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心中的多重家庭
受收養兒童與其家庭成員的內在世界結構，總在不知不覺中經受不尋常的生活經驗影響，這也是接受長期安置的寄養兒童與父母會遇到的狀況。在這篇文章中，我會描述在收養劇碼中參與者複雜的內在世界，將如何影響後來替補的家庭關係的發展。這是一段漸漸演變的過程，因為世代間的傳遞不僅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而是好幾代。這份理解現在已被廣為接受，也就是收養不僅僅是單一事件或某個時刻，而是一段歷程，終其一生都需反覆再訪收養帶來的意義。個別心理治療工作，能夠從內在現實的角度詳細地記錄、述說收養的經驗，從而將潛意識元素納入思量，而這正是我撰寫本文的主要論證基礎。
針對內在世界概念的簡短討論，介紹了所敘述的臨床方法依據的理論架構。這個概念是克萊恩重要的理論貢獻，詳細說明了佛洛伊德對於內在或心理現實領域的想像。克萊恩與小小孩的工作，讓她認識到兒童如何以具體的方式體驗她所稱的「內在客體」。這是兒童外在世界的重要他人在兒童心中的內在表徵，兒童自身的經驗則會左右這些重要他人的特質。
以下片段絕佳地展示了小小孩的內在世界的具體特性，以及克萊恩對潛意識幻想的概念。一位或多或少接受過如廁訓練的兩歲半女孩，在弟弟（或妹妹）出生後，對於在馬桶上排便極度焦慮。坐在馬桶上時，她堅持穿著尿布，這麼一來才能排便。後來，她終於能夠解釋，她害怕大便時身體裡的寶寶會掉進馬桶，所以必須這麼做。如果用尿布的話，她就能夠檢查並確定沖走的是糞便，不是嬰兒。內在世界的「真相」讓這位小女孩難以區辨想像與外在現實。
幼兒對世界想像的第二個重要特徵是，世界是循序漸次整合、組織起來的，例如代表撫育功能的母親抱著嬰兒的內在意象，漸漸地轉為更複雜的母親意象，也就是抱著嬰兒的臂彎與看著寶寶的眼神、微笑的臉龐、哺餵的乳房、說話吟唱的聲音、母親肌膚的氣味等等產生了連結。處在一個外在照顧夠好的環境中，嬰兒的心智會將各種零碎的經驗組織起來，形成兩種母親的樣貌，一種是值得信任的好母親，有著所有令嬰兒滿足的屬性，另一種則是截然不同的壞母親，不可靠且令人失望。這是一段精神分析稱為分裂的過程，也是心理發展的重大成就，讓我們得以在組織心智生活時能夠區辨。好與壞、美與醜、對與錯、愛與恨， 是我們整理經驗時必須仰賴的重要的兩端。
寶寶發展時，獲得良好照顧者開始能夠感知內在世界的好母親和壞母親之間的關聯。寶寶也開始為佔據每個人內在世界一生的任務苦苦掙扎，也就是將對我們投以熱切情感和部分自己的客體的多樣且矛盾的情感匯聚在一起。日益增長的區分自己與他人的能力，是個體成長的重要基礎。當幼兒獲得的照顧不夠一致到能促進區辨的歷程，也未能良好地理解嬰兒的需求以修飾早期嬰兒般原始的焦慮時，這種區分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就會受阻。
許多後來被收養的兒童，在生命的頭幾個月或幾年獲得的照顧，可能會缺少這些有益的特徵。當我們試著理解他們對自己的認識與對新的家人造成的影響時，務必記得這一點。他們實際上需要的照顧，與他們的生理年齡表現出來讓周遭人預期提供的照顧，可能非常不同。他們的內在世界常常是混亂的，難以有意義的分辨。
多重家庭的一些生活特徵，會對孩子內在世界之本質造成重大的影響。對幼兒來說，許多重要的熟悉處所的印記可能會混淆或遺失。聲音、氣味、窗外的景色，可能突然改變，同樣地，難以預料會看到誰。在心裡，不僅必須留空間給生父生母與養父母，也很可能必須為其他提供過一段時間照顧的重要寄養照顧者留個位子。此外，可能某個照顧者未能適切地發揮功能，無法在兒童心中建立可辨識的印象，因而形成失序的經驗。這可能是機構無差別照顧造成，也可能是嚴重失功能的家庭多位成人的混亂照顧，或者是罹患心理疾患的父母照顧的經驗，使嬰兒難以反覆地辨識出人物的結果。或許我提供的案例不夠詳盡，但這些極端的例子能幫助我們想像兒童遇到特定類型的照顧時的反應。
