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文1】第4章我們一直逃避的真相，終究逃不掉
三十四歲那一年，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有一項任務是接受精神分析。那一天，我的心理分析師告訴我，我是被領養的。
當時我躺在沙發上，才剛進行完「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ng，編按：在心理分析治療中，鼓勵患者以完全自由的方式說出任何想法、意念或記憶）。我談起自己最近參加一場研討會，與會人士中有一群從小就被領養的成年人，他們談起如何尋找自己親生父母。
我的心理分析師問我，如果我是他們會怎麼做。我回答說，當然會去尋找親生父母。接著他說：「那就開始找吧！」
「你在說什麼？我是被領養的嗎？」「是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之所以知情，是因為和我分居的妻子去看心理治療師。她的心理治療師在一場宴會上和我的心理分析師談話，然後問他：「李文斯頓醫師知道自己是被領養的嗎？」我的心理分析師回答：「他從來沒提過。」
不願面對的真相背後
原來早在好幾年前，我的妻子就從某個家族朋友那聽說這件事。但她覺得要不要告訴我這個事實，理當是我「父母」的權利。當她和他們討論後，他們拒絕了。於是，我的妻子把這件事告訴心理治療師，對方又告訴我的心理分析師，而他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把這件事帶到精神分析的單向談話中。
這種徹底違背職業道德，說出患者隱私的行為，實在叫人震驚。但我至今仍感激我的心理分析師有勇氣這麼做。
這個消息讓我當下倉皇失措。我的父母從沒提過這件事，我也曾覺得奇怪，為什麼熱愛拍照的父親，從沒拍過我一歲以前的照片；另一件讓我疑惑的事情是，我是在曼菲斯（Memphis，位於田納西州）出生的，但當時我的父母都住在芝加哥。父親當時對我解釋，當時他在政府機關上班，因為短期公差才到田納西州。而我的出生證明文件上，清楚記載我是由他們所生—這當然是個謊言。
在我發現自己是被領養的身世不久前，我的母親剛過世，但我跟父親談論這個話題的狀況並不順利。我對父親的欺騙感到生氣，但同時理解他心中的恐懼：如果我知道真相，就不完全是他的兒子了。
尋找我的生身父母
老實說，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一事，讓我覺得相當興奮。知道自己在基因上並非注定跟父親一樣不可，我鬆了一口氣。我感到自由、好奇，還有一點飄飄然的感覺。
父親說他不記得太多領養的細節，還發誓從不曉得我的真實姓名。最後證明，這個說法也是假的。
我前往曼菲斯，並且聘請了一位律師。這位律師透過地方熟人關係和一些巧妙手段，取得這些年來一直被法院封存的領養紀錄。上面有我生父的名字：大衛．艾弗列德．傅爾克（David Alfred Faulk），以及生母的名字，露絲（Ruth）。原來，當年我被遺棄在田納西兒童之家。這是個惡名昭彰的販嬰機構，由不肖法官提供法院的讓渡書，而田納西兒童之家就把孩子送到全國各地的富裕家庭。
我打電話給父親，問他當年為我花了多少錢。許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的身價，我知道我的：五百美元。
律師要我把尋人任務交給他，理由是「你不知道自己會找到什麼，有些孩子是精神病院的患者所生。」但我認為，不管發現任何事和任何人，自己都可以應付。我也相信，知道總比不知道好。
之後我找到的第一群人，是在我人生第一年照顧我的寄養家庭。當我開始根據曼菲斯市的電話簿打電話找人時，我手邊的線索只有一個姓氏。打到大概是第十通電話，當我表明自己的身分時，就聽到電話那頭的男人對某人說：「嘿，媽，是小博打來的。」
這位寄養家庭的女主人是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我去拜訪的時候，她拿出我六個月大時的照片。她的先生經營加油站，小孩都沒有上大學。我試著想像自己現在操著一口田納西的慵懶口音，身上穿著技工制服，名牌上寫著「博」。
為了歡迎我回來，他們全家人聚在一起，並且告訴我，把我留在他們家的人是我的生母。她是密西西比州維克斯堡（Vicksburg）人。於是，我開始打電話給維克斯堡電話簿上姓傅爾克的人。很快就跟生母的姊姊通上電話，但是這次，我說自己是露絲老朋友的兒子，想請問露絲在哪裡。
