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讀：一本專業閱讀生活雜誌
「當時誠品的氛圍自由，《好讀》無須畫地自限為一本僅止介紹閱讀的雜誌，我們可以作各種嘗試，挖掘主流媒體忽視或不願討論的議題。」
《好讀》從無到有、直至結束，蔣慧仙始終是這本雜誌的靈魂人物。曾在《破報》工作的她，彼時因緣際會與誠品合辦「夏日遊戲」系列活動（比如「街頭扮裝」），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觀點與充滿開創性的熱情，吸引了當時誠品企畫部主管曾乾瑜的注意。
《好讀》創刊
一九八九年開幕的誠品書店，誕生於解嚴第三年，當時無論是閱讀出版或社會風氣，都充滿了亟欲改變、突破的氣息，誠品也因此被形塑成「另一種書店」。
一九九二年誠品推出以雙月刊形式發行的《誠品閱讀》，四年出版二十五期，後因不堪虧損，一九九六年二月宣布停刊。曾乾瑜回憶：「一年虧三百多萬，訂戶也不多，怎麼算都很難繼續下去，只能選擇結束。」那一年，企畫部熱熱鬧鬧的舉辦了「當蝙蝠飛完時：誠品閱讀停刊」活動，為這本叫好不叫座的閱讀誌畫下了句點。
但誠品還是需要一個與會員溝通對話的管道。起初是一封簡單的信函，接著擴張成兩大張報紙，直到一九九九年誠品十週年，誠品敦南店開始二十四小時營業，曾乾瑜眼中生性浪漫的創辦人吳清友，決定「再試一次」，再度推出正式的紙本刊物。這項任務交到了曾乾瑜手中。雖說《好讀》是專為會員打造的雜誌，肩負展現書店經營風格與打造誠品文化品牌的任務，但雜誌性格由主編形塑，曾乾瑜先以熟悉的誠品人馬組成穩定的編輯團隊，再找來蔣慧仙擔任雜誌主編，「我喜歡《破報》的活力，也喜歡慧仙一些怪異的觀點能撞擊這個團隊。當慧仙答應來《好讀》時，我已經能想像《好讀》的風格了。」對他來說，蔣慧仙就像是大富翁遊戲中即將被掀開的「機會」牌，充滿了無限可能。
那是二○○○年，台灣像只壓力鍋爆發了蓄積十多年的能量，迎接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同時面對社會重組造成的混亂、變動與困惑。蔣慧仙知道自己被邀請加入《好讀》團隊的原因，是期望她能帶入《破報》特有的次文化活力與城市現場觀察；而當時已轉到報紙副刊工作的她，也渴望以主題性的策畫，即時記錄變動性高的社會文化現場。
曾乾瑜總愛說，挑人是他的長處，他對《好讀》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蔣慧仙。接下來，編輯團隊只需要更大空間，去嘗試各種可能性。大開本《好讀》試刊號推出，一連三期，以「新世紀預言書」、「少女革命」、「當詩歌蔓延時」吸引了社會目光。每本雜誌印製成本五十元，會員可以會員卡到店內免費索取，非會員則是以四十九元購買，雖然賣一本賠一本，但其實增加來店率與購書率，「作為一間書店，只能被動的等讀者上門，但《好讀》是書店與會員溝通的媒介，傳達書店關切的文化議題，呈現書店的社會關懷，而非賺錢的工具。」曾乾瑜說。
讀現象、趨勢、思想與時代
《好讀》被外界視為是誠品打造的發聲媒介，除了替自家文化事業品牌加分，也欲塑造一種新中產階級品味樣貌，那並非是誇耀式的品味消費風格，而是關懷社會、重視生活品質、崇尚自由和自然，同時緊抓流行趨勢的生活型態。