社工是在這些人之外的重要他人，有時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最能提供一致、穩定狀態的人。與受收養兒童工作時，經過驗證最有用的工具是紀錄安置順序的流程圖。務必將這些工具視為家庭圖的附件，在相對正常的案例中，它能提供和家庭圖一樣重要的訊息。
「聯繫」引發的焦慮
現行的作法，往往要求收養家庭能與原生家庭進行一系列的聯繫接觸。但是，這種在心理上的過度擁擠，可能會令孩子困擾。凱蒂九歲，在最近一次與養母對話時解釋，她不想要與生母有任何接觸。特別是，她不想要養母按照約定，一年給生母寫一封信，簡短地述說她和弟弟的生活。再次確定她的照片不會寄給生母後，她鬆了一大口氣，當然她自己也不想寄卡片或紙條。為什麼不呢？她焦慮地向養母透露，因為她害怕生母會透過她的指紋找到她。凱蒂反覆地作惡夢，夢到母親綁架她，儘管她已經在收養家庭生活好多年了，也未曾與生母聯繫。
凱蒂在新的家庭中的安全感，似乎遭受母親，即綁架者出其不意的侵擾。對凱蒂而言，惡夢似乎隨時會在真實生活中成真。
解釋或是再保證她的處境並不能安慰她，因為在她的內心世界裡，她仍受到全知、全能、可怕的母親宰制，這是她孩提時面對殘酷、承受忽略與虐待的遺痕。有時，在收養家庭中，她的行為似乎帶有將這種遭受暴躁入侵的經驗轉嫁給他人的企圖，一如她最新的症狀，突然發出長長的尖叫聲、直穿入他人之耳。凱蒂是這麼地害怕這些攻擊者，以致於無法承認自己在現實中的問題行為，因為從她的觀點來看，她僅是進行必要的自我保護。有時，她會讓我們看一眼這個她似乎需要的簡化且理想化的世界。現在，讓她快樂的事情是學習獨木舟，在獨木舟的堅固結構、特殊服裝與救生衣中緊密貼合，代表的是她渴望與一位慈愛、支持的母親的連結，但卻不可得，這位母親將寶寶抱起遠離恐懼，而非使寶寶陷入恐慌。凱蒂形成基本的好與壞分裂的機會，或許在早期發展中受到侵蝕。心智中的這份基礎構件必須就定位，才能開啟心智的整合。有了更完整的整合，才能形成承擔責任與關心他人的能力。
幾世紀以來，小型的核心家庭並非人類特有。將某些地區形成的寄養家庭聯繫網絡，和其他年代的大家庭、當代英國仍存有的少數民族文化相比，是有道理的。在某些地方當局，寄養支持服務能夠讓養父母們認識彼此，並在寄養家庭之間提供喘息式臨時照顧，以便應對假期與危機，就像一個家庭在照顧兒童時需要祖父母、叔叔、阿姨的協助一般。對這些僅有縫縫補補過的破碎經驗可以借鑑的兒童來說，要了解母親、父親、兄弟或姊妹是什麼，都是困難的。
此種不解可能會使衝突變得更複雜，尤其是這類兒童時常面臨的忠誠衝突。理解事物的關鍵歷程，儘管在一定的程度上屬於意識歷程，也能使用生命故事類型的工作或其他方式修飾，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是發生在深層心智中的潛意識歷程。
臨床研究之貢獻
就此衝突問題的探討，黛博拉．欣德爾的研究計畫得出了精采且重要的資料。她小心地運用觀察，評估接受機構照顧的手足，也與參與其中的成人會談，以檢驗考量手足要一起或分開安置的決策歷程，也試著在這類決策歷程中篩選出有用的準則。她和一對三歲半與一歲半的姊妹工作，那時姊妹倆分別住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之中。這樣安排是法院判決的結果，法院認為生母和年紀較長的孩子應該嘗試修復關係。當孩子再一次遭遺棄時，她被送到另一個寄養家庭，儘管還能透過探視與妹妹保持聯繫。
