（尤其是英國）才是例外，中國不是例外。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只有少數是經濟或社會的問題，幾乎沒有一項來自帝國發展所內建（built-in）的弱點。反之，它們是治理不當、外人侵略、戰爭和叛亂的產兒。我們需要注意十九世紀中國國內經濟兩個主要趨勢，或許才能了解它們對外交事務的影響。第一是隨著國家瓦解，邊陲地區相對陷入貧困；第二是富裕的沿海地區的貿易形式從中國內地轉到國外，主要（但不僅限）是東南亞。當然，這兩個趨勢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連結。然而，它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比一個世紀前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分裂的中國。隨著國家組織的交通運輸消失，從山東經華北、長江中游直到南方各大河川的經濟邊陲地帶都受到衝擊。十八世紀時，大批中國人曾移入這些地區，開採原物料以供應經濟中心。同時，增加的對外貿易也打擊某些地區，例如說東南亞進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給沿海及長江流域口岸所需。世紀中國整體經濟模式即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不均衡成長」（uneven growth）。某些部分的經濟快速成長，其他部分則停滯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富裕的沿海地區即使因為戰爭的影響而暫時受挫，卻變得更加富裕，而貧窮地區及邊陲至少相對而言，愈加貧窮，尤其禁不起武裝衝突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失序的衝擊。
不均衡成長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進入中國，把中國分為兩半。一八四○年代及五○年代，外資在中國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據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固然還需要一個世紀，外國商品與生產方式才會普及到大多數中國人；固然中國經濟直到今日仍以農業為主。然而，與外國人及外國土地的接觸所開啟的，不僅是對產品、工作場所與消費方式的深刻改造，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經濟的思考方式。
這種深刻的改變不只發生在中國國內，也同時發生在前往海外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過往就會赴海外尋覓貿易、冒險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機會。和其他民族一樣，人性的好奇心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風險，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國家。就中國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發生在十五世紀末期，與東南亞的貿易勃興有關。中國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爪哇、馬來亞和暹羅的居住地都是商業性質，遵循連結中國及其南方鄰國的貿易路線。儘管中國政府祭出種種規定，阻止對外貿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經官方允許出國，可處斬首之刑），但仍有足夠的吸引力道讓愈來愈多的人想要出國。清廷在十八世紀中葉放寬出國限制之後，第二波移民潮在東南亞各地到處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後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至少有一百萬人離開華南，企圖在帝國快速可達之外的地方定居下來。相較於歐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這個數字根本不大，但是對於中國及接受移民的國家已有極大的影響。在大部分情況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國人的地方，而且經常試圖尋找有同鄉、同宗的地方，這點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並沒兩樣。暹羅和爪哇有些地方的新移民人數竟多過本地人。當地也幾乎立刻出現中國人和本地人通婚的現象，許多中國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終追遠，謹記他們的華人認同。他們形成強大的社會及生意網絡，貫串起中國老家與他們移居地的關係。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年之後、即清朝國勢日衰之下，出現變化。由於與外國人的新接觸，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國人開始為了新的目的出國、前往新的國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東南亞，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國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國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魯（占百分之九）。出國者經常是和外國公司簽約，前往農場或礦場打工。大多數情況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國內的日子更苦，使得許多人願意冒險移居外國，至少短期如此。
