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證實的社會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地位、自我價值、政治或宗教信念受到威脅時，通常會產生防禦性的保守思維。如果我告訴你，愛因斯坦其實不是多麼偉大的物理學家，你的大腦可能會保持冷靜；你甚至可能相信我說的話，並改變原先的想法。然而，不只一項腦成像的實驗顯示出：如果我告訴你的事，與你對墮胎或槍械管制的看法產生矛盾，大腦中與恐懼、身分認同有關的區域就會像彈球機一般亮起來。你不太可能改變原先的想法。差別是什麼？你的身分認同和自我價值，與你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但你可能不會為了維護愛因斯坦的聲譽而擔憂。
前精神病學家、非營利組織「玩轉政治」（SMART Politics）創辦人卡琳‧塔梅里烏斯（Karin Tamerius）解釋說：「我們的政治態度和信念，與我們最基本的人類需求息息相關，例如對安全、歸屬感、身分認同、自尊、意向的需求。這些需求受到威脅時，我們在生物學上的反應如同置身於危險之中。」自我價值受到的任何挑戰，都會讓人有威脅感。挑戰性帶有蔑視的意味時，防衛心理會增強。人受到鄙視時，杏仁核（大腦的恐懼中心）會活躍起來，並發出戰鬥或逃跑的指令。就杏仁核而言，人的信念或地位受到威脅時，就好比一隻咆哮的老虎準備撲擊，有必要保護自我不受攻擊。
我們有戒心時，認知以及大腦中掌管同理心與理智的部分就會「當機」。我們變得太過專注在自我保護，以至於很難學習新東西。這就像一般老師都明白的道理：安全感是學習的先決條件。有時，被嘲笑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和沮喪，他們也希望壞事降臨到嘲笑者的身上。
賓夕法尼亞大學（簡稱賓大）的某項實驗，刻意引發學生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並評估學生的反應。研究人員向學生展示高科技鬧鐘，請他們判斷鬧鐘做為新產品的可行性。每位學生都有虛擬夥伴（事實上是研究小組的共事夥伴），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提供四種回饋的其中一種：輕蔑、憤怒、中立或失敗。失敗的回饋呈現較低的分數（例如「滿分十分，你只有四分」）。憤怒的回饋是「我超不爽你的表現」。輕蔑的回饋包括以下陳述：「算了吧。身為賓大學生，我對你那麼差的表現感到吃驚。」
收到輕蔑回饋的學生，比收到其他三種回饋的學生更容易做出口頭攻擊的反應。被瞧不起的學生通常會「以輕蔑還輕蔑」，說一些諸如「你錯了，你根本做不出什麼貢獻」的話。而其他沒有被輕視的學生則會道歉，例如說：「抱歉，請見諒。」
賓州的這項研究證實了許多研究的結果：羞愧感會損害人的自我價值，影響人的同理心，使人把責任歸於外因並抨擊無辜的代罪羔羊。也就是說，羞愧感會
讓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轉而責備和攻擊其他讓自己感到難受的人，但這種羞愧感會立即回到自己身上，並伴隨著一次又一次斥責別人的需求。一旦人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種互動關係在不平等、主導或被主導的社會支配傾向中尤為強烈。
下一章，我會提到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經歷著地位和榮譽感的明顯喪失。如果川普的支持者像賓大學生一樣，遭到蔑視後就有可能引起攻擊性或報復性的反應，例如穿上有「一堆可憐蟲中的自豪者」字樣的T恤衫，或叫你「奇葩」、「自由派傻蛋」。
二○一七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採訪奧克拉荷馬州的川普支持者時，他們表示對川普削減他們依靠的方案感到失望，但依然對川普忠心不二。為什麼呢？因為民主黨人嘲笑他們是愚蠢的種族主義者等等，使他們心懷怨恨。紀思道寫的文章引起自由派讀者的盛怒，因為他們認為紀思道有意將支持川普的怪物變得人性化。「我就直說了：我討厭這些人。他們遲鈍又自私。他奶奶的。我希望你們都失業，待在家裡等死。」一名讀者寫道。