一同接見兩位孩子時，她們的遊戲充滿活力與生氣。姊姊凱莉出現多種行為，包括邀請妹妹蘇西參與遊戲、顧及她、照顧她。當凱莉短暫離開房間去上廁所時，蘇西撲通一聲倒在地板上、蜷曲成團、奄奄一息，直到凱莉回來。女孩們很常提到彼此的名字。當治療師單獨見凱莉時，她明顯較為不安、對治療師懷有疑慮與敵意。霍奇斯和斯蒂爾發展的故事樹技術，是研究生命經驗遭受波折的兒童時一種輔助研究工具。凱莉的故事裡，沒有她覺得迷途或受傷的孩子能從任何一位成人那兒獲得協助的絲毫線索，更有甚者，具威脅性的入侵者似乎無所不能、全然淹沒了娃娃屋裡的居民，成人和兒童之間的關係模式沒有關懷。然而，據觀察，凱莉相當溫柔地照顧她的小妹，姊妹之間似乎留存著一些關切。當治療師單獨見蘇西時，她反覆提及當時不在場的姊姊的名字。
這段素材突顯出來的衝突是，兩位寄養家庭的母親都堅稱她們照顧的孩子沒有與另一位孩子一同生活的記憶，孩子們也不知道彼此是姊妹。據A 太太所述，凱莉和蘇西的關係沒有比較特別，「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B 太太則說，蘇西已經忘記凱莉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然而，兩位養母都對孩子有認同感，並且很保護孩子，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盲區？
或許，每一位養母都會擔心，共同安置會危及「她們的」孩子的利益。A太太生B太太的氣，因為凱莉在和母親修復關係失敗後，沒能回到B太太的家。或許，她感受到凱莉的感受，也就是遭到B 太太拒絕、沒能保護她免受更多傷害。一開始，A太太充滿熱誠，想讓凱莉長期寄養，考慮到母親拒絕讓凱莉出養（蘇西出生時，母親就放棄撫養權、供人收養），但是這種樂觀情緒很快就大幅削減，現在的她只想提供短期安置。因此，她也覺得無法長期留住凱莉，或許對此的罪惡感轉向了B太太。
打從蘇西出生，B太太就一直照顧她，知道蘇西很健康，身為年邁的寄養父母，她和先生無法收養蘇西，但是很有可能可以讓蘇西安置到好人家，那時他們或許還能繼續扮演類祖父母的角色。因此，如果沒有因凱莉存在帶來的額外複雜性，特別是她尚未解決與生母及兩位同母異父哥哥的關係，蘇西可以是新的「完美」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凱莉的存在將再度喚醒蘇西過往中所有令人不舒服的元素。
這裡明顯的矛盾是，孩子與彼此的連結對她們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寄養父母卻否認這一點。思考這個現象的一條思路是，留意寄養母親詮釋事實的方式，她傾向於削弱故事呈現的痛苦與不確定性。假若我們能感受孩子對彼此的情感，那麼光是想像突然分開時她們的感受，對我們而言都會非常痛苦，這麼一來似乎就會毫不猶豫地優先考慮讓她們維持聯繫。如果我們爭取一同收養安置，必須認清這將延緩蘇西的永久安置計畫，並且帶來一些風險，因為凱莉到一個家庭之後，一開始可能會喚醒想接受她的願望，但隨後同等強烈地想拒絕她。顯然，這是一位在情緒資源方面給所有家庭帶來巨大壓力的小女孩，在制定安置計畫時，理應同時為她尋求治療協助。這一切意味著，日後收養這兩個孩子的家庭必須是與眾不同的，特別是能夠接納這兩個孩子，她們很容易表現出刻板印象的對立特質，也就是友善和討人厭的，以及有回應的和不依戀的。這個家庭也需要能夠容許和治療師一同照顧他們新收養的女兒之一。這種想法對收養者來說，往往令人不快，因為收養者通常希望，解決孩子問題的所有行動都由「永久」家庭來完成。
臨床介入
人類一接近彼此，內在世界就會與彼此產生動力關係。在所有重要的親密關係（二人、三人、家庭、團體等等）之中，每位成員的所有早期經驗都會對新關係的樣態有所貢獻。現階段發生的事件可能突顯出過去令人不安的問題，這雖然是邁步向前的機會，往往也會引起混亂與痛苦。
