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芙是我在這世上最愛的人，那晚，我看著她，心想，今晚我要專心陪她，我要把「陪她」這件事擺在第一。於是，我牽起她的手，帶著她繞過一堆堆被丟在一旁的樂高，經過一座已經塌成廢墟的積木城堡，一塊走出了家門。
貝芙九十九歲了，她的手柔軟但有力。我努力記住這雙手，皮膚薄得像絲般的面紙，卻還是緊緊握著我。走到屋外，我終於能好好呼吸了。那瞬間，我感覺到了一種解脫，因為我做了一個自認為是對的選擇。但也就是只是那一瞬間。貝芙轉頭對我說，她很喜歡來我家看看我的孩子，但我跟她從來沒有真正一起好好相處過。
我放開她的手，反問她：「怎麼會沒有呢？」
她說：「真的沒有，我們是見到了面沒錯，但每次我來妳家，妳根本沒有好好看著我、注意我。」我知道她心裡真正想說的是：「我知道，妳或許覺得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不錯的時光，但我們可以更靠近、更關心彼此，不只是在街上散步十分鐘而已。」
我不願承認貝芙是對的，但我心裡知道她說得沒錯。在腦海深處，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經常提醒我，要我多花點時間好好陪她，但那個聲音總是被其他無數的嘈吵聲音所淹沒。她說，不如我們改變慣例，改成我去她家，而不是她來我家。這時，那些吵鬧聲又開始響起了：孩子怎麼辦？工作怎麼辦？她家附近容易塞車，也不好停車。在廣闊無垠的夜空下，我彷彿又回到了那洞穴，手肘被壓在身側，肩膀聳至耳際。我該如何克服這種感受呢？
或許你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明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應該完成，但怎麼也無法動身去做。也許你的醫師擔憂你的健康，你也知道自己應該多動一動，但在有限的閒暇時光中，還是忍不住陷入最愛的影集中無法自拔。也許你一直想要撥出時間，指導團隊中有潛力的後輩，卻總是被一個又一個逼近的截止日期推著走，抽不出身。也許你立了目標，要多結交新朋友，但每次參加聚會或活動時，不是依然跟熟悉的舊朋友閒聊，就是更糟──低頭滑手機。
我想做這件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但因為種種的原因，真的好難開始──這種情境，很多人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時我沒想到，其實這正是我大半輩子研究的核心問題：人是怎麼做選擇的，包含我們怎麼決定「要不要改變」。每天早上，我走路到賓州大學上班。我主持「賓大傳播神經科學實驗室」，和團隊一起設計各種實驗，研究人們重視什麼、怎麼做選擇，以及外在世界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還有其他相關議題）。具體來說，我們利用「神經影像」技術，研究負責此一過程的大腦系統，深入探索是什麼影響我們的時間分配、行為改變，以及與他人建立連結的方式。如此說來，我不就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嗎？貝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難道會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把時間優先保留給她嗎？難道我不能掌控那些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嗎？
然而，看來我的確是不能。光是要克制自己，暫停一下，別急著反駁她說錯了，都已經很困難了，遑論問問自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我會抗拒去探望那個我最喜歡的人？
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更糟的是，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這樣的選擇？
如果有朋友告訴我他們遇到這樣的難題，我可能會告訴他們，我們往往太過注意選擇的後果，錯失了理解自己最初為什麼會做出那個選擇的機會，讓我們更難以做出持久的改變。調整這種思考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大腦裡與我們許多選擇息息相關的一個系統，像我這樣的神經科學家，稱這個系統為「價值系統」（valuesystem）。
