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苓 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的引介及其歷史作用
「普遍意志」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核心概念。由於其內涵極其複雜，並具個人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雙重趨向，歷來對其意涵的解讀眾說不一，論爭不斷；其爭議性也影響到盧梭思想在中國的解讀。通過考察最初的兩個《社約論》漢譯本，以及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不同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相關論著，本文試圖以對照分析的方法，來探討這一概念是如何翻譯和解讀的，以及每個時期對這一概念不同解讀的歷史根源。
其實，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所引發的不同詮釋以及爭議，往往與不同時期的國情緊密相連。耐人尋味的是，辛亥革命前以及民國時期對盧梭「普遍意志」的批評主要來自對「國民」資格的懷疑，擔心天賦人權說會使人人濫用自由，最終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顯然，把盧梭學說視為倡導個人極端自由之說。解放後，盧梭的政治理論被視為「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理論而被邊緣化。而文革之後，盧梭的「公意」理念被詮釋為「消融了特殊性與個體性」的抽象普遍性，成為導致「極權專制」 的理論依據。如今，盧梭成為學術界研討的對象，回歸作者原著，按照思想家本人的邏輯來挖掘和解讀盧梭思想的原始意涵成為當今學者的研究方向。
通觀盧梭的政治論著，我們以為盧梭試圖通過「普遍意志」原則來構建一種使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之間和諧的政治體制。因此盧梭所反對的不是每個人的私利，而是有損於平等自由的個別意志或特殊利益。探討這一理念的深層內涵及其在中國的接受歷史，對當下仍具現實意義。
范廣欣 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
本文通過中江兆民漢譯盧梭《民約論》及其譯本在清末上海的重印，討論歐洲政治理論如何進入東亞知識份子的視野，並推動他們的思考和行動。中江兆民從1882年到1883年在雜誌上連載了他用漢文（文言文）翻譯的盧梭《民約論》第一卷和第二卷，並於1882年出版了第一卷的單行本。1898年戊戌變法前夕中國人在上海重印了這個單行本。本文處理的主要問題是：一、中江譯本多大程度上支持在深受儒家傳統浸潤的東亞社會進行民主革命？二、中江譯本如何通過介紹盧梭的一部著作，溝通東亞和西洋兩大政治思想傳統，克服中國人接受西洋政治理論的思想和文化障礙？
本文比較中江譯本和盧梭原文以及上海重印本，指出譯文包含鼓吹革命的內容，不但大體為上海重印本所沿襲，而且的確為解讀盧梭原文提供了新的可能。中江氏的譯文包含對盧梭創造性的詮釋。他融合儒家反暴君傳統和盧梭社會契約論，認為後者支持以民主共和國取代君主制。他將盧梭著名的「強迫自由論」與推翻專制舊政權的革命暴力聯繫起來，而其他研究者或將其理解為極權體制倚賴的暴力鎮壓，或將其理解為健康政治社會不可缺少的合法國家權力。他還將通過社會契約建立的雛形社會詮釋為內部平等、紀律嚴明的革命政黨。上海重印本儘管頗有改動，卻完全保留中江氏鼓吹政治革命的言論。中江譯本還被中國革命者一再重印，作為與立憲派和軍閥鬥爭的思想武器。
蕭高彥 《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