臨床介入引領我們走向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的核心。我的第一個臨床案例是與一位受收養的九歲男孩工作。在這個案例中，養母的內在世界為兒童的人格發展扮演了強而有力的組織者。這種潛意識想像生活的跨世代交織，可能會在收養家庭內造成特殊的困境。第二個案例，我將重點放在倒轉歷程，也就是孩子影響了父母。兩個案例也都帶出一些常見於收養之中文化複雜性的議題。
山姆
山姆九歲，領養父母在英格蘭生活了幾年，他因為急性懼蛇造成嚴重睡眠問題，無法單獨入睡，晚上會恐慌地醒來好幾次，受轉介前來尋求協助。父母筋疲力盡、束手無策。其他值得注意的困難，包括他對（同樣是收養的）妹妹的嫉妒，以及遇到父母的權威時強烈的好鬥精神。相對於成人肩負的責任，他似乎絲毫無法接受成人也有權力。
與山姆進行兩次的評估會談後，我提出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療，他鬆了一口氣，同時讓我感受到他在家中表現出的根深柢固的防衛僵局。針對睡眠問題，家庭醫師建議短期、聚焦介入，但我認為有必要進行更長期的治療。
第一個學期的治療，山姆能理性地溝通所有事情，除了可能與家裡的困難有關的事情，所以我完全沒聽到關於家裡任何的困難，此外父母繼續表達極度的憤怒。山姆似乎非常熱衷於前來見我，充分利用時間，但是是為了吸引或佔據我的關注，而不是為了從我這裡得到任何東西。對於我說的話，他有禮貌地聆聽，然後丟到一旁，詢問是否能夠繼續他正在玩的遊戲，無論是什麼遊戲。在日益增長的挫敗感中，我苦苦掙扎。
在精神分析架構下工作時，治療師會預期假期對治療的常規節奏造成的中斷是重要的，因為我們關注治療關係中嬰兒般原始的面向，而這往往意味著分離會產生重大的情緒影響。然而，正如我接下來所述，在第一個假期之前，山姆和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令我相當驚訝。更常見的是，我們發現假期是在體驗過後才變得意義重大。然而，對生命早年經歷過動盪的兒童而言，假期在他們眼中可能是重複早年的遺棄，並且在真的發生前就感受到了這份影響。在當下，這似乎不太尋常，但是在我的經驗中，若是能夠談一談在治療中突然爆發的情感，亦即從人格中陌生的一面到生命經歷中未曾消化過的部分，都能讓孩子們鬆一口氣。
治療現場
那一學期的最後一次療程出現戲劇性的轉折。山姆和家人一同在等候室，他淚眼汪汪、轉頭埋進外套不看我，完全不願意和我到診療室。為了讓治療進行下去，我決定邀請他的父母和我們一起到診療室。當山姆還在傷心欲絕時，父母兩人滔滔不絕地說著，幾分鐘後，母親離開診療室去照看妹妹，父親溫暖地說起兒子讓他有多驕傲，現在山姆可以自己上床睡覺，也不會在半夜叫醒他們。這不僅是充滿深情地支持山姆，也含蓄地聲明山姆不需要再來診所了，因此，發生在診療室裡的事情不重要，應該盡快結束治療。
過了一會，我決定請父親回到候診室，我說：「雖然我們都看到山姆很傷心，但我認為他可以獨自和我相處一段時間。」我也向山姆說明，如果他覺得做不到的話，隨時可以去找爸爸。父親有些不甘願地離開了診療室之後，我才可以大方、直接地和山姆談他的感受，也就是，對他來說今天的我變成了另一位羅斯汀太太，我即將離開去過聖誕假期，有兩週不會見他。今天，在這裡，他找不到那個他喜歡一同談天的羅斯汀太太。我說，我認為他以為我會拋下他全然消失，就像很久以前第一位媽咪那樣，所以他不相信我曾告訴他療程會在一月再度重啟。後來在那次療程中，當我說這些話時，山姆待了下來，聆聽我將他的不信任與擔憂，也就是擔憂我不會記得他、不喜歡他、想擺脫他等等串連起來，他安靜放鬆下來，儘管看起來仍是糟透了。
到了一月，當我們重新開始治療，隨後一長串的療程都用來建造防禦性武器—飛機、導彈、雷射系統和愈來愈大的炸彈。無數場戰爭上演，敵人往往和他出生的國家有關，而他如此小心建造的高超防禦系統阻擋了敵方的攻擊，讓他們不得靠近。每次攻擊重新再來時，安全系統都需要再度升級。他告訴我，年紀夠大的時候，他想從軍。他眼中的世界是，他的國家無依無靠，一肩扛起全世界，無比努力才得以存活。
