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澤現象」與臺灣公民運動的困境
日劇《半澤直樹》不論在日本或臺灣都創下超高的收視率並且引起一股文化潮流。在本講次裡，我將「半澤現象」界定為一種糾結了想像、慾望與意識形態矛盾的「癥侯」。我會先針對一些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分析，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導引出一些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
[核心問題]
1. 「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者有其他深刻的意涵？
2. 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
3. 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發生的條件是什麼？
***
我不太清楚用「半澤現象」這個標題是不是很精確。一般的理解下的「現象」，大多指一種極速擴散、廣泛流通的風潮；《半澤直樹》這個電視劇有沒有紅到可以稱為「現象」的程度，我不太清楚，至少我在學校裡還沒有感受到這部電視劇的擴散威力，沒有學生跟我嗆「加倍奉還」，雖然有人因為國科會計畫經費核銷不實被檢察官調查，連研究助理也被捲入，甚至承擔責任，這倒是有點像劇中「有功是上司的，有過是下屬的」那要的企業文化。我想談的半澤現象，也許比較像是把它當作一個出發點，把很多事情問題化，也等於是把和半澤直樹有關的流行風潮，當成一種精神分析所說的「徵侯」。在這樣的基礎上談所謂的「半澤直樹現象」，等於也是要理解觀眾糾結了什麼樣的想像與慾望，同時也暴露出社會內部什麼樣的焦慮、意識形態矛盾、甚至是危機。
本講次中，我會先針對一些《半澤直樹》的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紀傑克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從這部電視劇導引出一些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有其他深刻的意涵？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或者我們應該有更根本的思考：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目前的公民運動是否有辦法，或者該如何朝向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些都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兩段對於《半澤直樹》的評論：
電視劇向來是社會最好的鏡子，事實上，日本近來也不斷出現上班族的「逆襲」。有企業人事顧問公司表示，不少員工一反過去「唯公司命是從」的態度，直指主管「職權霸凌」、公司是「黑心企業」，甚至模仿半澤直樹撂狠話：「人若犯我，必定加倍奉還！」
儘管有評論表示，戲劇終究是戲劇，為了情節張力，不得不讓所有角色正邪分明、舉止誇張，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出現這麼極端的狀況，但可以肯定的是，《半澤直樹》確實反映了日本企業的某種現實面，因此能讓觀眾感同身受。
解讀《半澤直樹》現象，其實可以看出日本上班族面臨的困境與自我覺醒。
吳佳珍〈解析最紅日劇《半澤直樹》現象〉，《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157期 （Oct 2013）
出言不遜、頂撞上司；挑戰巨大僵化的體制，秉持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復仇人生態度，有時候還不擇手段；這與傳統日本公司員工，尤其是那些在大企業底下，遵循學長學弟體制的員工截然相反，故當直樹在教訓長官時，為觀眾實現了「我們想做想說，卻礙於現實不敢做、不敢說的內心憤怒，進而得到了發洩與認同的快感。」
部落格RainReader’s Memory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84857324-論《半澤直樹》第一部：「從十倍返」到「見逃」的必然限制〕
這些評論的共同點在於強調節目反映真實與心理補償作用，這其實蠻矛盾的。《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也做過調查，現實世界裡大約有七成左右的上班族不敢或從未頂撞過上司，所以節目所產生的認同與發洩效果，是出自於一種在現實世界因為某些原則和因素不太可能實現的願望。這樣的補償與發洩作用如何能有任何覺醒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通常拿來當作補償的東西，與其說代表真實的願望，倒不如說只是願望的替代或轉移，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這個電視劇和現實無關，只是讓觀眾得到逃離現實的快感。等一下我會從其他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一些意識形態矛盾。
