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學習人性科學，創造幸福人生與美好社會（節錄）
對於人性的科學，不宜懷著過度自以為是與驕傲的態度來探究。相反地，對人性的理解，必然會使那些實踐者心懷謙遜。人性的課題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其解答自古以來便是我們文化努力的目標。針對這門科學，不能僅是以培養少數專家為目的，唯有人人皆能理解人性，才是其適當的目標。這一點對於某些將研究視為科學團體專屬財產的學院派研究人員來說，往往成為令他們不快的痛處。
由於我們孤立的生活方式，沒有人真的對人性有多少了解。在過去的時代，人類不可能像現今這般過著如此孤立的生活。自幼年起，我們與人性的連結便極為有限。家庭將我們隔絕起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阻礙了我們與人類同伴（fellow man）進行必要的親密接觸，而這種接觸正是認識人性之科學與藝術的過程所不可或缺的。由於我們與他人缺乏足夠的接觸，於是成了他們的敵人。我們對他們所做的行為經常會出錯，判斷也常常是錯誤的，這都是因為我們未能充分理解人性。一個不斷重複的老生常談是：人們彼此擦身而過、交談時各說各話，未能建立真正的連結，因為彼此往往像陌生人般地相處，不僅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家庭如此狹小的圈子裡也是如此。最常聽到的抱怨，莫過於父母說他們無法了解子女，而子女則抱怨父母誤解自己。
我們對同伴的態度，全然依靠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因此，「理解他們」所隱含的必要性，便是社會關係的基石。若人類能對人性更加充分地認識，彼此便能更輕鬆地生活在一起，令人困擾的社會關係就得以消除，因為我們知道，適應不良的現象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我們不理解彼此，才會暴露在被表面偽裝所欺騙的風險之下。
現在，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何嘗試從醫學這門科學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的目標是為這個廣大領域奠定精確科學的基礎，並且界定這門人性科學的前提應當是什麼，它必須解決哪些問題，以及可望由此獲得什麼樣的成果。
首先，精神醫學已是一門需要運用廣博人性知識的科學。精神科醫師必須能盡快且準確地洞察神經質患者的心靈（soul）。在這個特定的醫學領域中，一個人唯有確實把握患者心靈中所發生的事，才能有效地診斷、治療並開立處方。在此，容不得任何膚淺的態度。錯誤將會迅速招致懲罰，而正確理解病症則會以治療的成功做為冠冕。換言之，我們對人性的認識將受到強力的考驗。
在一般生活中，對他人的判斷錯誤不一定會立刻帶來戲劇性後果，因為這些後果可能在錯誤發生多年之後才會顯現，以至於兩者的關聯變得不明顯。然而，我們時常會驚訝地發現，對同伴的一個誤解，竟能在數十年後招致巨大的不幸。這些令人沮喪的事例教導我們，每個人都有必要也有責任去獲得可實際運用的人性知識。
我們對神經性疾病（nervous disease）的研究顯示：在這類疾病中發現的心理異常、情結與錯誤，在結構上與正常個體的心理活動並無根本性的差異。相同的要素、相同的前提、相同的「身心動向」（movement）被納入考量，唯一的差別在於：在神經質患者身上，它們表現得更為強烈，因此更容易被察覺。這個發現的益處在於：我們可以從異常的案例中學習，藉此磨練我們的眼光，以便能在正常心靈生活（psychic life）中辨識出相關的整體動向與特徵。這完全只是一個訓練、熱忱與耐心的問題，正如任何一種專業所需要的。
第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心靈生活結構的最關鍵決定因素，在童年的最初歲月裡便已經產生。這並不算是特別大膽的發現，歷代偉大的學者早已有類似的發現。這個事實的新意在於，我們能夠把童年的經驗、印象與態度，在我們所能確定的範圍內，與日後心靈生活的現象連結起來，形成一個不容置疑、前後一貫的模式。
