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政治立場不同，關係還能繼續嗎？
（※以下部分節錄）
二○二○年總統大選投票日當天早上，我從西雅圖開著車一路往東，要到華盛頓州雷德蒙市（Redmond）的我爸媽家。我一邊開，一邊在想是不是該掉頭。
大約一個禮拜前，我就問爸媽能不能在他們家看總統大選開票。我媽那時在吃街角餐車買來的慢燉豬肉絲塔可餅，她愣了一下；看了看我爸，又看看我。
「當然啊，莫妮。」她用西班牙語說。接著，她和我對看一眼，那眼神彷彿在問我也暗自問著自己的問題：不過，你確定嗎？
畢竟，我是投給拜登的自由派，而我爸媽則是熱衷支持川普的保守派──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投給川普兩次了。
我一路沉默地往爸媽家開去，雙手緊緊握著這台耐用的黑色二○○四年款日產歐提馬（Nissan Altima）的方向盤；二○一六年，他們用一美金把這台車賣給我，換掉我原本載小孩開起來不太牢靠的本田喜美（Honda Civic）。車子給了我短短不到四個月之後，川普勝選，震撼了全球。現在我寧可聽這台車的輪胎在路面上發出的吵雜低鳴，也不想放音樂，免得這一天感覺起來太正常。今晚結束時，會是我爸媽開心地鬆一口氣，還是我呢？而明天在這個國家裡，誰才會有家的感覺？
前方高速公路旁的針葉林間，有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隨風飄動。這景象把我拉回二十年前我媽的入籍典禮。前不久國慶日時，我爸翻出一張我們在新罕布夏州法院拍的全家福給我媽看。我媽傳照片給我時還問我：「妳有發現我那天穿了紅、白、藍嗎？」在那張照片裡，我媽穿著一件有白色扣子的紅色開襟罩衫，搭了藍色的裙子，手裡緊握著一面小小的美國國旗，挨著我、我弟，還有比她早一個月入籍的爸爸一起拍照。我當時十七歲，一頭長髮披在紫色的毛衣上。因為還未滿十八歲，所以我和弟弟也都自然隨著爸媽成為美國公民。那是我們以美國公民身分拍下的第一張全家福照片。照片裡，我們都笑得燦爛。
同一年幾個月後，我從高中放學回家，走進家裡專門用來辦公的房間，扔下肩上的背包時，竟看到我媽書桌上方的布告欄用大頭釘釘著一張「布希—錢尼」的競選標語。共和黨？我心想。真的嗎？某天晚上我們為了柯林頓的社會福利政策大吵一架，我一掌拍在木桌的瓷磚桌面上，用力過猛，連裝冰淇淋的灰色塑膠碟裡的湯匙，都跟著震動。而我永遠都忘不了在電影院看完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華氏911》後，開車回家的那段路程。「什麼叫自由派的偏見？這明明是真相！」我在後座用西班牙語扯著喉嚨大喊。當時的我無力極了，因為家裡規定要講西班牙語，也就是說，我不能狠狠地用更艱深的英文詞彙一舉擊潰爸媽淺薄的論點。我記得自己當時心想：他們怎麼就是不懂呢？──那個好久之前的對話，餘音猶在，如今完全取代了歐提馬車內的寂靜。
都還沒到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我在徹底自由派的西雅圖，竟練就了一個既奇怪又有效的社交「招式」：不管手裡拿的是什麼酒，反正一口喝了之後，我會跟滿屋子同為自由派的人們坦承自己的爸媽是「投給川普的墨西哥移民」。而且，我跟我爸媽幾乎每週末都會見面，還會打電話聊天，從做菜技巧，聊到最近孩子游泳課上得如何，無話不談。
此話一出，一定會讓滿屋的人愣上一秒。要大家用自己已知的事實（南方邊境的高牆、墨西哥把強暴犯與罪犯送來美國的說法……這一切源源不絕針對拉丁美洲移民的敵意），來消化我剛說的那些話是需要時間的。
然後我就會盯著大家的反應，等著看誰覺得我話沒說清楚，發難問道：「那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投？」