很顯然的，也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評論者擔心，半澤直樹現象強化負面的復仇情緒，所以訴諸智慧之語要我們放下。例如，部落格《虎岡的異想世界》在一篇〈很不健康的「半澤直樹」〉的網誌裡，指出類似半澤這樣的復仇者形象強化負面情緒，冤冤相報。版主還引述聖嚴法師：「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http://blog.udn.com/yiter1968/9177813）。這樣道德化的評論自然不太可能帶出什麼正義的思考，我們就不多做討論。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新聞事件報導與廣告搭上電視劇熱潮，大量引用「加倍奉還」一詞，也算是對於電視劇本身另類的「加倍奉還」的回饋，助長了「半澤現象」的擴散。
也許有人會認為，「加倍奉還」透過媒體流通（或流竄）到各個不同的公共領域，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後現代式無意義、無深度的大量複製，或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simulation），像病毒般無限度的擴散與傳染。但我認為不需要過度悲觀或犬儒地看待「半澤現象」或「加倍奉還」的複製與增長，因而無形中落入簡化的因果論或決定律，忽略複雜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我們不妨把「加倍奉還」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場域的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這樣的能指是「空白」的，不是毫無意義的那種空白，而是應用在不同的脈絡，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加倍奉還」作為一種主宰能指塑造與導引閱聽大眾的慾望、快感與現實的認知，其意識形態的效用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
先前我提到一些評論認為《半澤直樹》發揮了心理補償作用，大意是說，劇中主角半澤直樹代替觀眾實現他們在現實世界想做、但沒有做或不敢做的事，這樣的詮釋還不夠精準，必須補充一些觀念。從精神分析、意識形態分析的角度來說，當我們以為劇中角色代替自己採取什麼行動、完成什麼目標時，我們事實上是把某種存在的被動性轉移到他者（the Other）身上，藉此來保有「我們是主動的觀眾」、「我們關心公平正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幻想。半澤直樹不是我們認同的、想要成為的對象（ideal ego）；節目真正替我們實踐的，其實是我們並不想真正自己面對的，而同時還讓我們想像著，節目實踐了我們期待實現的社會正義與公理的願望，得以和自身的被動性保持距離。
延續以上意識形態和被動性的討論，接下來我要談半澤直樹電視劇所呈現的一些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慢慢再從當中導引出一些基進政治的思考。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詮釋是：半澤直樹為長期受到企業主壓迫的眾多無名下屬出一口氣。他自己以身作則，不管是在大阪分行或東京本部，都與下屬維持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形成一股揭發舞弊、反抗不公義的正義聯盟。我們也從劇中看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公平契約精神似乎是受到扭曲的，欠缺了一些道德元素和信念；而半澤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動，表面上彰顯了這些道德信念的重要性。這些看法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但是似乎還必須進一步處理內在的意識形態矛盾。即便半澤直樹有自己一套的調查與掌握資訊的管道，都還是透過銀行或資本主義市場內部的機制，企圖彰顯利益、價值與意義應有的、正確的、各得其所的分配或重新分配。大家津津樂道、模仿複製的那個「加倍奉還」、甚至最後大和田那裡的「百倍奉還」，都還是在體制內的評鑑會議和規則內部運作。到底加了幾倍？奉還了什麼？會不會這裡面有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大他者傳遞了訊息：當半澤直樹可以，只要不擾亂體制運作規則就好！半澤的那些和「銀行家」有關的論述或自我期許，終究來說，會不會都讓整個體系能更有效、更人性化、價值極大化的運作？也就是說，找回失去的互信互助的人道精神，讓資本主義更換一個人性的面貌。有關這一點，大家看看各家書局暢銷書排行榜上，總少不了那些企業主出的書，主旨都不脫有效的人性化企業經營與管理，也是為資本主義量身打造的企業倫理。