保守派作家大衛‧布蘭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表示，川普的支持者發起黨派的反對聲浪。二○一六年，許多人的態度很矛盾，但他們被嘲笑為種族主義者後，反應變得更加堅定。布蘭肯霍恩很擔心這種互動關係，於是他成立了高尚天使（Better Angels）組織，旨在促進跨越差異的對話。
二○一六年十二月，自由派作家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與密蘇里州梅肯（Macon）獅子會一起吃早餐時也談到了同樣的互動關係。獅子會有許多成員對自由主義者在道德方面的傲慢態度很反感，因而不安地把票投給川普。這裡的「反感」是指，這些成員知道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笑柄，因此以惡意吹牛的報復形式反擊，猶如惡霸挫挫自由主義者的傲氣。我們讓川普輕易地滿足粉絲圈的需求，他們只須回應我們的輕蔑態度就行了。
川普當選後，《美國保守黨》（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有一篇評論探討關於回敬蔑視的其他個案研究。一位名叫安德魯（Andrew）的四十六歲白人，為該雜誌的自由派讀者撰寫以下評論：
我不相信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但你們就是要給我貼上這種標籤，那我也只能接受了……至於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你們回應我的觀點不外乎是「你是種族主義者！」（或說我是性別歧視者、恐同者、偏執者、對白人特權感到內疚──有完
沒完啊）。我明白了。我的意見不值得受到重視，也沒必要納入考量。我是糟糕的人！要是我有受過教育就好了（但我確實受過教育）。要是我多長見識就好了……親愛的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進步主義者、左派分子：你們使用的「種族主義者」這個詞不起作用了。我們明白了。你們很優秀。你們有見識，但我們沒見識……我們已經放棄勸阻你們隨便猜測，也放棄贏得你們的認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證實我們不是「那種」共和黨人。
如果一定要說川普做了什麼事，他增強了我們的骨氣，讓我們的心聲被聽見……我原本很不情願地投給川普。但現在，我十分自豪。
也許安德魯的過失在於聲稱白人男性是受害者，以此為自己的偏見辯護。同時，如果自由主義者依賴輕視別人來管理責任，那麼世界上有許多安德魯這類的人難免會反擊。事實上，就在安德魯發表評論的幾個月後，又有兩名白人附和，發表了類似又有自知之明的評論。
薩波羅（Zapollo）寫道：
我是白人，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很喜歡看小型藝術電影院放映的影片、去咖啡館、聽經典藍調……
但是，我發現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也對我產生了影響，即便我很聰明，也具備看穿這一切的見識。我之所以覺得另類右派很誘人，是因為我並不是擁有權力或特權的人。但我經常被迫應付各種訊息。這些訊息告訴我：我是弊端，我是
問題，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屬於中下階級，不曾買過新車。為了省錢，我盡量自己修理房子。我也親自除草、洗碗、去沃爾瑪買衣服。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退休。不過，老兄，聽媒體說，我只是沉浸在不應得的權力和特權中；等我最終倒下並往生時，美國將是更快樂、充滿愛、更和平的國家。
相信我：經過這一切之後，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感覺就像溫暖又令人寬心的洗滌。你也可以把這種感覺比喻成「安全的空間」。我不喜歡接近醜惡的部分，但有時遇到「嘿，白人其實還不錯，你知道的！為自己感到驕傲吧，白人！」的話語非常有說服力。我需要保持理智，才能抵擋這種誘惑……
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有許多左派分子不明白這點，也不了解該如何持續推動這些要素……
