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國每年平均約有八百萬人失去一位至親。恐怖主義、戰爭、天災人禍，以及突發事件，都帶來了令人怵目驚心的死亡名單，而這種名單已愈來愈長。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這些往生者的親朋好友。那些活下來的人在緊閉的門窗後、在我們的鄰里之間、在家裡和醫院的等候室裡傷心欲絕。他們或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上來回踱步、或默默注視維生系統被摘除、或彷彿癱了似地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也有人焦躁地在旅館中等待遺體被尋獲。突如其來的電話把他們撕裂了，他們辛苦對付突然來到的死亡事件、突然的結束、突然的悲劇，其中沒有一人準備好了跟死者道別。
我們從呱呱墜地展開生命起，就相信生命的循環。嬰兒時期，我們相信父母會供應所需。孩童時期，我們相信周遭那些好人。我們受到的教導是，只要我們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我們好。很快到了青春期，我們學到了事情有因有果。我們學到如果吃得營養，好好照顧身體，身體就會讓我們使用很長的時間。長大成人後，我們繼續相信這些循環。我們相信日出後必有日落，孩子一定會活得比我們久，我們有的是日子來珍惜所愛的人。
然而就在瞬間，一位摯愛遽逝的消息傳來，世界永遠變了，那個可以預期會不斷發生有秩序的世界結束了。我們被摔到荒原裡，手上能用的工具有限。我們沒有時間做心理準備，沒有時間收拾踏上旅途的必需品，更沒有時間處理未竟之業或道再見。生理上，我們或許可以說自己是由細胞、基因、皮膚和骨頭組成；但情緒上，我們卻是由思想、感覺、記憶，以及我們接觸過的許多人的片段組成。我們關愛的人的死亡創造了一個傷口，使我們多多少少因而改變。我們那根據正常生命循環的架構已永遠被打斷，只發現自己在昨日打下的地基上徘徊飄盪。
隨著悲痛而來的是，有時候你看著鏡子，竟然不再認識那注視著自己的眼睛。雖然太陽照舊升起與落下，但每件事看起來就是有那麼一點不同、一點扭曲。悲痛在我們四周投下了廣大的陰影。
我們兩人合作撰寫第一版《我還沒準備說再見》時，一般人用來描述哀慟的字彙很少。通常別人就是鼓勵我們「往前看，繼續走下去」、「恢復正常」，或者要我們抑制悲痛。一年以後，美國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攻擊，數以千計的人命因而斷送。政治領袖昭告全國，鼓勵美國人設法「正常生活」。但是，在遽逝出現以後，「正常」已經消失，我們需要表達悲情與重建生活。那些政治領袖那麼說固然是好意，但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什麼是突然失親，也不懂哀慟是怎麼回事。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以來，許多事情改變了，卻也有許多事依然故我。儘管我們現在比較懂、也比較會彼此扶持，但當我們或我們親近的人突然失去親人時，我們了解世上所有的教導與準備都不夠。除非我們身歷其境，否則無法了解「哀慟」的真實狀況。
根據寇爾（Michael C. Kearl）教授在《死亡社會學：死亡對於個人的影響》（Sociology of Death: Death’s Personal Impacts）導讀中所言，因喪親而來的哀慟，是人類最深沉、最具危險性的情緒之一。每年美國約有八百萬人喪失一位至親，生活模式因而中斷長達三年。國家科學院統計，大約八十萬喪失配偶的人之中，多達十六萬人經歷身心受創的哀慟。截至二○○七年四月，聯合國部隊已有四千名官兵喪生，戰爭慘況與傷亡真相因而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年美國有超過三萬兩千人自殺，超過十一萬條人命死於意外事故。死亡的因素愈來愈多。作為一種文化，我們辛苦地協助周遭那些悲痛的人。
當我們因生活基石崩潰而處於廢墟中時，社會總是期待我們迅速乾脆地重新站起來，恢復正常生活。可是，沒有任何人教我們怎麼做。我們看不到痛苦以外的東西，社會給我們療傷止痛的時間太少。舉例而言，有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妻子活得比丈夫久。在《時間戰爭》（Time Wars）一書中，傑洛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提到，一九二七年時，愛蜜麗．普司特（Emily Post）提出，寡婦正式的哀慟期為三年。