即便在此我好像一直在提問，一直在對半澤直樹這部電視劇做所謂的意識形態分析。我必須強調的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一種犬儒主義的觀點，認定這部劇只提供一些替代性的滿足，都在洗腦等等；或者說很多人都是衝著堺雅人或壇蜜等明星，並不真的關心戲劇內涵。這部劇如我以上所談的，有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者可以當作一種癥候來解讀。大概也是從這些意識形態矛盾，而不是從節目提供的任何行動準則或正義典範，我們才能理解《半澤直樹》與當前臺灣情境的關連。
我們在臺灣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生命情境？各位應該各自都有很深的感受。從美牛、塑化劑、到最近的大埔、洪仲丘事件、食品安全、都更和服貿的一些問題，我必須很不客氣地說：政府或公部門儼然已經成為所有問題的製造者。我們看到法律或規定可以被用來遂行不義，怠惰或失能似乎成為整部統治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動力。用理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有其他學術界的同仁再從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概念，來談臺灣當前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主流媒體成了無良政府的化妝師；他們常常以媒體公器傳播一些反動的修辭。這些反動的修辭的共通點是一種「你可以……但是你不能／你必須……」暗中設下某些前提的、似是而非的邏輯。例如「你可以反核，但你也要有替代方案」、「你有遊行的權利，但是你要注意禮貌、要守秩序」等等，不勝枚舉。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集中的那幾個月，幾乎像是跳針那樣，反覆批評這些運動缺乏道德正當性，訴求的只是片面的正義。對這兩個報紙和設定的讀者來說，哪怕是二十五萬或五十萬人，也都是全體社會的少數。這種戲耍數字與計算的迷思的反動修辭，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但我必須指出，以所謂的多與少的計算來界定正義，或者任何強調各得其所、分配式的正義，可能是反動的，可能是在強化既有的體制。國民黨為什麼又急於透過立法院用公投解決核四的問題呢？核四的問題是應該用多與少的票數計算來決定的嗎？如果停建核四公投沒過，而依法繼續興建到營運，那樣就代表正義獲得彰顯，因為那是經過正確計算的結果？
（摘自第七章）
日劇《半澤直樹》不論在日本或臺灣都創下超高的收視率並且引起一股文化潮流。在本講次裡，我將「半澤現象」界定為一種糾結了想像、慾望與意識形態矛盾的「癥侯」。我會先針對一些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分析，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導引出一些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
[核心問題]
1. 「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者有其他深刻的意涵？
2. 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
3. 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發生的條件是什麼？
***
我不太清楚用「半澤現象」這個標題是不是很精確。一般的理解下的「現象」，大多指一種極速擴散、廣泛流通的風潮；《半澤直樹》這個電視劇有沒有紅到可以稱為「現象」的程度，我不太清楚，至少我在學校裡還沒有感受到這部電視劇的擴散威力，沒有學生跟我嗆「加倍奉還」，雖然有人因為國科會計畫經費核銷不實被檢察官調查，連研究助理也被捲入，甚至承擔責任，這倒是有點像劇中「有功是上司的，有過是下屬的」那要的企業文化。我想談的半澤現象，也許比較像是把它當作一個出發點，把很多事情問題化，也等於是把和半澤直樹有關的流行風潮，當成一種精神分析所說的「徵侯」。在這樣的基礎上談所謂的「半澤直樹現象」，等於也是要理解觀眾糾結了什麼樣的想像與慾望，同時也暴露出社會內部什麼樣的焦慮、意識形態矛盾、甚至是危機。