藉此，我們便能將童年最初時期的經驗和態度，與成熟個體往後人生的經驗和態度互相比較；而在這樣的連結之中，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心靈生活的單一展現，絕不可被視為一種自足而獨立完整的實體。我們得知，唯有將這些單一展現視為不可分割之整體的一部分，我們才能理解它們；唯有當我們能夠判定它們在活動的整體脈絡，在一般行為模式中的位置時，我們才能正確評價它們，也唯有當我們能夠探知個體整體的「生命風格」（style of life），並清楚揭示其童年態度背後的隱密目標，與其成年後的態度實際上是一致的時候，此理解才得以成立。
簡言之，從心理動向的觀點來看，這清楚證明了一件驚人的事：沒有任何改變發生。外在形式、具體化的方式，以及某些心理現象的語言表達或許會改變，但基本原則、目標、動力等一切導引心靈生活走向最終目標的因素，依然保持不變。
一位具有焦慮性格的成年患者，心中充滿疑慮與不信任，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將自己孤立於社會之外，那麼他在三、四歲時便展現出完全相同的性格特質與心理活動，只不過在其童稚的單純之中，它們更為清晰透明地被解讀。因此，我們立下規則，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所有患者的童年經歷上，藉此逐漸發展出一種技術，也就是我們往往能在尚未被告知一個成人的童年情況之前，就先揭示出他的特徵。我們在一個成人身上觀察到的行為，會將之視為其童年經歷的直接投射。
當我們聽到患者最鮮明的童年回憶，並且知道如何正確詮釋這些回憶時，我們便能以極高的準確度重建他當下的性格模式。這種做法是利用以下這個事實，亦即個體要偏離他在童年時期養成的行為方式，往往無比困難。很少有人能夠改變童年的行為模式，縱然他在成年後的處境已經截然不同。成年後態度的改變，不必然意味著行為模式的改變。心靈生活的基礎並不會改變，個體在童年與成年後所遵循的活動方向仍是一致的，這引導我們推論得出：他的人生目標亦未改變。若我們希望改變行為模式，還有另一個理由使我們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童年經驗上。我們是否在個體的成年階段改變其無數的經驗與印象，其實意義並不大，我們真正需要發現的是患者的根本行為模式。一旦這一點獲得理解，我們便能認識其根本上的性格，並修正對其疾病的詮釋。
因此，對兒童心靈生活的探究，遂成為我們科學的支撐點，許多研究也聚焦於人生最初歲月的研究。此領域中尚有大量未被觸及、未被探索的素材，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都可能發現有價值的新資料，為人性的研究帶來莫大的用處。
……
我們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在於，人們往往在「他們對人性的理解」這方面，表現得異常敏感。大多數人都自認為是這門科學的大師，即使他們不曾預先學習研究過這件事，而若有人要求他們實際檢驗自己對人性的認識，許多人都會覺得被冒犯。真心渴望認識人性的人，只有那些曾透過自身的同理心，體驗到他人的價值與意義的人，換言之，他們自己曾經歷過心理危機，或是能夠在他人身上充分認知到這些危機。
由此，便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與必要性，亦即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精確的戰術和策略，以及應用這些知識的技術，因為沒有什麼比將我們在探索他人心靈時所發現的赤裸事實，粗魯地當面拋向當事人，更容易招致苛刻的目光、更令人憎惡了。建議任何不想惹人討厭的人，在這個環節上應小心謹慎。樹立惡劣名聲的一個絕佳方式，就是輕率地濫用從人性知識所獲得的資訊，例如，在晚宴上極力地想要顯示自己對鄰人的性格知之甚多，或臆測準確。僅僅引用人性科學的一些基本真理，將它們當作成品來教育那些對整體科學一無所知的人，同樣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即便是那些了解這門科學的人，遇到這樣的做法時也會覺得受到侮辱。我們必須再次強調：人性的科學會迫使我們變得謙遜。我們不能在不必要且草率的情況下宣布實驗成果，那是幼稚的小孩急著炫耀自己的能耐所做的行為，絕不會被視為一種恰當的成人行為。
我們建議，真正洞悉人類心靈者，首先要檢驗自己。他絕不可將自己在服務人類中所獲得的實驗成果，粗暴地丟向一個不願接受的受害者，否則他只會為這門科學製造新的難題，並且徹底破壞了自己的目的。那麼，我們就必須為那些因年輕探索者欠缺思慮的熱情所引起的錯誤來承擔責任。我們最好能保持小心謹慎的態度，記住：唯有掌握完整的全貌，才能對部分下結論，而且這些結論只應在我們確信對某人有益時才公諸於世。若以不良的方式，或在不當的時機針對該人格對象陳述結論，即便是正確的結論，也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
