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這是一本討論現代華人精神世界的史學著作。它所關懷的主題是：在驚濤駭浪的二十世紀，華人知識份子如何苦苦掙扎，在私領域及公領域尋找「安身立命」之道？
一、「歷史三峽」中的「大我」與「小我」
「安身立命之道」的渴求，是源於巨大的「不安」。
給我點亮兒吧！給我條路吧！
這是20世紀初一個湖北農村婦女的放聲哭喊。
有時候我會對著鏡子悚然震驚；你怎麼還活著呢？你怎麼能活到今天呢？
這是經歷過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台灣白色恐怖的作家的沈痛自白。
當然，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不乏騷動的靈魂，其內在的不安往往源於個人性格與際遇。但是，現代華人極為普遍的不安，則和整個大時代天翻地覆的動盪息息相關。──因為，20世紀的華人社會，正處於史家唐德剛(1920-2009)所謂「歷史三峽」的驚濤駭浪中。
唐德剛認為：中國四千年來之社會政治形態發展，可分為「封建」、「帝制」與「民治」三大階段。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1842)之後。自此以降，從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到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不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大變特變。
我們看到，從鴉片戰爭(1839-1842)、太平天國(1850-1865)、自強運動(1861-1895)、戊戌變法(1898)、義和團、八國聯軍(1900)，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國(1911)、五四運動(1919)、北伐統一(1927)、對日抗戰(1937-1946)，然後是國共內戰、中共建國(1949)、大躍進、三年飢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到鄧小平改革開放(1978)、六四事件(1989)……，幾乎每隔十年，就有驚心動魄的世變發生。
比較起來，中國第一次轉型源於內部自發，第二次轉型則是受西方之挑戰，出於被動。這個挑戰，既有華人文化是否應「西化」的問題，又有華人文化本身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備受衝擊的，不只包括華人的「公領域」，也包括他們的「私領域」；有待重建的，不只是他們的「大我」，也包括他們的「小我」。
儘管中國歷史上亂世頻仍，飢饉、流亡……史不絕書、屢見不鮮，但是加上了「社會轉型」的背景之後，所有的天災人禍，都以更驚人的規模出現。老弱輾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她／他們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故事，構成了二十世紀華人世界的主題與變奏。這樣的遭遇，知識份子當然不能倖免。1890年以降，隨著內憂外患不斷、帝制基礎動搖，新思潮湧入中國，儒教瀕於解體，使傳統士人子陷入嚴重的「意義危機」，對傳統道德價值產生懷疑(「道德迷失」)，對苦難、死亡、命運等存在困境感到焦慮(「存在迷失」)，傳統世界觀也為之傾頹(「形上迷失」)。
但從另一方面看，儒家傳統的動搖，也開啟了新時代的契機。五四運動時代，青年就勇於「重估一切價值」，實驗各種新式學說，追求個人的自由解放。只是很不幸，在他們還沒有立穩腳跟之前，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救亡」的需求還是壓倒了「啟蒙」的渴望。這無數「小我」乃獻身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轉而在黨國「大我」中安頓個人身心性命。只是這個「大我」受獨夫宰制，三十年治國實驗下來，只餘下被踩斷了背脊、搾乾了血汗的「小我」屍橫遍野。於是，倖存者及其後代站在精神的廢墟中，四顧茫然，再度面臨「信仰真空」的困境。
就台灣而言，儘管南島語族才是台灣最早的主人，荷蘭、西班牙也曾在十七世紀分別控制島嶼南北數十年，但是明鄭、滿清長達二百餘年的統治(1662-1895)，使得台灣建立以漢人文化為主導的社會。此社會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為主要價值體系，長期以來和平演變，除了少數時期(如日治「皇民化」時代)之外，並未遭受如大陸文化大革命那般激烈的破壞。因此整體而言，台灣人的「小我」信仰安頓問題比較小。
但是，台灣遭遇的「大我」困擾(特別是「國族認同」問題)，則和中國大陸不相上下。台灣的歷史主軸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是否能概括在中國史的「由『帝制』轉『民治』」的發展模式中，有待討論；但是這個島嶼的近代命運，與動盪的中國共起伏，則是不爭的事實。
馬關條約(1995)之後，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使台灣跳過「反滿」「反帝制」的辛亥革命，而直接面對在殖民體制下「西化」、「現代化」的議題。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在台灣文化與中原文化激烈碰撞之後，「西化」「現代化」課題持續盤旋不去。儘管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相對穩定，二十世紀末「民治」更露出曙光，但是「中國化vs.本土化」與「全球化vs.在地化」的爭議，依舊沸沸揚揚。
