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1】
巨人的背影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是我人生與行醫的一個轉折點。前一天的深夜裡，我的導師朱樹勳教授，完成了台灣第一例人體心臟移植手術。
當天清晨，新聞轟動了全台。然而在掌聲背後，朱教授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尷尬且驚心動魄的現實—那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才剛公布不到一個月，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根本尚未出爐。到底器官移植是「救人還是殺人」，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就傳統觀念來說，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不論是法律還是社會大眾，大家都認為：「一個人要到心跳停止、沒有呼吸，才算真正死亡。」如果心臟還在跳，而你卻把他的心臟拿走，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下，這就叫「故意殺人」。
至於心臟移植手術，也有一個前提：捐贈者的心臟必須是「活的」、還在跳動的。如果等到捐贈者的心跳停止，心臟就會缺氧壞死，這顆心臟也就無法再救活另一個人了。
因此，在醫學界引進「腦死」的概念，也就是病人的大腦已經完全壞死、再也醒不來，雖然靠著呼吸器，還能維持心跳，但在醫學上他已經死亡了。這時候摘取心臟、進行移植，最能確保心臟的健康。
尷尬的是，一九八七年雖然已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容許器官捐贈。但是，政府尚未公布「腦死」的施行細則—到底要由哪些學科的醫生、進行哪些檢查、判定幾次，才能合法宣布一個人「腦死」呢？
這也意味著一個殘酷的悖論：如果朱樹勳教授摘取了這位腦死捐贈者的心臟，去救另一位換心病人，在醫學上，他同時救了兩個人（讓腦死者遺愛人間，讓換心者重獲新生）；但在法律上，由於國家尚未公布腦死判定標準，捐贈者在法理上依然算是「活著」。朱教授若是進行這場移植手術，就等於是冒著可能被控訴「故意殺人」的風險在開刀。
開創者的勇氣
一邊是垂死的病人、一邊是殺人重罪，在法律未明的灰色地帶，朱樹勳老師頂著可能「從名醫淪為階下囚」的巨大壓力，在「坐視病人死去」與「衝撞體制救人」的抉擇面前，毅然選擇了後者。
果然，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雖然在宣布移植手術成功的當天，全台人心振奮，但隨後而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倫理質疑與言論撻伐。
當時連續一個月，報紙上天天都有朱教授的名字。我人微言輕，只能在風暴的邊緣，靜靜地看著一切發生。但我沒說出口、心底卻很清楚的是，「我想成為像朱樹勳老師一樣的人」，這不是因為手術成功後的榮耀，而是因為他在關鍵時刻願意將病人的性命凌駕於一己安危之上。他，願意承擔。
後來，朱樹動教授被罰款了十五萬元，然而，正是那一次對僵化體制的衝撞，逼得國家機器開始運轉—短短兩個月內，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火速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也隨之上路。