接下來，我會感受到眾人用無聲的眼神打量我，好像在問另一個問題：那你怎麼還跟他們保持聯絡？
星條旗早已淡出後照鏡，我把歐提馬開進爸媽家的死巷子，心裡又想了最後一次：要不要乾脆回家算了。
我把車停在他們那棟兩層樓工匠風格房屋的車道上，緊貼著關著的車庫。我一把抓起自己的手機和副駕駛座上的過夜行李，下車要往前門廊走去。過程中我得繞過左側車尾，上頭那張我媽多年前很得意貼上「選擇支持生命」的保險桿貼紙已經褪色，而我卻不肯把它刮掉──到底為什麼，連我自己都不明白。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按下門鈴。
✽
真要說的話，有一件事，是大多數左右兩派人士可能都同意的：我們對另一邊陣營的態度與說話方式，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無法接受對立陣營的想法，更別提接納抱持著那些想法的人。一份二○二一年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跟我不同的那些美國人」是這個國家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到了同年六月，美國選民將「國家內部的分裂」評為自己所面臨的頭號問題。
如果你正在讀這本書（不論你自認是保守派、自由派、介於兩派之間，或根本不在這條光譜上）我敢打賭，你和我一樣，一定都曾經這麼想過：當我們的差異一步步破壞人際關係、撕裂這個國家，甚至動搖彼此共享生活的可能時，我們究竟還能撐多久？
也許你像波士頓的蘇菲雅一樣。她二○一六年支持希拉蕊，二○二○年轉為支持川普，因此失去了好幾位至交。在共產國家長大的她，看到美國左派要推動的主張中有股邪惡與破壞的力量，也打從心裡覺得拜登是一位沒有正當性的總統。「看到的現實不一樣，相信的價值觀也不一樣」她一邊這麼跟我說，一邊講到她覺得比較好的解法：保守派的美國、自由派的美國，一邊一國。「和平分手，也許是唯一的路。」
或者，你可能比較像波特蘭的年輕人馬可仕。他對於自己國家的理想以及追求理想的不完美過程，很能心領體會。二○一六年大選的結果，一舉讓他陷入困惑的絕望境地，他一方面想主動接觸保守派，一方面又覺得必須拼命捍衛這個他認為正被推向威權的國家。「我身上的兩種模式就是這樣來的」他這麼告訴我，「一種想保持政治警覺，一種想努力去理解。」
還是說，你會認同肯塔基州鄉下的艾迪？他向我透露，自己受夠了打開電視新聞「看他們教訓我，說我是種族歧視者」。在他看來，當前撕裂美國的仇恨，就是自由派主流媒體造成的，而他認為自己無力阻止。「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他如此說道。
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的芭芭拉，則跟我說了一個令我難以置信的故事。二○一七年，她五個成年的兒子到她家過感恩節，家人們在晚餐席間討論政治，起了衝突，激動到就像引爆的炸彈。她有個非常保守派的兒子，還有個非常自由派的兒子，另外兩個則是一個偏保守派、一個偏自由派，最後一個比較偏中間立場。沒錯，真的是這樣。她跟我說：「我覺得我們家就是國家的縮影。」
自稱是保守自由主義派基督徒的芭芭拉，努力想維持過節的和平氣氛，於是懇求：「我們不能全家人好好吃一頓晚餐嗎？」她在自己家裡四處勘查「爆炸」後的災情，看到其中一個年輕兒子帶著自己的一家人收拾著東西要早點走。另外兩個兒子已經氣急敗壞地走人，留下他倆的老婆在廚房安慰彼此。還有一個當時懷孕六個月的媳婦，坐在屋後的矮磚牆上哭，而她兩歲的女兒（芭芭拉的孫女）則在一旁輕拍媽媽的手說：「一切都會沒事的。」