本書所關懷的主題，正是華人世界在經歷「西化」、「現代化」等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若干知識份子對公、私領域「安身立命」之道的重新摸索。
本書所謂「安身立命」之道，強調的是精神的安頓與價值的追尋。這種追尋，改變了華人「私領域」的面貌。「家庭」本是傳統儒家實踐「差序倫理」的場域，現代華人則期待它能提供「親密感」；「宗教」不再是生活中的儀式行為，轉而成為貫徹始終、指導生命的終極關懷；而「藝術」，則從原來的為人生而存在，寖假轉為以藝術本身為目的。
對某些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而言，所謂「立命」，不只是「小我」身心性命的依託，他們更冀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從體制上謀求「大我」的精神安頓。因此，它涉及的不只是「私領域」，而更涵括了「公領域」規範的追尋。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重中之重──儘管二十世紀兩岸獨裁者都以「妨礙國家富強」為由，不斷延遲它的實現。
誠如唐德剛所說，乍看之下，這一百多年來知識份子在各方面領導了華人世界的轉型(包括：政治上的康有為、孫文，外交上的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語言文學上的胡適、魯迅……)，其實真正的歷史是「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這些英雄只是隨波逐流的弄潮兒(「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與之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無名英雄」，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以四個知識份子為討論焦點，與其說是假定他們發揮了領導時代的作用、為動盪的時代找到了安魂的藥方；不如說是把他們當作「騷動的靈魂」的樣本，藉由他們特別廣闊的觸角、不尋常的敏銳感受、格外深刻的反省能力、和幸運保存下來的豐富文本，來反映那個時代對這些切身問題的思索。
本書文字，可以各自獨立單篇閱讀，也可以就共通的主題合而觀之。在第二章中，筆者將透過梁啟超的私領域，探討近代華人家庭生活如何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形態。第三、四章則藉由李叔同、林語堂的改宗經驗，思考儒家、佛教、基督教、道家等信仰在轉型時代給人的依託和限制。徐復觀佔了全書最多篇幅(五、六、七章)，一來因為他是筆者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筆者對他較為熟悉；二來因為他的生命幅度、關懷層面特別寬廣，使我們得以透過他的視角，看到近代華人世界如何在文化、政治與藝術等領域尋求安頓。第八章則是筆者反思近代西方與華人世界現代性的發展，汲取儒家思想資源，嘗試提出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個人可能的安身立命之道。第九章則為全書的總結。
這是一本討論現代華人精神世界的史學著作。它所關懷的主題是：在驚濤駭浪的二十世紀，華人知識份子如何苦苦掙扎，在私領域及公領域尋找「安身立命」之道？
一、「歷史三峽」中的「大我」與「小我」
「安身立命之道」的渴求，是源於巨大的「不安」。
給我點亮兒吧！給我條路吧！
這是20世紀初一個湖北農村婦女的放聲哭喊。
有時候我會對著鏡子悚然震驚；你怎麼還活著呢？你怎麼能活到今天呢？
這是經歷過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台灣白色恐怖的作家的沈痛自白。
當然，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不乏騷動的靈魂，其內在的不安往往源於個人性格與際遇。但是，現代華人極為普遍的不安，則和整個大時代天翻地覆的動盪息息相關。──因為，20世紀的華人社會，正處於史家唐德剛(1920-2009)所謂「歷史三峽」的驚濤駭浪中。
唐德剛認為：中國四千年來之社會政治形態發展，可分為「封建」、「帝制」與「民治」三大階段。從「封建」轉「帝制」，發生於商鞅與秦皇漢武之間，歷時約三百年。從「帝制」轉「民治」，則發生於鴉片戰爭(1842)之後。自此以降，從文物制度、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到語言文字、文藝思潮、學術研究……，無不從千年不變，到十年一變，大變特變。
我們看到，從鴉片戰爭(1839-1842)、太平天國(1850-1865)、自強運動(1861-1895)、戊戌變法(1898)、義和團、八國聯軍(1900)，到辛亥革命、建立民國(1911)、五四運動(1919)、北伐統一(1927)、對日抗戰(1937-1946)，然後是國共內戰、中共建國(1949)、大躍進、三年飢荒(1958-1961)、文化大革命(1966-1976)，再到鄧小平改革開放(1978)、六四事件(1989)……，幾乎每隔十年，就有驚心動魄的世變發生。
比較起來，中國第一次轉型源於內部自發，第二次轉型則是受西方之挑戰，出於被動。這個挑戰，既有華人文化是否應「西化」的問題，又有華人文化本身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備受衝擊的，不只包括華人的「公領域」，也包括他們的「私領域」；有待重建的，不只是他們的「大我」，也包括他們的「小我」。