受收養兒童與其家庭成員的內在世界結構，總在不知不覺中經受不尋常的生活經驗影響，這也是接受長期安置的寄養兒童與父母會遇到的狀況。在這篇文章中，我會描述在收養劇碼中參與者複雜的內在世界，將如何影響後來替補的家庭關係的發展。這是一段漸漸演變的過程，因為世代間的傳遞不僅影響一個人的一輩子，而是好幾代。這份理解現在已被廣為接受，也就是收養不僅僅是單一事件或某個時刻，而是一段歷程，終其一生都需反覆再訪收養帶來的意義。個別心理治療工作，能夠從內在現實的角度詳細地記錄、述說收養的經驗，從而將潛意識元素納入思量，而這正是我撰寫本文的主要論證基礎。
針對內在世界概念的簡短討論，介紹了所敘述的臨床方法依據的理論架構。這個概念是克萊恩重要的理論貢獻，詳細說明了佛洛伊德對於內在或心理現實領域的想像。克萊恩與小小孩的工作，讓她認識到兒童如何以具體的方式體驗她所稱的「內在客體」。這是兒童外在世界的重要他人在兒童心中的內在表徵，兒童自身的經驗則會左右這些重要他人的特質。
以下片段絕佳地展示了小小孩的內在世界的具體特性，以及克萊恩對潛意識幻想的概念。一位或多或少接受過如廁訓練的兩歲半女孩，在弟弟（或妹妹）出生後，對於在馬桶上排便極度焦慮。坐在馬桶上時，她堅持穿著尿布，這麼一來才能排便。後來，她終於能夠解釋，她害怕大便時身體裡的寶寶會掉進馬桶，所以必須這麼做。如果用尿布的話，她就能夠檢查並確定沖走的是糞便，不是嬰兒。內在世界的「真相」讓這位小女孩難以區辨想像與外在現實。
幼兒對世界想像的第二個重要特徵是，世界是循序漸次整合、組織起來的，例如代表撫育功能的母親抱著嬰兒的內在意象，漸漸地轉為更複雜的母親意象，也就是抱著嬰兒的臂彎與看著寶寶的眼神、微笑的臉龐、哺餵的乳房、說話吟唱的聲音、母親肌膚的氣味等等產生了連結。處在一個外在照顧夠好的環境中，嬰兒的心智會將各種零碎的經驗組織起來，形成兩種母親的樣貌，一種是值得信任的好母親，有著所有令嬰兒滿足的屬性，另一種則是截然不同的壞母親，不可靠且令人失望。這是一段精神分析稱為分裂的過程，也是心理發展的重大成就，讓我們得以在組織心智生活時能夠區辨。好與壞、美與醜、對與錯、愛與恨， 是我們整理經驗時必須仰賴的重要的兩端。
寶寶發展時，獲得良好照顧者開始能夠感知內在世界的好母親和壞母親之間的關聯。寶寶也開始為佔據每個人內在世界一生的任務苦苦掙扎，也就是將對我們投以熱切情感和部分自己的客體的多樣且矛盾的情感匯聚在一起。日益增長的區分自己與他人的能力，是個體成長的重要基礎。當幼兒獲得的照顧不夠一致到能促進區辨的歷程，也未能良好地理解嬰兒的需求以修飾早期嬰兒般原始的焦慮時，這種區分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就會受阻。
許多後來被收養的兒童，在生命的頭幾個月或幾年獲得的照顧，可能會缺少這些有益的特徵。當我們試著理解他們對自己的認識與對新的家人造成的影響時，務必記得這一點。他們實際上需要的照顧，與他們的生理年齡表現出來讓周遭人預期提供的照顧，可能非常不同。他們的內在世界常常是混亂的，難以有意義的分辨。
多重家庭的一些生活特徵，會對孩子內在世界之本質造成重大的影響。對幼兒來說，許多重要的熟悉處所的印記可能會混淆或遺失。聲音、氣味、窗外的景色，可能突然改變，同樣地，難以預料會看到誰。在心裡，不僅必須留空間給生父生母與養父母，也很可能必須為其他提供過一段時間照顧的重要寄養照顧者留個位子。此外，可能某個照顧者未能適切地發揮功能，無法在兒童心中建立可辨識的印象，因而形成失序的經驗。這可能是機構無差別照顧造成，也可能是嚴重失功能的家庭多位成人的混亂照顧，或者是罹患心理疾患的父母照顧的經驗，使嬰兒難以反覆地辨識出人物的結果。或許我提供的案例不夠詳盡，但這些極端的例子能幫助我們想像兒童遇到特定類型的照顧時的反應。