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外移人口多來自華南，尤以廣東、福建兩省沿海為主。這些地區人口的外流，反過來促成西方在當地建立據點，藉由這些據點，華南沿海地區得以更迅速地接軌並融入不斷擴張的世界經濟。移民以貿易商、工人及消費者的身分對本國經濟做出貢獻。他們也照應新的貿易路線，憑藉對本地的了解，在外國商人與殖民者之間取得通常不穩定的中介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東亞乃至美洲部分地區，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勞工和貿易商提供的「黏著劑」，將當地經濟與貿易連結起來。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中國的對外事務上，甚至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中，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建立了全球化的中國（即便西方人與中國人常對此皺眉、感到不以為然），並扮演中間人，在相互陌生的世界間傳遞思想與做法。
第一章 蛻變（節錄）
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展開一系列將徹底改變這個國家的轉化。雖然這些改變部分有其國內根源，但大部分仍與中國與西方的新接觸有關。這股演進的關係並非單純是西方衝擊、中國反應這麼簡單。就中國而言，這是個複雜的轉變期，新做法依照既有的中國模式成形。清廷承受國內、國外紛至沓來的壓力之際，家庭與個人因各種活動（如貿易、求學、宗教事務）而出國，或至少在國內接觸外國人與外來思想的機會大幅增加。因此，十九世紀的中國故事，不僅關乎帝國主義與破壞，也涵蓋了從國內外變局中孕育而生的新事物。清帝國危機交乘而至、左支右絀，某些混合現象卻愈加興盛。
中國國家地位的下降對它在十九世紀的蛻變至為重要。清廷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接觸屢遭失利、蒙受羞辱，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它與乾隆皇帝一七九九年去世後朝廷地位陷入困境，亦有重要的歷史連結。滿人企圖控制國家及其鄰國的方式，從前沒有任何統治者試過，到了十九世紀初，他們已嘗到帝國過度擴張的苦頭：國庫枯竭、軍隊厭倦海外用兵、人民在愈來愈缺乏效率的警察國家下也已疲憊。清廷面對改變中的社會框架，必須要有年富力強的皇帝，並大幅修訂政策，才能克服新環境構成的挑戰。西方對中國的攻擊自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開始，這意味著清帝國可用於改革的時間，比本世紀初大多數人原本預期的要少得多。清廷仍需在國內外維護其地位，即便面對國內外敵人的聯手攻擊，也難以被擊倒。中國的政治危機逐步浮現，清廷在此過程中學會了如何維繫權力，並將新思想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工具。然而，國家已無法如十八世紀般完全掌控知識，國家必須應對逐漸在全國擴散的資訊革命及政策執行的變革。這場思想與行為上的革命，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新形式的初步突破，並促成了與外部世界的持續互動。
一八○○年（嘉慶四年）接觸到外國人的中國人，大多會把這些外國人當作是清朝的另一群臣民。帝國幅員遼闊，包含不同膚色、不同語言和不同信仰的人民。雖然其實質邊界不是界定得很清晰，但中國的政治力量涵蓋了從朝鮮半島到中亞天山山脈、從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到緬甸沿海的大半個亞洲。緊鄰著此一帝國控制圈之外的重要環狀地帶則是朝貢國。這些國家全以某種形式接受大清皇帝的宗主權，但大多管理自己的事。大清皇帝在朝鮮半島擁有直接的政治影響力。遙遠的暹羅和尼泊爾，雖然仍堅守朝貢關係，但比較只是禮儀性質。但是，清帝國的權力已逐漸衰弱。越南曾是正式向中國朝貢的國家，但由於清廷近年在越南長期內戰中押錯寶，已喪失中國在越南的大部分影響力。
★★★
一八○○年在南方邊境的情況是中國及其鄰國關係起伏跌宕的典型。一方面，清廷普遍被中外人士視為在這麼廣大疆域中政治及文化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某個朝貢國家內部的權力競爭中，中國皇帝也能夠輕易插手介入。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清朝的某些遠征行動已沒有過往那麼成功，例如說在一七六○年代，乾隆皇帝試圖介入緬甸，想把緬甸留在中國勢力範圍內。但最終遠征無效，代價高昂（中國至少死了七萬名士卒），緬甸人仍保持獨立。一七八○年代中國與剛統一不久的越南爆發一場戰爭，也同樣傷亡慘重（二百年後另一場中越交戰，中方也沒討到便宜），中國企圖影響越南內戰的結果，卻因規劃不當而失利，損失了數千人。雖然越南國王旋即上表請罪，強調越南仍希望能向北京朝貢。可是，清朝的聲望已經大受傷害。
