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 先生，糟透了，存在主義！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三人正啜飲著杏子雞尾酒，許多人徹夜談論自由，更多人一生從此改變……這就是存在主義嗎？
有人說，與其說存在主義是哲學，倒不如說它是一種心境。追根究柢，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苦悶的小說家，更遠可追溯到被無聲無息的無盡空間嚇得要死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更遠嗎？還有埋首省思的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聖經．舊約》中大嘆「虛空」的〈傳道書〉（訓道篇）作者，甚至是敢於質疑上帝在他身上搗鬼但最終臣服於上帝威嚴的約伯；總之，可追溯到對所有事滿懷怨憤、心存叛逆或備感疏離的任何人。
但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方向，把現代存在主義的誕生定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交的一個時刻。當時，三個年輕哲學家坐在巴黎蒙帕納斯路（rue du Montparnasse）的煤氣燈（Bec de Gaz）酒吧，聊著最新的軼聞，喝著酒吧特製的杏子雞尾酒。
三人中後來最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當時年約二十五歲，沉溺於用她那雙優雅而深邃的眼睛察看世界。陪伴在側的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她這位二十七歲的男朋友肩膀渾圓，嘴唇像石斑魚般下斂，膚色斑駁，有一對招風耳。還有，他雙眼外瞥，因為右眼近乎失明，目光總是散漫地向外掃射，結果就是嚴重的外斜視，視線無法協調。不明就裡的人總覺得，他跟你說話時像無法集中精神；可是如果你盡量專注於他的左眼，就一定會發現那眼神正帶著溫厚的睿智凝視著你—眼睛的主人對你告訴他的所有事物都興味盎然。
沙特和波娃這刻肯定興致勃勃，因為同桌的第三個人給他們捎來了新消息。他是沙特溫文爾雅的老同學雷蒙．阿宏（Raymond Aron），他和沙特都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跟同桌的另外兩人一樣，阿宏是來巴黎過寒假的。不過沙特和波娃都在法國國內教書—沙特在勒阿弗爾（Le Havre），波娃在盧昂（Rouen），阿宏卻在德國柏林念書。他告訴兩位朋友，在彼邦發現了一種哲學，名字婀娜多姿，叫「現象學」（phenomenology）。好一個長長的詞語，可是不論法文還是英文，都優雅地勻稱，像詩歌音步組成的抑揚三步格。
阿宏大概這樣說：傳統哲學家往往從抽象的原則或理論起步，德國現象學家卻一步跨出去面對每一刻所經驗的人生。他們不再理會大部分自柏拉圖（Plato）以來讓哲學忙個不停的謎題：譬如世間事物是否真實，或如何能對所有事都獲得肯定無疑的認知。取而代之，他們指出，一旦哲學家從這種謎題提出疑問，就已經墜入一個充滿著事物的世界；起碼可說，充滿著事物的「形相」，或稱為「現象」（phenomena，來自希臘文，意謂「呈現形相之物」）。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乾脆聚焦於與現象的接觸，而對其他置之不理？那些舊式謎題也不是就此遭拋諸腦後，而是不妨說「把它們放進括弧」，那麼哲學家就可以處理更腳踏實地的事了。
現象學主要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振臂高呼：「回歸事物本身！」這表示：不要浪費時間在事物堆積起來的詮譯，尤其不要花時間質疑事物是否真實。就看呈現在你眼前的「這東西」，不管它是不是實在的，只管盡可能確切描述它。另一位現象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又添加了不一樣的解讀。他說，世世代代以來，哲學家把時間浪費在次要問題上，而忘記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存在（Being）的問題。我們說某事物「存在」，說自己「存在」，是什麼意思？他認為，除非你懂得問這個問題，否則將始終不得要領。同樣，他建議採用現象學方法：拋開智性糾葛，把注意力集中在事物本身，讓它們自行顯現在你眼前。
「你瞧，我的小伙伴（mon petit camarade，這是他們念書時阿宏對沙特的暱稱），」阿宏說：」如果你是個現象學家，就可以從這杯雞尾酒大談哲學！」
在波娃筆下，沙特聽了突然一臉慘白。更戲劇化的是，她字裡行間暗示自己和沙特從沒聽說過現象學。事實上，兩人曾試著讀一點兒海德格。沙特早年一篇文章一九三一年在《比弗》（Bifur）雜誌發表時，雜誌同時刊登了海德格〈何謂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的譯文。但波娃談到這篇演講稿時說：」我們讀來一竅不通，看不到什麼感興趣的。「可是在這一刻他們看到了：它是一種哲學方法，把哲學跟日常生活經驗重新聯繫起來。