二十三年後，瑞夫金發現這段時間已縮短至六個月。一九七二年，愛米．范德比（Amy Vanderbilt）建議悼亡者，「在葬禮後大約一週，設法找出一條尋常的社交路徑」。我們就這樣定下了一個人傷痛的期限，而且視為當然。雖然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公司都讓員工請喪假，但大多數政策都只給失去家人者三天哀慟期限。
一個人無法向另一個不曾經歷過喪親之痛的人，解釋死亡悲劇的影響。除非你自己面對挑戰，否則便無法了解這種挑戰。你無法跟別人解釋失去至愛後的那種困惑、失焦與無助。
對於那些親人突然死亡的家人，不妨問問他們覺得自己能不能面對失去孩子、配偶、手足或好友的感覺。他們會告訴你沒辦法。許多人會說，若碰到這種狀況，他們一定會發瘋。大多數遽失摯愛者，從不認為自己能夠踏上並走過哀慟這段路。但就是同樣的這些人確實遭遇變故，之後仍然爬出了深淵，重拾信心，重建生命。
這本書包括我們兩人的故事，也包括過去十年我們認識的一些悼亡者。故事中的人以勇氣重建生命，分享感受。我們經由這些故事認識自己，走出孤獨，進入一個大家一起走過復健迷宮的社群。
在這本新版中，我們增加了新的故事與智慧，以及一些但願當初自己受苦時已經有的資訊。我們還加入了一些比你們早抵達人生黑暗迷宮者的現身說法。書中侃侃而談的人曾經痛苦捶牆，顛簸前行，摔得遍體鱗傷，最後在一個新天地中站起來。這本書固然與死亡有關，其實也是在談一種開始。我們在失去某個心愛的人以後，開始過另一種生活。我們像嬰兒一樣學習如何邁出第一步、如何走路和說話、如何做不一樣的夢、如何重新釋出信任，以及如何一方面緬懷過去、一方面創造新生活。我們永遠在改變。我們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人生，也比任何人更知道每分鐘的價值，知道及時說該說的話有多麼重要。我們了解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們那時還沒準備好說再見，在我們之前經歷喪親之痛的人，以及今後許多會讀到這本書的人，也都還沒準備好說再見。本書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試金石，以便走過與遽逝相關的情緒高原。這座高原上高牆處處，濃霧將人密密裹住。我們與你分享哲學家卡爾．容格（Carl Jung）的話：「你面前若有一堵牆，就請像樹一樣把根埋下，直到清明智慧由最深沉之處出現，眼光遂能跨過高牆，繼續成長。」
◎布蕾克．諾爾＆帕蜜拉．D．布萊爾
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美國每年平均約有八百萬人失去一位至親。恐怖主義、戰爭、天災人禍，以及突發事件，都帶來了令人怵目驚心的死亡名單，而這種名單已愈來愈長。我們在媒體上看不到這些往生者的親朋好友。那些活下來的人在緊閉的門窗後、在我們的鄰里之間、在家裡和醫院的等候室裡傷心欲絕。他們或在加護病房外的走廊上來回踱步、或默默注視維生系統被摘除、或彷彿癱了似地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也有人焦躁地在旅館中等待遺體被尋獲。突如其來的電話把他們撕裂了，他們辛苦對付突然來到的死亡事件、突然的結束、突然的悲劇，其中沒有一人準備好了跟死者道別。
我們從呱呱墜地展開生命起，就相信生命的循環。嬰兒時期，我們相信父母會供應所需。孩童時期，我們相信周遭那些好人。我們受到的教導是，只要我們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我們好。很快到了青春期，我們學到了事情有因有果。我們學到如果吃得營養，好好照顧身體，身體就會讓我們使用很長的時間。長大成人後，我們繼續相信這些循環。我們相信日出後必有日落，孩子一定會活得比我們久，我們有的是日子來珍惜所愛的人。
然而就在瞬間，一位摯愛遽逝的消息傳來，世界永遠變了，那個可以預期會不斷發生有秩序的世界結束了。我們被摔到荒原裡，手上能用的工具有限。我們沒有時間做心理準備，沒有時間收拾踏上旅途的必需品，更沒有時間處理未竟之業或道再見。生理上，我們或許可以說自己是由細胞、基因、皮膚和骨頭組成；但情緒上，我們卻是由思想、感覺、記憶，以及我們接觸過的許多人的片段組成。我們關愛的人的死亡創造了一個傷口，使我們多多少少因而改變。我們那根據正常生命循環的架構已永遠被打斷，只發現自己在昨日打下的地基上徘徊飄盪。
隨著悲痛而來的是，有時候你看著鏡子，竟然不再認識那注視著自己的眼睛。雖然太陽照舊升起與落下，但每件事看起來就是有那麼一點不同、一點扭曲。悲痛在我們四周投下了廣大的陰影。