儘管中國歷史上亂世頻仍，飢饉、流亡……史不絕書、屢見不鮮，但是加上了「社會轉型」的背景之後，所有的天災人禍，都以更驚人的規模出現。老弱輾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她／他們生離死別、顛沛流離的故事，構成了二十世紀華人世界的主題與變奏。這樣的遭遇，知識份子當然不能倖免。1890年以降，隨著內憂外患不斷、帝制基礎動搖，新思潮湧入中國，儒教瀕於解體，使傳統士人子陷入嚴重的「意義危機」，對傳統道德價值產生懷疑(「道德迷失」)，對苦難、死亡、命運等存在困境感到焦慮(「存在迷失」)，傳統世界觀也為之傾頹(「形上迷失」)。
但從另一方面看，儒家傳統的動搖，也開啟了新時代的契機。五四運動時代，青年就勇於「重估一切價值」，實驗各種新式學說，追求個人的自由解放。只是很不幸，在他們還沒有立穩腳跟之前，內憂外患接踵而至，「救亡」的需求還是壓倒了「啟蒙」的渴望。這無數「小我」乃獻身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轉而在黨國「大我」中安頓個人身心性命。只是這個「大我」受獨夫宰制，三十年治國實驗下來，只餘下被踩斷了背脊、搾乾了血汗的「小我」屍橫遍野。於是，倖存者及其後代站在精神的廢墟中，四顧茫然，再度面臨「信仰真空」的困境。
就台灣而言，儘管南島語族才是台灣最早的主人，荷蘭、西班牙也曾在十七世紀分別控制島嶼南北數十年，但是明鄭、滿清長達二百餘年的統治(1662-1895)，使得台灣建立以漢人文化為主導的社會。此社會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為主要價值體系，長期以來和平演變，除了少數時期(如日治「皇民化」時代)之外，並未遭受如大陸文化大革命那般激烈的破壞。因此整體而言，台灣人的「小我」信仰安頓問題比較小。
但是，台灣遭遇的「大我」困擾(特別是「國族認同」問題)，則和中國大陸不相上下。台灣的歷史主軸是「多元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是否能概括在中國史的「由『帝制』轉『民治』」的發展模式中，有待討論；但是這個島嶼的近代命運，與動盪的中國共起伏，則是不爭的事實。
馬關條約(1995)之後，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使台灣跳過「反滿」「反帝制」的辛亥革命，而直接面對在殖民體制下「西化」、「現代化」的議題。日本戰敗，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在台灣文化與中原文化激烈碰撞之後，「西化」「現代化」課題持續盤旋不去。儘管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相對穩定，二十世紀末「民治」更露出曙光，但是「中國化vs.本土化」與「全球化vs.在地化」的爭議，依舊沸沸揚揚。
本書所關懷的主題，正是華人世界在經歷「西化」、「現代化」等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下，若干知識份子對公、私領域「安身立命」之道的重新摸索。
本書所謂「安身立命」之道，強調的是精神的安頓與價值的追尋。這種追尋，改變了華人「私領域」的面貌。「家庭」本是傳統儒家實踐「差序倫理」的場域，現代華人則期待它能提供「親密感」；「宗教」不再是生活中的儀式行為，轉而成為貫徹始終、指導生命的終極關懷；而「藝術」，則從原來的為人生而存在，寖假轉為以藝術本身為目的。
對某些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而言，所謂「立命」，不只是「小我」身心性命的依託，他們更冀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從體制上謀求「大我」的精神安頓。因此，它涉及的不只是「私領域」，而更涵括了「公領域」規範的追尋。建立「民主政治」，尤其是重中之重──儘管二十世紀兩岸獨裁者都以「妨礙國家富強」為由，不斷延遲它的實現。
誠如唐德剛所說，乍看之下，這一百多年來知識份子在各方面領導了華人世界的轉型(包括：政治上的康有為、孫文，外交上的李鴻章、顧維鈞、周恩來，語言文學上的胡適、魯迅……)，其實真正的歷史是「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這些英雄只是隨波逐流的弄潮兒(「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好過多了！」)，與之一道蜂擁而下的千千萬萬「無名英雄」，才是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流。
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書以四個知識份子為討論焦點，與其說是假定他們發揮了領導時代的作用、為動盪的時代找到了安魂的藥方；不如說是把他們當作「騷動的靈魂」的樣本，藉由他們特別廣闊的觸角、不尋常的敏銳感受、格外深刻的反省能力、和幸運保存下來的豐富文本，來反映那個時代對這些切身問題的思索。
本書文字，可以各自獨立單篇閱讀，也可以就共通的主題合而觀之。在第二章中，筆者將透過梁啟超的私領域，探討近代華人家庭生活如何由傳統過渡到現代形態。第三、四章則藉由李叔同、林語堂的改宗經驗，思考儒家、佛教、基督教、道家等信仰在轉型時代給人的依託和限制。徐復觀佔了全書最多篇幅(五、六、七章)，一來因為他是筆者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筆者對他較為熟悉；二來因為他的生命幅度、關懷層面特別寬廣，使我們得以透過他的視角，看到近代華人世界如何在文化、政治與藝術等領域尋求安頓。第八章則是筆者反思近代西方與華人世界現代性的發展，汲取儒家思想資源，嘗試提出資本主義全球化之下個人可能的安身立命之道。第九章則為全書的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