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善的可能，天的權威
在古代中國逐漸邁向封建制的轉型時期，面對春秋以降「禮崩樂壞」的局面，對於將來新的社會形態究竟為何的爭論之中，儒家顯然是觀點鮮明、影響巨大的一個派別。其中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為代表。他們三人經歷了從戰國初期到末期、共一百多年的時間，觀點自然有很大的變化。從「道德何以可能」這個角度，探討他們三人的道德哲學，其相同或相似之處在於：一方面強調外在權威對人的心靈與行為的約束，另一方面又尋找內心的先天依據和情感基礎。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也十分鮮明：孔子主張外敬天命，內求心安，甚至也訴諸人們貴生保命的欲求；孟子則更注重主體的自覺和自願，尋找先天的「善端」與「良知良能」作為道德的出發點，以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的實現為道德的歸宿；荀子則吸納了法家的思想，使其思想出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矛盾，他的「道德何以可能」問題的解決，則主要取決於這一項矛盾的最終解答，人性雖然惡，但法與道德教化卻可以使人向善，最終實現「性偽合而天下治」的理想。
一 孔子：外敬天命，內求心安
作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雖然沒有以「道德何以可能」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但對這一類問題的確有著深入的思考和回答。整體而言，孔子從兩個角度切入此問題，或者說孔子心目中道德的依據有兩類。一是上天的權威，二是先天的人性。
（一） 上天權威
「天」在孔子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雖然這個「天」既不是宗教意義的神靈，也不是普遍本質意義的哲學本體，但是它具有最高標準、理想原則和最高規範等含義。在孔子的道德哲學中，道德的標準在天，自我的證明也在天。它是安頓心靈的理想原則，也是確立倫理規範的根本依據。在孔子看來，周王朝的禮儀制度是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的典範，所以它是天意的展現。要維護周王朝大一統的禮制，首先必須具有對權威的敬畏感，這是確立倫理規範的基本前提。所以孔子才會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人們的心中有敬畏感，天意與理想原則的權威性才是有效的。
人們為什麼會對天有敬畏感呢？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天首先是最高原則的根據，是人類社會規範必須效法的對象。所以，堯帝以天為標準，治理人類社會，只有效法天，人才能有效地管理社會。這個天究竟是什麼？「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一般人無法用語言來描繪和形容它，這種無以言表的無形存在，是形成對其敬畏的外在條件。然而，這種無形的存在，卻有著巨大的功能和力量：「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人們不僅能夠看到它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還是美的存在：「煥乎，其有文章」 。所以，順應這樣的天，自然會為人類帶來豐厚的功利價值。
天不僅可以帶給人功利價值，而且還能因人對天的敬畏態度，給予人保佑。這是人們服從上天權威性的重要理由。比如，據《論語》記載：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
孔子認為自周文王之後，他是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者，這種使命自然是稟承天意的，天意如果不願喪失文化的傳承，就不會容許任何人傷害孔子。天意既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人們自然會選擇對天之權威的服從。孔子對天的力量的信仰，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人生道路的困苦階段，可以坦然面對。
正是由於深信自己的言行與天意的一致性，所以他才會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知道自己稟承天意而行事，所以無論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成功與失敗，無論是否能有機會在世間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都是天命所在，所以他不怨天。不怨天的人，自然也不會尤人，因為自己的命運是天的意志，常人又如何能左右得了！他以天為自己的心靈力量的泉源，他也真誠地相信天理解他，否則稟承天意便無從談起。
在孔子看來，天並非保佑所有的人，天之所以選中他，正是由於他在人間好學而為仁，是因為他自己的道德行為和為道而獻身的個人努力。或者說，他選擇了對天道的信仰與對天道的宣揚，所以天便護佑他。天會護佑有道德的人，那麼不講道德的人，天自然會拋棄或討厭他，正是基於這種信念，所以孔子才會常常指天為誓，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比如孔子會見南子的故事。南子是一個名聲不好的女人，她慕孔子之名而邀請孔子相見，孔子並沒有因為她不好的名聲而拒絕邀請。孔子的學生，性格爽直的子路為此而不高興，並且以為孔子居然也會對這種女人感興趣。孔子知道子路誤會了，所以指天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有一次孔子生病，他的學生為他焚香禱告。孔子不以為然地說：「丘之禱久矣。」 他所謂的「禱」當然不是徒具形式的焚香和事到臨頭的禱告，而是稟承天意，選擇了與天道一致的道德生活和追求仁的理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當然，孔子也有對天意不滿的時候，因為他最喜歡的得意門生顏淵不幸英年早逝，痛失愛徒的悲哀所致，孔子不禁仰天長嘆：「噫！天喪予！天喪予！」 悲哀中也透露出對不可抗拒的天意的些許無奈。