她告訴我，露絲住在亞特蘭大市（Atlanta），在一間出版社工作。當我趕到那裡，打了通電話給露絲，直接告知我是誰，想要見她一面。當公寓大門打開時，我看見一個長得和我很像的人。對方問我：「你怎麼那麼久才來？」
過去的錯誤仍會有美好結果
我的生母露絲生於信仰虔誠的宗教家庭。本來是位老師，讓她未婚懷孕的那個男人不願意結婚，只願意支付非法墮胎的費用。於是她斷然拒絕，獨自旅行到曼菲斯生產，
然後把我留在那裡。她說，本來打算日後去接我，但當她打電話到那個機構時，已經晚了一步。結果她終生未婚，因為「覺得自己沒有那個資格」。當時她在小學教書。到了我就學年齡，便隨著我應該就讀的年級，每年更換任教班級。
我的生母從來不曾原諒自己，「沒有活在當下」。知道我現在一切安好，她才鬆了一口氣。而我則感謝她賜予我的生命。
當然，我也很好奇生父是怎樣的人。露絲給了我一個名字，不過，他在幾年前過世，留下一個女兒。我找到對方的住處後打了電話，心裡想著，我本來是獨子，最後卻多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
對方很高興接到我的來電，但令我意外的是，這個「妹妹」也是被領養的，一直想要尋找她的親生父母。所以，我們雖然有共同的父親，但還算得上是「親屬」關係嗎？我生父的太太沒有辦法懷孕，但他卻藏著親生兒子流落在外的祕密，不知道當時的他是怎麼想的？
之後，生父的女兒寄了張照片給我，這是我僅有一件關於他的東西。當下，我理解那些父親戰死沙場的遺孤，看著自己不記得或沒見過的父親老照片，心裡是什麼感覺。我彷彿在生父的眼中看見悲傷，如果能跟他講上一會兒話就好了。告訴他，我現在過得很好。他一時激情留下的錯誤，如今有了美好的結果。如果我不能愛他，但願我能給他一些平靜。
【摘文2】第12章 你上次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
請恕我直言，雖然有個概念叫做「正反情感並存的情緒」（ambivalence，矛盾心態），但事實上，人很難同時處理兩種情緒。
例如：緩解焦慮的常見標準做法之一是「深層肌肉放鬆法」，教導焦慮者如何放鬆骨骼肌，下次當他們發現自己又陷入焦慮情境，開始冒汗、心跳加速、過度換氣，感覺自己好像快不行了……一旦出現這些標準的恐慌症症狀時，就有辦法幫助自己。
你可以問問那些受憂鬱症所困的人一個問題，「你上次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或是問問他們的家人，請家人試著回想一下，上一次看到患者開心的樣子是何時。通常我聽到的答案，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
那又如何？只是生活中的笑聲，有何大不了？
有些人只把「幽默感」當成嚴肅生活中的小插曲，而非快樂人生的重要元素和指標。
假如你問人們，他們有沒有幽默感？即使是在他們憂鬱沮喪的時候，通常回答都是「有」。（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個好駕駛，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事實正好相反。）
人們所獨特擁有，幽默的力量
若是有人說自己富有幽默感，看起來卻特別陰鬱，有時我會請他講個笑話來聽聽。我知道，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個不太公平的要求，因為每個人留意和記憶有趣事物的能力本來就不同。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所以就換我講一個笑話給他們聽，比如英國網站曾票選出來「全球最好笑的故事」：
兩個紐澤西獵人一同穿越森林。突然之間，其中一個人倒了下來，沒有呼吸。另一個人馬上掏出手機撥給九一一，他告訴電話那一頭的人：「我的朋友死了！」
對方回答：「先鎮定下來，我可以幫助你。首先，你必須確認他真的死了。」經過片刻沉默，傳來一聲槍響。
那個獵人又拿起電話：「好了，接下來呢？」
聽完這個故事的人們，反應各不相同。有些人不習慣從事物中找出有趣的部分，以致失去對事物驚奇的能力—而這正是幽默的本質。至於其他人，單純就是沒有心理準備，誰會想到一個精神科醫師竟會試著逗樂他們。