某些歷史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在十八世紀末期處理其區域霸權時，顯得欲振乏力，原因是國內衰弱。這一類的論據大部分禁不起歷史檢驗，就好像二百年之後美國在越南折兵損將，很難用國內衰退去解釋一樣。如果不是因為清廷缺少政治目標，又犯了戰略錯誤，那麼中國在這些交戰中一定會贏。一八○○年之前，中國國內的確出現困難，但這些難處並沒有對中國的外交事務造成重大影響。外交政策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決策軟弱，乾隆皇帝年事已高、思想封閉，在決定外交政策的一小撮人當中留下真空。跟所有威權政治制度一樣，清朝的強盛取決於一小撮的統治精英。
乾隆皇帝一七九六年退位時，已在位六十年，但這位太上皇當時毫無放棄權力的念頭。他之所以退位只是因為偉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作為孫輩的他不敢踰越而已。乾隆雖已衰老，仍掌握住一切大權，直到一七九九年以八十八歲高齡辭世。乾隆一生篤信以軍事方式解決中國許多邊境問題。起先，他的戰役大多成功。他聲稱自己這麼做只是為了確保中國邊境安全，而非要擴張帝國（他可能也是如此相信），到了一七五○年代，乾隆已經控制大部分中亞，並派出部隊駐防通往印度的山隘、強迫尼泊爾接受中國的宗主國地位。在帝國之內，他把西藏和蒙古，以及豐饒的四川，更緊密納入北京控制下。但是，軍事遠征耗費驚人，皇帝自己的身體也吃不消。到了一七六○年代末期，乾隆已經失去協商和妥協的天賦，在過去這經常使他可以宣稱遠征勝利。他變得愈來愈僵化並日益脫離清廷之外的世界，使得自己再也不像從前那樣英明果決。
乾隆的兒孫嘉慶和道光，在位期間分別是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年，以及一八二○年至一八五○年。他們都是沒有能力的領導人，沒有清朝開國君主的才智。嘉慶是乾隆的第十五個兒子，為人誠實、方正，在三十九歲時登基。他是父親的第三順位選擇（前兩位世子全早於父親去世）。嘉慶當政初期努力處理前朝留下來的兩大問題：朝廷官員的貪瀆，以及若干臣民的宗教狂熱。他肅貪成效不大，但已掙得若干民心，不過個人權力因而降低。嘉慶想要抑制宗教狂熱，成績更差，尤其是全力彈壓在華中貧民圈從者甚眾的佛教教派白蓮教，更是焦頭爛額。鎮壓白蓮教使得國庫空虛，戰事拖了八年之久，直到一八○四年才由先皇的將領以老方法（結合遷走民眾、集中住進受保護村莊、動用民團剿逆）取得成果。
嘉慶最後弭平白蓮教。但後人批評他，一開頭誇大白蓮教的重要性，後來白蓮教坐大、已開始成為威脅到大清統治的大型叛亂時，又處置無方。白蓮教之亂被許多人視為清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嘉慶的父親乾隆辭令巧妙，能把最無意義的干預粉飾成重大的事功，嘉慶卻連得勝了都無法好好述說，他的個人聲望因而大跌。一八○三年，有個暴民在街上攻擊嘉慶；一八一三年有一群陰謀分子企圖攻打紫禁城。一八二○年嘉慶暴薨（據說，在前往熱河行宮途中被雷殛而亡），有位廷臣形容這是大行皇帝最驚天動地之舉。
嘉慶的統治使得皇帝地位下跌，帝位不受重視的情況拖累到他兒子道光皇帝三十年的統治。道光有心作為卻意志軟弱，又體弱多病，常因最新讀到的奏摺內容而突然改變決策。隨著年事日長，他愈來愈受朝廷有力派系的挾持。他的叔伯、兄弟、嬪妃、大臣和太監，各立山頭，相互爭奪權力。道光本身不時求助於偉大先祖（如祖父乾隆、玄祖父康熙）的做法，以及既有的禮法制度。然而，大清的開國君主尚能創新，只是將其粉飾為恢復偉大傳統；道光試圖重現中國的光榮歷史卻終究徒勞，眼睜睜看著帝國陷入混亂。
★★★
歷史學者對中國在十九世紀經濟、社會頻現困難，發展出若干解釋。現在，這些解釋卻很少能禁得起有根有據的檢驗。有些解釋指向人口過度成長、資源耗竭、天生的技術落後，以及缺少市場機制。所有這些觀點都有個問題，在近年來可找到的證據中得不到太多的支持。例如，新研究顯示，十八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力與世界任何主要地區相比，毫不遜色。中國最有生產力的地區（長江下游流域）農村生活水準，在同時期約相當於歐洲最有生產力的地區（英國）。以人口成長而言，中國的生育率和歐洲相比，似乎還有增加，經濟發達的地區，人口增加最多。雖然經濟成長和人口成長對資源的供應構成壓力，但中國的生態情況並沒有比歐洲糟糕，某些地方甚至還更好。部分原因是交通運輸有效、又廉價。農人及工匠掌握的技術已先進到足以維持高度生產力（相較全球而言），以及農業及工藝品的高水準產出。
十九世紀初，中國經濟穩定，但不是蓬勃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已進入高原期，唯有技術革新才能再超越。只要國內政治保持相當穩定、避免大型戰爭，貧窮就不太可能大幅增加。歐洲在一七五○年和一八五○年之間也發生石破天驚的巨變，諸如政治紛擾；國與國之間交戰；廉價能源唾手可得，加上來自美洲的資源，有利於新科技取代舊科技；展開了一體化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換句話說，歐洲（尤其是英國）才是例外，中國不是例外。
