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彈性
在我剛踏進心理諮商這個行業時，第一個實習的地點是美國馬里蘭州一家老人安養院，在那裡的諮商對象是猶太裔的老人家們。以實際利益來看，那裡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心理諮商實習場所，因為老人家們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個懂得聆聽或是給予引導的人，他們更需要有人能夠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境。儘管如此，因為老人們的親切和對我的信賴，讓我捨不得離開那裡，想著或許能學習到如何聆聽和陪伴老人家也是一種收穫。在那個地方，有一個教我難以忘懷的案例，那是一位在當時已經92歲高齡的老太太──薇薇安的故事。
每個星期二早上，薇薇安都坐在輪椅上，佝瘻著背，讓人推進我的諮商室來，工作人員對她都很尊敬，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少有的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受難的倖存者。當我接到她的案子首次坐在她面前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我感到心中升起一股正在面對著一位歷史見證人的敬意，也感到一些將與她一起回憶她所懷抱的巨大創傷的不安，更讓我惶恐的是，我不知該如何用自己初學的一點知識，來幫助她減輕一些記憶的重擔。
與我談話的時候，薇薇安很少抬頭看我，總是沉浸在自己所敘述的回憶中。偶而因回答我的問話而抬頭看我時，她的眼神是悲傷而溫柔的，彷彿她仍然活在集中營附近，隔著鐵絲網往集中營裡張望，搜尋著那個被禁錮過著非人生活的自己。每敘述一遍過往的點滴，對她來說都是對被關在集中營裡的自己的一絲疼惜。我靜靜地注視著她，視線無法離開她鏤滿歲月刻痕的面容。
六十年過去了，薇薇安一遍又一遍地回憶著那段苦蝕人心的遭遇，當她悲慟地看著在懷中因飢餓而死去的小女兒時，不得已下定決心冒死穿過通了電流的鐵絲網。她向附近害怕被納粹懲罰的農家苦苦哀求地要了一粒煮熟的馬鈴薯，終於等到躲過警衛巡視的機會回到營區。當她好不容易把馬鈴薯送到奄奄一息的七歲兒子的手中，卻看著兒子因為高興而緊緊捏著馬鈴薯，但是終究敵不過因為飢餓過久而握著馬鈴薯死去時，她的心因為猛烈疼痛地顫抖而幾近瘋狂。這樣痛苦的生命經歷擊潰了她，她深深地自責，為什麼孩子死了而自己卻活著？即使繼續活下去，還有什麼能讓她的生命再度完整？還有什麼能讓她願意繼續存留在世上？
當德國戰敗，集中營裡的囚犯終於得到釋放，她的丈夫從男集中營步行數百里來尋找她，最後在已經廢棄的營地裡，找到了蜷縮在地上衣不蔽體並且幾乎已無生命跡象的她。當她明白是丈夫來救她時，她沒有欣喜，只是發出微弱的聲音，哭著哀求丈夫：「不要救我，讓我死吧！」
薇薇安的生命在集中營裡已隨著她兩個稚齡孩子的死亡也死去了一大半，雖然後來她與夫婿移居美國，生活安定下來，也再度生下另外兩個孩子，薇薇安卻始終不容許自己的那一半生命活過來。她時時懷抱著一份沒有隨著孩子們死去的痛苦，試著為那段顛覆她生命的痛苦經歷找出個合理的解釋來，每年在猶太人的懺悔節當天，她一定獨自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再次為往事而哭泣。
聽著她的敘述，我明白自己只是這六十年來，眾多陪伴她的人當中的一個。我無力為她做些什麼，唯一能做的就是聆聽她，讓她有機會再度控訴自己曾經遭受過的暴行。
這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的種族滅絕慘劇，影響了千千萬萬人，像薇薇安一樣失去親人，或遭受非人待遇的不在少數；而在同一時代的中國，或在世界各地，也都有類似的痛苦不斷地發生。不只是人禍，在世界各地從古至今從未間斷過的天災，或是人類生命中的老病與死亡，甚至是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變化，都影響著個人生存在這個多變世界上的幸福感。我們的生命會因著創傷而不由自主地被改變，正如同樣是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倖存者法蘭克醫師（Dr. Viktor Frankl）所言：「我們活著回來了，但是我們都知道自己已失去了內在那最美好的部分。」 然而，我們內在那最美好的部分是什麼？