受惠於老師當年開創先例，台灣的器官移植醫學如枯木逢春般蓬勃發展，從心臟、肝臟到肺臟，醫界一步一步將生命從死神的手裡奪回。如今，台灣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成功案例，在亞洲居於領先，與歐美相比亦不遑多讓。
許多的制度變革，往往都是由先行者，孤身將腳跨向懸崖之外開始的。即便可能承受千夫所指，甚至鎩羽而歸，但朱教授那頂著風暴走向懸崖、踏出改變時代的第一步，自此成為我行醫生涯裡的典範。他的背影告訴我：
醫者的本分不只是墨守成規的安穩，而是關鍵時刻的無畏與承擔。
正因前人當年冒著萬劫不復的風險，才為台灣醫界劈開了僵化體制的桎梏，我們這些後來者，才能在如今健全的制度庇護下，更堅定地握緊手中的手術刀，繼續在生死的界線上，為垂危的生命引航擺渡。
【內文試閱2】
偏鄉的醫療困境
即使我自己也是出身偏鄉，對於鄉下地方醫療資源的匱乏並不陌生，但當我真正走進雲林的醫療現場時，內心還是感到震驚，那不是單純的軟硬體資源差距，而是整個醫療生態的不同。
第一天門診，一位病人坐下來看著我，他還沒有講自己的病情，第一句話就問：「陳醫師，你會在這裡待多久？」那句話的語氣聽起來平靜，背後其實藏著一種很深的無奈。
因為在雲林，醫師大多只是「過客」，從台北總院派來歷練個兩年，然後再回到總院升任主治醫師。就像是服兵役一樣，時間一到，人就走。最後留下來的，是還沒結束的療程，是好不容易才剛建立的信任尚，還有一群已經習慣不斷失去醫師的病人。
聽到病人問出這個問題的那一刻，我頓時語塞，但那個問題從此化作沉重的叩問，深深地迴盪在我心裡。後來，我在院內刊物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不是過客，我是回家》，因為即使當時已有全民健保，但我真切地看到偏鄉的醫療資源依舊如此匱乏與貧瘠。
掩不住的貧窮與絕望
台大雲林分院的前身是署立雲林醫院，更早則是省立雲林醫院。早年當地人常自嘲，到省立雲林醫院看病，就是「走著進去、躺著出來」；甚至曾有憤怒的民眾在縣民大會上嗆聲，「乾脆把殯儀館蓋在雲林醫院旁邊好了，這樣最方便！」雖是玩笑話，卻赤裸裸地凸顯出當地醫療水準的低落。
全民健保的普及，掩蓋不住偏鄉醫療的貧窮與絕望，在雲林分院的急診室哩，幾乎每天都會出現被「丟包」的老人。家裡沒有錢，年輕人要工作、要養家，根本沒有多餘的力氣照顧長者，於是就把人送到急診室便轉身離開。更殘酷的是，有更多老病殘的長者，連被丟到醫院的機會都沒有，他們躺在家裡，沒有醫療、沒有照護，只能任憑自己慢慢被疾病吞噬，在無盡的病痛中離開人世。
雲林的貧窮，也反映在另一個問題上，那就是毒品。
雲林分院精神科門診的人數，竟然比台北總院還多！為了幫助戒毒，院方提供毒品的替代品「美沙冬」，這是一種口服的二級管制藥品，用來替代海洛因等劇毒，能安全地壓制戒斷症狀、降低對毒品的強烈渴望。毒品成癮者不需要掛號，也毋須留下病歷，拿了藥就可以走。
醫院提供的不只是醫療服務，更是維持治安的一道防線。因為當一個人被毒癮控制，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會做出什麼事，沒有人能預測。尤其是在斷癮的痛苦與對毒品的極度渴望驅使之下，法律與道德底線早已蕩然無存。除了常見的偷竊、搶劫，那些走投無路的成癮者，甚至會冒著生命危險，在深夜爬上高壓電線桿去剪電線，只為剝出裡面那一點點能變賣換毒的銅線。
結果，一個失手就是上萬伏特的高壓電擊，有人當場被電成焦屍、瞬間喪命；幸運活下來的，也被電得皮開肉綻、軀體焦黑成重傷。這些被緊急送醫的成癮者，一個接著一個，在急診室裡形成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殘酷循環。
困乏中前行
以肺癌來說，在台大總院，肺癌一期的病人大約佔了六成，這意味著多數人在早期就被發現，但在雲林分院，肺癌一期的比例竟然只有百分之十五！反過來，一診斷就是第四期的病人，比例則高達六成。這樣的數字代表什麼？代表大多數的病患在走進醫院的那一刻，已經太晚了。