有時，一位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系統」或「我們的價值觀」時，聽眾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一聽到「價值」兩個字，想到的可能是道德價值：一套行為準則，對於什麼本質上是「善」與「正確」的信念，或是他們選擇遵守的幾項重要原則。又或者，他們會聯想到經濟學家或市場分析師討論價格，或在商店裡撿到便宜貨時的那種感覺。然而，當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時，我們指的其實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你的大腦期望你在某個特定時刻從某個特定動作中所獲得的「獎勵」。
每當我們準備做選擇時，價值系統的任務，就是衡量各種不同的輸入條件，我和同行稱這個任務為「價值計算」（valuecalculation）。計算的變數當然包含了像是道德價值觀、選項的經濟價值，但也包括你過去選擇的結果、當下的心情、周遭人的意見等等。獎勵可以是一筆金錢，也可以是一段友情。可以是看見世界上有好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實現一個小小的目標，或是總算有足夠的精神體力跑完一場馬拉松。我們的大腦重視許多事情，也能透過不同的途徑獲得獎勵。然而，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相同選擇時，往往反而感受不到那份獎勵。與其為退休儲蓄，不如吃外食；趕死線的緊張感蓋過了職涯成長的長遠規劃；在網路漩渦流連忘返，忘了與我們珍惜的人好好共度時光。因此大腦所做的選擇，不見得符合我們明確認為最重要的事。
有時這是因為外在期待本身就不合理，但有時我們其實是能夠做出不同選擇的，而價值系統正是改變決定的核心。從二○○○年代末到二○一○年代初，我開始投入研究工作，當時就已經著手探索一個人在選擇改變行為時，大腦會出現哪些變化。我和研究所指導教授馬特．李伯曼（MattLieberman）、同學艾略特．伯克曼（ElliotBerkman）攜手做了一連串的實驗，掃描受試者的大腦，觀察他們在回應「勤擦防曬霜」和「戒菸」勸導訊息時的大腦反應。大腦反應我升了教授之後，我們又進行了類似的實驗，這一次是鼓勵民眾多運動與安全駕駛，研究目標則是找出當人在思考要如何改變時，大腦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接著觀察他們是否確實改變了。我們在神經影像實驗室觀察到的現象，究竟與實際的行為改變有沒有關聯呢？當時，沒有人知道。但是，在數據中發現某種具規律性的模式後，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的介入點──一個可以用以幫助他人改變的切入機會。
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人價值系統中的某些區域──例如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prefrontalcortex）──在他們看到有關防曬、戒菸或運動的勸導訊息時明顯變得活躍，他們之後依據訊息改變行為的機率更高，即使他們口頭表示這類訊息並不特別具有說服力。這起實驗讓我們頭一次得以窺見，價值系統實則攸關實驗室外那些影響更為深遠的現實生活選擇。我們的團隊與其他研究團隊後續大量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當一個人在決定吃什麼、買什麼、退休要存多少錢等問題時，價值系統都扮演著相似的角色。
起初，我們只想研究大腦活動與實驗室之外所做的選擇是否有關，當我們發現確實有關以後，我們接著問自己：我們可以如何利用這個發現來促成改變？我認為，答案就是設法提高這個系統的活躍程度，但該怎麼做？我花了十多年的研究功夫才找到答案。
在這段期間，我的團隊和其他研究室進行了各種實驗，比如提供受試者同儕經驗的回饋，幫助受試者與自己的核心價值建立連結，以提升他們改變的意願，或者比較價值系統對於即時獎勵和延遲獎勵的反應差異。我們發現，有些看似簡單的介入，確實可以調節價值系統的活躍程度，接著真正幫助一個人改變行為。我們也發現，當一個人轉移注意力的目標──無論關注過去不同的經驗、當下的需求，或未來的夢想──都能改變大腦的價值計算。研究也清楚地指出，價值系統的活動反映出超越我們對自己下一步行動的直覺判斷，有時甚至能夠解釋為什麼有人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
隨著對價值系統的研究進展，我們發現這個系統所衡量的，不只是我們抽象地認為「應該」做的事，或是理想中的自己「想要」做的事。除了表面上基本的慾望與理性之間的拉鋸，還有表面下的因素影響著我們的決策。價值系統會斟酌我們之前的行為以及其結果，它會問：我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解決之道不只是更努力，靠意志力迫使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讓自制力壓過內心更原始的衝動。當我們理解大腦是「如何」與「為何」做出決定時，就能找到影響價值計算的資訊，再進一步找到可以著力的地方，調整選擇及對選擇的感受。這些研究發現揭露了全新的潛在介入點，而每一個介入點，都可能成為推動改變的契機。