一位匿名的白人附和薩波羅：
左派分子不明白的是，他們的言行會把像我這麼溫和、相處融洽的人徹底變成保守的激進分子。我以前會鄙視某些見解，但現在我願意傾聽。我不認為自己是理性思考和自律的典範，但我顧慮的是，就算我樂於接受其中的某些見解（帶有批判性並慎重），那麼更急切地認同的人，或所處的情勢似乎別無選擇的
人呢？……這一切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好兆頭。部落客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採訪過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他們一再抱怨自由主義者的不屑態度：「別再叫我們種族主義者，也別再叫我們白痴。我們才不是。我們試著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不是這些標籤時，請洗耳恭聽。對了，也別再取笑我們。」
塔夫茨大學的教授貝里和索比耶拉指出，保守主義者害怕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這種油然而生的恐懼有兩大後果：他們避免與自由主義者談論政治，也從右派的憤慨媒體尋求慰藉。此問題甚至超出保守派的範疇：多達八○％的美國人把「政治正確」當成問題。我認為，主因與自由主義者說了什麼話無關，而是與我們如何表達有關──先入為主的「叫囂文化」使一些左派分子感到厭倦。
在我參與的紅州與藍州對話中，有四名白人透露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但厭倦了被人說教和責罵。他們都不喜歡川普，但他們發現川普對自由主義者比手畫腳的敵意很有魅力。其中一人說，他討厭川普，但每次左派攻擊川普的支持者時，他就沒那麼討厭川普了：「也許他是傻瓜，但他只是我們眼中的傻瓜。」
強烈抵制並不局限於男性。阿肯色州的失業婦女辛蒂‧基瑟（Cindy Kiser）曾投票支持歐巴馬，後來又有所保留地投給川普。她說自己已經對四處拋出的標籤感到麻木和疏遠，例如厭女症、伊斯蘭恐懼症。民主黨人給辛蒂的感受是：「我們根本不想和妳處在同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妳做了糟糕的決定。」路易斯安那州（以下簡稱路州）的共和黨人瑪丹娜‧梅西（Madonna Massey）也表示自己喜歡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因為他會為像她這樣的人辯護，對付那些羞辱他們是胖子、種族主義者、無知輸家的自由主義者。另外，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學生瑪姬‧霍澤姆帕（Maggie Horzempa）也表示，被自由派學生叫「潑婦」以及「女性受到的恥辱」加強了她對保守主義的忠誠度。
以上是一般保守主義者的心聲，而不是右派間諜的心聲。他們向我們傳遞非常緊迫的訊息：無論我們將他們貼上偏執狂的標籤，還是詆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宗教或智力，自由派的輕蔑態度會促使醞釀已久的文化戰爭升溫，並進一步將保守主義者推向川普的懷中。這是奇怪的諷刺，而且這種防禦性的本能反應使人更欣然接受被譴責認同的人事物。後果既有害又不光彩，卻是現實的寫照。
《瘋狂》（Cracked）雜誌專欄作家克莉絲蒂娜（Christina H.），是在思想偏狹的環境中成長的潛在自由主義者。她寫了一篇關於自我意識形態轉變的搞笑文章，說明一旦自由主義者認同她發自內心的信念，這種轉變就能暢通無阻：「如
果大家知道這是一場平凡無奇又輕鬆的旅程，那麼這趟旅程應該會更有吸引力。這可不像大膽的伊夫‧尼韋爾（Evel Knievel）躍過目前只有一人倖存的峽谷，然後下場是只能依靠吸管進食。」克莉絲蒂娜希望自由主義者明白，潛在的開明保守主義者靜靜地潛伏在社群媒體；如果他們藉由與宗教信仰相互矛盾的價值觀來傳達不滿時，沒有人罵他們是道貌岸然的笨蛋，他們就能慢慢地朝著進步主義的方向前進。