造成數字反轉的根源，不是因為雲林人不在意健康，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習慣，更沒有那樣的條件。在台北，很多人會定期做健康檢查；但在雲林，多數人對病痛是咬牙硬撐，等到最後身體真的撐不住了，才會無奈地走進醫院就診，但也因此常常一發現就是無法挽回的末期。
在這樣因病致貧、因貧延醫的惡性循環下，很多在都市理所當然的醫療，在這裡全是奢望。自費治療幾乎不可能，標靶藥物更是遙不可及。
來到診間的病患大多已是病入膏肓，體內腫瘤直徑十公分、二十公分，竟是司空見慣的常態！面對如此巨大的惡性腫瘤，即使病人想要活命，主治醫生根本沒有做微創手術的餘地，除了狠心大刀開胸以外，也沒有太多選擇。
有時候，病人就坐在你面前，你心知肚明在醫療上已經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但他還是會帶著最後一絲渴求地問：「醫師，有沒有別的方法？」
那句話背後的潛台詞，其實是：「醫師，我還有沒有希望？」即使那個希望只是毫無根據的草藥、是密醫的偏方，但對走投無路的人來說，那是他們唯一負擔得起、能抓緊的最後一塊浮木。
【內文試閱3】
看診救千人，研究救萬人
在外科的世界裡，手術刀是醫師最直覺的武器。每天穿梭於手術室與診間，親手切除病灶、挽救眼前病患的生命，帶來的是最直接的成就感。
然而，就算是一位極其勤奮的外科醫師，一生能動的手術、能看的病人終究有限。如果醫療止步於現有技術，醫療就只能在舊框架裡止步不前，唯有將臨床經驗帶入基礎研究，化為創新的力量，才能打破個體的限制，將救人的效益放大千萬倍。
改寫全球氣胸治療準則
我在二○○○年時升任台大胸腔外科主治醫師，那時門診的患者不多，肺癌病患大多是去找我的恩師李元麒教授，所以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往急診室去找病人，因此接觸到了大量的氣胸個案。
為了幫病人預防氣胸復發，需要把肺和胸壁沾黏起來。大部分醫生選擇的是，從國外進口、歐美普遍使用的醫療等級滑石粉，一罐就要價一萬五千元，這對許多家庭來說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而我則沿用恩師從日本學回來的「祕方」—價格只要幾百元的抗生素老藥「米諾幸」。這不只是幾十倍價差，更關乎能否用更無負擔的方式幫病人減輕痛苦。
當時正在攻讀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我發現，雖然這個方法在臨床上真的有效，但在學術論文裡竟是一片空白。既然這個方法在臨床上真實存在，但在學術上又找不到現成的證據，那我就決定自己做出來！
接下來的兩年，我一例一例記錄、一次一次驗證，累積了三百多例氣胸手術的寶貴數據。當我把「術後施打米諾辛能有效防止氣胸復發」的實證寫成論文，成功發表在《胸腔》醫學國際期刊（CHEST）時，我的內心無比激動。那不只是一篇學術論文的發表，更是把一個原本缺乏數據支撐、卻能確實減輕病人痛苦的做法，帶到了全球醫界的面前！這篇論文也成為我後來順利升等的關鍵之一。
有了這次的成功，我決定再往前跨出一步，針對「首次發作」的氣胸患者展開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過去，第一次發作的氣胸患者，通常只需抽掉胸腔內的空氣、無須開刀，但復發風險依然存在。透過分組研究，一組打「米諾幸」，另一組則不打，結果發現只要加上「施打米諾辛」這個小小的步驟，就能為患者降低整整四成的復發率！
這項研究成果一舉登上了全球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不僅改寫了全球氣胸治療準則，更讓無數患者免於復發的恐懼。