因此我喜歡把「認識價值系統」這件事，想像成帶著一支手電筒走在山洞裡，它能幫助我們看清楚什麼影響著自己和他人做選擇。我的團隊和其他團隊都已經證實，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以及為什麼想要，是通往幸福與身心健康的重要關鍵，只是每一個人對於自身行為背後動機的了解程度，其實差異很大。這樣的認識或許能讓我們對自己、對彼此更有同理心，即使我們最理想的自己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或是我們事後可能希望當時做了不同的決定，我們當下所做的選擇，仍是有其原因的。但除了這份同理心（我認為它本身就具有改變的力量），這種理解還能幫助我們做出不同的選擇，也許可以使我們日常決定更靠近長遠的目標與價值觀。當我們拿著手電筒，照亮黑暗山洞裡的各個角落時，可能會發現開啟大門的滑輪，或是推開天窗的拉桿。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一條我們從未注意過的嶄新小徑──這些出口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沒被照亮看見而已。如果我們了解內在的運作機制，會更容易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能更有方向地一起走過這段人生旅程。
至於我，我不斷回想貝芙說的那句話。我早就知道自己想多花點時間陪陪她，而且她說得也沒錯，當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她家的時候，那種相處的品質，真的完全不一樣。在那裡，我們可以一起散步、出門辦事，或翻翻她的衣櫃，像逛高級二手衣物店，一邊閒聊，一邊拉近彼此的距離，幾乎不會被打擾。但我也希望別人認為我是一個認真的實驗室主持人、教授和行政主管，而在滿天飛的信件與死線壓力之下，我很難對期待在一天結束前收到報告或回饋意見的人說，我完成不了，因為我想陪我奶奶。
縱然我內心深處真的渴望和貝芙相處，我的價值系統卻衡量著眼前的急迫需求、身分認同，以及他人對我的看法。如果我退後一小步，更主動去思考此刻對我最重要的目標，就會發現，真正左右我決定的，其實是價值系統的力量，而不是我內心真正的渴望。這是因為大腦的價值系統並非獨立運作，只衡量客觀的獎賞，在任何情況下都做出相同的選擇，而是和大腦中的其他系統互相影響，比如掌管「我們認為自己是誰」的自我相關系統（self-relevancesystem），以及「我們認為他人的想法與感受」的社會相關系統（socialrelevancesystem）。就是這些系統在背後作祟，才讓我選擇把其他事情排在貝芙前面。在我自己的眼中，我是那個在自己一手創立的實驗室裡努力打拚的領導者，所以我也把身邊的人看成同樣以工作或育兒為重的人（甚至把追最新的無腦綜藝節目擺在第一位）──絕對不覺得陪奶奶聊天很重要。這些大腦系統，在我猶豫該不該去探望貝芙、這件事對我重不重要時，早已悄悄地把這些資訊擺在我計算價值的天秤上。
但是，貝芙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在她那一記當頭棒喝之後，我想為她改變自己。確認了這個目標之後，我知道自己需要換一個做法。我的研究告訴我，影響我價值系統最明顯的那些因素，天天都在給我一些不符合我理想行為的答案。我也知道，要改變想法，有時必須先改變思考方向。也就是說，我必須找到一個時機，換個角度思考這個情況，幫助價值系統得出一個結論：去探望貝芙這個決定，最能引起我內心的共鳴，也最符合我的意願。
有時，改變就是從退一步開始，先確認自己在價值計算時到底把哪些因素放在最前面，然後問問自己：還有沒有其他可能？這麼一來，有時就會注意到原先未曾注意到的東西，或是聽見一個未曾聽過的聲音，重新認識原本以為了然的一切。因此我開始去找一個新的介入點，一個被忽略的槓桿。
最後，我的轉捩點來自一個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播客節目《地球急診室》（HowtoSaveaPlanet）。其中有一集由肯德拉．皮耶—路易斯主講，她鼓勵大家多騎自行車，體會騎自行車為生活所帶來的樂趣。在費城我不是沒騎過自行車，只是每次想到在市區騎行，腦海中浮現的畫面都是像單車快遞那樣，穿梭車陣，滿身大汗，而且緊張兮兮。但當我聽著節目裡的人騎著自行車搖搖擺擺，隨著速度加快而縱情大笑時，我開始心想：這會不會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個槓桿？如果我按照自己的節奏，走自行車專用道，不單可以避開開車去貝芙家的車流和種種麻煩，說不定這段路程本身也非常有趣。