她敦促自由主義者承認，保守主義者真誠地堅守自己的信念：「我知道很難相信，國家的優勢種族或宗教的成員竟然堅信自己是被圍困的弱勢群體，但人真的會相信這一點。這並不是欺騙外界觀察者的假策略……其實人很容易相信自己所處的小鎮或當地的宗教社群，在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的圈子中屬於『明智』的邊緣群體。」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想成是壞人或愚蠢的人，因此沒有任何保守主義者會說這種話：「你們是對的，我的觀念既無知、自私又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我在此否定這些觀念。謝謝你們指出我的錯誤。我現在才知道自由主義者多麼了不起，我也想加入。」
反擊式蔑視
右派媒體很清楚如何激怒保守主義者。福斯新聞的蜜雪兒‧馬爾金（Michelle Malkin）、蘿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以及陶德‧斯塔內斯（Todd Starnes）以整本書探討「自由派菁英」嘲笑美國中產階級的智力和生活方式（英格拉漢姆想出貼切的章節標題，例如〈權力歸花，沖個水花〉﹝Flower Power Take a Shower﹞）。他們觀察到一定程度的疏離感，並且盡力加強這種感覺，甚至將其當作武器。
二○一八年，全球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首席執行長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把矛頭指向自由派民主黨人，對他們大聲吼叫。他認為這些民主黨人要快速把美國推向社會主義者的極權主義。由於缺乏社會主義者構成威脅的證據，他轉而仰賴「知識菁英」這種可靠說法。「這些菁英覺得自己比我們更聰明，也比我們更優秀。他們真的這麼想，大家都清楚這一點。」他說。
拉皮埃爾提醒聽眾，他們應該要提防這些菁英，因為他們揶揄和不尊重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消滅憲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並建立
社會主義的反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第二修正案那麼重要。」
請注意拉皮埃爾的修辭變化：菁英認為自己很優秀，因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糟蹋你們的權利，同時強加他們的意願。正因為如此，你們需要槍械來保護自己免於他們的專橫行為。像拉皮埃爾這類的右派宣揚者，將自由主義者蔑視的暗示當作武器，效果顯著。每當我們說狂妄或諷刺的話，就不知不覺地執行他們的劇本。拉皮埃爾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用於爭辯的論據。
川普在妖魔化自由主義菁英構成威脅的方面，有獨特的作風。他利用媒體作為代理人，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支持者幾十年來已習慣將媒體視為自由派菁英主義的堡壘。川普不參加白宮記者協會的晚宴，不單單是因為他臉皮薄，也是因為冷落媒體能強化其「全民公敵」狀態。他沒有參加這場華麗的社交活動，而是在搖擺州舉行集會。期間，他抨擊新聞界，還告訴大眾：「媒體對你們恨之入骨。」後來，他在推特發布分格的圖片，顯示戴著黑領帶的晚宴嘉賓，以及他親自參觀器械廠。
二○一七年，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集會上，川普告訴大眾：「我常常聽到別人談到菁英。你們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誰。他們是菁英？我讀的學校比他們高等。我也是比他們更優秀的學生。我住在更寬敞、更漂亮的公寓，也住在白宮，過得真的很不錯。你們知道嗎？我認為，我們才是菁英。他們稱不上菁英。」他向群眾保證，他們是「聰明人」，然後繼續批評美國人民的公敵：「媒體可以攻擊我。但我絕不允許媒體攻擊你們，因為他們攻擊的是正派支持者。」