每個人面對生命困境的反應不盡相同，有些人像薇薇安那樣無法脫離回憶所帶來的痛苦，但也有些人能把創傷藏於心底，從此過著好像從未有過那段痛苦經驗似的生活，然而那段痛苦的經歷並不會因為個人的刻意忽視而消逝，反而經常難以避免地，在生活的各個陰暗角落裡透著無可抗拒的影響力。另有一些人將所遭遇過的痛苦轉化為一股生命的動力，積極地以自己對痛苦的領悟轉而為他人謀求福利，就像法蘭克醫師一樣，他也是集中營裡的囚犯，但他不因所經歷過的遭遇而放棄好好活著的權利，反而因此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存在意義分析治療法」（Logotherapy）來幫助遭遇不幸的人們。
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痛苦有千百種，按照佛家的說法，人因為負面的生命經驗而感到「痛」是必然的，但若是能接受生命中所發生的事件，不與「痛」對抗，就不會覺得「苦」。法蘭克醫師也認為人活著就會有痛苦，要活得好就必須從痛苦中找出生命的意義，如果真能看出自己生命的意義，那麼即使遇上痛苦或者甚至遇上死亡的威脅，都能夠因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願意接受事件的發生，那就是雖然痛，但不覺得苦的境界。
然而沒有人能為另一個人解開生命意義的謎題，每個人都必須靠著自己的努力去發現，在漸漸領悟的過程中，個人因此而一點一滴地成長。若是能夠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即使在困境中，也會因著對生命意義的認同，而想盡辦法活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薇薇安確實經歷過巨大的、無可磨滅的痛苦，儘管她的子孫都很優秀，生活也算優渥，她仍然不容許自己擁有幸福的感覺，否則那種對不起在集中營裡死去的兩個孩子的想法，會讓她更感到痛苦。然而六十年的歲月就這麼悄無聲息地過去了，活著卻必須撥出部分的自我，時時記著曾經發生過的痛苦，對自己是何等殘酷的懲罰！
受過創傷還能夠生存下來的人都自有其強韌的生命特質，因為能活下來真的很不容易，除了意志力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因素。這些在我們生命中所發生的各種無法預期的重大創傷，和許多在生活瑣事中因為無法理解而感覺到的痛苦，都時時影響著我們面對生命的勇氣，也左右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方式。痛苦的經歷讓人們無法感覺到生命中原本該有的幸福與快樂，這就是法蘭克醫師所說的「我們內在所失去的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因為失去了這美好的部分，也不願意用其他美好的生命經驗來填補，人的生命就因此失去了彈性。
然而感覺到痛苦是一種很自然的情緒反應，我們不應該壓抑自己所懷有的痛苦感覺，因為壓抑的情緒會反彈，在感到自己被痛苦深深影響時，我們能做的就是：試著不讓生命中的負面經驗成為主宰自己行為的主要力量。因為情緒是由個人看事情的觀點所引起的，就像莎士比亞所說的：「世間事無好壞，但看個人如何詮釋。」我們無法掌控外界經驗的發生，但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如何看待生命中所發生的正面和負面事件，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從正向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或許就能因此而過得輕鬆一些，幸福一些，身體也會健康一些。
所以，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是提升正能量的第一的步驟。
在我剛踏進心理諮商這個行業時，第一個實習的地點是美國馬里蘭州一家老人安養院，在那裡的諮商對象是猶太裔的老人家們。以實際利益來看，那裡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心理諮商實習場所，因為老人家們真正需要的不只是一個懂得聆聽或是給予引導的人，他們更需要有人能夠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的困境。儘管如此，因為老人們的親切和對我的信賴，讓我捨不得離開那裡，想著或許能學習到如何聆聽和陪伴老人家也是一種收穫。在那個地方，有一個教我難以忘懷的案例，那是一位在當時已經92歲高齡的老太太──薇薇安的故事。