社工是在這些人之外的重要他人，有時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最能提供一致、穩定狀態的人。與受收養兒童工作時，經過驗證最有用的工具是紀錄安置順序的流程圖。務必將這些工具視為家庭圖的附件，在相對正常的案例中，它能提供和家庭圖一樣重要的訊息。
「聯繫」引發的焦慮
現行的作法，往往要求收養家庭能與原生家庭進行一系列的聯繫接觸。但是，這種在心理上的過度擁擠，可能會令孩子困擾。凱蒂九歲，在最近一次與養母對話時解釋，她不想要與生母有任何接觸。特別是，她不想要養母按照約定，一年給生母寫一封信，簡短地述說她和弟弟的生活。再次確定她的照片不會寄給生母後，她鬆了一大口氣，當然她自己也不想寄卡片或紙條。為什麼不呢？她焦慮地向養母透露，因為她害怕生母會透過她的指紋找到她。凱蒂反覆地作惡夢，夢到母親綁架她，儘管她已經在收養家庭生活好多年了，也未曾與生母聯繫。
凱蒂在新的家庭中的安全感，似乎遭受母親，即綁架者出其不意的侵擾。對凱蒂而言，惡夢似乎隨時會在真實生活中成真。
解釋或是再保證她的處境並不能安慰她，因為在她的內心世界裡，她仍受到全知、全能、可怕的母親宰制，這是她孩提時面對殘酷、承受忽略與虐待的遺痕。有時，在收養家庭中，她的行為似乎帶有將這種遭受暴躁入侵的經驗轉嫁給他人的企圖，一如她最新的症狀，突然發出長長的尖叫聲、直穿入他人之耳。凱蒂是這麼地害怕這些攻擊者，以致於無法承認自己在現實中的問題行為，因為從她的觀點來看，她僅是進行必要的自我保護。有時，她會讓我們看一眼這個她似乎需要的簡化且理想化的世界。現在，讓她快樂的事情是學習獨木舟，在獨木舟的堅固結構、特殊服裝與救生衣中緊密貼合，代表的是她渴望與一位慈愛、支持的母親的連結，但卻不可得，這位母親將寶寶抱起遠離恐懼，而非使寶寶陷入恐慌。凱蒂形成基本的好與壞分裂的機會，或許在早期發展中受到侵蝕。心智中的這份基礎構件必須就定位，才能開啟心智的整合。有了更完整的整合，才能形成承擔責任與關心他人的能力。
幾世紀以來，小型的核心家庭並非人類特有。將某些地區形成的寄養家庭聯繫網絡，和其他年代的大家庭、當代英國仍存有的少數民族文化相比，是有道理的。在某些地方當局，寄養支持服務能夠讓養父母們認識彼此，並在寄養家庭之間提供喘息式臨時照顧，以便應對假期與危機，就像一個家庭在照顧兒童時需要祖父母、叔叔、阿姨的協助一般。對這些僅有縫縫補補過的破碎經驗可以借鑑的兒童來說，要了解母親、父親、兄弟或姊妹是什麼，都是困難的。
此種不解可能會使衝突變得更複雜，尤其是這類兒童時常面臨的忠誠衝突。理解事物的關鍵歷程，儘管在一定的程度上屬於意識歷程，也能使用生命故事類型的工作或其他方式修飾，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這是發生在深層心智中的潛意識歷程。
臨床研究之貢獻
就此衝突問題的探討，黛博拉．欣德爾的研究計畫得出了精采且重要的資料。她小心地運用觀察，評估接受機構照顧的手足，也與參與其中的成人會談，以檢驗考量手足要一起或分開安置的決策歷程，也試著在這類決策歷程中篩選出有用的準則。她和一對三歲半與一歲半的姊妹工作，那時姊妹倆分別住在不同的寄養家庭之中。這樣安排是法院判決的結果，法院認為生母和年紀較長的孩子應該嘗試修復關係。當孩子再一次遭遺棄時，她被送到另一個寄養家庭，儘管還能透過探視與妹妹保持聯繫。