本講次中，我會先針對一些《半澤直樹》的閱聽反應進行評述。接著引述紀傑克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意識形態批判理論，但是我希望能展望意識形態矛盾以外的視野，從這部電視劇導引出一些有關正義的思考，連結到當前臺灣的公民運動的情境。「加倍奉還」只是一種復仇性正義或有其他深刻的意涵？正義該是「眾聲喧嘩」、「各得其所」？或者我們應該有更根本的思考：我們到底要追求什麼樣的正義？目前的公民運動是否有辦法，或者該如何朝向根本性的社會變革？這些都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兩段對於《半澤直樹》的評論：
電視劇向來是社會最好的鏡子，事實上，日本近來也不斷出現上班族的「逆襲」。有企業人事顧問公司表示，不少員工一反過去「唯公司命是從」的態度，直指主管「職權霸凌」、公司是「黑心企業」，甚至模仿半澤直樹撂狠話：「人若犯我，必定加倍奉還！」
儘管有評論表示，戲劇終究是戲劇，為了情節張力，不得不讓所有角色正邪分明、舉止誇張，現實生活中不大可能出現這麼極端的狀況，但可以肯定的是，《半澤直樹》確實反映了日本企業的某種現實面，因此能讓觀眾感同身受。
解讀《半澤直樹》現象，其實可以看出日本上班族面臨的困境與自我覺醒。
吳佳珍〈解析最紅日劇《半澤直樹》現象〉，《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157期 （Oct 2013）
出言不遜、頂撞上司；挑戰巨大僵化的體制，秉持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復仇人生態度，有時候還不擇手段；這與傳統日本公司員工，尤其是那些在大企業底下，遵循學長學弟體制的員工截然相反，故當直樹在教訓長官時，為觀眾實現了「我們想做想說，卻礙於現實不敢做、不敢說的內心憤怒，進而得到了發洩與認同的快感。」
部落格RainReader’s Memory 〔http://blog.xuite.net/tuyu/MIYU/84857324-論《半澤直樹》第一部：「從十倍返」到「見逃」的必然限制〕
這些評論的共同點在於強調節目反映真實與心理補償作用，這其實蠻矛盾的。《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也做過調查，現實世界裡大約有七成左右的上班族不敢或從未頂撞過上司，所以節目所產生的認同與發洩效果，是出自於一種在現實世界因為某些原則和因素不太可能實現的願望。這樣的補償與發洩作用如何能有任何覺醒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通常拿來當作補償的東西，與其說代表真實的願望，倒不如說只是願望的替代或轉移，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這個電視劇和現實無關，只是讓觀眾得到逃離現實的快感。等一下我會從其他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一些意識形態矛盾。
很顯然的，也有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評論者擔心，半澤直樹現象強化負面的復仇情緒，所以訴諸智慧之語要我們放下。例如，部落格《虎岡的異想世界》在一篇〈很不健康的「半澤直樹」〉的網誌裡，指出類似半澤這樣的復仇者形象強化負面情緒，冤冤相報。版主還引述聖嚴法師：「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http://blog.udn.com/yiter1968/9177813）。這樣道德化的評論自然不太可能帶出什麼正義的思考，我們就不多做討論。除此之外，也有不少新聞事件報導與廣告搭上電視劇熱潮，大量引用「加倍奉還」一詞，也算是對於電視劇本身另類的「加倍奉還」的回饋，助長了「半澤現象」的擴散。
也許有人會認為，「加倍奉還」透過媒體流通（或流竄）到各個不同的公共領域，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後現代式無意義、無深度的大量複製，或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simulation），像病毒般無限度的擴散與傳染。但我認為不需要過度悲觀或犬儒地看待「半澤現象」或「加倍奉還」的複製與增長，因而無形中落入簡化的因果論或決定律，忽略複雜的社會、文化與心理因素。我們不妨把「加倍奉還」看作一種意識形態場域的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這樣的能指是「空白」的，不是毫無意義的那種空白，而是應用在不同的脈絡，衍生出不同的意義。「加倍奉還」作為一種主宰能指塑造與導引閱聽大眾的慾望、快感與現實的認知，其意識形態的效用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