有時候，我會給那些嚴重缺乏幽默感的人一個家庭作業，請他們在下次諮商前，想出一個好笑的故事。
當人們面對深沉的絕望和焦慮而尋求治療時，這一切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幽默感在生命中之所以有強大的力量，是因為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的兩個特徵裡，其中一項就是「笑」的能力，另一個則是「思考自己死亡」的能力。
這兩項獨特的人類特質之間有一種聯繫，直指生命中最大矛盾的核心：即使面對必然會結束的生命，我們仍然可以活得快樂。讓人們做到這一點的，不只是我們懂得所謂的「以健康心態否定現實」。所有的幽默感，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針對人類的處境。自我調侃，就是承認我們為了阻擋時間掠奪，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就像那個紐澤西獵人一樣。我們被種種不可控制的力量箝制，通常也包括自己的愚蠢，然而，我們始終不放棄。
充分體驗生活中常見的悲傷和荒謬，並且找到繼續生活的理由，就是一種勇氣的行為。鼓舞的力量就來自我們愛和笑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在面對生存這個重大問題時，必定會感覺到人生的不確定，若要接受無常及不安，就需要培養體驗快樂時刻的能耐。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幽默可說是「絞架幽默」（gallows humor）—在死亡面前，我們面帶微笑。
幽默感有益身體健康
有充分證據顯示，「幽默感」具有療癒效果。
美國編輯暨作家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曾以自身經歷寫了一本書（編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笑退病魔》〔Anatomy of an Illness〕），描述自己如何靠著看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老喜劇片，治癒了自身難以診斷且令人身心耗弱的怪病。「大笑」能帶動體內的化學變化，對健康有益，而樂觀、有自癒效果的心態只是其中的好處之一。
有一種理論主張，心靈和身體會相互影響，因此我們對各種病痛的想法和感覺，足以影響康復的程度。早在現代醫學出現前，各種信仰治療師就會透過鼓舞病人，以樂觀的態度對抗疾病。這種方法的效果，當然不在話下。
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會前往法國的療癒聖地盧爾德（Lourdes，編按：天主教著名的朝聖地），在天然洞穴外成堆的柺杖和輪椅，就證實了信仰的力量。當然，你不會在那裡看見被丟棄的義肢，所謂的「奇蹟」畢竟仍有極限。這裡發生的是某種形式的加速療癒，全看信仰者有多相信神可以治癒他們的疾病。不過，這些結果已經夠神奇了。
幽默也是一種分享的形式，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分享歡笑，肯定我們在人生這條船上同舟共濟。在茫茫大海中，我們無法確定是否有任何救援，試圖自我控制只是妄想，但我們仍然繼續航行—攜手前進。
分享歡笑，對抗要命的悲觀
最近我見到一位患者和他的太太，太太抱怨說：「他再也不笑了。」先生也同意：「我的幽默感不見了。」他們最近剛旅行回來，太太的錢包和信用卡都遺失了。我說：「我太太也發生同樣的事，她的信用卡被偷，但是我還沒去掛失，因為那個扒手花錢沒有她凶。」我的患者聽了哈哈大笑。當我把這個故事轉述給太太聽時，她卻笑不出來。
悲觀主義者就跟慮病症（hypochondriacs，編按：擔心自己罹患極為嚴重的疾病）患者一樣，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都是對的—沒有人能活著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悲觀主義就跟別的態度一樣，隱含大量自我實現的預言成分。如果我們用懷疑或敵對的態度跟人相處，他們可能也會用同樣的態度回應，無形中驗證了我們低落的期望。幸運的是，反之亦然。