他們對這個新的開始期待已久。在中學和大學念書時，沙特、波娃和阿宏都啃過法國學生要應付的艱澀哲學課程，重頭戲要不是認識論的問題，就是對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沒完沒了的詮釋再詮釋。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引向另一個，像萬花筒的影像反來覆去，總是回到原來的起點：我相信我認知某事，但我怎麼能夠認知，我認知所認知的事？對這三位學生來說，這是吃力而徒勞的苦差事，儘管他們考試都考得很好，卻始終不能滿足，沙特尤其如此。他畢業後曾暗示，正孕育一種「破舊立新」的哲學，但究竟那是什麼模樣，卻總說不清，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什麼主意來。他想來想去，還是停留在徒具叛逆精神的階段。如今似乎有人捷足先登。如果沙特對阿宏捎來的現象學新知一臉茫然，也許就是興奮莫名的同時，也在大感氣惱。
不管怎樣，沙特永遠忘不了那一刻，四十年後他在一次訪問說：「我可以告訴你，我被一舉擊倒了。」真正的哲學終於出現了。據波娃所說，沙特衝到最近的書店，大聲嚷著說：「把這裡每一本有關現象學的書拿給我，快！」他們拿得出來的，就是胡塞爾的學生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寫薄薄一冊的《胡塞爾現象學的直觀論》（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那是一本尚未裁開來的毛邊書，沙特來不及找裁紙刀，就徒手把書頁撕開，一邊往街上走一邊讀了起來。他就像初次與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翻成英文的《荷馬史詩》邂逅的濟慈一樣：
然後我恍如觀星者，
目睹新星潛入視野；
又似勇者柯特茲（Cortez）銳眼掃射 ，
瞥見了太平洋。啊！君不見—
一行人面面相覷，相視無言，
呆立達連（Darien）山巔。
沙特是大而化之的人，也不甘於沈默，但現在的他肯定滿腹疑團。阿宏看他一腔熱情，便建議他這個秋季到柏林去，在法國文化中心研習，就像阿宏一樣。沙特可以學習德語，讀現象學家的原文，就近吸收他們的哲學能量。
當時納粹勢力竄起，一九三三年不是前去德國的理想時機。但那是沙特改變人生方向的好時機。他對教學感到厭倦，對大學裡所學的感到厭倦，對於自兒時以來一直期望自己成為天才作家而迄無成果感到厭倦。他知道，要寫他想寫的—不管是小說、散文，還是其他什麼，他首先要踏上冒險之旅。他屢有奇想：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跟碼頭工人一起幹活，到希臘阿索斯山（Mount Athos）跟修士一起冥想，去印度跟賤民一起過躲躲藏藏的生活，又或去紐芬蘭（Newfoundland）海岸跟漁夫與風暴搏鬥。可是如今，光是不用在勒阿弗爾教導學童就夠冒險了。
他安排好暑假過後去柏林研習。當他年底回國，將帶回來揉合多種元素的新哲學：德國現象學方法，摻雜了早些時候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等人的概念，再在起點上以他自己的文藝觸覺加入獨特的法式風味。他以更令人興奮、更個人化的方式把現象學應用到一般生活上，是現象學創始人從沒想像過的，他因此創造了一種新的哲學—現代存在主義，風靡國際，卻始終帶著巴黎風情。
沙特這項發明的精采之處，在於他真的把現象學變成了杏子雞尾酒的哲學，也是侍酒服務生的哲學，又是塵世浮生種種形相與種種感覺的哲學：不管那是期待、倦怠、憂慮、興奮，還是山坡上的漫步、情人間的激情、怨偶間的怨懟、巴黎的花園、勒阿弗爾寒冷秋日的海岸，甚至沙發襯墊太厚太軟、美人春睡雙乳盪漾、拳擊比賽刺激緊張，又或一部電影、一首爵士歌曲、一眼瞥見陌路人相逢街燈下。他的哲學可以來自一刻的眩暈、一瞬的偷窺，還有羞恥感、虐待狂、革命、音樂和性愛—很多很多的性愛。
沙特之前，哲學家動筆寫的是小心翼翼的命題和論辯，沙特動筆寫起來卻像個小說家。毫不意外，他就是個小說家。在他的長篇或短篇小說、戲劇和哲學論文中，他描寫世間的感官知覺，以及人生的結構和意境。尤其重要的是，他筆下有一個重大課題：自由是怎麼一回事？
對他來說，自由是所有人類經驗的核心，把人類跟其他萬物區別開來。其他物體只是呆著不動，靜待外力推動或拉動。他又相信，即使人類以外的動物，大部分也只是順著本能或所屬物種的行為特性而動起來。人類卻完全沒有預定的天性，每個人透過選擇做些什麼，而塑造自己的本性。當然個人可能受到生理，或是文化和個人背景等因素影響，但所有這些元素湊合起來也不會成為塑造個人的完整藍圖。我總是比自我先走一步，邊走邊把自我塑造出來。