現在，在我們繼續思考之前，必須先回應一個許多讀者已經浮現的質疑。前述的主張，即個體的「生命風格」並不會改變這件事，對許多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個體在人生中會遭遇大量的經驗，而這些經驗都可能會改變他對人生的態度。我們必須記住，任何經驗都可能有多種詮釋，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會從相似的經驗中得出一模一樣的結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經驗並非總是能使人更聰明。
一個人或許已經學會避開某些困難，而對另一些困難採取哲學性的態度，但其行為所遵循的模式並不會因此改變。我們將會在進一步探討與思考的過程中看到：人類總是以相同的目的來運用其經驗。他所有的經驗必須符合其生命風格，與其契合，成為其生命圖樣的其中一塊拼圖。俗話說，我們塑造了自己的經驗。每個人都決定了自己的經驗將會如何、會是什麼。在日常生活裡，我們觀察到，人們往往只從經驗中得出自己想要的任何結論。
舉例而言，有個人總是一再犯同樣的錯誤。即使你成功讓他承認這是個錯誤，他仍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反應。或許他會下結論說，該是避免這個錯誤的時候了，但這是極罕見的結論。更可能的反應是，他會辯解自己長久以來已習慣這個錯誤，現在已經無法擺脫，或者他會將錯誤歸咎於父母、教育，甚至可能抱怨自己從未被關心，或是被寵壞，或者曾遭到粗暴對待，於是以各種藉口替自己開脫。
無論是哪種藉口，他都暴露了一件事：他希望自己能免除進一步的責任。如此一來，他便能獲得表面的正當性，並避免所有的自我批評。他自己永遠不會是犯錯的那一個，若他無法達成所願，一定都是某個別人的錯。這樣的人忽視了最重要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幾乎不曾真正努力地去避免錯誤。他們反而更急於固守錯誤，並熱切地將錯誤歸咎於自己所受的糟糕教育。只要他們想這麼做，這就是一個有效的託辭。
一個經驗有多種可能的詮釋，以及從單一經驗引申出各種結論的可能性，使我們理解一個人為何不改變其行為模式，而是去扭曲或曲解自己的經驗，直到經驗能夠符合他的行為模式為止。人類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己，並改變自己。
任何無法掌握人性科學之理論與技術的人，若企圖教育他人成為更好的人，必定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他將流於表面的運作，並陷入一種錯覺，相信著外在表象的改變即代表他已經達成重大成就。實際的案例清楚顯示，這種技術無法真正改變一個人，所有看似發生的改變，若其行為模式本身未能修正，終究只是表面的改變，毫無價值。
改造一個人這件事，絕非簡單的過程。這需要一定的樂觀與耐心，最重要的是必須徹底排除一切個人虛榮，因為那位要被改造的個體，並沒有義務去成為他人之虛榮的對象。此外，這種改造過程的進行方式，必須使當事人覺得其改變是正當合理的。這就像是，一道菜餚本身再美味，若非以適當的方式烹調並上菜，有人就可能會拒絕品嚐它。
人性的科學還有另一個面向，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面向」。若人類能更深入理解彼此，他們必定會相處得更融洽，並能更親近地接觸彼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不可能對彼此失望或互相欺騙。這種欺騙的可能性，對社會構成一個巨大的危險。我們必須為進入這門研究的同仁，清楚指出這種危險。他們必須有能力使其科學研究的對象理解到，在我們內心深處運作的那種無意識未知力量的價值。為了能幫助他人，他們必須熟悉人類行為中所有隱蔽的、扭曲的、偽裝的伎倆與手法。因此，我們必須學習人性科學，並以其社會目的為念，有意識地加以實踐。
那麼，誰最適合蒐集這門科學的素材，並將它付諸實踐呢？我們已經指出，這門科學不可能僅止於理論上的實踐。僅僅是知道所有的規則與資料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將所學轉化為實踐，並加以融會貫通，使我們的眼界達到前所未有的敏銳度與深度。這正是人性科學理論面的真正目的。然而，唯有當我們走入真實的生活中，去檢驗並運用所獲得的理論，這門科學才能變得鮮活起來。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我們所獲得的人性知識極其有限，而且學到的多半是錯的，因為當前的教育體制仍不足以給予我們關於人類心靈的有效知識。每個孩子只能靠自己去正確評價其經驗，並在學校課業之外自行發展。我們沒有一個能真正傳承對人類心靈之真知灼見的傳統。現今的人性科學處境，正如煉金術時代的化學一般。