《好讀》經歷了多次的改版，從最早的騎馬釘裝訂，到二○○四年第四十一期改成膠裝的綜合閱讀生活類雜誌，隨著誠品在全台持續拓店，《好讀》也慢慢地變成代表足以代表台灣人文、出版業的雜誌。
讀《好讀》，讀的是現象、趨勢、思想，而《好讀》的確也為這個時代留下紀錄，例如九二一週年推出「記憶的斷層」（3），二○○一年「恐怖主義全檔案」（16）即時回應九一一事件，二○○三年SARS期間有「瘟疫，劫餘紀事」（32）。
《好讀》鮮少以書或作家當封面，封面故事都是各種文化現象與社會議題。例如「可愛力量大」（42）、「絕妙好歌詞」（45）、「我的玩具情人」（46）、「大話周星馳」（51）、「新台客，正騷熱？」（56）、「春耕，飲食的革命」（64），各形各色的題目再裹以閱讀，重新解讀。「除了企畫部主管，沒有其他部門會干涉《好讀》。我們的座位在採購同事旁邊，自成一區，亂七八糟疊滿書。吳清友先生有時會走過來，看一看，笑一笑，不管那些題目他看不看得懂，都不曾插手。」蔣慧仙說。
彷彿是為了回報上頭全心信任，編輯團隊每個月都在拚博一場血汗交織的極限運動。例如二○○七年六月，香港回歸十週年，編輯們主動向香港旅遊局提案申請贊助機票住宿，全員飛到香港，進行五天四夜密集採訪，探討日常生活、政治社會經濟、表演藝術、時尚潮流、教育環境等十個面向，同時在街頭即時抓拍一百名香港人，短時間內完成「香港心事10×10」（77）一題；下個月緊接而來的題目是「環島，上路吧！」（78）又讓編輯跳下海，親身挑戰二十四小時「搭火車」環島。
沒有幾本雜誌能像《好讀》，封面故事造就當代文化記憶。讀者不會忘記「新台客」讓曾被貶為底層文化的台客大翻身；也記得「絕妙好歌詞」裡李宗盛、方文山、阿信、林夕的詞如何被當作文學作品細細評析；還有「大話周星馳」讓星爺文化成為一門顯學。
這幾個題目都是二○○四年改版後的代表作，雜誌開始出現設計生活風格與商品介紹，「有些讀者覺得我們改變了，不再那麼純粹；誠品內部也有人質疑，難道不能仿效日本《達文西》，單純作一本專門的閱讀雜誌嗎？」蔣慧仙的回答很簡單：「不要，那樣好無聊，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她先是正色的說：「但不代表市面上不能有一本做得好的閱讀雜誌，我覺得一定可以，只是我們選擇僅僅如此！」話一說完，她就忍不住笑了。
「一個都不能少。」是蔣慧仙當時常掛在嘴邊的瘋話，鼓勵編輯全力發揮，策畫內容。她形容自己是貪心的人，總愛在一本雜誌裡塞太多東西，只要編輯能提出好構想，她就排上版面，爆頁數大多不是因為廣告多，而是想做的題目太多了。「就負責廣告業務的同事都問，可不可以做得鬆一點？留一點空間？也有讀者反應，看《好讀》必須拿著尺，一行一行對著字讀，因為字級小、密度高、評論性強，產生閱讀門檻，我們始終在企畫的完整度與內容的承載量之間拉鋸。」
以蔣慧仙為帶領者的編輯團隊，起初只有兩名文編、兩名美編，後期雖有擴編，但常面臨流動性高的問題，平均工作時間是兩年，「《好讀》大多是年輕編輯的第一份或第二份工作，這個世代的編輯比傳統編輯更有主見、會思考，但也比較任性，把這一點發揮出來，就是《好讀》的樣貌。」
《好讀》人生
如果不是誠品決定停刊，蔣慧仙大概不會有離開《好讀》的一天，「做這本雜誌一點也不無聊，永遠不怕沒題目，我們就是奮力將雜誌的『雜』發揮到極致。」
