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的和與戰：兩種地緣政治學之爭／楊儒賓
Geopolitik與其說是國土學，不如說是領土政策，乃至更接近於殖民政策。─—和辻哲郎《風土》
摘要
臺灣四百年中，歷史的境遇特別複雜，它在今日的處境與世界的糾纏也特別綿密。本文從島嶼文化的雙源頭著眼，同時思考中華民國體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競爭的意義，指出中華民國體制更符合混合現代性方案，也反省洪耀勳的臺灣風土論及曹永和的臺灣島史的提法，指出有文化地緣的地緣政治學更具有抵抗共產勢力以及昇華兩岸和解共生的潛力。
關鍵詞：中華民國、地緣政治學、共生、季辛吉、曹永和、洪耀勳
一、前言：和戰的深層依據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宣布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來，已逾三十年；在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並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以來，也逾三十年。比起五○、六○年代中共的武裝解放臺灣的強音政策，中共在對臺策略及意圖上顯然更期待一種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而中華民國當局既然已廢除反共戒嚴的法律條款，武力解決紛爭的選項基本上已被排除了。但很弔詭地，經過一段兩岸相對和平的時間，最近幾年，兩岸衝突的層級不斷拉高。尤其俄烏開戰以來，臺海會不會是下一個引發國際秩序大亂的衝突點，此事居然已成了國際媒體的熱門議題，也是歐、美、日以及島內許多政治人物不時會提出的議題。兩岸在拆除直接武裝衝突的引信後，目前的處境竟比八二三砲戰的臺海危機之後的任何時段都來得危險。
兩岸的戰爭風險日益加大，但兩岸所以有戰爭風險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有更深層的衝突因素，關鍵在於1949年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原來的神州舊主人的中華民國趕到大陸邊緣的一座海島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史上首次將「階級鬥爭」帶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這個築基於馬克思思想、列寧主義之上的共產國家，提供了一套大不同於原來入主中國、驅逐滿清的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國家」的概念，其建國的工程規模之大、變化之巨不下於中華民國於1912年成立時同樣重新打造「中華」、「人民」、「國家」的概念之工程。也就是短短三十八年間，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這兩個以「中華」為名的政權已經兩翻重新界定人民與國家的性質。
現代中國這兩個名稱接近的國家卻有差異相極大的國家內容，透過不同意識形態的眼鏡，它們看到不同的過去，也瞻望了不同的未來，連看到的現實中國也不同。在法理上，它們卻又盤據在同一塊土地上，擁有同一群依主權統治下的人民，也承擔了中華文明發展的目的。但在現實的治權上，兩者的國力相去懸殊，兩方的領土與人民數量呈現巨大的落差。現代中國的變化之激烈，以及兩岸的矛盾之深，都是驚人的。
如果依據1911年與1949年兩場革命誕生的兩個以中華為名的國家理念，兩岸的矛盾不易有緩和的空間。但這副意識形態的枷鎖在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歐洲蘇聯共產集團全面的崩潰，枷鎖鬆綁了，局勢有了轉機。中共大幅地引進市場經濟，也可以說與資本主義體制有了初步的和解。它一再承諾的民主、自由雖然只是依照自己的定義自我表述，對非中共人士未必有太強的說服力，但多少和西方國家所理解者有了接軌的成份；另一方面，中共又大幅地與傳統中國文化和解，孔孟老莊再也不是封建主義的代言人，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再也不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封建主義之大山，而是民族自信的主要精神來源。鄧小平開啟的新時代無異於一場不徹底的共產主義革命，告別了毛澤東，彼岸共產中國內部的變化為斷港絕潢的兩岸搭了一道可溝通的橋，戰爭似乎不必是唯一的選擇。
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除了帶來兩個「中國」的不同政治體制的主矛盾外，它還帶來另一個矛盾，此即它雖然給臺灣帶來四百年來未曾有的國家經驗，臺民的總體意志有了發揚的機制，卻也造成島嶼從未面臨過的主權與治權之間的矛盾。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成果是海峽對面的大陸換了新主人，同時，它也促成「中華民國」這個以「中華」為名的政權被擠壓到臺灣來，因而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中華民國」與「臺灣」這兩個概念在現實上的一體化。而這兩個概念不論在歷史上或在地理上，在政治層面上或在文化層面上，雖然都很難斷裂，但也都很難一體化。「臺灣」如何名實相符地承擔「中國」該有的內容？這種特殊的處境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是歷史帶出來的，不是臺灣內部產生的，沒有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南遷的特別處境，臺灣不會碰到名實不一、又續又斷的特別命運，「中華民國與臺灣」的議題也就可存而不論。但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面對。