「我走出門到那個帶著小女兒的媽媽身邊，結果妳知道她說什麼嗎？」芭芭拉描述給我聽。「她笑著對我說：『妳知道嗎，每次她遇到什麼事，我就會抱著她、輕輕地拍拍她，然後說：一切都會沒事的。我都會對她這麼做！』」
我認識蘇菲雅、馬可仕、艾迪或芭芭拉，不是因為朋友或家人的介紹，而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決心，要找出某種方法，解決這嚴重分裂的時代帶給我們生活的難題。
決心可能很容易就變成絕望。某天我打開電子信箱收信時，心情就是這樣。那是一封名叫李歐的男子寄來的信。我打開信才知道，他是住在蒙大拿州鄉下的自由派人士。他說，自己和保守派的兒子針對好幾個爭議的政治議題，你來我往地傳了一連串的訊息後，越吵越兇。他兒子剛剛說再也不要與他聯絡了，怕自己的孩子可能被灌輸什麼思想。
李歐是在看過我分享自己的政治分歧家庭，在二○二○年大選隔天發生的情況後聯絡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向誰求助」他寫道。
話雖如此，但好像自有安排似的，他還是成功找到我了。
我聽過各種政治立場的美國人，訴說這些分歧如何撕裂他們：每一場決裂、每一次被婉拒的邀請、每一系列的連環推、每一回誇張地妖魔化……這一切斷絕別人的手段；每個人的故事，都迫使著我面對一個問題：
我怎麼還跟他們保持聯絡？
二○二○年六月，我和我媽氣氛緊繃地耗了三個小時爭論種族與執法問題，後來我們誰也沒改變想法；我和我爸曾為了白宮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吵了兩個小時，過程中我確實太沒分寸，沒見過我爸氣成那樣。但經歷過這一切，我怎麼還會跟政治立場遠在另一端的爸媽保持聯絡？不只保持聯絡而已，我怎麼還會傾聽他們說的話、以他們為榜樣，甚至享受和他們相處的時光？
再說，為什麼當我說我爸媽是投給川普的墨西哥移民時，卻不把剩下的話說完？我為什麼很想又很怕告訴同為西雅圖自由派的朋友們，自己不但會跟爸媽聯絡，也理解他們？還有，換作我是他們的話，我也會投給川普？
政治立場不同，關係還能繼續嗎？
（※以下部分節錄）
二○二○年總統大選投票日當天早上，我從西雅圖開著車一路往東，要到華盛頓州雷德蒙市（Redmond）的我爸媽家。我一邊開，一邊在想是不是該掉頭。
大約一個禮拜前，我就問爸媽能不能在他們家看總統大選開票。我媽那時在吃街角餐車買來的慢燉豬肉絲塔可餅，她愣了一下；看了看我爸，又看看我。
「當然啊，莫妮。」她用西班牙語說。接著，她和我對看一眼，那眼神彷彿在問我也暗自問著自己的問題：不過，你確定嗎？
畢竟，我是投給拜登的自由派，而我爸媽則是熱衷支持川普的保守派──到目前為止，他們已經投給川普兩次了。
我一路沉默地往爸媽家開去，雙手緊緊握著這台耐用的黑色二○○四年款日產歐提馬（Nissan Altima）的方向盤；二○一六年，他們用一美金把這台車賣給我，換掉我原本載小孩開起來不太牢靠的本田喜美（Honda Civic）。車子給了我短短不到四個月之後，川普勝選，震撼了全球。現在我寧可聽這台車的輪胎在路面上發出的吵雜低鳴，也不想放音樂，免得這一天感覺起來太正常。今晚結束時，會是我爸媽開心地鬆一口氣，還是我呢？而明天在這個國家裡，誰才會有家的感覺？
前方高速公路旁的針葉林間，有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隨風飄動。這景象把我拉回二十年前我媽的入籍典禮。前不久國慶日時，我爸翻出一張我們在新罕布夏州法院拍的全家福給我媽看。我媽傳照片給我時還問我：「妳有發現我那天穿了紅、白、藍嗎？」在那張照片裡，我媽穿著一件有白色扣子的紅色開襟罩衫，搭了藍色的裙子，手裡緊握著一面小小的美國國旗，挨著我、我弟，還有比她早一個月入籍的爸爸一起拍照。我當時十七歲，一頭長髮披在紫色的毛衣上。因為還未滿十八歲，所以我和弟弟也都自然隨著爸媽成為美國公民。那是我們以美國公民身分拍下的第一張全家福照片。照片裡，我們都笑得燦爛。
