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聰明才智遭貶抑 Smartness Disparaged
有無數嬰幼兒出生時，他們的社會地位、種族、宗教、原生家庭或其他條件或環境並不重視與生俱來的才智，或認為太聰明是壞事。
只有少數幾個人格理論有考慮到人格發展的挑戰，以及這些環境條件造成的表現，而這些人格理論主要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念影響。但是貶抑和否定才智還是十分明顯。如果你很聰明，而你生長的環境卻要求你不要那麼聰明，那你註定會過得很痛苦。
試想一個天資聰穎的年輕女孩過著這種生活。她家一團亂，而這些混亂來自貧窮、言語刻薄、物質成癮和生活不滿足。周遭充斥著威脅、衝動，而且無法容忍自由的思想，她想辦法就學──卻又進入另一個反思考的環境。在學校有更多混亂的狀況等著她，即使一般人認為學校提倡思考，但她的學校課程卻教人緊縮又順從的思想、只根據事實與主題，又以考試為導向，只要是可直接離開的成人，絕對無法忍受一分一秒。
放學後， 她參加教會學校（parochial instruction），並接受狹隘的宗教教育，要求她服從、忠貞、不要有太多想法。她傍晚的生活更加混亂，為了逃離這一切，假如她幸運到足以擁有自己的房間和房門，她會關上房門；然後看好幾小時現成的低俗電視節目，發現可以紓解壓力和自我療癒，但卻又更感到麻木，也讓她變得更笨。最後，她睡著了，但隔天醒來又是一模一樣的生活。
這樣的環境會對她的大腦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可想而知。很有可能，她最多就只能把自己埋進書堆裡，成為一名好學生、追求成績、做夢的人，或在如拼字或拼圖界等小眾領域成為不起眼的專家，但如果她在其他環境中成長，可能會成為有深度、自由、滿足的思想家，她與這樣的發展大相逕庭。
而那大概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更常見的情況是，她不會想太多，即使她有能力思考，遇到需要她思考的工作時，她會發現自己太焦慮又毫無準備，無法嚴謹地思考。因此，她就會失敗、對自己失望、縮小自己的夢想，開始形成一種性格，包括極度懷疑她是不是如自己所想的聰明。
這孩子註定愈來愈不開心，勢必會宣洩不滿或傷害自己，勢必會顯現出心理障礙或出現其他症狀，可能是兒童期憂鬱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礙，甚至強迫疾患。我們可能會看到她藉由厭食試圖控制自己的人生；我們也可能會看到她逃跑、很年輕就懷孕、早婚、努力上大學但又輟學，在這些年間與思考一直維持著又愛又恨的關係，一下很渴望但一下又逃避。
孩子們無法自己應付這些挑戰。沒有任何6 歲、9 歲或11 歲的小孩可以自己改善這個狀況──就算她自己知道好像有些事非常不對勁，就算她知道在所及之處外有更好的方法，就算她倔強地無視她的環境，對未來抱持著夢想和目標。他們沒辦法。
這些不好的結果都令人惋惜，但是也很正常。如果你每次都不讓孩子自由又深入地思考，那這就是意料中的結果。如果你把一個頭腦很好的人放到貶抑聰明的環境，你也不會意外看到那個人很哀傷（最後被貼上長期憂鬱症的標籤）、出現衝動的反應，表現地不在乎而非深思熟慮，懷疑自己的能力和選擇，並選擇低於預期的社經地位。
現在跟著這孩子，給她重獲新生的機會，譬如當她27歲，撐過了這些環境困境的後果和她自己充滿汙點的過去之後，她接觸到一個我之前提過的觀念，提醒了她，她其實可以有更好的成就。
這些觀念──我們將談到的先天性格（original personality）、後天性格（formed personality）和可得性格（available personality）、賦予意義（meaning investment）和意義機會（meaning opportunity），環境挑戰造成不幸但完全正常（與所謂的異常或障礙相反）的後果，以及緩解不適而非診斷和治療心理疾病──可以幫助她思考有什麼東西消散了，並思考如果她想減輕不適，現在需要做些什麼。