本文基於劍橋學派的脈絡主義方法，檢視清末《民約論》譯本以及對此文本的理解，並探究其所蘊含之政治圖像。全文處理三組盧梭譯本或詮釋：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的《民約譯解》與相關論述、《民約論》的第一個完整中譯本（楊廷棟的《路索民約論》）與劉師培基於楊譯所撰《中國民約精義》，以及革命派馬君武在《民報》所提出的盧梭詮釋。中江兆民所創的「民約」語彙系統產生了關鍵影響，特別是他將「主權者」翻譯為「君」的譯筆，產生了與盧梭原始意圖不同的政治想像，卻能與東亞儒家政治文化接軌。楊廷棟基於此而轉化為對《民約論》的立憲主義閱讀方式，但劉師培再加以翻轉，提出「處變之時，人民操革命之權」的革命主張。馬君武運用「帝民」一詞，超越了中江兆民的語彙系統，其譯本更促使中文世界逐漸邁向準確理解盧梭思想。
林正珍 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
本文主要是以認同和再現的角度從概念上探討「書寫亞洲」的文化論述問題。將經由（一）西方、中國及日本概念下的亞洲觀。（二）文明論與批判區域性論述（三）另類現代性，這三個面向，思考文化中的去殖民課題。其中，評介日本對於亞洲的建構和其所形成的「日本式的東方主義」議題，將是本文的核心。
戴麗娟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
記憶研究在晚近三十年間逐漸成為國際人文學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法國史學界在其中扮演先驅性的角色。本文以《記憶所繫之處》、《歷史性運作機制》、《維琪症候群》等三部常被提及且彼此互涉的作品為主要對象，分析其內容重點與相關議題。這些作品不僅重新開啟歷史與記憶之關係的討論，也提出歷史編纂學方面的反省，更深入探究西方社會的歷史時間觀。其中有關維琪時代及創傷記憶的研究以及相關的司法審判案件，也在學界引發關於史家之公民角色的辯論。
楊正顯 評方祖猷《黃宗羲長傳》
《黃宗羲新傳》是近年一部甚具學術價值的力作。此書既以「長傳」為名，不同於傳統傳記、評傳與年譜的寫法，作者基於學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生動的文筆，對黃宗羲的生平事蹟娓娓道來，吸引讀者進入黃宗羲的歷史世界。作者並不滿足於平鋪直敘黃宗羲生平史實，也不以己見妄意評斷傳主的作為，同時還針對學術界尚未有定論的爭議，根據史料予以釐清，對深入理解傳主生平問題，做出實質的貢獻。
「普遍意志」是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核心概念。由於其內涵極其複雜，並具個人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雙重趨向，歷來對其意涵的解讀眾說不一，論爭不斷；其爭議性也影響到盧梭思想在中國的解讀。通過考察最初的兩個《社約論》漢譯本，以及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不同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相關論著，本文試圖以對照分析的方法，來探討這一概念是如何翻譯和解讀的，以及每個時期對這一概念不同解讀的歷史根源。
其實，盧梭「普遍意志」概念在中國所引發的不同詮釋以及爭議，往往與不同時期的國情緊密相連。耐人尋味的是，辛亥革命前以及民國時期對盧梭「普遍意志」的批評主要來自對「國民」資格的懷疑，擔心天賦人權說會使人人濫用自由，最終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顯然，把盧梭學說視為倡導個人極端自由之說。解放後，盧梭的政治理論被視為「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理論而被邊緣化。而文革之後，盧梭的「公意」理念被詮釋為「消融了特殊性與個體性」的抽象普遍性，成為導致「極權專制」 的理論依據。如今，盧梭成為學術界研討的對象，回歸作者原著，按照思想家本人的邏輯來挖掘和解讀盧梭思想的原始意涵成為當今學者的研究方向。
通觀盧梭的政治論著，我們以為盧梭試圖通過「普遍意志」原則來構建一種使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之間和諧的政治體制。因此盧梭所反對的不是每個人的私利，而是有損於平等自由的個別意志或特殊利益。探討這一理念的深層內涵及其在中國的接受歷史，對當下仍具現實意義。