另一篇支持我升等教授的論文，是將迷你胸腔鏡導入自發性氣胸手術。當時的內視鏡設備極其稀有、非常珍貴，主要用於膽囊手術，前輩老師們平時都省著使用，但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既然這項設備能減少傷口與疼痛，為什麼氣胸患者不能用？
帶著這份好奇，我偷偷地﹁借用﹂了老師們的內視鏡設備，嘗試運用在氣胸手術上，把原本一公分的傷口，縮小到僅有○．二公分！再搭配術後注射「米諾辛」，澈底改寫了氣胸的治療模式。
發展單孔微創手術
醫療技術的跨越，往往不取決於資源的多寡，而是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多想一步、多問自己一句：「還能不能再為患者多做一點？」
後來，我投入LDCT篩檢，隨著這項檢查普及，愈來愈多早期小腫瘤被發現，有些甚至不到一公分。過去，為了在術前定位這些微型腫瘤，患者必須在清醒狀態下插入倒鉤針，忍受劇烈的疼痛；若有許多顆腫瘤，病患身上插滿針的模樣，就像是令人不忍卒睹的「刺蝟」。
看見病人的痛苦，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有改變的可能。受到乳癌染色標記的啟發，我想：肺癌是不是也能這樣做？於是，我們嘗試在電腦斷層導引下找到腫瘤，再用細針注入藍色染劑，做下記號後隨即拔針。這項突破，不僅減少了病患的扎針之苦，也一樣能達到精準定位效果。
解決了腫瘤定位的問題，我進一步挑戰「單孔微創手術」。早期因為器械設計的限制，內視鏡、切割器與止血工具等都是直的，擠在同一個孔內會互相打架，所以我們只能開三個孔。
隨著器械設計改良，很多設備改成有彎度的，使得單孔手術有了可能性，自二○一四年起，我開始實施單孔肺癌手術，將傷口縮小到只有兩公分，甚至更小，大幅減輕了患者術後的疼痛。
如今，「單孔無管、精準定位」，已經成為肺癌手術的新選擇。初期肺癌手術在一小時內即可順利完成，患者隔天就能出院，未來甚至有希望轉變為門診手術。這些翻轉醫療常規的改變，都是由長時間的實證研究，一步步為患者著想所堅持出來的成果。
巨人的背影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是我人生與行醫的一個轉折點。前一天的深夜裡，我的導師朱樹勳教授，完成了台灣第一例人體心臟移植手術。
當天清晨，新聞轟動了全台。然而在掌聲背後，朱教授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尷尬且驚心動魄的現實—那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才剛公布不到一個月，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根本尚未出爐。到底器官移植是「救人還是殺人」，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就傳統觀念來說，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不論是法律還是社會大眾，大家都認為：「一個人要到心跳停止、沒有呼吸，才算真正死亡。」如果心臟還在跳，而你卻把他的心臟拿走，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下，這就叫「故意殺人」。
至於心臟移植手術，也有一個前提：捐贈者的心臟必須是「活的」、還在跳動的。如果等到捐贈者的心跳停止，心臟就會缺氧壞死，這顆心臟也就無法再救活另一個人了。
因此，在醫學界引進「腦死」的概念，也就是病人的大腦已經完全壞死、再也醒不來，雖然靠著呼吸器，還能維持心跳，但在醫學上他已經死亡了。這時候摘取心臟、進行移植，最能確保心臟的健康。