她有聰明的頭腦所帶來的先天性格，渴望思考，也習於思考；還有後天性格，必須應付阻礙她思考的事，而且比較無法成功應付那些障礙；以及相當多可得性格，擁有對先天性格的直觀記憶，和足以看出自己後天性格雛形的意識，以進行真實又顯著的改變。
她可以運用她的可得性格，學習如何忍受她努力思考會一同出現的焦慮；她可以把思考當做一次意義機會（meaning opportunity），並且在一些思考領域做出有意識的意義投資，無論那些領域是她認為超出能力的專業領域，或想鑽研但卻因為害怕自己再次失敗而不敢開始的知識領域。這些都是她可以開始著手進行的努力和改變。
除了學習接受她後天性格的缺陷之外，她也能學著接受無法排除的環境因素。如果她又回去花一天時間陪家人，她會再度需要應付那個反思考的環境。如果她還沒有離開教會，她就得應付那個反思考的環境。如果她的朋友譏諷她的思考，她又必須應付他們。如果她打開電視想要放鬆，她又得應付充斥各個頻道的反思考節目。她英勇地努力提升自己，卻無法阻止環境因素繼續造成傷害和殘害。
我們的環境會迫使我們不要思考，這些都很正常也可預期。這樣的壓力會在我們直覺認為自己錯失先天機會時造成痛苦，也會對性格造成負面影響，產生從數學焦慮到憂鬱症的種種後果。如果你生來就會思考，卻被迫離開這條道路，那有個重要的工作能讓你經歷更少的沮喪，就是運用你的可得性格，跟你的大腦建構出新的、比較友善的關係。
如果小孩成長的環境會貶抑思考，在每個人生轉折中斷絕思考的機會，以及開始為他們鋪上人生軌道，告訴他們能做什麼，和哪些工作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這些小孩長大後會發現自己受到社會的工作機制束縛。他們會符合某種工作而非另一種，他們會專攻其中一種社經地位而非另一種，他們會發現自己的選擇有限又令人沮喪。英國的強納森（Jonathan）就如此表示：
───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情形，但在我生長的地方，有個人生軌跡效應，如果你剛好被放上不適合你才智的錯誤軌道，那之後要再轉回正軌就會是場惡夢。
我有個門薩的夥伴，就抱怨她遭潛在雇主拒絕，因為她曾經被迫在學校接受中等教育普通證書（CSE）測驗，而非更有威望的普通教育程度（O-Level）考試，即使她之後還是有取得她所選職業領域的專業證照。
不能直接要小小年紀就輟學誤入歧途和沒有接受教育的孩子，以及被世界拋棄的孩子，現在忽然重新發展出早已被剝奪的自尊，期待她可以解決她的經濟狀況（也許她到現在還在服務業做著基層工作），她就能上大學，拿到學位，好像一切都船過水無痕。
要從這樣備受抨擊的環境中恢復，要花好幾年時間，即使情緒和個人問題都解決了，還是會有缺少學位和適當職業的問題。很可惜，不管是勞工階層還是學術界，都彷彿只要一個人可以取得最高教育程度，就代表一切價值。但是當一切都不是你的錯時，這樣的看法有點傷人。
這樣的情況需要更多成年人的協助，也許是透過管理人才快速訓練計畫，他們就能進入適合的職涯。我們之中許多在此情境下的人，其實大多都是獨立閱讀和學習，所以不希望只為了通過認證而呆坐在教室裡。以我的案例而言，未解決的問題是缺少可以符合我興趣和天賦的適當職業。我年紀漸長，還是維持高度自主學習，但無法成功找到神經科學的工作。
───
一個聰明人會渴望思考、需要思考也有能力思考。但家庭、學校和工作的本質、社會結構、以及身邊人士的習性常常勾結在一起，撲滅了他的才智之火。
他的家庭不可能激勵他，或燃起他對思考的渴望；學校不可能激勵他；他的工作不可能激勵他；他的牧師不可能激勵他；大眾傳播和他其他的紓壓管道都不可能激勵他；身邊無趣的對話也不可能激勵他。
他忍不住發現，他的人生和他的環境有個難以忽略的事實：「這裡只允許極少的思考。」但他可能很驚訝地發現這種厭惡藏得多深。事實上，大部分社會不只是貶抑思考；思考的人還會被當做大眾的敵人。他會被嘲笑是菁英和懦弱，他進步的看法會被厭惡，如果他生活在受暴君統治的社會，還會被噤聲，且可能遭受牢獄之災或謀殺。
暴君討厭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看穿暴君，知其本質，而且將他們所見的事物清晰表述出來。他們知道自由受到侵犯和奪取的時候。他們更敏銳於知悉自己被灌輸謊言。他們理解主流意見的反智程度有多大。