川普站出來反對刻薄的「自由派傻蛋」。他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要不然為何入主白宮的人是川普，而非他們？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以及所有相信該報內容的人都是輸家。川普是贏家，由此推斷，他的忠實追隨者也是贏家。這些追隨者願意忽視眼前所謂的民粹主義億萬富翁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他說出的話沒有審判、侮辱或批評的意味。
鐵腕人物與追隨者的聯合，是蠱惑人心的宣傳主題。當自由主義者的言行很像川普為他們編排的角色時，他們其實加強了川普的掌控權。我猜，川普會很高興看到反示威者在MAGA集會上揶揄白人不懂「霸權」的含義，也「沒有文化」。西維吉尼亞州（以下簡稱西維州）的川普選民解釋：「針對川普的負面報導不斷出現，許多人都認為媒體不公正地傷害川普。也許我們很同情他，因為我們也是被權勢集團排斥的邊緣人，所以我們了解他的感受。」這位選民表達的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深刻真理──我們通常與受到同一群人攻擊的受害者建立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是偏向保守派的美國人，要在使你為自己「政治立場不正確」的觀點和單純生活方式感到羞愧的人，以及維護你自由思考和感受權利的人之間做出選擇，你會選擇誰？
前精神病學家、非營利組織「玩轉政治」（SMART Politics）創辦人卡琳‧塔梅里烏斯（Karin Tamerius）解釋說：「我們的政治態度和信念，與我們最基本的人類需求息息相關，例如對安全、歸屬感、身分認同、自尊、意向的需求。這些需求受到威脅時，我們在生物學上的反應如同置身於危險之中。」自我價值受到的任何挑戰，都會讓人有威脅感。挑戰性帶有蔑視的意味時，防衛心理會增強。人受到鄙視時，杏仁核（大腦的恐懼中心）會活躍起來，並發出戰鬥或逃跑的指令。就杏仁核而言，人的信念或地位受到威脅時，就好比一隻咆哮的老虎準備撲擊，有必要保護自我不受攻擊。
我們有戒心時，認知以及大腦中掌管同理心與理智的部分就會「當機」。我們變得太過專注在自我保護，以至於很難學習新東西。這就像一般老師都明白的道理：安全感是學習的先決條件。有時，被嘲笑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和沮喪，他們也希望壞事降臨到嘲笑者的身上。
賓夕法尼亞大學（簡稱賓大）的某項實驗，刻意引發學生表現出輕蔑的態度，並評估學生的反應。研究人員向學生展示高科技鬧鐘，請他們判斷鬧鐘做為新產品的可行性。每位學生都有虛擬夥伴（事實上是研究小組的共事夥伴），可以根據學生的評價提供四種回饋的其中一種：輕蔑、憤怒、中立或失敗。失敗的回饋呈現較低的分數（例如「滿分十分，你只有四分」）。憤怒的回饋是「我超不爽你的表現」。輕蔑的回饋包括以下陳述：「算了吧。身為賓大學生，我對你那麼差的表現感到吃驚。」
收到輕蔑回饋的學生，比收到其他三種回饋的學生更容易做出口頭攻擊的反應。被瞧不起的學生通常會「以輕蔑還輕蔑」，說一些諸如「你錯了，你根本做不出什麼貢獻」的話。而其他沒有被輕視的學生則會道歉，例如說：「抱歉，請見諒。」
賓州的這項研究證實了許多研究的結果：羞愧感會損害人的自我價值，影響人的同理心，使人把責任歸於外因並抨擊無辜的代罪羔羊。也就是說，羞愧感會
讓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轉而責備和攻擊其他讓自己感到難受的人，但這種羞愧感會立即回到自己身上，並伴隨著一次又一次斥責別人的需求。一旦人感覺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這種互動關係在不平等、主導或被主導的社會支配傾向中尤為強烈。
下一章，我會提到許多川普的支持者經歷著地位和榮譽感的明顯喪失。如果川普的支持者像賓大學生一樣，遭到蔑視後就有可能引起攻擊性或報復性的反應，例如穿上有「一堆可憐蟲中的自豪者」字樣的T恤衫，或叫你「奇葩」、「自由派傻蛋」。
二○一七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採訪奧克拉荷馬州的川普支持者時，他們表示對川普削減他們依靠的方案感到失望，但依然對川普忠心不二。為什麼呢？因為民主黨人嘲笑他們是愚蠢的種族主義者等等，使他們心懷怨恨。紀思道寫的文章引起自由派讀者的盛怒，因為他們認為紀思道有意將支持川普的怪物變得人性化。「我就直說了：我討厭這些人。他們遲鈍又自私。他奶奶的。我希望你們都失業，待在家裡等死。」一名讀者寫道。
