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中國當代史中，兩岸分治標誌著一個從混亂到安定的新時代的來臨，此時的海外知識份子，為了安頓民族傷痛的情緒，為了尋求民族再生的力量，企圖從文化建設的路向重建中國，唐君毅先生即是這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典型。避居香港，籌建書院，著書立說，捍衛文化，此舉不關軍事亦非政治，但卻是真實的當代史，既成就了他一生捍衛文化的崇高精神，更提供了中國人凝聚心力的力量泉源。從理論建設上振興中國文化，正是唐君毅先生以一個時代知識份子的身份來承擔歷史的角色扮演方式。
唐君毅先生的生命型態是哲學教授，也是哲學家，他的個人生命型態就是一個研究哲學、理解哲學、介紹哲學復又構作哲學、發表哲學的哲學教育家及哲學家，一生出入中、西、印並溝通儒、釋、道，讀書、教學、辦學、著書、立說、演講，過的是一個完全知識份子學者型的生活方式。
唐君毅先生的著作是卷佚浩瀚的，然而，唐先生的著作卻是不易閱讀的，因為他馳騁哲學思辨的資料庫體積太過龐大，同時推演連結的工作太過高遠綿密，所以若非平素即有推演思辨習慣及哲學知識基礎的學人是難以入門的，因為唐先生雖然是在作哲學介紹，但是他的介紹卻是融會貫通後的介紹，他的介紹的高度常常會超過被介紹的哲學對象的原有格局。然而一旦隨著讀者學力的增高，唐先生貫穿中西印會通儒釋道的哲學著作，卻又最能滿足嗜好思辨的哲學人的品味。
唐先生固然尊重中西哲學各個傳統，但是做為哲學家的唐君毅在中西哲學傳統中仍是有所歸本的，他的歸本自然是儒家的，這個歸本或許是生命氣質的選擇，但是從理論建設的角度說，這個歸本當然更是一個哲學思辨的結論，亦即是有理論根據的。這個根據卻是來自於一個哲學功能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哲學還是為著一個教化的目的而有的，就教化之需而言，儒家的教化系統才是最為中正平和、廣大精微的大教。這就是唐先生歸本儒學的基本意義。
相較而言，唐君毅先生是當代新儒家學者中最具有強烈儒學捍衛情緒的哲學家，其他學者或為研究儒學、闡述儒學、甚或建構儒學，卻只有唐先生在比較中西古今所有哲學、定位中西古今所有哲學，而以心靈九境將儒學推到生命存在的最高峰，而為人類哲學思維的最終頂，唐先生所肯定的儒學，可謂是透過哲學辯證的層層演進與堆築而佔據了最高地位，是包容攝受中外一切哲學體系之後的最大一教。唐先生的高舉儒家，首先是出於哲學家的理論捍衛，然後欲以之為中國人心的文化向歸。
本文之作，將討論唐君毅先生作為當代新儒家的一個成員的理論意義，亦即討論唐先生如何論理儒學為一究竟圓滿之學的方法論意義，亦即對唐君毅先生高舉儒學的理論建設進行方法論的反省，亦即將針對唐先生如何以儒學為最終哲學選擇的論理模式作說明，並進行方法論反省。
以下論述之進行，將首先說明唐君毅先生確實有高舉儒家的哲學立場，其次討論唐先生以儒學為高於其他宗教哲學的論辯方式，並同時提出筆者自己對唐先生此一高舉儒學的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反省。
一、準確疏理各家以還原諸家義理的中西哲學著述態度
唐君毅先生一生著書的態度，幾乎都是為疏理各家哲學理論的內部義涵以及旁通各體系的對待關係而有以融通之的態度，至於唐君毅先生對各宗教哲學體系的態度，則初是平等尊重諸家之學，繼而有其個人的終極選擇。唐先生著書甚多，並且多為融會貫通後一氣喝成式的寫作，因此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思辨特徵，他的哲學思考活動的一個極大的特色，就是理解各種哲學體系，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既能順講任一哲學理論的內部思路，又能溝通各種理論的思辨關係，他幾乎是承認一切中西哲學體系皆有其意義與價值，因為一切哲學理論都有其思路暢遂之個別路徑，唐先生在介紹哲學時也就多能順其暢遂而解明之，因此唐先生也就成為幾位當代大哲學家中最能尊重各家哲學精神主旨並給予合理對待的介紹者。因此作為哲學教育家，唐先生是最能保持學術中立的立場來介紹諸學的一位稱職的學者。至於做為哲學家而高舉儒學的價值時，唐先生便是最具廣大涵蓋性的儒學價值中心之體系建構者了，因為他以教化目的而將儒學層疊在一切哲學體系之上。