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兩岸關係上同時造成了中國—中國、中國—臺灣的雙重矛盾，就後者而言，中華民國與臺灣共生共存是現實的敘述，這個現實的敘述可以視為理念與現實矛盾的一種敘述。名實一致原本是許多哲人提倡的行動準則，包括孔子。為求一致，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不同的對臺提案都預設了將臺灣納入共產中國的範疇下加以定位，以求一致。但它的提案在臺灣沒有被嚴肅地討論過，也沒發揮多大的作用，其提案是否能解決1911與1949兩場革命背後世界觀的巨大差異，也很可疑。至於其提案是否有合理的成份，姑且不論。
海峽此岸也有另一種匡正提案，最徹底者即是拋棄中國主權的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在法理上宣布臺灣獨立，名實不一的窘境一舉取消。這個方案在現實上不易實行，但作為心理的需求在島內卻有相當的作用，對許多人也有相當的吸引力。本文不認為獨立不可以談，也不認為臺灣人民在法理上必須放棄自決的選項，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排斥了不准政治選擇的選項。所有的選項都當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正名制憲的主張當然不是沒有現實的基礎，中國與臺灣的治權之落差即是一個重要的基礎，臺灣如何承擔中國的內容？自1949之後，臺灣（臺澎金馬）這個地區在國際上有了一個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身份，但1971年，它被排擠出聯合國；1978年年底，美國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它現在獲得的國際承認的空間越來越小。但臺灣人民有國家的經驗已七十餘年，保家衛國的國家感是存在的，生命會自尋出路，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的主張自然地會在島嶼的空氣中醞釀。
Geopolitik與其說是國土學，不如說是領土政策，乃至更接近於殖民政策。─—和辻哲郎《風土》
摘要
臺灣四百年中，歷史的境遇特別複雜，它在今日的處境與世界的糾纏也特別綿密。本文從島嶼文化的雙源頭著眼，同時思考中華民國體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競爭的意義，指出中華民國體制更符合混合現代性方案，也反省洪耀勳的臺灣風土論及曹永和的臺灣島史的提法，指出有文化地緣的地緣政治學更具有抵抗共產勢力以及昇華兩岸和解共生的潛力。
關鍵詞：中華民國、地緣政治學、共生、季辛吉、曹永和、洪耀勳
一、前言：和戰的深層依據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宣布解除戒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來，已逾三十年；在海峽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並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以來，也逾三十年。比起五○、六○年代中共的武裝解放臺灣的強音政策，中共在對臺策略及意圖上顯然更期待一種和平統一的可能性，而中華民國當局既然已廢除反共戒嚴的法律條款，武力解決紛爭的選項基本上已被排除了。但很弔詭地，經過一段兩岸相對和平的時間，最近幾年，兩岸衝突的層級不斷拉高。尤其俄烏開戰以來，臺海會不會是下一個引發國際秩序大亂的衝突點，此事居然已成了國際媒體的熱門議題，也是歐、美、日以及島內許多政治人物不時會提出的議題。兩岸在拆除直接武裝衝突的引信後，目前的處境竟比八二三砲戰的臺海危機之後的任何時段都來得危險。
兩岸的戰爭風險日益加大，但兩岸所以有戰爭風險並非始於今日，而是有更深層的衝突因素，關鍵在於1949年發生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將原來的神州舊主人的中華民國趕到大陸邊緣的一座海島上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史上首次將「階級鬥爭」帶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國家，這個築基於馬克思思想、列寧主義之上的共產國家，提供了一套大不同於原來入主中國、驅逐滿清的中華民國的「中華」、「人民」、「國家」的概念，其建國的工程規模之大、變化之巨不下於中華民國於1912年成立時同樣重新打造「中華」、「人民」、「國家」的概念之工程。也就是短短三十八年間，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這兩個以「中華」為名的政權已經兩翻重新界定人民與國家的性質。