對思辯和聰明人的攻擊會同時發生。在此引述一份來自當代伊拉克、由人權監察團體提出的報告，名為《臉龐與名諱：伊拉克叛亂團體的平民死傷》（A Face and aName: Civilian Victims of I nsurgent Groups in I raq）：
───
有些伊拉克學者把目前的攻擊視為破壞伊拉克聰明菁英的方法。目前很難得到確切的數字，但研究顯示，博士和學者特別危險。一份由伊拉克衛生部（Iraqi Ministryof Health）進行的研究推斷，武裝團體從2003 年4 月迄今已劫持160 ～ 300 名醫師，殺戮超過25 人。該研究表示，近1000 名醫師已逃出國，接下來每個月平均超過30 名。為了防止情況愈演愈烈，2005 年春天，政府節目在電視上公告：親愛的市民，請不要殺害醫生──有一天你們可能需要他們。
在伊拉克曾經很有威望的大學的教授也遭受攻擊。根據2005 年4 月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University） 的報告， 自2003 年起， 已有48 名學者慘遭暗殺，還有更多老師和教授每天都遭遇威脅。上百名學者和專業人士收到死亡威脅，要求他們離開伊拉克。根據大學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的資料，自2003 年起，已有2000 名教授離開伊拉克，據協會表示，他們加入了在波斯灣戰爭後12 年間離開這國家的10000 名教授的行列。
───
無論什麼文化或時代，都會攻擊會思考的人。俄羅斯反抗的女性主義者被貼上精神障礙的標籤，目的是要箝制他們。指出商業造成環境危險的科學家被荒謬地稱為操縱恐慌。每個世代和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運動、責難和猴子審判（按：Scopes trials，指1925 年美國田納西州通過禁止教導演化論的《巴特勒法案》後，由於高中教師約翰．斯科普斯教授演化論而被判有罪的事件）。
天生聰明的孩子不可能知道她的能力可能受到貶抑，思考本身就會被她社群裡某些人敵視和厭惡，或她可能被她的政府針對，只因為她選擇一個需要思考的職業。會疊積木或上網的聰明孩子，怎麼可能會懷疑人類對思考，以及科學、文化和自由等思考的成果有多麼不友善？這樣的概念對她來說一點都不合理。但是那就是永恆的真理，我們人類長期來就是這樣讓聰明人感到沮喪。
有無數嬰幼兒出生時，他們的社會地位、種族、宗教、原生家庭或其他條件或環境並不重視與生俱來的才智，或認為太聰明是壞事。
只有少數幾個人格理論有考慮到人格發展的挑戰，以及這些環境條件造成的表現，而這些人格理論主要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觀念影響。但是貶抑和否定才智還是十分明顯。如果你很聰明，而你生長的環境卻要求你不要那麼聰明，那你註定會過得很痛苦。
試想一個天資聰穎的年輕女孩過著這種生活。她家一團亂，而這些混亂來自貧窮、言語刻薄、物質成癮和生活不滿足。周遭充斥著威脅、衝動，而且無法容忍自由的思想，她想辦法就學──卻又進入另一個反思考的環境。在學校有更多混亂的狀況等著她，即使一般人認為學校提倡思考，但她的學校課程卻教人緊縮又順從的思想、只根據事實與主題，又以考試為導向，只要是可直接離開的成人，絕對無法忍受一分一秒。
放學後， 她參加教會學校（parochial instruction），並接受狹隘的宗教教育，要求她服從、忠貞、不要有太多想法。她傍晚的生活更加混亂，為了逃離這一切，假如她幸運到足以擁有自己的房間和房門，她會關上房門；然後看好幾小時現成的低俗電視節目，發現可以紓解壓力和自我療癒，但卻又更感到麻木，也讓她變得更笨。最後，她睡著了，但隔天醒來又是一模一樣的生活。
這樣的環境會對她的大腦造成什麼影響？我們可想而知。很有可能，她最多就只能把自己埋進書堆裡，成為一名好學生、追求成績、做夢的人，或在如拼字或拼圖界等小眾領域成為不起眼的專家，但如果她在其他環境中成長，可能會成為有深度、自由、滿足的思想家，她與這樣的發展大相逕庭。
而那大概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更常見的情況是，她不會想太多，即使她有能力思考，遇到需要她思考的工作時，她會發現自己太焦慮又毫無準備，無法嚴謹地思考。因此，她就會失敗、對自己失望、縮小自己的夢想，開始形成一種性格，包括極度懷疑她是不是如自己所想的聰明。