同一年幾個月後，我從高中放學回家，走進家裡專門用來辦公的房間，扔下肩上的背包時，竟看到我媽書桌上方的布告欄用大頭釘釘著一張「布希—錢尼」的競選標語。共和黨？我心想。真的嗎？某天晚上我們為了柯林頓的社會福利政策大吵一架，我一掌拍在木桌的瓷磚桌面上，用力過猛，連裝冰淇淋的灰色塑膠碟裡的湯匙，都跟著震動。而我永遠都忘不了在電影院看完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華氏911》後，開車回家的那段路程。「什麼叫自由派的偏見？這明明是真相！」我在後座用西班牙語扯著喉嚨大喊。當時的我無力極了，因為家裡規定要講西班牙語，也就是說，我不能狠狠地用更艱深的英文詞彙一舉擊潰爸媽淺薄的論點。我記得自己當時心想：他們怎麼就是不懂呢？──那個好久之前的對話，餘音猶在，如今完全取代了歐提馬車內的寂靜。
都還沒到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我在徹底自由派的西雅圖，竟練就了一個既奇怪又有效的社交「招式」：不管手裡拿的是什麼酒，反正一口喝了之後，我會跟滿屋子同為自由派的人們坦承自己的爸媽是「投給川普的墨西哥移民」。而且，我跟我爸媽幾乎每週末都會見面，還會打電話聊天，從做菜技巧，聊到最近孩子游泳課上得如何，無話不談。
此話一出，一定會讓滿屋的人愣上一秒。要大家用自己已知的事實（南方邊境的高牆、墨西哥把強暴犯與罪犯送來美國的說法……這一切源源不絕針對拉丁美洲移民的敵意），來消化我剛說的那些話是需要時間的。
然後我就會盯著大家的反應，等著看誰覺得我話沒說清楚，發難問道：「那他們為什麼要那樣投？」
接下來，我會感受到眾人用無聲的眼神打量我，好像在問另一個問題：那你怎麼還跟他們保持聯絡？
星條旗早已淡出後照鏡，我把歐提馬開進爸媽家的死巷子，心裡又想了最後一次：要不要乾脆回家算了。
我把車停在他們那棟兩層樓工匠風格房屋的車道上，緊貼著關著的車庫。我一把抓起自己的手機和副駕駛座上的過夜行李，下車要往前門廊走去。過程中我得繞過左側車尾，上頭那張我媽多年前很得意貼上「選擇支持生命」的保險桿貼紙已經褪色，而我卻不肯把它刮掉──到底為什麼，連我自己都不明白。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按下門鈴。
✽
真要說的話，有一件事，是大多數左右兩派人士可能都同意的：我們對另一邊陣營的態度與說話方式，出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無法接受對立陣營的想法，更別提接納抱持著那些想法的人。一份二○二一年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跟我不同的那些美國人」是這個國家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到了同年六月，美國選民將「國家內部的分裂」評為自己所面臨的頭號問題。
如果你正在讀這本書（不論你自認是保守派、自由派、介於兩派之間，或根本不在這條光譜上）我敢打賭，你和我一樣，一定都曾經這麼想過：當我們的差異一步步破壞人際關係、撕裂這個國家，甚至動搖彼此共享生活的可能時，我們究竟還能撐多久？
也許你像波士頓的蘇菲雅一樣。她二○一六年支持希拉蕊，二○二○年轉為支持川普，因此失去了好幾位至交。在共產國家長大的她，看到美國左派要推動的主張中有股邪惡與破壞的力量，也打從心裡覺得拜登是一位沒有正當性的總統。「看到的現實不一樣，相信的價值觀也不一樣」她一邊這麼跟我說，一邊講到她覺得比較好的解法：保守派的美國、自由派的美國，一邊一國。「和平分手，也許是唯一的路。」