一同接見兩位孩子時，她們的遊戲充滿活力與生氣。姊姊凱莉出現多種行為，包括邀請妹妹蘇西參與遊戲、顧及她、照顧她。當凱莉短暫離開房間去上廁所時，蘇西撲通一聲倒在地板上、蜷曲成團、奄奄一息，直到凱莉回來。女孩們很常提到彼此的名字。當治療師單獨見凱莉時，她明顯較為不安、對治療師懷有疑慮與敵意。霍奇斯和斯蒂爾發展的故事樹技術，是研究生命經驗遭受波折的兒童時一種輔助研究工具。凱莉的故事裡，沒有她覺得迷途或受傷的孩子能從任何一位成人那兒獲得協助的絲毫線索，更有甚者，具威脅性的入侵者似乎無所不能、全然淹沒了娃娃屋裡的居民，成人和兒童之間的關係模式沒有關懷。然而，據觀察，凱莉相當溫柔地照顧她的小妹，姊妹之間似乎留存著一些關切。當治療師單獨見蘇西時，她反覆提及當時不在場的姊姊的名字。
這段素材突顯出來的衝突是，兩位寄養家庭的母親都堅稱她們照顧的孩子沒有與另一位孩子一同生活的記憶，孩子們也不知道彼此是姊妹。據A 太太所述，凱莉和蘇西的關係沒有比較特別，「她對每個人都是這樣。」B 太太則說，蘇西已經忘記凱莉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然而，兩位養母都對孩子有認同感，並且很保護孩子，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盲區？
或許，每一位養母都會擔心，共同安置會危及「她們的」孩子的利益。A太太生B太太的氣，因為凱莉在和母親修復關係失敗後，沒能回到B太太的家。或許，她感受到凱莉的感受，也就是遭到B 太太拒絕、沒能保護她免受更多傷害。一開始，A太太充滿熱誠，想讓凱莉長期寄養，考慮到母親拒絕讓凱莉出養（蘇西出生時，母親就放棄撫養權、供人收養），但是這種樂觀情緒很快就大幅削減，現在的她只想提供短期安置。因此，她也覺得無法長期留住凱莉，或許對此的罪惡感轉向了B太太。
打從蘇西出生，B太太就一直照顧她，知道蘇西很健康，身為年邁的寄養父母，她和先生無法收養蘇西，但是很有可能可以讓蘇西安置到好人家，那時他們或許還能繼續扮演類祖父母的角色。因此，如果沒有因凱莉存在帶來的額外複雜性，特別是她尚未解決與生母及兩位同母異父哥哥的關係，蘇西可以是新的「完美」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凱莉的存在將再度喚醒蘇西過往中所有令人不舒服的元素。
這裡明顯的矛盾是，孩子與彼此的連結對她們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寄養父母卻否認這一點。思考這個現象的一條思路是，留意寄養母親詮釋事實的方式，她傾向於削弱故事呈現的痛苦與不確定性。假若我們能感受孩子對彼此的情感，那麼光是想像突然分開時她們的感受，對我們而言都會非常痛苦，這麼一來似乎就會毫不猶豫地優先考慮讓她們維持聯繫。如果我們爭取一同收養安置，必須認清這將延緩蘇西的永久安置計畫，並且帶來一些風險，因為凱莉到一個家庭之後，一開始可能會喚醒想接受她的願望，但隨後同等強烈地想拒絕她。顯然，這是一位在情緒資源方面給所有家庭帶來巨大壓力的小女孩，在制定安置計畫時，理應同時為她尋求治療協助。這一切意味著，日後收養這兩個孩子的家庭必須是與眾不同的，特別是能夠接納這兩個孩子，她們很容易表現出刻板印象的對立特質，也就是友善和討人厭的，以及有回應的和不依戀的。這個家庭也需要能夠容許和治療師一同照顧他們新收養的女兒之一。這種想法對收養者來說，往往令人不快，因為收養者通常希望，解決孩子問題的所有行動都由「永久」家庭來完成。
臨床介入
人類一接近彼此，內在世界就會與彼此產生動力關係。在所有重要的親密關係（二人、三人、家庭、團體等等）之中，每位成員的所有早期經驗都會對新關係的樣態有所貢獻。現階段發生的事件可能突顯出過去令人不安的問題，這雖然是邁步向前的機會，往往也會引起混亂與痛苦。
臨床介入引領我們走向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的核心。我的第一個臨床案例是與一位受收養的九歲男孩工作。在這個案例中，養母的內在世界為兒童的人格發展扮演了強而有力的組織者。這種潛意識想像生活的跨世代交織，可能會在收養家庭內造成特殊的困境。第二個案例，我將重點放在倒轉歷程，也就是孩子影響了父母。兩個案例也都帶出一些常見於收養之中文化複雜性的議題。