《好讀》八年，走過台灣關鍵時刻，「創刊的二○○○年，台灣社會充滿樂觀積極的氛圍，主流論述鼓吹著台灣在華文世界占有重要位置，而台灣也有文化自信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一直到二○○四年，社會氣氛有了轉折，人民有了生活上的危機意識，出版景氣也一路向下，書店從月結改採寄售制、大型經銷商無預警倒閉，出版產業面臨重整，不能再以書養書，必須盡量出版暢銷或長銷書籍，那是個出版業憂心忡忡的年代。在那個時刻，《好讀》的任務是繼續維持著一種生活態度與閱讀方法，但那並非專為中產階級所打造。
「無論是免費或付費，我們都保有真正的編輯自由，沒有誰為了銷量干預我們，唯一幾次封面選擇的歧見，雖然與主管起了爭執，最後仍照美編設計，選了不那麼商業走向的封面。」蔣慧仙思索了一下，又說：「許多人認為誠品、《好讀》屬於中產階級，但《好讀》從來沒有要為中產階級的品味或任何消費文化背書，我們會去分析定義社會架構的權力與界線在哪裡，去測繪社會上不被主流認可、無法發聲，或是被刻板印象箝制的族群，嘗試打開對話空間。許多時候我們都站在另翼或少數者的那一端，例如東南亞新移民、新台客；或是當我們以旅館為封面故事，我們探討日本的愛情賓館，而非五星級精品旅館。」蔣慧仙不否認自己就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屬於有利的角色，但在每一場編輯會議上，她的任務就是和團隊一起釐清社會定義跟界線，不斷質疑現有價值觀，開啟新對話空間。或許《好讀》讀者真的以中產階級為多，那她也希望藉由《好讀》，讓中產階級脫離舒適圈、接觸自己必須理解的社會現象，讓不同的社會位置、不同的身分認同互相碰撞，並為台灣文化留下現場紀錄，那就是《好讀》的當代功能。
「當時誠品的氛圍自由，《好讀》無須畫地自限為一本僅止介紹閱讀的雜誌，我們可以作各種嘗試，挖掘主流媒體忽視或不願討論的議題。」
《好讀》從無到有、直至結束，蔣慧仙始終是這本雜誌的靈魂人物。曾在《破報》工作的她，彼時因緣際會與誠品合辦「夏日遊戲」系列活動（比如「街頭扮裝」），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觀點與充滿開創性的熱情，吸引了當時誠品企畫部主管曾乾瑜的注意。
《好讀》創刊
一九八九年開幕的誠品書店，誕生於解嚴第三年，當時無論是閱讀出版或社會風氣，都充滿了亟欲改變、突破的氣息，誠品也因此被形塑成「另一種書店」。
一九九二年誠品推出以雙月刊形式發行的《誠品閱讀》，四年出版二十五期，後因不堪虧損，一九九六年二月宣布停刊。曾乾瑜回憶：「一年虧三百多萬，訂戶也不多，怎麼算都很難繼續下去，只能選擇結束。」那一年，企畫部熱熱鬧鬧的舉辦了「當蝙蝠飛完時：誠品閱讀停刊」活動，為這本叫好不叫座的閱讀誌畫下了句點。
但誠品還是需要一個與會員溝通對話的管道。起初是一封簡單的信函，接著擴張成兩大張報紙，直到一九九九年誠品十週年，誠品敦南店開始二十四小時營業，曾乾瑜眼中生性浪漫的創辦人吳清友，決定「再試一次」，再度推出正式的紙本刊物。這項任務交到了曾乾瑜手中。雖說《好讀》是專為會員打造的雜誌，肩負展現書店經營風格與打造誠品文化品牌的任務，但雜誌性格由主編形塑，曾乾瑜先以熟悉的誠品人馬組成穩定的編輯團隊，再找來蔣慧仙擔任雜誌主編，「我喜歡《破報》的活力，也喜歡慧仙一些怪異的觀點能撞擊這個團隊。當慧仙答應來《好讀》時，我已經能想像《好讀》的風格了。」對他來說，蔣慧仙就像是大富翁遊戲中即將被掀開的「機會」牌，充滿了無限可能。