就哲學教育家而言，唐先生在《哲學概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兩書中對於西方哲學作了提綱挈領、掌握宗旨的介紹或轉述2，確能對在西洋哲學有一定涉獵的學人有所助益。至於《中國哲學原論》的〈導論〉、〈原性〉、〈原道〉、〈原教〉諸篇則是以分別議題、貫串哲學史、溝通哲學派別的方式介紹，並以他深刻的穿透力，確能對中國儒釋道三學的精義，以及彼此互通的溝通路徑，剖析明白。對於在中國哲學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學人而言，唐先生的中國哲學著作亦確實是最能互為印證的總結性作品。唐先生這種疏理及溝通的作法，在其《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自序》中即得見出：
「吾〈原論〉諸文，皆分別就中國哲學之一問題，以論述先哲於此所陳之義理，要在力求少用外來語，以析其所用之名言之諸義，明其演生之跡，觀其會通之途；以使學者得循序契入，由平易以漸達於高明，由卑近以漸趨於廣大；而見此中國哲學中之義理，實豐富而多端，自合成一獨立而自足之義理世界，亦未嘗不可旁通於殊方異域之哲人之所思，以具其普遍而永恆之價值。茲論述中國先哲之言性，其宗趣自亦不能外是。」3
「至於尅就此書之所有者而觀，其論述方式，雖是依歷史先後以為論，然吾所注重者，唯是說明：中國先哲言人性之種種義理之次第展示於歷史；而其如是如是之次第展示，亦自有其義理上之線索可循。故可參伍錯綜而通觀之，以見環繞於性之一名之種種義理，所合成之一義理世界。此一義理之世界，固流行於歷史之中，亦未嘗不超越於歷史之外，而無今古之可言者也。故吾此書，不同於：將一哲學義理，隸屬於一歷史時期之特定之人之思想，而觀此思想與其前後之其他思想，及社會文化之相互影響之一般哲學史之著，亦不同於：面對永恆普遍的哲學義理而論之之純哲學之著；唯是即哲學思想之發展，以言哲學義理之種種方面，與其關聯之著。故其能論述之方式，亦可謂之即哲學史以言哲學，或本哲學以言哲學史之方式也。」4
在中國當代史中，兩岸分治標誌著一個從混亂到安定的新時代的來臨，此時的海外知識份子，為了安頓民族傷痛的情緒，為了尋求民族再生的力量，企圖從文化建設的路向重建中國，唐君毅先生即是這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的典型。避居香港，籌建書院，著書立說，捍衛文化，此舉不關軍事亦非政治，但卻是真實的當代史，既成就了他一生捍衛文化的崇高精神，更提供了中國人凝聚心力的力量泉源。從理論建設上振興中國文化，正是唐君毅先生以一個時代知識份子的身份來承擔歷史的角色扮演方式。
唐君毅先生的生命型態是哲學教授，也是哲學家，他的個人生命型態就是一個研究哲學、理解哲學、介紹哲學復又構作哲學、發表哲學的哲學教育家及哲學家，一生出入中、西、印並溝通儒、釋、道，讀書、教學、辦學、著書、立說、演講，過的是一個完全知識份子學者型的生活方式。
唐君毅先生的著作是卷佚浩瀚的，然而，唐先生的著作卻是不易閱讀的，因為他馳騁哲學思辨的資料庫體積太過龐大，同時推演連結的工作太過高遠綿密，所以若非平素即有推演思辨習慣及哲學知識基礎的學人是難以入門的，因為唐先生雖然是在作哲學介紹，但是他的介紹卻是融會貫通後的介紹，他的介紹的高度常常會超過被介紹的哲學對象的原有格局。然而一旦隨著讀者學力的增高，唐先生貫穿中西印會通儒釋道的哲學著作，卻又最能滿足嗜好思辨的哲學人的品味。
唐先生固然尊重中西哲學各個傳統，但是做為哲學家的唐君毅在中西哲學傳統中仍是有所歸本的，他的歸本自然是儒家的，這個歸本或許是生命氣質的選擇，但是從理論建設的角度說，這個歸本當然更是一個哲學思辨的結論，亦即是有理論根據的。這個根據卻是來自於一個哲學功能的立場，這個立場就是哲學還是為著一個教化的目的而有的，就教化之需而言，儒家的教化系統才是最為中正平和、廣大精微的大教。這就是唐先生歸本儒學的基本意義。