但是，就跟所有法則一樣，總有例外存在，我們碰到的人未必都像鏡子般反射出我們的態度。假如，習慣性的樂觀也無法對抗偶爾的失望，那麼習慣性的悲觀，就是絕望的近親了。
初次見面時，我們通常會微笑以對。這麼做，不只是傳達友善之意。微笑也展示了「好的幽默感」，代表我們認同存在共同人性中的幽默感：事情或許嚴肅，但不用看得太認真。
三十四歲那一年，我接受住院醫師的訓練，有一項任務是接受精神分析。那一天，我的心理分析師告訴我，我是被領養的。
當時我躺在沙發上，才剛進行完「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ng，編按：在心理分析治療中，鼓勵患者以完全自由的方式說出任何想法、意念或記憶）。我談起自己最近參加一場研討會，與會人士中有一群從小就被領養的成年人，他們談起如何尋找自己親生父母。
我的心理分析師問我，如果我是他們會怎麼做。我回答說，當然會去尋找親生父母。接著他說：「那就開始找吧！」
「你在說什麼？我是被領養的嗎？」「是的。」
「你怎麼會知道？」他之所以知情，是因為和我分居的妻子去看心理治療師。她的心理治療師在一場宴會上和我的心理分析師談話，然後問他：「李文斯頓醫師知道自己是被領養的嗎？」我的心理分析師回答：「他從來沒提過。」
不願面對的真相背後
原來早在好幾年前，我的妻子就從某個家族朋友那聽說這件事。但她覺得要不要告訴我這個事實，理當是我「父母」的權利。當她和他們討論後，他們拒絕了。於是，我的妻子把這件事告訴心理治療師，對方又告訴我的心理分析師，而他想出一個辦法，就是把這件事帶到精神分析的單向談話中。
這種徹底違背職業道德，說出患者隱私的行為，實在叫人震驚。但我至今仍感激我的心理分析師有勇氣這麼做。
這個消息讓我當下倉皇失措。我的父母從沒提過這件事，我也曾覺得奇怪，為什麼熱愛拍照的父親，從沒拍過我一歲以前的照片；另一件讓我疑惑的事情是，我是在曼菲斯（Memphis，位於田納西州）出生的，但當時我的父母都住在芝加哥。父親當時對我解釋，當時他在政府機關上班，因為短期公差才到田納西州。而我的出生證明文件上，清楚記載我是由他們所生—這當然是個謊言。
在我發現自己是被領養的身世不久前，我的母親剛過世，但我跟父親談論這個話題的狀況並不順利。我對父親的欺騙感到生氣，但同時理解他心中的恐懼：如果我知道真相，就不完全是他的兒子了。
尋找我的生身父母
老實說，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一事，讓我覺得相當興奮。知道自己在基因上並非注定跟父親一樣不可，我鬆了一口氣。我感到自由、好奇，還有一點飄飄然的感覺。
父親說他不記得太多領養的細節，還發誓從不曉得我的真實姓名。最後證明，這個說法也是假的。
我前往曼菲斯，並且聘請了一位律師。這位律師透過地方熟人關係和一些巧妙手段，取得這些年來一直被法院封存的領養紀錄。上面有我生父的名字：大衛．艾弗列德．傅爾克（David Alfred Faulk），以及生母的名字，露絲（Ruth）。原來，當年我被遺棄在田納西兒童之家。這是個惡名昭彰的販嬰機構，由不肖法官提供法院的讓渡書，而田納西兒童之家就把孩子送到全國各地的富裕家庭。
我打電話給父親，問他當年為我花了多少錢。許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的身價，我知道我的：五百美元。
律師要我把尋人任務交給他，理由是「你不知道自己會找到什麼，有些孩子是精神病院的患者所生。」但我認為，不管發現任何事和任何人，自己都可以應付。我也相信，知道總比不知道好。
之後我找到的第一群人，是在我人生第一年照顧我的寄養家庭。當我開始根據曼菲斯市的電話簿打電話找人時，我手邊的線索只有一個姓氏。打到大概是第十通電話，當我表明自己的身分時，就聽到電話那頭的男人對某人說：「嘿，媽，是小博打來的。」
這位寄養家庭的女主人是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我去拜訪的時候，她拿出我六個月大時的照片。她的先生經營加油站，小孩都沒有上大學。我試著想像自己現在操著一口田納西的慵懶口音，身上穿著技工制服，名牌上寫著「博」。
為了歡迎我回來，他們全家人聚在一起，並且告訴我，把我留在他們家的人是我的生母。她是密西西比州維克斯堡（Vicksburg）人。於是，我開始打電話給維克斯堡電話簿上姓傅爾克的人。很快就跟生母的姊姊通上電話，但是這次，我說自己是露絲老朋友的兒子，想請問露絲在哪裡。