保守派作家大衛‧布蘭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表示，川普的支持者發起黨派的反對聲浪。二○一六年，許多人的態度很矛盾，但他們被嘲笑為種族主義者後，反應變得更加堅定。布蘭肯霍恩很擔心這種互動關係，於是他成立了高尚天使（Better Angels）組織，旨在促進跨越差異的對話。
二○一六年十二月，自由派作家湯瑪斯‧法蘭克（Thomas Frank）與密蘇里州梅肯（Macon）獅子會一起吃早餐時也談到了同樣的互動關係。獅子會有許多成員對自由主義者在道德方面的傲慢態度很反感，因而不安地把票投給川普。這裡的「反感」是指，這些成員知道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笑柄，因此以惡意吹牛的報復形式反擊，猶如惡霸挫挫自由主義者的傲氣。我們讓川普輕易地滿足粉絲圈的需求，他們只須回應我們的輕蔑態度就行了。
川普當選後，《美國保守黨》（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誌有一篇評論探討關於回敬蔑視的其他個案研究。一位名叫安德魯（Andrew）的四十六歲白人，為該雜誌的自由派讀者撰寫以下評論：
我不相信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但你們就是要給我貼上這種標籤，那我也只能接受了……至於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你們回應我的觀點不外乎是「你是種族主義者！」（或說我是性別歧視者、恐同者、偏執者、對白人特權感到內疚──有完
沒完啊）。我明白了。我的意見不值得受到重視，也沒必要納入考量。我是糟糕的人！要是我有受過教育就好了（但我確實受過教育）。要是我多長見識就好了……親愛的自由主義者、民主黨人、進步主義者、左派分子：你們使用的「種族主義者」這個詞不起作用了。我們明白了。你們很優秀。你們有見識，但我們沒見識……我們已經放棄勸阻你們隨便猜測，也放棄贏得你們的認同。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再浪費時間證實我們不是「那種」共和黨人。
如果一定要說川普做了什麼事，他增強了我們的骨氣，讓我們的心聲被聽見……我原本很不情願地投給川普。但現在，我十分自豪。
也許安德魯的過失在於聲稱白人男性是受害者，以此為自己的偏見辯護。同時，如果自由主義者依賴輕視別人來管理責任，那麼世界上有許多安德魯這類的人難免會反擊。事實上，就在安德魯發表評論的幾個月後，又有兩名白人附和，發表了類似又有自知之明的評論。
薩波羅（Zapollo）寫道：
我是白人，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很喜歡看小型藝術電影院放映的影片、去咖啡館、聽經典藍調……
但是，我發現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也對我產生了影響，即便我很聰明，也具備看穿這一切的見識。我之所以覺得另類右派很誘人，是因為我並不是擁有權力或特權的人。但我經常被迫應付各種訊息。這些訊息告訴我：我是弊端，我是
問題，一切都是我的錯。
我屬於中下階級，不曾買過新車。為了省錢，我盡量自己修理房子。我也親自除草、洗碗、去沃爾瑪買衣服。我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退休。不過，老兄，聽媒體說，我只是沉浸在不應得的權力和特權中；等我最終倒下並往生時，美國將是更快樂、充滿愛、更和平的國家。
相信我：經過這一切之後，另類右派的某些要素感覺就像溫暖又令人寬心的洗滌。你也可以把這種感覺比喻成「安全的空間」。我不喜歡接近醜惡的部分，但有時遇到「嘿，白人其實還不錯，你知道的！為自己感到驕傲吧，白人！」的話語非常有說服力。我需要保持理智，才能抵擋這種誘惑……
讓我感到困惑的是，有許多左派分子不明白這點，也不了解該如何持續推動這些要素……
一位匿名的白人附和薩波羅：