一個明媚的秋日，暖暖的陽光灑在身上，我半站在自行車踏板上，沿著人行道，從家門口一路滑行到街角。接著，加速騎上史普魯斯街近日重鋪的自行車專用道，經過兄弟會的塔樓宿舍，原本平坦的路面開始變得坑坑洞洞，我一顛一簸騎過醫院院區，一路往舒庫爾河方向前進。在無車的步道上，水面波光瀲灩，慢跑的人從牽狗散步的人身邊經過，而我則騎著自行車，超越慢跑的民眾。騎在自行車上，我可以飛快前進，比跑步還要快。這種感覺實在太自由了，彷彿整座城市──還有它可能提供的一切──都以全新的方式向我敞開。而且，超有趣。
到了奶奶家後，我們一起去散步，順路到藥妝店買她需要的東西，再沿著她最喜歡的住宅區漫步，彎彎曲曲繞了一圈，最後來到費城藝術博物館後面，跟普拉斯基將軍的雕像打個招呼（她覺得將軍很帥）。
騎過一次之後，就更容易想像自己還會再來一回。騎自行車探望貝芙的行程，從一次慢慢累積成許多次，也讓我對這個自己早就知道是對的選擇，產生了更踏實的好感──它改變我計算價值的天秤，讓「前往的過程」從令人煩躁的一端，移到充滿樂趣的另一端，也讓我改把注意力放在探望奶奶這件事上自己所喜歡的部分。我幫奶奶做家務，我們一起去散步，她跟我聊她的童年、養育我媽媽的故事，還有變老是什麼感覺。而那種「好像很難做到」的感覺？當我把注意力放在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上，加上騎車馳騁的愜意、和奶奶相處的愉悅、還有每次去了從不感到後悔的那份篤定，我就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了。
在工作上，當一堆事情都瀕臨截止日期時，我仍舊會有種快要被壓扁的感覺，與朋友相處時，也常常會突然意識到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好好聊聊了。但這些自我釐清，以及隨之而來的改變，慢慢拓寬了一些空間，讓一絲光線從縫隙中透進來，我看見了以前沒注意過的選擇。改變的起點，往往是對「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好奇，接著開始去蒐集各種的可能。即使你擔心自己做不好，可能也得試試新的做法，或著聽聽與你天南地北的人的觀點。這麼一來，其他的可能或許會慢慢地落地、慢慢地生根、慢慢地成長，把那道縫隙撐得再開一些，讓我們有機會摸索、伸展手腳，走出一條全新的路。也許隨著小罅隙變成大裂縫，你看到更多的東西，也許這不只是為了自己，也可能是為了身旁的人。你可能鼓勵孩子嘗試一件他們覺得害怕的事，或是幫助同事婉拒在密密麻麻的行事曆上再塞進一項任務。這類改變，起先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有時背後存在著重大的意義。畢竟，你的選擇，成就了現在的你。
貝芙九十九歲了，她的手柔軟但有力。我努力記住這雙手，皮膚薄得像絲般的面紙，卻還是緊緊握著我。走到屋外，我終於能好好呼吸了。那瞬間，我感覺到了一種解脫，因為我做了一個自認為是對的選擇。但也就是只是那一瞬間。貝芙轉頭對我說，她很喜歡來我家看看我的孩子，但我跟她從來沒有真正一起好好相處過。
我放開她的手，反問她：「怎麼會沒有呢？」
她說：「真的沒有，我們是見到了面沒錯，但每次我來妳家，妳根本沒有好好看著我、注意我。」我知道她心裡真正想說的是：「我知道，妳或許覺得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不錯的時光，但我們可以更靠近、更關心彼此，不只是在街上散步十分鐘而已。」
我不願承認貝芙是對的，但我心裡知道她說得沒錯。在腦海深處，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經常提醒我，要我多花點時間好好陪她，但那個聲音總是被其他無數的嘈吵聲音所淹沒。她說，不如我們改變慣例，改成我去她家，而不是她來我家。這時，那些吵鬧聲又開始響起了：孩子怎麼辦？工作怎麼辦？她家附近容易塞車，也不好停車。在廣闊無垠的夜空下，我彷彿又回到了那洞穴，手肘被壓在身側，肩膀聳至耳際。我該如何克服這種感受呢？
或許你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明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應該完成，但怎麼也無法動身去做。也許你的醫師擔憂你的健康，你也知道自己應該多動一動，但在有限的閒暇時光中，還是忍不住陷入最愛的影集中無法自拔。也許你一直想要撥出時間，指導團隊中有潛力的後輩，卻總是被一個又一個逼近的截止日期推著走，抽不出身。也許你立了目標，要多結交新朋友，但每次參加聚會或活動時，不是依然跟熟悉的舊朋友閒聊，就是更糟──低頭滑手機。