這孩子註定愈來愈不開心，勢必會宣洩不滿或傷害自己，勢必會顯現出心理障礙或出現其他症狀，可能是兒童期憂鬱症或注意力缺陷障礙，甚至強迫疾患。我們可能會看到她藉由厭食試圖控制自己的人生；我們也可能會看到她逃跑、很年輕就懷孕、早婚、努力上大學但又輟學，在這些年間與思考一直維持著又愛又恨的關係，一下很渴望但一下又逃避。
孩子們無法自己應付這些挑戰。沒有任何6 歲、9 歲或11 歲的小孩可以自己改善這個狀況──就算她自己知道好像有些事非常不對勁，就算她知道在所及之處外有更好的方法，就算她倔強地無視她的環境，對未來抱持著夢想和目標。他們沒辦法。
這些不好的結果都令人惋惜，但是也很正常。如果你每次都不讓孩子自由又深入地思考，那這就是意料中的結果。如果你把一個頭腦很好的人放到貶抑聰明的環境，你也不會意外看到那個人很哀傷（最後被貼上長期憂鬱症的標籤）、出現衝動的反應，表現地不在乎而非深思熟慮，懷疑自己的能力和選擇，並選擇低於預期的社經地位。
現在跟著這孩子，給她重獲新生的機會，譬如當她27歲，撐過了這些環境困境的後果和她自己充滿汙點的過去之後，她接觸到一個我之前提過的觀念，提醒了她，她其實可以有更好的成就。
這些觀念──我們將談到的先天性格（original personality）、後天性格（formed personality）和可得性格（available personality）、賦予意義（meaning investment）和意義機會（meaning opportunity），環境挑戰造成不幸但完全正常（與所謂的異常或障礙相反）的後果，以及緩解不適而非診斷和治療心理疾病──可以幫助她思考有什麼東西消散了，並思考如果她想減輕不適，現在需要做些什麼。
她有聰明的頭腦所帶來的先天性格，渴望思考，也習於思考；還有後天性格，必須應付阻礙她思考的事，而且比較無法成功應付那些障礙；以及相當多可得性格，擁有對先天性格的直觀記憶，和足以看出自己後天性格雛形的意識，以進行真實又顯著的改變。
她可以運用她的可得性格，學習如何忍受她努力思考會一同出現的焦慮；她可以把思考當做一次意義機會（meaning opportunity），並且在一些思考領域做出有意識的意義投資，無論那些領域是她認為超出能力的專業領域，或想鑽研但卻因為害怕自己再次失敗而不敢開始的知識領域。這些都是她可以開始著手進行的努力和改變。
除了學習接受她後天性格的缺陷之外，她也能學著接受無法排除的環境因素。如果她又回去花一天時間陪家人，她會再度需要應付那個反思考的環境。如果她還沒有離開教會，她就得應付那個反思考的環境。如果她的朋友譏諷她的思考，她又必須應付他們。如果她打開電視想要放鬆，她又得應付充斥各個頻道的反思考節目。她英勇地努力提升自己，卻無法阻止環境因素繼續造成傷害和殘害。
我們的環境會迫使我們不要思考，這些都很正常也可預期。這樣的壓力會在我們直覺認為自己錯失先天機會時造成痛苦，也會對性格造成負面影響，產生從數學焦慮到憂鬱症的種種後果。如果你生來就會思考，卻被迫離開這條道路，那有個重要的工作能讓你經歷更少的沮喪，就是運用你的可得性格，跟你的大腦建構出新的、比較友善的關係。
如果小孩成長的環境會貶抑思考，在每個人生轉折中斷絕思考的機會，以及開始為他們鋪上人生軌道，告訴他們能做什麼，和哪些工作超出他們的能力範圍，這些小孩長大後會發現自己受到社會的工作機制束縛。他們會符合某種工作而非另一種，他們會專攻其中一種社經地位而非另一種，他們會發現自己的選擇有限又令人沮喪。英國的強納森（Jonathan）就如此表示：
───
我不知道其他國家的情形，但在我生長的地方，有個人生軌跡效應，如果你剛好被放上不適合你才智的錯誤軌道，那之後要再轉回正軌就會是場惡夢。
我有個門薩的夥伴，就抱怨她遭潛在雇主拒絕，因為她曾經被迫在學校接受中等教育普通證書（CSE）測驗，而非更有威望的普通教育程度（O-Level）考試，即使她之後還是有取得她所選職業領域的專業證照。
不能直接要小小年紀就輟學誤入歧途和沒有接受教育的孩子，以及被世界拋棄的孩子，現在忽然重新發展出早已被剝奪的自尊，期待她可以解決她的經濟狀況（也許她到現在還在服務業做著基層工作），她就能上大學，拿到學位，好像一切都船過水無痕。