我們兩人合作撰寫第一版《我還沒準備說再見》時，一般人用來描述哀慟的字彙很少。通常別人就是鼓勵我們「往前看，繼續走下去」、「恢復正常」，或者要我們抑制悲痛。一年以後，美國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攻擊，數以千計的人命因而斷送。政治領袖昭告全國，鼓勵美國人設法「正常生活」。但是，在遽逝出現以後，「正常」已經消失，我們需要表達悲情與重建生活。那些政治領袖那麼說固然是好意，但社會上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什麼是突然失親，也不懂哀慟是怎麼回事。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以來，許多事情改變了，卻也有許多事依然故我。儘管我們現在比較懂、也比較會彼此扶持，但當我們或我們親近的人突然失去親人時，我們了解世上所有的教導與準備都不夠。除非我們身歷其境，否則無法了解「哀慟」的真實狀況。
根據寇爾（Michael C. Kearl）教授在《死亡社會學：死亡對於個人的影響》（Sociology of Death: Death’s Personal Impacts）導讀中所言，因喪親而來的哀慟，是人類最深沉、最具危險性的情緒之一。每年美國約有八百萬人喪失一位至親，生活模式因而中斷長達三年。國家科學院統計，大約八十萬喪失配偶的人之中，多達十六萬人經歷身心受創的哀慟。截至二○○七年四月，聯合國部隊已有四千名官兵喪生，戰爭慘況與傷亡真相因而進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年美國有超過三萬兩千人自殺，超過十一萬條人命死於意外事故。死亡的因素愈來愈多。作為一種文化，我們辛苦地協助周遭那些悲痛的人。
當我們因生活基石崩潰而處於廢墟中時，社會總是期待我們迅速乾脆地重新站起來，恢復正常生活。可是，沒有任何人教我們怎麼做。我們看不到痛苦以外的東西，社會給我們療傷止痛的時間太少。舉例而言，有大約百分之八十五的妻子活得比丈夫久。在《時間戰爭》（Time Wars）一書中，傑洛米．瑞夫金（Jeremy Rifkin）提到，一九二七年時，愛蜜麗．普司特（Emily Post）提出，寡婦正式的哀慟期為三年。
二十三年後，瑞夫金發現這段時間已縮短至六個月。一九七二年，愛米．范德比（Amy Vanderbilt）建議悼亡者，「在葬禮後大約一週，設法找出一條尋常的社交路徑」。我們就這樣定下了一個人傷痛的期限，而且視為當然。雖然百分之九十的美國公司都讓員工請喪假，但大多數政策都只給失去家人者三天哀慟期限。
一個人無法向另一個不曾經歷過喪親之痛的人，解釋死亡悲劇的影響。除非你自己面對挑戰，否則便無法了解這種挑戰。你無法跟別人解釋失去至愛後的那種困惑、失焦與無助。
對於那些親人突然死亡的家人，不妨問問他們覺得自己能不能面對失去孩子、配偶、手足或好友的感覺。他們會告訴你沒辦法。許多人會說，若碰到這種狀況，他們一定會發瘋。大多數遽失摯愛者，從不認為自己能夠踏上並走過哀慟這段路。但就是同樣的這些人確實遭遇變故，之後仍然爬出了深淵，重拾信心，重建生命。
這本書包括我們兩人的故事，也包括過去十年我們認識的一些悼亡者。故事中的人以勇氣重建生命，分享感受。我們經由這些故事認識自己，走出孤獨，進入一個大家一起走過復健迷宮的社群。
在這本新版中，我們增加了新的故事與智慧，以及一些但願當初自己受苦時已經有的資訊。我們還加入了一些比你們早抵達人生黑暗迷宮者的現身說法。書中侃侃而談的人曾經痛苦捶牆，顛簸前行，摔得遍體鱗傷，最後在一個新天地中站起來。這本書固然與死亡有關，其實也是在談一種開始。我們在失去某個心愛的人以後，開始過另一種生活。我們像嬰兒一樣學習如何邁出第一步、如何走路和說話、如何做不一樣的夢、如何重新釋出信任，以及如何一方面緬懷過去、一方面創造新生活。我們永遠在改變。我們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人生，也比任何人更知道每分鐘的價值，知道及時說該說的話有多麼重要。我們了解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們那時還沒準備好說再見，在我們之前經歷喪親之痛的人，以及今後許多會讀到這本書的人，也都還沒準備好說再見。本書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身心健全的試金石，以便走過與遽逝相關的情緒高原。這座高原上高牆處處，濃霧將人密密裹住。我們與你分享哲學家卡爾．容格（Carl Jung）的話：「你面前若有一堵牆，就請像樹一樣把根埋下，直到清明智慧由最深沉之處出現，眼光遂能跨過高牆，繼續成長。」
◎布蕾克．諾爾＆帕蜜拉．D．布萊爾
二○○七年九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