尷尬的是，一九八七年雖然已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容許器官捐贈。但是，政府尚未公布「腦死」的施行細則—到底要由哪些學科的醫生、進行哪些檢查、判定幾次，才能合法宣布一個人「腦死」呢？
這也意味著一個殘酷的悖論：如果朱樹勳教授摘取了這位腦死捐贈者的心臟，去救另一位換心病人，在醫學上，他同時救了兩個人（讓腦死者遺愛人間，讓換心者重獲新生）；但在法律上，由於國家尚未公布腦死判定標準，捐贈者在法理上依然算是「活著」。朱教授若是進行這場移植手術，就等於是冒著可能被控訴「故意殺人」的風險在開刀。
開創者的勇氣
一邊是垂死的病人、一邊是殺人重罪，在法律未明的灰色地帶，朱樹勳老師頂著可能「從名醫淪為階下囚」的巨大壓力，在「坐視病人死去」與「衝撞體制救人」的抉擇面前，毅然選擇了後者。
果然，譽之所至，謗亦隨之。雖然在宣布移植手術成功的當天，全台人心振奮，但隨後而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倫理質疑與言論撻伐。
當時連續一個月，報紙上天天都有朱教授的名字。我人微言輕，只能在風暴的邊緣，靜靜地看著一切發生。但我沒說出口、心底卻很清楚的是，「我想成為像朱樹勳老師一樣的人」，這不是因為手術成功後的榮耀，而是因為他在關鍵時刻願意將病人的性命凌駕於一己安危之上。他，願意承擔。
後來，朱樹動教授被罰款了十五萬元，然而，正是那一次對僵化體制的衝撞，逼得國家機器開始運轉—短短兩個月內，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火速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也隨之上路。
受惠於老師當年開創先例，台灣的器官移植醫學如枯木逢春般蓬勃發展，從心臟、肝臟到肺臟，醫界一步一步將生命從死神的手裡奪回。如今，台灣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成功案例，在亞洲居於領先，與歐美相比亦不遑多讓。
許多的制度變革，往往都是由先行者，孤身將腳跨向懸崖之外開始的。即便可能承受千夫所指，甚至鎩羽而歸，但朱教授那頂著風暴走向懸崖、踏出改變時代的第一步，自此成為我行醫生涯裡的典範。他的背影告訴我：
醫者的本分不只是墨守成規的安穩，而是關鍵時刻的無畏與承擔。
正因前人當年冒著萬劫不復的風險，才為台灣醫界劈開了僵化體制的桎梏，我們這些後來者，才能在如今健全的制度庇護下，更堅定地握緊手中的手術刀，繼續在生死的界線上，為垂危的生命引航擺渡。
【內文試閱2】
偏鄉的醫療困境
即使我自己也是出身偏鄉，對於鄉下地方醫療資源的匱乏並不陌生，但當我真正走進雲林的醫療現場時，內心還是感到震驚，那不是單純的軟硬體資源差距，而是整個醫療生態的不同。
第一天門診，一位病人坐下來看著我，他還沒有講自己的病情，第一句話就問：「陳醫師，你會在這裡待多久？」那句話的語氣聽起來平靜，背後其實藏著一種很深的無奈。
因為在雲林，醫師大多只是「過客」，從台北總院派來歷練個兩年，然後再回到總院升任主治醫師。就像是服兵役一樣，時間一到，人就走。最後留下來的，是還沒結束的療程，是好不容易才剛建立的信任尚，還有一群已經習慣不斷失去醫師的病人。
聽到病人問出這個問題的那一刻，我頓時語塞，但那個問題從此化作沉重的叩問，深深地迴盪在我心裡。後來，我在院內刊物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不是過客，我是回家》，因為即使當時已有全民健保，但我真切地看到偏鄉的醫療資源依舊如此匱乏與貧瘠。
掩不住的貧窮與絕望
台大雲林分院的前身是署立雲林醫院，更早則是省立雲林醫院。早年當地人常自嘲，到省立雲林醫院看病，就是「走著進去、躺著出來」；甚至曾有憤怒的民眾在縣民大會上嗆聲，「乾脆把殯儀館蓋在雲林醫院旁邊好了，這樣最方便！」雖是玩笑話，卻赤裸裸地凸顯出當地醫療水準的低落。