對於人性的科學，不宜懷著過度自以為是與驕傲的態度來探究。相反地，對人性的理解，必然會使那些實踐者心懷謙遜。人性的課題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任務，其解答自古以來便是我們文化努力的目標。針對這門科學，不能僅是以培養少數專家為目的，唯有人人皆能理解人性，才是其適當的目標。這一點對於某些將研究視為科學團體專屬財產的學院派研究人員來說，往往成為令他們不快的痛處。
由於我們孤立的生活方式，沒有人真的對人性有多少了解。在過去的時代，人類不可能像現今這般過著如此孤立的生活。自幼年起，我們與人性的連結便極為有限。家庭將我們隔絕起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阻礙了我們與人類同伴（fellow man）進行必要的親密接觸，而這種接觸正是認識人性之科學與藝術的過程所不可或缺的。由於我們與他人缺乏足夠的接觸，於是成了他們的敵人。我們對他們所做的行為經常會出錯，判斷也常常是錯誤的，這都是因為我們未能充分理解人性。一個不斷重複的老生常談是：人們彼此擦身而過、交談時各說各話，未能建立真正的連結，因為彼此往往像陌生人般地相處，不僅在社會上如此，甚至在家庭如此狹小的圈子裡也是如此。最常聽到的抱怨，莫過於父母說他們無法了解子女，而子女則抱怨父母誤解自己。
我們對同伴的態度，全然依靠我們對他們的理解，因此，「理解他們」所隱含的必要性，便是社會關係的基石。若人類能對人性更加充分地認識，彼此便能更輕鬆地生活在一起，令人困擾的社會關係就得以消除，因為我們知道，適應不良的現象之所以發生，只是因為我們不理解彼此，才會暴露在被表面偽裝所欺騙的風險之下。
現在，我們的目的是要解釋，為何嘗試從醫學這門科學的立場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的目標是為這個廣大領域奠定精確科學的基礎，並且界定這門人性科學的前提應當是什麼，它必須解決哪些問題，以及可望由此獲得什麼樣的成果。
首先，精神醫學已是一門需要運用廣博人性知識的科學。精神科醫師必須能盡快且準確地洞察神經質患者的心靈（soul）。在這個特定的醫學領域中，一個人唯有確實把握患者心靈中所發生的事，才能有效地診斷、治療並開立處方。在此，容不得任何膚淺的態度。錯誤將會迅速招致懲罰，而正確理解病症則會以治療的成功做為冠冕。換言之，我們對人性的認識將受到強力的考驗。
在一般生活中，對他人的判斷錯誤不一定會立刻帶來戲劇性後果，因為這些後果可能在錯誤發生多年之後才會顯現，以至於兩者的關聯變得不明顯。然而，我們時常會驚訝地發現，對同伴的一個誤解，竟能在數十年後招致巨大的不幸。這些令人沮喪的事例教導我們，每個人都有必要也有責任去獲得可實際運用的人性知識。
我們對神經性疾病（nervous disease）的研究顯示：在這類疾病中發現的心理異常、情結與錯誤，在結構上與正常個體的心理活動並無根本性的差異。相同的要素、相同的前提、相同的「身心動向」（movement）被納入考量，唯一的差別在於：在神經質患者身上，它們表現得更為強烈，因此更容易被察覺。這個發現的益處在於：我們可以從異常的案例中學習，藉此磨練我們的眼光，以便能在正常心靈生活（psychic life）中辨識出相關的整體動向與特徵。這完全只是一個訓練、熱忱與耐心的問題，正如任何一種專業所需要的。
第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心靈生活結構的最關鍵決定因素，在童年的最初歲月裡便已經產生。這並不算是特別大膽的發現，歷代偉大的學者早已有類似的發現。這個事實的新意在於，我們能夠把童年的經驗、印象與態度，在我們所能確定的範圍內，與日後心靈生活的現象連結起來，形成一個不容置疑、前後一貫的模式。
藉此，我們便能將童年最初時期的經驗和態度，與成熟個體往後人生的經驗和態度互相比較；而在這樣的連結之中，我們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心靈生活的單一展現，絕不可被視為一種自足而獨立完整的實體。我們得知，唯有將這些單一展現視為不可分割之整體的一部分，我們才能理解它們；唯有當我們能夠判定它們在活動的整體脈絡，在一般行為模式中的位置時，我們才能正確評價它們，也唯有當我們能夠探知個體整體的「生命風格」（style of life），並清楚揭示其童年態度背後的隱密目標，與其成年後的態度實際上是一致的時候，此理解才得以成立。