相較而言，唐君毅先生是當代新儒家學者中最具有強烈儒學捍衛情緒的哲學家，其他學者或為研究儒學、闡述儒學、甚或建構儒學，卻只有唐先生在比較中西古今所有哲學、定位中西古今所有哲學，而以心靈九境將儒學推到生命存在的最高峰，而為人類哲學思維的最終頂，唐先生所肯定的儒學，可謂是透過哲學辯證的層層演進與堆築而佔據了最高地位，是包容攝受中外一切哲學體系之後的最大一教。唐先生的高舉儒家，首先是出於哲學家的理論捍衛，然後欲以之為中國人心的文化向歸。
本文之作，將討論唐君毅先生作為當代新儒家的一個成員的理論意義，亦即討論唐先生如何論理儒學為一究竟圓滿之學的方法論意義，亦即對唐君毅先生高舉儒學的理論建設進行方法論的反省，亦即將針對唐先生如何以儒學為最終哲學選擇的論理模式作說明，並進行方法論反省。
以下論述之進行，將首先說明唐君毅先生確實有高舉儒家的哲學立場，其次討論唐先生以儒學為高於其他宗教哲學的論辯方式，並同時提出筆者自己對唐先生此一高舉儒學的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反省。
一、準確疏理各家以還原諸家義理的中西哲學著述態度
唐君毅先生一生著書的態度，幾乎都是為疏理各家哲學理論的內部義涵以及旁通各體系的對待關係而有以融通之的態度，至於唐君毅先生對各宗教哲學體系的態度，則初是平等尊重諸家之學，繼而有其個人的終極選擇。唐先生著書甚多，並且多為融會貫通後一氣喝成式的寫作，因此作品中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思辨特徵，他的哲學思考活動的一個極大的特色，就是理解各種哲學體系，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既能順講任一哲學理論的內部思路，又能溝通各種理論的思辨關係，他幾乎是承認一切中西哲學體系皆有其意義與價值，因為一切哲學理論都有其思路暢遂之個別路徑，唐先生在介紹哲學時也就多能順其暢遂而解明之，因此唐先生也就成為幾位當代大哲學家中最能尊重各家哲學精神主旨並給予合理對待的介紹者。因此作為哲學教育家，唐先生是最能保持學術中立的立場來介紹諸學的一位稱職的學者。至於做為哲學家而高舉儒學的價值時，唐先生便是最具廣大涵蓋性的儒學價值中心之體系建構者了，因為他以教化目的而將儒學層疊在一切哲學體系之上。
就哲學教育家而言，唐先生在《哲學概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兩書中對於西方哲學作了提綱挈領、掌握宗旨的介紹或轉述2，確能對在西洋哲學有一定涉獵的學人有所助益。至於《中國哲學原論》的〈導論〉、〈原性〉、〈原道〉、〈原教〉諸篇則是以分別議題、貫串哲學史、溝通哲學派別的方式介紹，並以他深刻的穿透力，確能對中國儒釋道三學的精義，以及彼此互通的溝通路徑，剖析明白。對於在中國哲學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學人而言，唐先生的中國哲學著作亦確實是最能互為印證的總結性作品。唐先生這種疏理及溝通的作法，在其《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自序》中即得見出：
「吾〈原論〉諸文，皆分別就中國哲學之一問題，以論述先哲於此所陳之義理，要在力求少用外來語，以析其所用之名言之諸義，明其演生之跡，觀其會通之途；以使學者得循序契入，由平易以漸達於高明，由卑近以漸趨於廣大；而見此中國哲學中之義理，實豐富而多端，自合成一獨立而自足之義理世界，亦未嘗不可旁通於殊方異域之哲人之所思，以具其普遍而永恆之價值。茲論述中國先哲之言性，其宗趣自亦不能外是。」3
「至於尅就此書之所有者而觀，其論述方式，雖是依歷史先後以為論，然吾所注重者，唯是說明：中國先哲言人性之種種義理之次第展示於歷史；而其如是如是之次第展示，亦自有其義理上之線索可循。故可參伍錯綜而通觀之，以見環繞於性之一名之種種義理，所合成之一義理世界。此一義理之世界，固流行於歷史之中，亦未嘗不超越於歷史之外，而無今古之可言者也。故吾此書，不同於：將一哲學義理，隸屬於一歷史時期之特定之人之思想，而觀此思想與其前後之其他思想，及社會文化之相互影響之一般哲學史之著，亦不同於：面對永恆普遍的哲學義理而論之之純哲學之著；唯是即哲學思想之發展，以言哲學義理之種種方面，與其關聯之著。故其能論述之方式，亦可謂之即哲學史以言哲學，或本哲學以言哲學史之方式也。」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