或者，你可能比較像波特蘭的年輕人馬可仕。他對於自己國家的理想以及追求理想的不完美過程，很能心領體會。二○一六年大選的結果，一舉讓他陷入困惑的絕望境地，他一方面想主動接觸保守派，一方面又覺得必須拼命捍衛這個他認為正被推向威權的國家。「我身上的兩種模式就是這樣來的」他這麼告訴我，「一種想保持政治警覺，一種想努力去理解。」
還是說，你會認同肯塔基州鄉下的艾迪？他向我透露，自己受夠了打開電視新聞「看他們教訓我，說我是種族歧視者」。在他看來，當前撕裂美國的仇恨，就是自由派主流媒體造成的，而他認為自己無力阻止。「他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他如此說道。
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的芭芭拉，則跟我說了一個令我難以置信的故事。二○一七年，她五個成年的兒子到她家過感恩節，家人們在晚餐席間討論政治，起了衝突，激動到就像引爆的炸彈。她有個非常保守派的兒子，還有個非常自由派的兒子，另外兩個則是一個偏保守派、一個偏自由派，最後一個比較偏中間立場。沒錯，真的是這樣。她跟我說：「我覺得我們家就是國家的縮影。」
自稱是保守自由主義派基督徒的芭芭拉，努力想維持過節的和平氣氛，於是懇求：「我們不能全家人好好吃一頓晚餐嗎？」她在自己家裡四處勘查「爆炸」後的災情，看到其中一個年輕兒子帶著自己的一家人收拾著東西要早點走。另外兩個兒子已經氣急敗壞地走人，留下他倆的老婆在廚房安慰彼此。還有一個當時懷孕六個月的媳婦，坐在屋後的矮磚牆上哭，而她兩歲的女兒（芭芭拉的孫女）則在一旁輕拍媽媽的手說：「一切都會沒事的。」
「我走出門到那個帶著小女兒的媽媽身邊，結果妳知道她說什麼嗎？」芭芭拉描述給我聽。「她笑著對我說：『妳知道嗎，每次她遇到什麼事，我就會抱著她、輕輕地拍拍她，然後說：一切都會沒事的。我都會對她這麼做！』」
我認識蘇菲雅、馬可仕、艾迪或芭芭拉，不是因為朋友或家人的介紹，而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決心，要找出某種方法，解決這嚴重分裂的時代帶給我們生活的難題。
決心可能很容易就變成絕望。某天我打開電子信箱收信時，心情就是這樣。那是一封名叫李歐的男子寄來的信。我打開信才知道，他是住在蒙大拿州鄉下的自由派人士。他說，自己和保守派的兒子針對好幾個爭議的政治議題，你來我往地傳了一連串的訊息後，越吵越兇。他兒子剛剛說再也不要與他聯絡了，怕自己的孩子可能被灌輸什麼思想。
李歐是在看過我分享自己的政治分歧家庭，在二○二○年大選隔天發生的情況後聯絡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該向誰求助」他寫道。
話雖如此，但好像自有安排似的，他還是成功找到我了。
我聽過各種政治立場的美國人，訴說這些分歧如何撕裂他們：每一場決裂、每一次被婉拒的邀請、每一系列的連環推、每一回誇張地妖魔化……這一切斷絕別人的手段；每個人的故事，都迫使著我面對一個問題：
我怎麼還跟他們保持聯絡？
二○二○年六月，我和我媽氣氛緊繃地耗了三個小時爭論種族與執法問題，後來我們誰也沒改變想法；我和我爸曾為了白宮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吵了兩個小時，過程中我確實太沒分寸，沒見過我爸氣成那樣。但經歷過這一切，我怎麼還會跟政治立場遠在另一端的爸媽保持聯絡？不只保持聯絡而已，我怎麼還會傾聽他們說的話、以他們為榜樣，甚至享受和他們相處的時光？
再說，為什麼當我說我爸媽是投給川普的墨西哥移民時，卻不把剩下的話說完？我為什麼很想又很怕告訴同為西雅圖自由派的朋友們，自己不但會跟爸媽聯絡，也理解他們？還有，換作我是他們的話，我也會投給川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