那是二○○○年，台灣像只壓力鍋爆發了蓄積十多年的能量，迎接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同時面對社會重組造成的混亂、變動與困惑。蔣慧仙知道自己被邀請加入《好讀》團隊的原因，是期望她能帶入《破報》特有的次文化活力與城市現場觀察；而當時已轉到報紙副刊工作的她，也渴望以主題性的策畫，即時記錄變動性高的社會文化現場。
曾乾瑜總愛說，挑人是他的長處，他對《好讀》最大的貢獻就是找到蔣慧仙。接下來，編輯團隊只需要更大空間，去嘗試各種可能性。大開本《好讀》試刊號推出，一連三期，以「新世紀預言書」、「少女革命」、「當詩歌蔓延時」吸引了社會目光。每本雜誌印製成本五十元，會員可以會員卡到店內免費索取，非會員則是以四十九元購買，雖然賣一本賠一本，但其實增加來店率與購書率，「作為一間書店，只能被動的等讀者上門，但《好讀》是書店與會員溝通的媒介，傳達書店關切的文化議題，呈現書店的社會關懷，而非賺錢的工具。」曾乾瑜說。
讀現象、趨勢、思想與時代
《好讀》被外界視為是誠品打造的發聲媒介，除了替自家文化事業品牌加分，也欲塑造一種新中產階級品味樣貌，那並非是誇耀式的品味消費風格，而是關懷社會、重視生活品質、崇尚自由和自然，同時緊抓流行趨勢的生活型態。
《好讀》經歷了多次的改版，從最早的騎馬釘裝訂，到二○○四年第四十一期改成膠裝的綜合閱讀生活類雜誌，隨著誠品在全台持續拓店，《好讀》也慢慢地變成代表足以代表台灣人文、出版業的雜誌。
讀《好讀》，讀的是現象、趨勢、思想，而《好讀》的確也為這個時代留下紀錄，例如九二一週年推出「記憶的斷層」（3），二○○一年「恐怖主義全檔案」（16）即時回應九一一事件，二○○三年SARS期間有「瘟疫，劫餘紀事」（32）。
《好讀》鮮少以書或作家當封面，封面故事都是各種文化現象與社會議題。例如「可愛力量大」（42）、「絕妙好歌詞」（45）、「我的玩具情人」（46）、「大話周星馳」（51）、「新台客，正騷熱？」（56）、「春耕，飲食的革命」（64），各形各色的題目再裹以閱讀，重新解讀。「除了企畫部主管，沒有其他部門會干涉《好讀》。我們的座位在採購同事旁邊，自成一區，亂七八糟疊滿書。吳清友先生有時會走過來，看一看，笑一笑，不管那些題目他看不看得懂，都不曾插手。」蔣慧仙說。
彷彿是為了回報上頭全心信任，編輯團隊每個月都在拚博一場血汗交織的極限運動。例如二○○七年六月，香港回歸十週年，編輯們主動向香港旅遊局提案申請贊助機票住宿，全員飛到香港，進行五天四夜密集採訪，探討日常生活、政治社會經濟、表演藝術、時尚潮流、教育環境等十個面向，同時在街頭即時抓拍一百名香港人，短時間內完成「香港心事10×10」（77）一題；下個月緊接而來的題目是「環島，上路吧！」（78）又讓編輯跳下海，親身挑戰二十四小時「搭火車」環島。
沒有幾本雜誌能像《好讀》，封面故事造就當代文化記憶。讀者不會忘記「新台客」讓曾被貶為底層文化的台客大翻身；也記得「絕妙好歌詞」裡李宗盛、方文山、阿信、林夕的詞如何被當作文學作品細細評析；還有「大話周星馳」讓星爺文化成為一門顯學。