我想做這件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但因為種種的原因，真的好難開始──這種情境，很多人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時我沒想到，其實這正是我大半輩子研究的核心問題：人是怎麼做選擇的，包含我們怎麼決定「要不要改變」。每天早上，我走路到賓州大學上班。我主持「賓大傳播神經科學實驗室」，和團隊一起設計各種實驗，研究人們重視什麼、怎麼做選擇，以及外在世界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還有其他相關議題）。具體來說，我們利用「神經影像」技術，研究負責此一過程的大腦系統，深入探索是什麼影響我們的時間分配、行為改變，以及與他人建立連結的方式。如此說來，我不就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嗎？貝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難道會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把時間優先保留給她嗎？難道我不能掌控那些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嗎？
然而，看來我的確是不能。光是要克制自己，暫停一下，別急著反駁她說錯了，都已經很困難了，遑論問問自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我會抗拒去探望那個我最喜歡的人？
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更糟的是，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這樣的選擇？
如果有朋友告訴我他們遇到這樣的難題，我可能會告訴他們，我們往往太過注意選擇的後果，錯失了理解自己最初為什麼會做出那個選擇的機會，讓我們更難以做出持久的改變。調整這種思考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大腦裡與我們許多選擇息息相關的一個系統，像我這樣的神經科學家，稱這個系統為「價值系統」（valuesystem）。
有時，一位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系統」或「我們的價值觀」時，聽眾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一聽到「價值」兩個字，想到的可能是道德價值：一套行為準則，對於什麼本質上是「善」與「正確」的信念，或是他們選擇遵守的幾項重要原則。又或者，他們會聯想到經濟學家或市場分析師討論價格，或在商店裡撿到便宜貨時的那種感覺。然而，當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時，我們指的其實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你的大腦期望你在某個特定時刻從某個特定動作中所獲得的「獎勵」。
每當我們準備做選擇時，價值系統的任務，就是衡量各種不同的輸入條件，我和同行稱這個任務為「價值計算」（valuecalculation）。計算的變數當然包含了像是道德價值觀、選項的經濟價值，但也包括你過去選擇的結果、當下的心情、周遭人的意見等等。獎勵可以是一筆金錢，也可以是一段友情。可以是看見世界上有好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實現一個小小的目標，或是總算有足夠的精神體力跑完一場馬拉松。我們的大腦重視許多事情，也能透過不同的途徑獲得獎勵。然而，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相同選擇時，往往反而感受不到那份獎勵。與其為退休儲蓄，不如吃外食；趕死線的緊張感蓋過了職涯成長的長遠規劃；在網路漩渦流連忘返，忘了與我們珍惜的人好好共度時光。因此大腦所做的選擇，不見得符合我們明確認為最重要的事。
有時這是因為外在期待本身就不合理，但有時我們其實是能夠做出不同選擇的，而價值系統正是改變決定的核心。從二○○○年代末到二○一○年代初，我開始投入研究工作，當時就已經著手探索一個人在選擇改變行為時，大腦會出現哪些變化。我和研究所指導教授馬特．李伯曼（MattLieberman）、同學艾略特．伯克曼（ElliotBerkman）攜手做了一連串的實驗，掃描受試者的大腦，觀察他們在回應「勤擦防曬霜」和「戒菸」勸導訊息時的大腦反應。大腦反應我升了教授之後，我們又進行了類似的實驗，這一次是鼓勵民眾多運動與安全駕駛，研究目標則是找出當人在思考要如何改變時，大腦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接著觀察他們是否確實改變了。我們在神經影像實驗室觀察到的現象，究竟與實際的行為改變有沒有關聯呢？當時，沒有人知道。但是，在數據中發現某種具規律性的模式後，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的介入點──一個可以用以幫助他人改變的切入機會。