全民健保的普及，掩蓋不住偏鄉醫療的貧窮與絕望，在雲林分院的急診室哩，幾乎每天都會出現被「丟包」的老人。家裡沒有錢，年輕人要工作、要養家，根本沒有多餘的力氣照顧長者，於是就把人送到急診室便轉身離開。更殘酷的是，有更多老病殘的長者，連被丟到醫院的機會都沒有，他們躺在家裡，沒有醫療、沒有照護，只能任憑自己慢慢被疾病吞噬，在無盡的病痛中離開人世。
雲林的貧窮，也反映在另一個問題上，那就是毒品。
雲林分院精神科門診的人數，竟然比台北總院還多！為了幫助戒毒，院方提供毒品的替代品「美沙冬」，這是一種口服的二級管制藥品，用來替代海洛因等劇毒，能安全地壓制戒斷症狀、降低對毒品的強烈渴望。毒品成癮者不需要掛號，也毋須留下病歷，拿了藥就可以走。
醫院提供的不只是醫療服務，更是維持治安的一道防線。因為當一個人被毒癮控制，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會做出什麼事，沒有人能預測。尤其是在斷癮的痛苦與對毒品的極度渴望驅使之下，法律與道德底線早已蕩然無存。除了常見的偷竊、搶劫，那些走投無路的成癮者，甚至會冒著生命危險，在深夜爬上高壓電線桿去剪電線，只為剝出裡面那一點點能變賣換毒的銅線。
結果，一個失手就是上萬伏特的高壓電擊，有人當場被電成焦屍、瞬間喪命；幸運活下來的，也被電得皮開肉綻、軀體焦黑成重傷。這些被緊急送醫的成癮者，一個接著一個，在急診室裡形成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殘酷循環。
困乏中前行
以肺癌來說，在台大總院，肺癌一期的病人大約佔了六成，這意味著多數人在早期就被發現，但在雲林分院，肺癌一期的比例竟然只有百分之十五！反過來，一診斷就是第四期的病人，比例則高達六成。這樣的數字代表什麼？代表大多數的病患在走進醫院的那一刻，已經太晚了。
造成數字反轉的根源，不是因為雲林人不在意健康，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習慣，更沒有那樣的條件。在台北，很多人會定期做健康檢查；但在雲林，多數人對病痛是咬牙硬撐，等到最後身體真的撐不住了，才會無奈地走進醫院就診，但也因此常常一發現就是無法挽回的末期。
在這樣因病致貧、因貧延醫的惡性循環下，很多在都市理所當然的醫療，在這裡全是奢望。自費治療幾乎不可能，標靶藥物更是遙不可及。
來到診間的病患大多已是病入膏肓，體內腫瘤直徑十公分、二十公分，竟是司空見慣的常態！面對如此巨大的惡性腫瘤，即使病人想要活命，主治醫生根本沒有做微創手術的餘地，除了狠心大刀開胸以外，也沒有太多選擇。
有時候，病人就坐在你面前，你心知肚明在醫療上已經沒有太多可以做的，但他還是會帶著最後一絲渴求地問：「醫師，有沒有別的方法？」
那句話背後的潛台詞，其實是：「醫師，我還有沒有希望？」即使那個希望只是毫無根據的草藥、是密醫的偏方，但對走投無路的人來說，那是他們唯一負擔得起、能抓緊的最後一塊浮木。
【內文試閱3】
看診救千人，研究救萬人
在外科的世界裡，手術刀是醫師最直覺的武器。每天穿梭於手術室與診間，親手切除病灶、挽救眼前病患的生命，帶來的是最直接的成就感。
然而，就算是一位極其勤奮的外科醫師，一生能動的手術、能看的病人終究有限。如果醫療止步於現有技術，醫療就只能在舊框架裡止步不前，唯有將臨床經驗帶入基礎研究，化為創新的力量，才能打破個體的限制，將救人的效益放大千萬倍。
改寫全球氣胸治療準則
我在二○○○年時升任台大胸腔外科主治醫師，那時門診的患者不多，肺癌病患大多是去找我的恩師李元麒教授，所以我最常做的事，就是往急診室去找病人，因此接觸到了大量的氣胸個案。