在古代中國逐漸邁向封建制的轉型時期，面對春秋以降「禮崩樂壞」的局面，對於將來新的社會形態究竟為何的爭論之中，儒家顯然是觀點鮮明、影響巨大的一個派別。其中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為代表。他們三人經歷了從戰國初期到末期、共一百多年的時間，觀點自然有很大的變化。從「道德何以可能」這個角度，探討他們三人的道德哲學，其相同或相似之處在於：一方面強調外在權威對人的心靈與行為的約束，另一方面又尋找內心的先天依據和情感基礎。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也十分鮮明：孔子主張外敬天命，內求心安，甚至也訴諸人們貴生保命的欲求；孟子則更注重主體的自覺和自願，尋找先天的「善端」與「良知良能」作為道德的出發點，以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價值的實現為道德的歸宿；荀子則吸納了法家的思想，使其思想出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矛盾，他的「道德何以可能」問題的解決，則主要取決於這一項矛盾的最終解答，人性雖然惡，但法與道德教化卻可以使人向善，最終實現「性偽合而天下治」的理想。
一 孔子：外敬天命，內求心安
作為儒家思想創始人的孔子，雖然沒有以「道德何以可能」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但對這一類問題的確有著深入的思考和回答。整體而言，孔子從兩個角度切入此問題，或者說孔子心目中道德的依據有兩類。一是上天的權威，二是先天的人性。
（一） 上天權威
「天」在孔子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雖然這個「天」既不是宗教意義的神靈，也不是普遍本質意義的哲學本體，但是它具有最高標準、理想原則和最高規範等含義。在孔子的道德哲學中，道德的標準在天，自我的證明也在天。它是安頓心靈的理想原則，也是確立倫理規範的根本依據。在孔子看來，周王朝的禮儀制度是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的典範，所以它是天意的展現。要維護周王朝大一統的禮制，首先必須具有對權威的敬畏感，這是確立倫理規範的基本前提。所以孔子才會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人們的心中有敬畏感，天意與理想原則的權威性才是有效的。
人們為什麼會對天有敬畏感呢？孔子說：「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天首先是最高原則的根據，是人類社會規範必須效法的對象。所以，堯帝以天為標準，治理人類社會，只有效法天，人才能有效地管理社會。這個天究竟是什麼？「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一般人無法用語言來描繪和形容它，這種無以言表的無形存在，是形成對其敬畏的外在條件。然而，這種無形的存在，卻有著巨大的功能和力量：「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人們不僅能夠看到它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還是美的存在：「煥乎，其有文章」 。所以，順應這樣的天，自然會為人類帶來豐厚的功利價值。
天不僅可以帶給人功利價值，而且還能因人對天的敬畏態度，給予人保佑。這是人們服從上天權威性的重要理由。比如，據《論語》記載：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
孔子認為自周文王之後，他是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者，這種使命自然是稟承天意的，天意如果不願喪失文化的傳承，就不會容許任何人傷害孔子。天意既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人們自然會選擇對天之權威的服從。孔子對天的力量的信仰，是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人生道路的困苦階段，可以坦然面對。
正是由於深信自己的言行與天意的一致性，所以他才會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知道自己稟承天意而行事，所以無論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成功與失敗，無論是否能有機會在世間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都是天命所在，所以他不怨天。不怨天的人，自然也不會尤人，因為自己的命運是天的意志，常人又如何能左右得了！他以天為自己的心靈力量的泉源，他也真誠地相信天理解他，否則稟承天意便無從談起。
在孔子看來，天並非保佑所有的人，天之所以選中他，正是由於他在人間好學而為仁，是因為他自己的道德行為和為道而獻身的個人努力。或者說，他選擇了對天道的信仰與對天道的宣揚，所以天便護佑他。天會護佑有道德的人，那麼不講道德的人，天自然會拋棄或討厭他，正是基於這種信念，所以孔子才會常常指天為誓，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比如孔子會見南子的故事。南子是一個名聲不好的女人，她慕孔子之名而邀請孔子相見，孔子並沒有因為她不好的名聲而拒絕邀請。孔子的學生，性格爽直的子路為此而不高興，並且以為孔子居然也會對這種女人感興趣。孔子知道子路誤會了，所以指天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有一次孔子生病，他的學生為他焚香禱告。孔子不以為然地說：「丘之禱久矣。」 他所謂的「禱」當然不是徒具形式的焚香和事到臨頭的禱告，而是稟承天意，選擇了與天道一致的道德生活和追求仁的理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當然，孔子也有對天意不滿的時候，因為他最喜歡的得意門生顏淵不幸英年早逝，痛失愛徒的悲哀所致，孔子不禁仰天長嘆：「噫！天喪予！天喪予！」 悲哀中也透露出對不可抗拒的天意的些許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