在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只有少數是經濟或社會的問題，幾乎沒有一項來自帝國發展所內建（built-in）的弱點。反之，它們是治理不當、外人侵略、戰爭和叛亂的產兒。我們需要注意十九世紀中國國內經濟兩個主要趨勢，或許才能了解它們對外交事務的影響。第一是隨著國家瓦解，邊陲地區相對陷入貧困；第二是富裕的沿海地區的貿易形式從中國內地轉到國外，主要（但不僅限）是東南亞。當然，這兩個趨勢都和政治事件有密切連結。然而，它們共同造就了一個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中國―比一個世紀前更加不平等、也更加分裂的中國。隨著國家組織的交通運輸消失，從山東經華北、長江中游直到南方各大河川的經濟邊陲地帶都受到衝擊。十八世紀時，大批中國人曾移入這些地區，開採原物料以供應經濟中心。同時，增加的對外貿易也打擊某些地區，例如說東南亞進口的米取代湖南的米，供給沿海及長江流域口岸所需。世紀中國整體經濟模式即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不均衡成長」（uneven growth）。某些部分的經濟快速成長，其他部分則停滯或甚至消失。地理位置決定了命運，富裕的沿海地區即使因為戰爭的影響而暫時受挫，卻變得更加富裕，而貧窮地區及邊陲至少相對而言，愈加貧窮，尤其禁不起武裝衝突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失序的衝擊。
不均衡成長是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但更加重要的因素仍是西方進入中國，把中國分為兩半。一八四○年代及五○年代，外資在中國國內建立資本主義據點，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固然還需要一個世紀，外國商品與生產方式才會普及到大多數中國人；固然中國經濟直到今日仍以農業為主。然而，與外國人及外國土地的接觸所開啟的，不僅是對產品、工作場所與消費方式的深刻改造，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對自身經濟的思考方式。
這種深刻的改變不只發生在中國國內，也同時發生在前往海外的中國人身上。中國人過往就會赴海外尋覓貿易、冒險或替自己及家人改善生活的機會。和其他民族一樣，人性的好奇心和追求利得的心理，使有些人甘冒大風險，探索及定居到陌生的國家。就中國人而言，第一波大移民潮發生在十五世紀末期，與東南亞的貿易勃興有關。中國人最早在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爪哇、馬來亞和暹羅的居住地都是商業性質，遵循連結中國及其南方鄰國的貿易路線。儘管中國政府祭出種種規定，阻止對外貿易和移民（清朝初期未經官方允許出國，可處斬首之刑），但仍有足夠的吸引力道讓愈來愈多的人想要出國。清廷在十八世紀中葉放寬出國限制之後，第二波移民潮在東南亞各地到處建立大型唐人街。
往後一百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至少有一百萬人離開華南，企圖在帝國快速可達之外的地方定居下來。相較於歐洲人大量外移的人口，這個數字根本不大，但是對於中國及接受移民的國家已有極大的影響。在大部分情況下，新移民前往已有一小群中國人的地方，而且經常試圖尋找有同鄉、同宗的地方，這點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並沒兩樣。暹羅和爪哇有些地方的新移民人數竟多過本地人。當地也幾乎立刻出現中國人和本地人通婚的現象，許多中國家庭直到今天仍慎終追遠，謹記他們的華人認同。他們形成強大的社會及生意網絡，貫串起中國老家與他們移居地的關係。
人口外移的模式在一八五○年之後、即清朝國勢日衰之下，出現變化。由於與外國人的新接觸，加上移民管制消失，中國人開始為了新的目的出國、前往新的國家。除了大批人移民到東南亞，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間的新目的地包括夏威夷、美國和加拿大（以上占中國外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古巴（占百分之十一）和秘魯（占百分之九）。出國者經常是和外國公司簽約，前往農場或礦場打工。大多數情況下，比起早期移民，生活困苦多了。但是，國內的日子更苦，使得許多人願意冒險移居外國，至少短期如此。
十八、十九世紀間，中國外移人口多來自華南，尤以廣東、福建兩省沿海為主。這些地區人口的外流，反過來促成西方在當地建立據點，藉由這些據點，華南沿海地區得以更迅速地接軌並融入不斷擴張的世界經濟。移民以貿易商、工人及消費者的身分對本國經濟做出貢獻。他們也照應新的貿易路線，憑藉對本地的了解，在外國商人與殖民者之間取得通常不穩定的中介角色。到了十九世紀末，整個東亞乃至美洲部分地區，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勞工和貿易商提供的「黏著劑」，將當地經濟與貿易連結起來。這些海外華人社群在中國的對外事務上，甚至在中國自身的歷史中，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他們建立了全球化的中國（即便西方人與中國人常對此皺眉、感到不以為然），並扮演中間人，在相互陌生的世界間傳遞思想與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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