先前我提到一些評論認為《半澤直樹》發揮了心理補償作用，大意是說，劇中主角半澤直樹代替觀眾實現他們在現實世界想做、但沒有做或不敢做的事，這樣的詮釋還不夠精準，必須補充一些觀念。從精神分析、意識形態分析的角度來說，當我們以為劇中角色代替自己採取什麼行動、完成什麼目標時，我們事實上是把某種存在的被動性轉移到他者（the Other）身上，藉此來保有「我們是主動的觀眾」、「我們關心公平正義」這樣的意識形態幻想。半澤直樹不是我們認同的、想要成為的對象（ideal ego）；節目真正替我們實踐的，其實是我們並不想真正自己面對的，而同時還讓我們想像著，節目實踐了我們期待實現的社會正義與公理的願望，得以和自身的被動性保持距離。
延續以上意識形態和被動性的討論，接下來我要談半澤直樹電視劇所呈現的一些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慢慢再從當中導引出一些基進政治的思考。在資本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常聽到的詮釋是：半澤直樹為長期受到企業主壓迫的眾多無名下屬出一口氣。他自己以身作則，不管是在大阪分行或東京本部，都與下屬維持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形成一股揭發舞弊、反抗不公義的正義聯盟。我們也從劇中看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的公平契約精神似乎是受到扭曲的，欠缺了一些道德元素和信念；而半澤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動，表面上彰顯了這些道德信念的重要性。這些看法大致上也沒什麼問題，但是似乎還必須進一步處理內在的意識形態矛盾。即便半澤直樹有自己一套的調查與掌握資訊的管道，都還是透過銀行或資本主義市場內部的機制，企圖彰顯利益、價值與意義應有的、正確的、各得其所的分配或重新分配。大家津津樂道、模仿複製的那個「加倍奉還」、甚至最後大和田那裡的「百倍奉還」，都還是在體制內的評鑑會議和規則內部運作。到底加了幾倍？奉還了什麼？會不會這裡面有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大他者傳遞了訊息：當半澤直樹可以，只要不擾亂體制運作規則就好！半澤的那些和「銀行家」有關的論述或自我期許，終究來說，會不會都讓整個體系能更有效、更人性化、價值極大化的運作？也就是說，找回失去的互信互助的人道精神，讓資本主義更換一個人性的面貌。有關這一點，大家看看各家書局暢銷書排行榜上，總少不了那些企業主出的書，主旨都不脫有效的人性化企業經營與管理，也是為資本主義量身打造的企業倫理。
即便在此我好像一直在提問，一直在對半澤直樹這部電視劇做所謂的意識形態分析。我必須強調的是，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用一種犬儒主義的觀點，認定這部劇只提供一些替代性的滿足，都在洗腦等等；或者說很多人都是衝著堺雅人或壇蜜等明星，並不真的關心戲劇內涵。這部劇如我以上所談的，有意識形態上的矛盾，或者可以當作一種癥候來解讀。大概也是從這些意識形態矛盾，而不是從節目提供的任何行動準則或正義典範，我們才能理解《半澤直樹》與當前臺灣情境的關連。
我們在臺灣現在到底面臨什麼樣的生命情境？各位應該各自都有很深的感受。從美牛、塑化劑、到最近的大埔、洪仲丘事件、食品安全、都更和服貿的一些問題，我必須很不客氣地說：政府或公部門儼然已經成為所有問題的製造者。我們看到法律或規定可以被用來遂行不義，怠惰或失能似乎成為整部統治機器繼續運作下去的動力。用理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也有其他學術界的同仁再從鄂蘭「平庸的邪惡」的概念，來談臺灣當前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看到主流媒體成了無良政府的化妝師；他們常常以媒體公器傳播一些反動的修辭。這些反動的修辭的共通點是一種「你可以……但是你不能／你必須……」暗中設下某些前提的、似是而非的邏輯。例如「你可以反核，但你也要有替代方案」、「你有遊行的權利，但是你要注意禮貌、要守秩序」等等，不勝枚舉。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在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集中的那幾個月，幾乎像是跳針那樣，反覆批評這些運動缺乏道德正當性，訴求的只是片面的正義。對這兩個報紙和設定的讀者來說，哪怕是二十五萬或五十萬人，也都是全體社會的少數。這種戲耍數字與計算的迷思的反動修辭，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但我必須指出，以所謂的多與少的計算來界定正義，或者任何強調各得其所、分配式的正義，可能是反動的，可能是在強化既有的體制。國民黨為什麼又急於透過立法院用公投解決核四的問題呢？核四的問題是應該用多與少的票數計算來決定的嗎？如果停建核四公投沒過，而依法繼續興建到營運，那樣就代表正義獲得彰顯，因為那是經過正確計算的結果？
（摘自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