她告訴我，露絲住在亞特蘭大市（Atlanta），在一間出版社工作。當我趕到那裡，打了通電話給露絲，直接告知我是誰，想要見她一面。當公寓大門打開時，我看見一個長得和我很像的人。對方問我：「你怎麼那麼久才來？」
過去的錯誤仍會有美好結果
我的生母露絲生於信仰虔誠的宗教家庭。本來是位老師，讓她未婚懷孕的那個男人不願意結婚，只願意支付非法墮胎的費用。於是她斷然拒絕，獨自旅行到曼菲斯生產，
然後把我留在那裡。她說，本來打算日後去接我，但當她打電話到那個機構時，已經晚了一步。結果她終生未婚，因為「覺得自己沒有那個資格」。當時她在小學教書。到了我就學年齡，便隨著我應該就讀的年級，每年更換任教班級。
我的生母從來不曾原諒自己，「沒有活在當下」。知道我現在一切安好，她才鬆了一口氣。而我則感謝她賜予我的生命。
當然，我也很好奇生父是怎樣的人。露絲給了我一個名字，不過，他在幾年前過世，留下一個女兒。我找到對方的住處後打了電話，心裡想著，我本來是獨子，最後卻多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
對方很高興接到我的來電，但令我意外的是，這個「妹妹」也是被領養的，一直想要尋找她的親生父母。所以，我們雖然有共同的父親，但還算得上是「親屬」關係嗎？我生父的太太沒有辦法懷孕，但他卻藏著親生兒子流落在外的祕密，不知道當時的他是怎麼想的？
之後，生父的女兒寄了張照片給我，這是我僅有一件關於他的東西。當下，我理解那些父親戰死沙場的遺孤，看著自己不記得或沒見過的父親老照片，心裡是什麼感覺。我彷彿在生父的眼中看見悲傷，如果能跟他講上一會兒話就好了。告訴他，我現在過得很好。他一時激情留下的錯誤，如今有了美好的結果。如果我不能愛他，但願我能給他一些平靜。
【摘文2】第12章 你上次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
請恕我直言，雖然有個概念叫做「正反情感並存的情緒」（ambivalence，矛盾心態），但事實上，人很難同時處理兩種情緒。
例如：緩解焦慮的常見標準做法之一是「深層肌肉放鬆法」，教導焦慮者如何放鬆骨骼肌，下次當他們發現自己又陷入焦慮情境，開始冒汗、心跳加速、過度換氣，感覺自己好像快不行了……一旦出現這些標準的恐慌症症狀時，就有辦法幫助自己。
你可以問問那些受憂鬱症所困的人一個問題，「你上次開懷大笑是什麼時候？」或是問問他們的家人，請家人試著回想一下，上一次看到患者開心的樣子是何時。通常我聽到的答案，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
那又如何？只是生活中的笑聲，有何大不了？
有些人只把「幽默感」當成嚴肅生活中的小插曲，而非快樂人生的重要元素和指標。
假如你問人們，他們有沒有幽默感？即使是在他們憂鬱沮喪的時候，通常回答都是「有」。（除此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個好駕駛，儘管有大量證據顯示事實正好相反。）
人們所獨特擁有，幽默的力量
若是有人說自己富有幽默感，看起來卻特別陰鬱，有時我會請他講個笑話來聽聽。我知道，這對很多人來說是個不太公平的要求，因為每個人留意和記憶有趣事物的能力本來就不同。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所以就換我講一個笑話給他們聽，比如英國網站曾票選出來「全球最好笑的故事」：
兩個紐澤西獵人一同穿越森林。突然之間，其中一個人倒了下來，沒有呼吸。另一個人馬上掏出手機撥給九一一，他告訴電話那一頭的人：「我的朋友死了！」
對方回答：「先鎮定下來，我可以幫助你。首先，你必須確認他真的死了。」經過片刻沉默，傳來一聲槍響。
那個獵人又拿起電話：「好了，接下來呢？」
聽完這個故事的人們，反應各不相同。有些人不習慣從事物中找出有趣的部分，以致失去對事物驚奇的能力—而這正是幽默的本質。至於其他人，單純就是沒有心理準備，誰會想到一個精神科醫師竟會試著逗樂他們。
有時候，我會給那些嚴重缺乏幽默感的人一個家庭作業，請他們在下次諮商前，想出一個好笑的故事。
當人們面對深沉的絕望和焦慮而尋求治療時，這一切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幽默感在生命中之所以有強大的力量，是因為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的兩個特徵裡，其中一項就是「笑」的能力，另一個則是「思考自己死亡」的能力。