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人價值系統中的某些區域──例如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prefrontalcortex）──在他們看到有關防曬、戒菸或運動的勸導訊息時明顯變得活躍，他們之後依據訊息改變行為的機率更高，即使他們口頭表示這類訊息並不特別具有說服力。這起實驗讓我們頭一次得以窺見，價值系統實則攸關實驗室外那些影響更為深遠的現實生活選擇。我們的團隊與其他研究團隊後續大量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當一個人在決定吃什麼、買什麼、退休要存多少錢等問題時，價值系統都扮演著相似的角色。
起初，我們只想研究大腦活動與實驗室之外所做的選擇是否有關，當我們發現確實有關以後，我們接著問自己：我們可以如何利用這個發現來促成改變？我認為，答案就是設法提高這個系統的活躍程度，但該怎麼做？我花了十多年的研究功夫才找到答案。
在這段期間，我的團隊和其他研究室進行了各種實驗，比如提供受試者同儕經驗的回饋，幫助受試者與自己的核心價值建立連結，以提升他們改變的意願，或者比較價值系統對於即時獎勵和延遲獎勵的反應差異。我們發現，有些看似簡單的介入，確實可以調節價值系統的活躍程度，接著真正幫助一個人改變行為。我們也發現，當一個人轉移注意力的目標──無論關注過去不同的經驗、當下的需求，或未來的夢想──都能改變大腦的價值計算。研究也清楚地指出，價值系統的活動反映出超越我們對自己下一步行動的直覺判斷，有時甚至能夠解釋為什麼有人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
隨著對價值系統的研究進展，我們發現這個系統所衡量的，不只是我們抽象地認為「應該」做的事，或是理想中的自己「想要」做的事。除了表面上基本的慾望與理性之間的拉鋸，還有表面下的因素影響著我們的決策。價值系統會斟酌我們之前的行為以及其結果，它會問：我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什麼？解決之道不只是更努力，靠意志力迫使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讓自制力壓過內心更原始的衝動。當我們理解大腦是「如何」與「為何」做出決定時，就能找到影響價值計算的資訊，再進一步找到可以著力的地方，調整選擇及對選擇的感受。這些研究發現揭露了全新的潛在介入點，而每一個介入點，都可能成為推動改變的契機。
因此我喜歡把「認識價值系統」這件事，想像成帶著一支手電筒走在山洞裡，它能幫助我們看清楚什麼影響著自己和他人做選擇。我的團隊和其他團隊都已經證實，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以及為什麼想要，是通往幸福與身心健康的重要關鍵，只是每一個人對於自身行為背後動機的了解程度，其實差異很大。這樣的認識或許能讓我們對自己、對彼此更有同理心，即使我們最理想的自己可能會做出不同的抉擇，或是我們事後可能希望當時做了不同的決定，我們當下所做的選擇，仍是有其原因的。但除了這份同理心（我認為它本身就具有改變的力量），這種理解還能幫助我們做出不同的選擇，也許可以使我們日常決定更靠近長遠的目標與價值觀。當我們拿著手電筒，照亮黑暗山洞裡的各個角落時，可能會發現開啟大門的滑輪，或是推開天窗的拉桿。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一條我們從未注意過的嶄新小徑──這些出口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沒被照亮看見而已。如果我們了解內在的運作機制，會更容易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能更有方向地一起走過這段人生旅程。
至於我，我不斷回想貝芙說的那句話。我早就知道自己想多花點時間陪陪她，而且她說得也沒錯，當只有我們兩個人在她家的時候，那種相處的品質，真的完全不一樣。在那裡，我們可以一起散步、出門辦事，或翻翻她的衣櫃，像逛高級二手衣物店，一邊閒聊，一邊拉近彼此的距離，幾乎不會被打擾。但我也希望別人認為我是一個認真的實驗室主持人、教授和行政主管，而在滿天飛的信件與死線壓力之下，我很難對期待在一天結束前收到報告或回饋意見的人說，我完成不了，因為我想陪我奶奶。
縱然我內心深處真的渴望和貝芙相處，我的價值系統卻衡量著眼前的急迫需求、身分認同，以及他人對我的看法。如果我退後一小步，更主動去思考此刻對我最重要的目標，就會發現，真正左右我決定的，其實是價值系統的力量，而不是我內心真正的渴望。這是因為大腦的價值系統並非獨立運作，只衡量客觀的獎賞，在任何情況下都做出相同的選擇，而是和大腦中的其他系統互相影響，比如掌管「我們認為自己是誰」的自我相關系統（self-relevancesystem），以及「我們認為他人的想法與感受」的社會相關系統（socialrelevancesystem）。就是這些系統在背後作祟，才讓我選擇把其他事情排在貝芙前面。在我自己的眼中，我是那個在自己一手創立的實驗室裡努力打拚的領導者，所以我也把身邊的人看成同樣以工作或育兒為重的人（甚至把追最新的無腦綜藝節目擺在第一位）──絕對不覺得陪奶奶聊天很重要。這些大腦系統，在我猶豫該不該去探望貝芙、這件事對我重不重要時，早已悄悄地把這些資訊擺在我計算價值的天秤上。