沙特用一個只包含三個詞語的口號，把這項原則概括起來，在他看來足以界定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這道方程式以簡潔見稱，卻失諸難以理解。但粗略而言它所指的是，當我發覺自己墜入塵世，我便隨之把自己的定義（或說本性、本質）創造出來，這在其他物體或非人類生命個體身上，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你也許認為你已經用一些標籤把我界定了，但你弄錯了，我總是創作中的未完成作品。我不斷透過行動創造自我，在沙特看來，這對於人生在世的境況具有根本意義，簡直就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從最初有知覺的一刻，到死亡把知覺抹掉的一刻。我，就等於自身自由的體現：兩者完全相等。
這是個令人著迷的概念，待沙特賦予它完整定義之後，就馬上成為哲學界的明星，當年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年。他成為眾人所歡迎而追隨求教的導師，他接受訪問，在鏡頭下亮相，受委託撰寫論文和序文，獲邀加入委員會，在電台廣播。他經常受邀談及非他專精的課題，他也從來總不會拙於應對。波娃也撰寫小說、廣播稿、日記、散文和哲學論文，都包含統一的哲學觀點，跟沙特的觀點相近，不過那主要是她自行發展出來的哲學，重點也有所不同。兩人一起學術演講，一起推介新書，有時在討論會中置身高高在上的坐位，儼如登上王座，與他們的存在主義天王天后身分匹配。
沙特首次察覺到他成為了名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當天他在巴黎的中央會堂（Salle des Centraux）為時代俱樂部（Club Maintenant）舉行公開演講會。他和主辦機構都低估了他的演講能吸引多少人慕名到場。售票處陷入暴亂；很多人無法走近購票，乾脆無票硬闖進場。在擠擠撞撞中椅子給撞毀了，有幾個聽眾因為場內異常酷熱而昏倒了。《時代雜誌》（Time）一幀照片配上了這樣的圖說：「哲學家沙特。女士們如痴如醉。」
這次演講十分成功。身高才五呎左右的沙特，在人群中肯定幾乎被淹沒，但他精采萬分地闡述了他的哲學概念，後來把演講內容改寫成書—《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不論演講還是這本書，高潮都在一起軼事，對當時的聽眾來說那是耳熟能詳的事，因為納粹的占領及其後的解放記憶猶新。這個故事也足以概括沙特哲學發聾振聵的價值和吸引力。
沙特說，法國被納粹占領期間， 某天一位昔日的學生前來求教。這個年輕人的兄弟在一九四○年法國投降前的一次戰役中喪生，他的父親拋妻棄子變成通敵者，母親只能仰賴身邊僅存的這個兒子陪伴支持。但這個年輕人卻渴望從邊境偷渡到西班牙再前往英國，加入流亡自由法國的軍隊對抗納粹，展開血戰，為兄弟復仇，否定父親的所作所為，為光復國家出力。問題是，母親會獨自處身險境，能否找到食物果腹也是個問題，德國占領者也可能給她找麻煩。因此，這個年輕人的正確作法是陪在母親身邊嗎—這樣顯然有人可以受惠，但只限母親一人，抑或他應該豁出去搏一搏，為眾人的福祉參軍？
今天的哲學家依然為瞭解答這類倫理難題而糾纏不休。沙特這個謎題，跟有名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異曲同工。在這個思想實驗中，假想你看到一列失控的火車或電車沿著軌道猛衝，而前面不遠處，有五個人被縛在軌道上。如果你什麼也不做，那五個人就會喪命，但你發現可以撥動一根控制桿使列車轉到鐵路側線。可是如果這樣做，一個人勢必喪生：他被縛在另一條軌道的位置，如果不是因為你的行動，或可逃過一劫。那麼你打算讓這個人犧牲，還是撒手不管讓五個人死亡？（有另一個版本稱為「胖子難題」：你可以從附近一座橋上把一個大胖子拋到軌道上令火車出軌。這個難題更直逼內心，更難抉擇，因為你要直接出手造成那人喪生。）沙特那位學生的抉擇可看作「電車難題」，但更為複雜，因為他不確定前往英國實際上能否幫到誰，也不確定離開母親是否會令她遭受嚴重打擊。
沙特不打算採取哲學家的傳統作法，透過倫理算計尋求出路，更遑論當個所謂「電車難題專家」。他引導聽眾更個人化地思考問題。面對這個抉擇是怎麼一回事？一個心亂如麻的年輕人實際上該怎麼處理這個何去何從的抉擇？誰幫得上忙，怎樣幫忙？對於最後一個問題，沙特的解答，是從誰無法幫得上忙著手。
那位學生來找沙特之前，曾想過向傳統道德權威求助。他曾考慮找神職人員—可是這類人有時本身就是通敵者，而且不用說也可知道，基督教的倫理只能告訴他愛他的鄰人，善待他人，卻不具體指明他人是誰：他的母親還是他的國家。另外，他考慮去找念書時念過的那些哲學家—他們被奉為智慧的泉源。但哲學家太抽象，對自己這個處境恐怕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他嘗試傾聽自己心裡的聲音，看看能不能從內心深處找到答案。然而卻行不通，他只聽到喧鬧的聲音各有主張（比如說：我一定要留下，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做勇敢的事，我一定要做個好兒子，我要付諸行動，但我心裡害怕，我不想送死，我要出走。我要做一個比父親好的人！我真的愛國嗎？還是假裝愛國而已？）。面對這一堆雜音，他甚至不能信賴自己。最後，這位年輕人只能求助於昔日的老師沙特，知道他起碼不會給自己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