這兩項獨特的人類特質之間有一種聯繫，直指生命中最大矛盾的核心：即使面對必然會結束的生命，我們仍然可以活得快樂。讓人們做到這一點的，不只是我們懂得所謂的「以健康心態否定現實」。所有的幽默感，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針對人類的處境。自我調侃，就是承認我們為了阻擋時間掠奪，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就像那個紐澤西獵人一樣。我們被種種不可控制的力量箝制，通常也包括自己的愚蠢，然而，我們始終不放棄。
充分體驗生活中常見的悲傷和荒謬，並且找到繼續生活的理由，就是一種勇氣的行為。鼓舞的力量就來自我們愛和笑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當我們在面對生存這個重大問題時，必定會感覺到人生的不確定，若要接受無常及不安，就需要培養體驗快樂時刻的能耐。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幽默可說是「絞架幽默」（gallows humor）—在死亡面前，我們面帶微笑。
幽默感有益身體健康
有充分證據顯示，「幽默感」具有療癒效果。
美國編輯暨作家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曾以自身經歷寫了一本書（編按：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笑退病魔》〔Anatomy of an Illness〕），描述自己如何靠著看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的老喜劇片，治癒了自身難以診斷且令人身心耗弱的怪病。「大笑」能帶動體內的化學變化，對健康有益，而樂觀、有自癒效果的心態只是其中的好處之一。
有一種理論主張，心靈和身體會相互影響，因此我們對各種病痛的想法和感覺，足以影響康復的程度。早在現代醫學出現前，各種信仰治療師就會透過鼓舞病人，以樂觀的態度對抗疾病。這種方法的效果，當然不在話下。
直到現在，人們還是會前往法國的療癒聖地盧爾德（Lourdes，編按：天主教著名的朝聖地），在天然洞穴外成堆的柺杖和輪椅，就證實了信仰的力量。當然，你不會在那裡看見被丟棄的義肢，所謂的「奇蹟」畢竟仍有極限。這裡發生的是某種形式的加速療癒，全看信仰者有多相信神可以治癒他們的疾病。不過，這些結果已經夠神奇了。
幽默也是一種分享的形式，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分享歡笑，肯定我們在人生這條船上同舟共濟。在茫茫大海中，我們無法確定是否有任何救援，試圖自我控制只是妄想，但我們仍然繼續航行—攜手前進。
分享歡笑，對抗要命的悲觀
最近我見到一位患者和他的太太，太太抱怨說：「他再也不笑了。」先生也同意：「我的幽默感不見了。」他們最近剛旅行回來，太太的錢包和信用卡都遺失了。我說：「我太太也發生同樣的事，她的信用卡被偷，但是我還沒去掛失，因為那個扒手花錢沒有她凶。」我的患者聽了哈哈大笑。當我把這個故事轉述給太太聽時，她卻笑不出來。
悲觀主義者就跟慮病症（hypochondriacs，編按：擔心自己罹患極為嚴重的疾病）患者一樣，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都是對的—沒有人能活著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悲觀主義就跟別的態度一樣，隱含大量自我實現的預言成分。如果我們用懷疑或敵對的態度跟人相處，他們可能也會用同樣的態度回應，無形中驗證了我們低落的期望。幸運的是，反之亦然。
但是，就跟所有法則一樣，總有例外存在，我們碰到的人未必都像鏡子般反射出我們的態度。假如，習慣性的樂觀也無法對抗偶爾的失望，那麼習慣性的悲觀，就是絕望的近親了。
初次見面時，我們通常會微笑以對。這麼做，不只是傳達友善之意。微笑也展示了「好的幽默感」，代表我們認同存在共同人性中的幽默感：事情或許嚴肅，但不用看得太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