左派分子不明白的是，他們的言行會把像我這麼溫和、相處融洽的人徹底變成保守的激進分子。我以前會鄙視某些見解，但現在我願意傾聽。我不認為自己是理性思考和自律的典範，但我顧慮的是，就算我樂於接受其中的某些見解（帶有批判性並慎重），那麼更急切地認同的人，或所處的情勢似乎別無選擇的
人呢？……這一切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好兆頭。部落客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採訪過許多支持川普的人，他們一再抱怨自由主義者的不屑態度：「別再叫我們種族主義者，也別再叫我們白痴。我們才不是。我們試著告訴你們，為什麼我們不是這些標籤時，請洗耳恭聽。對了，也別再取笑我們。」
塔夫茨大學的教授貝里和索比耶拉指出，保守主義者害怕被視為種族主義者，而這種油然而生的恐懼有兩大後果：他們避免與自由主義者談論政治，也從右派的憤慨媒體尋求慰藉。此問題甚至超出保守派的範疇：多達八○％的美國人把「政治正確」當成問題。我認為，主因與自由主義者說了什麼話無關，而是與我們如何表達有關──先入為主的「叫囂文化」使一些左派分子感到厭倦。
在我參與的紅州與藍州對話中，有四名白人透露自己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但厭倦了被人說教和責罵。他們都不喜歡川普，但他們發現川普對自由主義者比手畫腳的敵意很有魅力。其中一人說，他討厭川普，但每次左派攻擊川普的支持者時，他就沒那麼討厭川普了：「也許他是傻瓜，但他只是我們眼中的傻瓜。」
強烈抵制並不局限於男性。阿肯色州的失業婦女辛蒂‧基瑟（Cindy Kiser）曾投票支持歐巴馬，後來又有所保留地投給川普。她說自己已經對四處拋出的標籤感到麻木和疏遠，例如厭女症、伊斯蘭恐懼症。民主黨人給辛蒂的感受是：「我們根本不想和妳處在同一個民主國家，因為妳做了糟糕的決定。」路易斯安那州（以下簡稱路州）的共和黨人瑪丹娜‧梅西（Madonna Massey）也表示自己喜歡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因為他會為像她這樣的人辯護，對付那些羞辱他們是胖子、種族主義者、無知輸家的自由主義者。另外，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學生瑪姬‧霍澤姆帕（Maggie Horzempa）也表示，被自由派學生叫「潑婦」以及「女性受到的恥辱」加強了她對保守主義的忠誠度。
以上是一般保守主義者的心聲，而不是右派間諜的心聲。他們向我們傳遞非常緊迫的訊息：無論我們將他們貼上偏執狂的標籤，還是詆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宗教或智力，自由派的輕蔑態度會促使醞釀已久的文化戰爭升溫，並進一步將保守主義者推向川普的懷中。這是奇怪的諷刺，而且這種防禦性的本能反應使人更欣然接受被譴責認同的人事物。後果既有害又不光彩，卻是現實的寫照。
《瘋狂》（Cracked）雜誌專欄作家克莉絲蒂娜（Christina H.），是在思想偏狹的環境中成長的潛在自由主義者。她寫了一篇關於自我意識形態轉變的搞笑文章，說明一旦自由主義者認同她發自內心的信念，這種轉變就能暢通無阻：「如
果大家知道這是一場平凡無奇又輕鬆的旅程，那麼這趟旅程應該會更有吸引力。這可不像大膽的伊夫‧尼韋爾（Evel Knievel）躍過目前只有一人倖存的峽谷，然後下場是只能依靠吸管進食。」克莉絲蒂娜希望自由主義者明白，潛在的開明保守主義者靜靜地潛伏在社群媒體；如果他們藉由與宗教信仰相互矛盾的價值觀來傳達不滿時，沒有人罵他們是道貌岸然的笨蛋，他們就能慢慢地朝著進步主義的方向前進。
她敦促自由主義者承認，保守主義者真誠地堅守自己的信念：「我知道很難相信，國家的優勢種族或宗教的成員竟然堅信自己是被圍困的弱勢群體，但人真的會相信這一點。這並不是欺騙外界觀察者的假策略……其實人很容易相信自己所處的小鎮或當地的宗教社群，在享樂主義、自由主義的圈子中屬於『明智』的邊緣群體。」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想成是壞人或愚蠢的人，因此沒有任何保守主義者會說這種話：「你們是對的，我的觀念既無知、自私又帶有種族歧視的色彩，我在此否定這些觀念。謝謝你們指出我的錯誤。我現在才知道自由主義者多麼了不起，我也想加入。」