要從這樣備受抨擊的環境中恢復，要花好幾年時間，即使情緒和個人問題都解決了，還是會有缺少學位和適當職業的問題。很可惜，不管是勞工階層還是學術界，都彷彿只要一個人可以取得最高教育程度，就代表一切價值。但是當一切都不是你的錯時，這樣的看法有點傷人。
這樣的情況需要更多成年人的協助，也許是透過管理人才快速訓練計畫，他們就能進入適合的職涯。我們之中許多在此情境下的人，其實大多都是獨立閱讀和學習，所以不希望只為了通過認證而呆坐在教室裡。以我的案例而言，未解決的問題是缺少可以符合我興趣和天賦的適當職業。我年紀漸長，還是維持高度自主學習，但無法成功找到神經科學的工作。
───
一個聰明人會渴望思考、需要思考也有能力思考。但家庭、學校和工作的本質、社會結構、以及身邊人士的習性常常勾結在一起，撲滅了他的才智之火。
他的家庭不可能激勵他，或燃起他對思考的渴望；學校不可能激勵他；他的工作不可能激勵他；他的牧師不可能激勵他；大眾傳播和他其他的紓壓管道都不可能激勵他；身邊無趣的對話也不可能激勵他。
他忍不住發現，他的人生和他的環境有個難以忽略的事實：「這裡只允許極少的思考。」但他可能很驚訝地發現這種厭惡藏得多深。事實上，大部分社會不只是貶抑思考；思考的人還會被當做大眾的敵人。他會被嘲笑是菁英和懦弱，他進步的看法會被厭惡，如果他生活在受暴君統治的社會，還會被噤聲，且可能遭受牢獄之災或謀殺。
暴君討厭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會看穿暴君，知其本質，而且將他們所見的事物清晰表述出來。他們知道自由受到侵犯和奪取的時候。他們更敏銳於知悉自己被灌輸謊言。他們理解主流意見的反智程度有多大。
對思辯和聰明人的攻擊會同時發生。在此引述一份來自當代伊拉克、由人權監察團體提出的報告，名為《臉龐與名諱：伊拉克叛亂團體的平民死傷》（A Face and aName: Civilian Victims of I nsurgent Groups in I raq）：
───
有些伊拉克學者把目前的攻擊視為破壞伊拉克聰明菁英的方法。目前很難得到確切的數字，但研究顯示，博士和學者特別危險。一份由伊拉克衛生部（Iraqi Ministryof Health）進行的研究推斷，武裝團體從2003 年4 月迄今已劫持160 ～ 300 名醫師，殺戮超過25 人。該研究表示，近1000 名醫師已逃出國，接下來每個月平均超過30 名。為了防止情況愈演愈烈，2005 年春天，政府節目在電視上公告：親愛的市民，請不要殺害醫生──有一天你們可能需要他們。
在伊拉克曾經很有威望的大學的教授也遭受攻擊。根據2005 年4 月聯合國大學（United NationsUniversity） 的報告， 自2003 年起， 已有48 名學者慘遭暗殺，還有更多老師和教授每天都遭遇威脅。上百名學者和專業人士收到死亡威脅，要求他們離開伊拉克。根據大學教師協會（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的資料，自2003 年起，已有2000 名教授離開伊拉克，據協會表示，他們加入了在波斯灣戰爭後12 年間離開這國家的10000 名教授的行列。
───
無論什麼文化或時代，都會攻擊會思考的人。俄羅斯反抗的女性主義者被貼上精神障礙的標籤，目的是要箝制他們。指出商業造成環境危險的科學家被荒謬地稱為操縱恐慌。每個世代和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運動、責難和猴子審判（按：Scopes trials，指1925 年美國田納西州通過禁止教導演化論的《巴特勒法案》後，由於高中教師約翰．斯科普斯教授演化論而被判有罪的事件）。
天生聰明的孩子不可能知道她的能力可能受到貶抑，思考本身就會被她社群裡某些人敵視和厭惡，或她可能被她的政府針對，只因為她選擇一個需要思考的職業。會疊積木或上網的聰明孩子，怎麼可能會懷疑人類對思考，以及科學、文化和自由等思考的成果有多麼不友善？這樣的概念對她來說一點都不合理。但是那就是永恆的真理，我們人類長期來就是這樣讓聰明人感到沮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