現代中國這兩個名稱接近的國家卻有差異相極大的國家內容，透過不同意識形態的眼鏡，它們看到不同的過去，也瞻望了不同的未來，連看到的現實中國也不同。在法理上，它們卻又盤據在同一塊土地上，擁有同一群依主權統治下的人民，也承擔了中華文明發展的目的。但在現實的治權上，兩者的國力相去懸殊，兩方的領土與人民數量呈現巨大的落差。現代中國的變化之激烈，以及兩岸的矛盾之深，都是驚人的。
如果依據1911年與1949年兩場革命誕生的兩個以中華為名的國家理念，兩岸的矛盾不易有緩和的空間。但這副意識形態的枷鎖在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因為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歐洲蘇聯共產集團全面的崩潰，枷鎖鬆綁了，局勢有了轉機。中共大幅地引進市場經濟，也可以說與資本主義體制有了初步的和解。它一再承諾的民主、自由雖然只是依照自己的定義自我表述，對非中共人士未必有太強的說服力，但多少和西方國家所理解者有了接軌的成份；另一方面，中共又大幅地與傳統中國文化和解，孔孟老莊再也不是封建主義的代言人，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再也不是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封建主義之大山，而是民族自信的主要精神來源。鄧小平開啟的新時代無異於一場不徹底的共產主義革命，告別了毛澤東，彼岸共產中國內部的變化為斷港絕潢的兩岸搭了一道可溝通的橋，戰爭似乎不必是唯一的選擇。
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除了帶來兩個「中國」的不同政治體制的主矛盾外，它還帶來另一個矛盾，此即它雖然給臺灣帶來四百年來未曾有的國家經驗，臺民的總體意志有了發揚的機制，卻也造成島嶼從未面臨過的主權與治權之間的矛盾。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的成果是海峽對面的大陸換了新主人，同時，它也促成「中華民國」這個以「中華」為名的政權被擠壓到臺灣來，因而無可避免地產生了「中華民國」與「臺灣」這兩個概念在現實上的一體化。而這兩個概念不論在歷史上或在地理上，在政治層面上或在文化層面上，雖然都很難斷裂，但也都很難一體化。「臺灣」如何名實相符地承擔「中國」該有的內容？這種特殊的處境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是歷史帶出來的，不是臺灣內部產生的，沒有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南遷的特別處境，臺灣不會碰到名實不一、又續又斷的特別命運，「中華民國與臺灣」的議題也就可存而不論。但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面對。
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在兩岸關係上同時造成了中國—中國、中國—臺灣的雙重矛盾，就後者而言，中華民國與臺灣共生共存是現實的敘述，這個現實的敘述可以視為理念與現實矛盾的一種敘述。名實一致原本是許多哲人提倡的行動準則，包括孔子。為求一致，中國共產黨幾十年來不同的對臺提案都預設了將臺灣納入共產中國的範疇下加以定位，以求一致。但它的提案在臺灣沒有被嚴肅地討論過，也沒發揮多大的作用，其提案是否能解決1911與1949兩場革命背後世界觀的巨大差異，也很可疑。至於其提案是否有合理的成份，姑且不論。
海峽此岸也有另一種匡正提案，最徹底者即是拋棄中國主權的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在法理上宣布臺灣獨立，名實不一的窘境一舉取消。這個方案在現實上不易實行，但作為心理的需求在島內卻有相當的作用，對許多人也有相當的吸引力。本文不認為獨立不可以談，也不認為臺灣人民在法理上必須放棄自決的選項，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排斥了不准政治選擇的選項。所有的選項都當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正名制憲的主張當然不是沒有現實的基礎，中國與臺灣的治權之落差即是一個重要的基礎，臺灣如何承擔中國的內容？自1949之後，臺灣（臺澎金馬）這個地區在國際上有了一個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身份，但1971年，它被排擠出聯合國；1978年年底，美國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它現在獲得的國際承認的空間越來越小。但臺灣人民有國家的經驗已七十餘年，保家衛國的國家感是存在的，生命會自尋出路，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的主張自然地會在島嶼的空氣中醞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