簡言之，從心理動向的觀點來看，這清楚證明了一件驚人的事：沒有任何改變發生。外在形式、具體化的方式，以及某些心理現象的語言表達或許會改變，但基本原則、目標、動力等一切導引心靈生活走向最終目標的因素，依然保持不變。
一位具有焦慮性格的成年患者，心中充滿疑慮與不信任，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將自己孤立於社會之外，那麼他在三、四歲時便展現出完全相同的性格特質與心理活動，只不過在其童稚的單純之中，它們更為清晰透明地被解讀。因此，我們立下規則，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所有患者的童年經歷上，藉此逐漸發展出一種技術，也就是我們往往能在尚未被告知一個成人的童年情況之前，就先揭示出他的特徵。我們在一個成人身上觀察到的行為，會將之視為其童年經歷的直接投射。
當我們聽到患者最鮮明的童年回憶，並且知道如何正確詮釋這些回憶時，我們便能以極高的準確度重建他當下的性格模式。這種做法是利用以下這個事實，亦即個體要偏離他在童年時期養成的行為方式，往往無比困難。很少有人能夠改變童年的行為模式，縱然他在成年後的處境已經截然不同。成年後態度的改變，不必然意味著行為模式的改變。心靈生活的基礎並不會改變，個體在童年與成年後所遵循的活動方向仍是一致的，這引導我們推論得出：他的人生目標亦未改變。若我們希望改變行為模式，還有另一個理由使我們必須將注意力集中在童年經驗上。我們是否在個體的成年階段改變其無數的經驗與印象，其實意義並不大，我們真正需要發現的是患者的根本行為模式。一旦這一點獲得理解，我們便能認識其根本上的性格，並修正對其疾病的詮釋。
因此，對兒童心靈生活的探究，遂成為我們科學的支撐點，許多研究也聚焦於人生最初歲月的研究。此領域中尚有大量未被觸及、未被探索的素材，因此每一位研究者都可能發現有價值的新資料，為人性的研究帶來莫大的用處。
……
我們所面臨的一大難題在於，人們往往在「他們對人性的理解」這方面，表現得異常敏感。大多數人都自認為是這門科學的大師，即使他們不曾預先學習研究過這件事，而若有人要求他們實際檢驗自己對人性的認識，許多人都會覺得被冒犯。真心渴望認識人性的人，只有那些曾透過自身的同理心，體驗到他人的價值與意義的人，換言之，他們自己曾經歷過心理危機，或是能夠在他人身上充分認知到這些危機。
由此，便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與必要性，亦即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精確的戰術和策略，以及應用這些知識的技術，因為沒有什麼比將我們在探索他人心靈時所發現的赤裸事實，粗魯地當面拋向當事人，更容易招致苛刻的目光、更令人憎惡了。建議任何不想惹人討厭的人，在這個環節上應小心謹慎。樹立惡劣名聲的一個絕佳方式，就是輕率地濫用從人性知識所獲得的資訊，例如，在晚宴上極力地想要顯示自己對鄰人的性格知之甚多，或臆測準確。僅僅引用人性科學的一些基本真理，將它們當作成品來教育那些對整體科學一無所知的人，同樣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即便是那些了解這門科學的人，遇到這樣的做法時也會覺得受到侮辱。我們必須再次強調：人性的科學會迫使我們變得謙遜。我們不能在不必要且草率的情況下宣布實驗成果，那是幼稚的小孩急著炫耀自己的能耐所做的行為，絕不會被視為一種恰當的成人行為。
我們建議，真正洞悉人類心靈者，首先要檢驗自己。他絕不可將自己在服務人類中所獲得的實驗成果，粗暴地丟向一個不願接受的受害者，否則他只會為這門科學製造新的難題，並且徹底破壞了自己的目的。那麼，我們就必須為那些因年輕探索者欠缺思慮的熱情所引起的錯誤來承擔責任。我們最好能保持小心謹慎的態度，記住：唯有掌握完整的全貌，才能對部分下結論，而且這些結論只應在我們確信對某人有益時才公諸於世。若以不良的方式，或在不當的時機針對該人格對象陳述結論，即便是正確的結論，也可能造成極大的傷害。
現在，在我們繼續思考之前，必須先回應一個許多讀者已經浮現的質疑。前述的主張，即個體的「生命風格」並不會改變這件事，對許多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因為個體在人生中會遭遇大量的經驗，而這些經驗都可能會改變他對人生的態度。我們必須記住，任何經驗都可能有多種詮釋，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會從相似的經驗中得出一模一樣的結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經驗並非總是能使人更聰明。