反擊式蔑視
右派媒體很清楚如何激怒保守主義者。福斯新聞的蜜雪兒‧馬爾金（Michelle Malkin）、蘿拉‧英格拉漢姆（Laura Ingraham）以及陶德‧斯塔內斯（Todd Starnes）以整本書探討「自由派菁英」嘲笑美國中產階級的智力和生活方式（英格拉漢姆想出貼切的章節標題，例如〈權力歸花，沖個水花〉﹝Flower Power Take a Shower﹞）。他們觀察到一定程度的疏離感，並且盡力加強這種感覺，甚至將其當作武器。
二○一八年，全球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首席執行長韋恩‧拉皮埃爾（Wayne LaPierre）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把矛頭指向自由派民主黨人，對他們大聲吼叫。他認為這些民主黨人要快速把美國推向社會主義者的極權主義。由於缺乏社會主義者構成威脅的證據，他轉而仰賴「知識菁英」這種可靠說法。「這些菁英覺得自己比我們更聰明，也比我們更優秀。他們真的這麼想，大家都清楚這一點。」他說。
拉皮埃爾提醒聽眾，他們應該要提防這些菁英，因為他們揶揄和不尊重美國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消滅憲法賦予的權利和自由，並建立
社會主義的反烏托邦。「這就是為什麼第二修正案那麼重要。」
請注意拉皮埃爾的修辭變化：菁英認為自己很優秀，因此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糟蹋你們的權利，同時強加他們的意願。正因為如此，你們需要槍械來保護自己免於他們的專橫行為。像拉皮埃爾這類的右派宣揚者，將自由主義者蔑視的暗示當作武器，效果顯著。每當我們說狂妄或諷刺的話，就不知不覺地執行他們的劇本。拉皮埃爾最不需要的就是更多用於爭辯的論據。
川普在妖魔化自由主義菁英構成威脅的方面，有獨特的作風。他利用媒體作為代理人，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支持者幾十年來已習慣將媒體視為自由派菁英主義的堡壘。川普不參加白宮記者協會的晚宴，不單單是因為他臉皮薄，也是因為冷落媒體能強化其「全民公敵」狀態。他沒有參加這場華麗的社交活動，而是在搖擺州舉行集會。期間，他抨擊新聞界，還告訴大眾：「媒體對你們恨之入骨。」後來，他在推特發布分格的圖片，顯示戴著黑領帶的晚宴嘉賓，以及他親自參觀器械廠。
二○一七年，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集會上，川普告訴大眾：「我常常聽到別人談到菁英。你們一定知道我指的是誰。他們是菁英？我讀的學校比他們高等。我也是比他們更優秀的學生。我住在更寬敞、更漂亮的公寓，也住在白宮，過得真的很不錯。你們知道嗎？我認為，我們才是菁英。他們稱不上菁英。」他向群眾保證，他們是「聰明人」，然後繼續批評美國人民的公敵：「媒體可以攻擊我。但我絕不允許媒體攻擊你們，因為他們攻擊的是正派支持者。」
川普站出來反對刻薄的「自由派傻蛋」。他們並不像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要不然為何入主白宮的人是川普，而非他們？走下坡的《紐約時報》以及所有相信該報內容的人都是輸家。川普是贏家，由此推斷，他的忠實追隨者也是贏家。這些追隨者願意忽視眼前所謂的民粹主義億萬富翁含著金湯匙出生，因為他說出的話沒有審判、侮辱或批評的意味。
鐵腕人物與追隨者的聯合，是蠱惑人心的宣傳主題。當自由主義者的言行很像川普為他們編排的角色時，他們其實加強了川普的掌控權。我猜，川普會很高興看到反示威者在MAGA集會上揶揄白人不懂「霸權」的含義，也「沒有文化」。西維吉尼亞州（以下簡稱西維州）的川普選民解釋：「針對川普的負面報導不斷出現，許多人都認為媒體不公正地傷害川普。也許我們很同情他，因為我們也是被權勢集團排斥的邊緣人，所以我們了解他的感受。」這位選民表達的是關於人類行為的深刻真理──我們通常與受到同一群人攻擊的受害者建立密切的關係。
如果你是偏向保守派的美國人，要在使你為自己「政治立場不正確」的觀點和單純生活方式感到羞愧的人，以及維護你自由思考和感受權利的人之間做出選擇，你會選擇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