這幾個題目都是二○○四年改版後的代表作，雜誌開始出現設計生活風格與商品介紹，「有些讀者覺得我們改變了，不再那麼純粹；誠品內部也有人質疑，難道不能仿效日本《達文西》，單純作一本專門的閱讀雜誌嗎？」蔣慧仙的回答很簡單：「不要，那樣好無聊，為什麼要走回頭路？」她先是正色的說：「但不代表市面上不能有一本做得好的閱讀雜誌，我覺得一定可以，只是我們選擇僅僅如此！」話一說完，她就忍不住笑了。
「一個都不能少。」是蔣慧仙當時常掛在嘴邊的瘋話，鼓勵編輯全力發揮，策畫內容。她形容自己是貪心的人，總愛在一本雜誌裡塞太多東西，只要編輯能提出好構想，她就排上版面，爆頁數大多不是因為廣告多，而是想做的題目太多了。「就負責廣告業務的同事都問，可不可以做得鬆一點？留一點空間？也有讀者反應，看《好讀》必須拿著尺，一行一行對著字讀，因為字級小、密度高、評論性強，產生閱讀門檻，我們始終在企畫的完整度與內容的承載量之間拉鋸。」
以蔣慧仙為帶領者的編輯團隊，起初只有兩名文編、兩名美編，後期雖有擴編，但常面臨流動性高的問題，平均工作時間是兩年，「《好讀》大多是年輕編輯的第一份或第二份工作，這個世代的編輯比傳統編輯更有主見、會思考，但也比較任性，把這一點發揮出來，就是《好讀》的樣貌。」
《好讀》人生
如果不是誠品決定停刊，蔣慧仙大概不會有離開《好讀》的一天，「做這本雜誌一點也不無聊，永遠不怕沒題目，我們就是奮力將雜誌的『雜』發揮到極致。」
《好讀》八年，走過台灣關鍵時刻，「創刊的二○○○年，台灣社會充滿樂觀積極的氛圍，主流論述鼓吹著台灣在華文世界占有重要位置，而台灣也有文化自信成為華人世界的中心；一直到二○○四年，社會氣氛有了轉折，人民有了生活上的危機意識，出版景氣也一路向下，書店從月結改採寄售制、大型經銷商無預警倒閉，出版產業面臨重整，不能再以書養書，必須盡量出版暢銷或長銷書籍，那是個出版業憂心忡忡的年代。在那個時刻，《好讀》的任務是繼續維持著一種生活態度與閱讀方法，但那並非專為中產階級所打造。
「無論是免費或付費，我們都保有真正的編輯自由，沒有誰為了銷量干預我們，唯一幾次封面選擇的歧見，雖然與主管起了爭執，最後仍照美編設計，選了不那麼商業走向的封面。」蔣慧仙思索了一下，又說：「許多人認為誠品、《好讀》屬於中產階級，但《好讀》從來沒有要為中產階級的品味或任何消費文化背書，我們會去分析定義社會架構的權力與界線在哪裡，去測繪社會上不被主流認可、無法發聲，或是被刻板印象箝制的族群，嘗試打開對話空間。許多時候我們都站在另翼或少數者的那一端，例如東南亞新移民、新台客；或是當我們以旅館為封面故事，我們探討日本的愛情賓館，而非五星級精品旅館。」蔣慧仙不否認自己就是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屬於有利的角色，但在每一場編輯會議上，她的任務就是和團隊一起釐清社會定義跟界線，不斷質疑現有價值觀，開啟新對話空間。或許《好讀》讀者真的以中產階級為多，那她也希望藉由《好讀》，讓中產階級脫離舒適圈、接觸自己必須理解的社會現象，讓不同的社會位置、不同的身分認同互相碰撞，並為台灣文化留下現場紀錄，那就是《好讀》的當代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