山姆
山姆九歲，領養父母在英格蘭生活了幾年，他因為急性懼蛇造成嚴重睡眠問題，無法單獨入睡，晚上會恐慌地醒來好幾次，受轉介前來尋求協助。父母筋疲力盡、束手無策。其他值得注意的困難，包括他對（同樣是收養的）妹妹的嫉妒，以及遇到父母的權威時強烈的好鬥精神。相對於成人肩負的責任，他似乎絲毫無法接受成人也有權力。
與山姆進行兩次的評估會談後，我提出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療，他鬆了一口氣，同時讓我感受到他在家中表現出的根深柢固的防衛僵局。針對睡眠問題，家庭醫師建議短期、聚焦介入，但我認為有必要進行更長期的治療。
第一個學期的治療，山姆能理性地溝通所有事情，除了可能與家裡的困難有關的事情，所以我完全沒聽到關於家裡任何的困難，此外父母繼續表達極度的憤怒。山姆似乎非常熱衷於前來見我，充分利用時間，但是是為了吸引或佔據我的關注，而不是為了從我這裡得到任何東西。對於我說的話，他有禮貌地聆聽，然後丟到一旁，詢問是否能夠繼續他正在玩的遊戲，無論是什麼遊戲。在日益增長的挫敗感中，我苦苦掙扎。
在精神分析架構下工作時，治療師會預期假期對治療的常規節奏造成的中斷是重要的，因為我們關注治療關係中嬰兒般原始的面向，而這往往意味著分離會產生重大的情緒影響。然而，正如我接下來所述，在第一個假期之前，山姆和我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令我相當驚訝。更常見的是，我們發現假期是在體驗過後才變得意義重大。然而，對生命早年經歷過動盪的兒童而言，假期在他們眼中可能是重複早年的遺棄，並且在真的發生前就感受到了這份影響。在當下，這似乎不太尋常，但是在我的經驗中，若是能夠談一談在治療中突然爆發的情感，亦即從人格中陌生的一面到生命經歷中未曾消化過的部分，都能讓孩子們鬆一口氣。
治療現場
那一學期的最後一次療程出現戲劇性的轉折。山姆和家人一同在等候室，他淚眼汪汪、轉頭埋進外套不看我，完全不願意和我到診療室。為了讓治療進行下去，我決定邀請他的父母和我們一起到診療室。當山姆還在傷心欲絕時，父母兩人滔滔不絕地說著，幾分鐘後，母親離開診療室去照看妹妹，父親溫暖地說起兒子讓他有多驕傲，現在山姆可以自己上床睡覺，也不會在半夜叫醒他們。這不僅是充滿深情地支持山姆，也含蓄地聲明山姆不需要再來診所了，因此，發生在診療室裡的事情不重要，應該盡快結束治療。
過了一會，我決定請父親回到候診室，我說：「雖然我們都看到山姆很傷心，但我認為他可以獨自和我相處一段時間。」我也向山姆說明，如果他覺得做不到的話，隨時可以去找爸爸。父親有些不甘願地離開了診療室之後，我才可以大方、直接地和山姆談他的感受，也就是，對他來說今天的我變成了另一位羅斯汀太太，我即將離開去過聖誕假期，有兩週不會見他。今天，在這裡，他找不到那個他喜歡一同談天的羅斯汀太太。我說，我認為他以為我會拋下他全然消失，就像很久以前第一位媽咪那樣，所以他不相信我曾告訴他療程會在一月再度重啟。後來在那次療程中，當我說這些話時，山姆待了下來，聆聽我將他的不信任與擔憂，也就是擔憂我不會記得他、不喜歡他、想擺脫他等等串連起來，他安靜放鬆下來，儘管看起來仍是糟透了。
到了一月，當我們重新開始治療，隨後一長串的療程都用來建造防禦性武器—飛機、導彈、雷射系統和愈來愈大的炸彈。無數場戰爭上演，敵人往往和他出生的國家有關，而他如此小心建造的高超防禦系統阻擋了敵方的攻擊，讓他們不得靠近。每次攻擊重新再來時，安全系統都需要再度升級。他告訴我，年紀夠大的時候，他想從軍。他眼中的世界是，他的國家無依無靠，一肩扛起全世界，無比努力才得以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