一個人或許已經學會避開某些困難，而對另一些困難採取哲學性的態度，但其行為所遵循的模式並不會因此改變。我們將會在進一步探討與思考的過程中看到：人類總是以相同的目的來運用其經驗。他所有的經驗必須符合其生命風格，與其契合，成為其生命圖樣的其中一塊拼圖。俗話說，我們塑造了自己的經驗。每個人都決定了自己的經驗將會如何、會是什麼。在日常生活裡，我們觀察到，人們往往只從經驗中得出自己想要的任何結論。
舉例而言，有個人總是一再犯同樣的錯誤。即使你成功讓他承認這是個錯誤，他仍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反應。或許他會下結論說，該是避免這個錯誤的時候了，但這是極罕見的結論。更可能的反應是，他會辯解自己長久以來已習慣這個錯誤，現在已經無法擺脫，或者他會將錯誤歸咎於父母、教育，甚至可能抱怨自己從未被關心，或是被寵壞，或者曾遭到粗暴對待，於是以各種藉口替自己開脫。
無論是哪種藉口，他都暴露了一件事：他希望自己能免除進一步的責任。如此一來，他便能獲得表面的正當性，並避免所有的自我批評。他自己永遠不會是犯錯的那一個，若他無法達成所願，一定都是某個別人的錯。這樣的人忽視了最重要的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幾乎不曾真正努力地去避免錯誤。他們反而更急於固守錯誤，並熱切地將錯誤歸咎於自己所受的糟糕教育。只要他們想這麼做，這就是一個有效的託辭。
一個經驗有多種可能的詮釋，以及從單一經驗引申出各種結論的可能性，使我們理解一個人為何不改變其行為模式，而是去扭曲或曲解自己的經驗，直到經驗能夠符合他的行為模式為止。人類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己，並改變自己。
任何無法掌握人性科學之理論與技術的人，若企圖教育他人成為更好的人，必定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他將流於表面的運作，並陷入一種錯覺，相信著外在表象的改變即代表他已經達成重大成就。實際的案例清楚顯示，這種技術無法真正改變一個人，所有看似發生的改變，若其行為模式本身未能修正，終究只是表面的改變，毫無價值。
改造一個人這件事，絕非簡單的過程。這需要一定的樂觀與耐心，最重要的是必須徹底排除一切個人虛榮，因為那位要被改造的個體，並沒有義務去成為他人之虛榮的對象。此外，這種改造過程的進行方式，必須使當事人覺得其改變是正當合理的。這就像是，一道菜餚本身再美味，若非以適當的方式烹調並上菜，有人就可能會拒絕品嚐它。
人性的科學還有另一個面向，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面向」。若人類能更深入理解彼此，他們必定會相處得更融洽，並能更親近地接觸彼此。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不可能對彼此失望或互相欺騙。這種欺騙的可能性，對社會構成一個巨大的危險。我們必須為進入這門研究的同仁，清楚指出這種危險。他們必須有能力使其科學研究的對象理解到，在我們內心深處運作的那種無意識未知力量的價值。為了能幫助他人，他們必須熟悉人類行為中所有隱蔽的、扭曲的、偽裝的伎倆與手法。因此，我們必須學習人性科學，並以其社會目的為念，有意識地加以實踐。
那麼，誰最適合蒐集這門科學的素材，並將它付諸實踐呢？我們已經指出，這門科學不可能僅止於理論上的實踐。僅僅是知道所有的規則與資料是不夠的。我們有必要將所學轉化為實踐，並加以融會貫通，使我們的眼界達到前所未有的敏銳度與深度。這正是人性科學理論面的真正目的。然而，唯有當我們走入真實的生活中，去檢驗並運用所獲得的理論，這門科學才能變得鮮活起來。
我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在我們的教育過程中，我們所獲得的人性知識極其有限，而且學到的多半是錯的，因為當前的教育體制仍不足以給予我們關於人類心靈的有效知識。每個孩子只能靠自己去正確評價其經驗，並在學校課業之外自行發展。我們沒有一個能真正傳承對人類心靈之真知灼見的傳統。現今的人性科學處境，正如煉金術時代的化學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