但是，貝芙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在她那一記當頭棒喝之後，我想為她改變自己。確認了這個目標之後，我知道自己需要換一個做法。我的研究告訴我，影響我價值系統最明顯的那些因素，天天都在給我一些不符合我理想行為的答案。我也知道，要改變想法，有時必須先改變思考方向。也就是說，我必須找到一個時機，換個角度思考這個情況，幫助價值系統得出一個結論：去探望貝芙這個決定，最能引起我內心的共鳴，也最符合我的意願。
有時，改變就是從退一步開始，先確認自己在價值計算時到底把哪些因素放在最前面，然後問問自己：還有沒有其他可能？這麼一來，有時就會注意到原先未曾注意到的東西，或是聽見一個未曾聽過的聲音，重新認識原本以為了然的一切。因此我開始去找一個新的介入點，一個被忽略的槓桿。
最後，我的轉捩點來自一個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播客節目《地球急診室》（HowtoSaveaPlanet）。其中有一集由肯德拉．皮耶—路易斯主講，她鼓勵大家多騎自行車，體會騎自行車為生活所帶來的樂趣。在費城我不是沒騎過自行車，只是每次想到在市區騎行，腦海中浮現的畫面都是像單車快遞那樣，穿梭車陣，滿身大汗，而且緊張兮兮。但當我聽著節目裡的人騎著自行車搖搖擺擺，隨著速度加快而縱情大笑時，我開始心想：這會不會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個槓桿？如果我按照自己的節奏，走自行車專用道，不單可以避開開車去貝芙家的車流和種種麻煩，說不定這段路程本身也非常有趣。
一個明媚的秋日，暖暖的陽光灑在身上，我半站在自行車踏板上，沿著人行道，從家門口一路滑行到街角。接著，加速騎上史普魯斯街近日重鋪的自行車專用道，經過兄弟會的塔樓宿舍，原本平坦的路面開始變得坑坑洞洞，我一顛一簸騎過醫院院區，一路往舒庫爾河方向前進。在無車的步道上，水面波光瀲灩，慢跑的人從牽狗散步的人身邊經過，而我則騎著自行車，超越慢跑的民眾。騎在自行車上，我可以飛快前進，比跑步還要快。這種感覺實在太自由了，彷彿整座城市──還有它可能提供的一切──都以全新的方式向我敞開。而且，超有趣。
到了奶奶家後，我們一起去散步，順路到藥妝店買她需要的東西，再沿著她最喜歡的住宅區漫步，彎彎曲曲繞了一圈，最後來到費城藝術博物館後面，跟普拉斯基將軍的雕像打個招呼（她覺得將軍很帥）。
騎過一次之後，就更容易想像自己還會再來一回。騎自行車探望貝芙的行程，從一次慢慢累積成許多次，也讓我對這個自己早就知道是對的選擇，產生了更踏實的好感──它改變我計算價值的天秤，讓「前往的過程」從令人煩躁的一端，移到充滿樂趣的另一端，也讓我改把注意力放在探望奶奶這件事上自己所喜歡的部分。我幫奶奶做家務，我們一起去散步，她跟我聊她的童年、養育我媽媽的故事，還有變老是什麼感覺。而那種「好像很難做到」的感覺？當我把注意力放在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上，加上騎車馳騁的愜意、和奶奶相處的愉悅、還有每次去了從不感到後悔的那份篤定，我就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了。
在工作上，當一堆事情都瀕臨截止日期時，我仍舊會有種快要被壓扁的感覺，與朋友相處時，也常常會突然意識到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好好聊聊了。但這些自我釐清，以及隨之而來的改變，慢慢拓寬了一些空間，讓一絲光線從縫隙中透進來，我看見了以前沒注意過的選擇。改變的起點，往往是對「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好奇，接著開始去蒐集各種的可能。即使你擔心自己做不好，可能也得試試新的做法，或著聽聽與你天南地北的人的觀點。這麼一來，其他的可能或許會慢慢地落地、慢慢地生根、慢慢地成長，把那道縫隙撐得再開一些，讓我們有機會摸索、伸展手腳，走出一條全新的路。也許隨著小罅隙變成大裂縫，你看到更多的東西，也許這不只是為了自己，也可能是為了身旁的人。你可能鼓勵孩子嘗試一件他們覺得害怕的事，或是幫助同事婉拒在密密麻麻的行事曆上再塞進一項任務。這類改變，起先可能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有時背後存在著重大的意義。畢竟，你的選擇，成就了現在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