為了幫病人預防氣胸復發，需要把肺和胸壁沾黏起來。大部分醫生選擇的是，從國外進口、歐美普遍使用的醫療等級滑石粉，一罐就要價一萬五千元，這對許多家庭來說是一筆沉重的負擔；而我則沿用恩師從日本學回來的「祕方」—價格只要幾百元的抗生素老藥「米諾幸」。這不只是幾十倍價差，更關乎能否用更無負擔的方式幫病人減輕痛苦。
當時正在攻讀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的我發現，雖然這個方法在臨床上真的有效，但在學術論文裡竟是一片空白。既然這個方法在臨床上真實存在，但在學術上又找不到現成的證據，那我就決定自己做出來！
接下來的兩年，我一例一例記錄、一次一次驗證，累積了三百多例氣胸手術的寶貴數據。當我把「術後施打米諾辛能有效防止氣胸復發」的實證寫成論文，成功發表在《胸腔》醫學國際期刊（CHEST）時，我的內心無比激動。那不只是一篇學術論文的發表，更是把一個原本缺乏數據支撐、卻能確實減輕病人痛苦的做法，帶到了全球醫界的面前！這篇論文也成為我後來順利升等的關鍵之一。
有了這次的成功，我決定再往前跨出一步，針對「首次發作」的氣胸患者展開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過去，第一次發作的氣胸患者，通常只需抽掉胸腔內的空氣、無須開刀，但復發風險依然存在。透過分組研究，一組打「米諾幸」，另一組則不打，結果發現只要加上「施打米諾辛」這個小小的步驟，就能為患者降低整整四成的復發率！
這項研究成果一舉登上了全球頂尖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不僅改寫了全球氣胸治療準則，更讓無數患者免於復發的恐懼。
另一篇支持我升等教授的論文，是將迷你胸腔鏡導入自發性氣胸手術。當時的內視鏡設備極其稀有、非常珍貴，主要用於膽囊手術，前輩老師們平時都省著使用，但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既然這項設備能減少傷口與疼痛，為什麼氣胸患者不能用？
帶著這份好奇，我偷偷地﹁借用﹂了老師們的內視鏡設備，嘗試運用在氣胸手術上，把原本一公分的傷口，縮小到僅有○．二公分！再搭配術後注射「米諾辛」，澈底改寫了氣胸的治療模式。
發展單孔微創手術
醫療技術的跨越，往往不取決於資源的多寡，而是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多想一步、多問自己一句：「還能不能再為患者多做一點？」
後來，我投入LDCT篩檢，隨著這項檢查普及，愈來愈多早期小腫瘤被發現，有些甚至不到一公分。過去，為了在術前定位這些微型腫瘤，患者必須在清醒狀態下插入倒鉤針，忍受劇烈的疼痛；若有許多顆腫瘤，病患身上插滿針的模樣，就像是令人不忍卒睹的「刺蝟」。
看見病人的痛苦，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有改變的可能。受到乳癌染色標記的啟發，我想：肺癌是不是也能這樣做？於是，我們嘗試在電腦斷層導引下找到腫瘤，再用細針注入藍色染劑，做下記號後隨即拔針。這項突破，不僅減少了病患的扎針之苦，也一樣能達到精準定位效果。
解決了腫瘤定位的問題，我進一步挑戰「單孔微創手術」。早期因為器械設計的限制，內視鏡、切割器與止血工具等都是直的，擠在同一個孔內會互相打架，所以我們只能開三個孔。
隨著器械設計改良，很多設備改成有彎度的，使得單孔手術有了可能性，自二○一四年起，我開始實施單孔肺癌手術，將傷口縮小到只有兩公分，甚至更小，大幅減輕了患者術後的疼痛。
如今，「單孔無管、精準定位」，已經成為肺癌手術的新選擇。初期肺癌手術在一小時內即可順利完成，患者隔天就能出院，未來甚至有希望轉變為門診手術。這些翻轉醫療常規的改變，都是由長時間的實證研究，一步步為患者著想所堅持出來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