范廣欣 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
本文通過中江兆民漢譯盧梭《民約論》及其譯本在清末上海的重印，討論歐洲政治理論如何進入東亞知識份子的視野，並推動他們的思考和行動。中江兆民從1882年到1883年在雜誌上連載了他用漢文（文言文）翻譯的盧梭《民約論》第一卷和第二卷，並於1882年出版了第一卷的單行本。1898年戊戌變法前夕中國人在上海重印了這個單行本。本文處理的主要問題是：一、中江譯本多大程度上支持在深受儒家傳統浸潤的東亞社會進行民主革命？二、中江譯本如何通過介紹盧梭的一部著作，溝通東亞和西洋兩大政治思想傳統，克服中國人接受西洋政治理論的思想和文化障礙？
本文比較中江譯本和盧梭原文以及上海重印本，指出譯文包含鼓吹革命的內容，不但大體為上海重印本所沿襲，而且的確為解讀盧梭原文提供了新的可能。中江氏的譯文包含對盧梭創造性的詮釋。他融合儒家反暴君傳統和盧梭社會契約論，認為後者支持以民主共和國取代君主制。他將盧梭著名的「強迫自由論」與推翻專制舊政權的革命暴力聯繫起來，而其他研究者或將其理解為極權體制倚賴的暴力鎮壓，或將其理解為健康政治社會不可缺少的合法國家權力。他還將通過社會契約建立的雛形社會詮釋為內部平等、紀律嚴明的革命政黨。上海重印本儘管頗有改動，卻完全保留中江氏鼓吹政治革命的言論。中江譯本還被中國革命者一再重印，作為與立憲派和軍閥鬥爭的思想武器。
蕭高彥 《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
本文基於劍橋學派的脈絡主義方法，檢視清末《民約論》譯本以及對此文本的理解，並探究其所蘊含之政治圖像。全文處理三組盧梭譯本或詮釋：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的《民約譯解》與相關論述、《民約論》的第一個完整中譯本（楊廷棟的《路索民約論》）與劉師培基於楊譯所撰《中國民約精義》，以及革命派馬君武在《民報》所提出的盧梭詮釋。中江兆民所創的「民約」語彙系統產生了關鍵影響，特別是他將「主權者」翻譯為「君」的譯筆，產生了與盧梭原始意圖不同的政治想像，卻能與東亞儒家政治文化接軌。楊廷棟基於此而轉化為對《民約論》的立憲主義閱讀方式，但劉師培再加以翻轉，提出「處變之時，人民操革命之權」的革命主張。馬君武運用「帝民」一詞，超越了中江兆民的語彙系統，其譯本更促使中文世界逐漸邁向準確理解盧梭思想。
林正珍 分裂的亞洲認同：近現代東亞世界觀的對位式呈現
本文主要是以認同和再現的角度從概念上探討「書寫亞洲」的文化論述問題。將經由（一）西方、中國及日本概念下的亞洲觀。（二）文明論與批判區域性論述（三）另類現代性，這三個面向，思考文化中的去殖民課題。其中，評介日本對於亞洲的建構和其所形成的「日本式的東方主義」議題，將是本文的核心。
戴麗娟 法國史家的記憶課題──近三十年的重要著作與討論
記憶研究在晚近三十年間逐漸成為國際人文學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法國史學界在其中扮演先驅性的角色。本文以《記憶所繫之處》、《歷史性運作機制》、《維琪症候群》等三部常被提及且彼此互涉的作品為主要對象，分析其內容重點與相關議題。這些作品不僅重新開啟歷史與記憶之關係的討論，也提出歷史編纂學方面的反省，更深入探究西方社會的歷史時間觀。其中有關維琪時代及創傷記憶的研究以及相關的司法審判案件，也在學界引發關於史家之公民角色的辯論。
楊正顯 評方祖猷《黃宗羲長傳》
《黃宗羲新傳》是近年一部甚具學術價值的力作。此書既以「長傳」為名，不同於傳統傳記、評傳與年譜的寫法，作者基於學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生動的文筆，對黃宗羲的生平事蹟娓娓道來，吸引讀者進入黃宗羲的歷史世界。作者並不滿足於平鋪直敘黃宗羲生平史實，也不以己見妄意評斷傳主的作為，同時還針對學術界尚未有定論的爭議，根據史料予以釐清，對深入理解傳主生平問題，做出實質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