每個星期二早上，薇薇安都坐在輪椅上，佝瘻著背，讓人推進我的諮商室來，工作人員對她都很尊敬，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少有的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受難的倖存者。當我接到她的案子首次坐在她面前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我感到心中升起一股正在面對著一位歷史見證人的敬意，也感到一些將與她一起回憶她所懷抱的巨大創傷的不安，更讓我惶恐的是，我不知該如何用自己初學的一點知識，來幫助她減輕一些記憶的重擔。
與我談話的時候，薇薇安很少抬頭看我，總是沉浸在自己所敘述的回憶中。偶而因回答我的問話而抬頭看我時，她的眼神是悲傷而溫柔的，彷彿她仍然活在集中營附近，隔著鐵絲網往集中營裡張望，搜尋著那個被禁錮過著非人生活的自己。每敘述一遍過往的點滴，對她來說都是對被關在集中營裡的自己的一絲疼惜。我靜靜地注視著她，視線無法離開她鏤滿歲月刻痕的面容。
六十年過去了，薇薇安一遍又一遍地回憶著那段苦蝕人心的遭遇，當她悲慟地看著在懷中因飢餓而死去的小女兒時，不得已下定決心冒死穿過通了電流的鐵絲網。她向附近害怕被納粹懲罰的農家苦苦哀求地要了一粒煮熟的馬鈴薯，終於等到躲過警衛巡視的機會回到營區。當她好不容易把馬鈴薯送到奄奄一息的七歲兒子的手中，卻看著兒子因為高興而緊緊捏著馬鈴薯，但是終究敵不過因為飢餓過久而握著馬鈴薯死去時，她的心因為猛烈疼痛地顫抖而幾近瘋狂。這樣痛苦的生命經歷擊潰了她，她深深地自責，為什麼孩子死了而自己卻活著？即使繼續活下去，還有什麼能讓她的生命再度完整？還有什麼能讓她願意繼續存留在世上？
當德國戰敗，集中營裡的囚犯終於得到釋放，她的丈夫從男集中營步行數百里來尋找她，最後在已經廢棄的營地裡，找到了蜷縮在地上衣不蔽體並且幾乎已無生命跡象的她。當她明白是丈夫來救她時，她沒有欣喜，只是發出微弱的聲音，哭著哀求丈夫：「不要救我，讓我死吧！」
薇薇安的生命在集中營裡已隨著她兩個稚齡孩子的死亡也死去了一大半，雖然後來她與夫婿移居美國，生活安定下來，也再度生下另外兩個孩子，薇薇安卻始終不容許自己的那一半生命活過來。她時時懷抱著一份沒有隨著孩子們死去的痛苦，試著為那段顛覆她生命的痛苦經歷找出個合理的解釋來，每年在猶太人的懺悔節當天，她一定獨自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再次為往事而哭泣。
聽著她的敘述，我明白自己只是這六十年來，眾多陪伴她的人當中的一個。我無力為她做些什麼，唯一能做的就是聆聽她，讓她有機會再度控訴自己曾經遭受過的暴行。
這場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的種族滅絕慘劇，影響了千千萬萬人，像薇薇安一樣失去親人，或遭受非人待遇的不在少數；而在同一時代的中國，或在世界各地，也都有類似的痛苦不斷地發生。不只是人禍，在世界各地從古至今從未間斷過的天災，或是人類生命中的老病與死亡，甚至是人與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變化，都影響著個人生存在這個多變世界上的幸福感。我們的生命會因著創傷而不由自主地被改變，正如同樣是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倖存者法蘭克醫師（Dr. Viktor Frankl）所言：「我們活著回來了，但是我們都知道自己已失去了內在那最美好的部分。」 然而，我們內在那最美好的部分是什麼？
每個人面對生命困境的反應不盡相同，有些人像薇薇安那樣無法脫離回憶所帶來的痛苦，但也有些人能把創傷藏於心底，從此過著好像從未有過那段痛苦經驗似的生活，然而那段痛苦的經歷並不會因為個人的刻意忽視而消逝，反而經常難以避免地，在生活的各個陰暗角落裡透著無可抗拒的影響力。另有一些人將所遭遇過的痛苦轉化為一股生命的動力，積極地以自己對痛苦的領悟轉而為他人謀求福利，就像法蘭克醫師一樣，他也是集中營裡的囚犯，但他不因所經歷過的遭遇而放棄好好活著的權利，反而因此發展出一套獨特的「存在意義分析治療法」（Logotherapy）來幫助遭遇不幸的人們。
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痛苦有千百種，按照佛家的說法，人因為負面的生命經驗而感到「痛」是必然的，但若是能接受生命中所發生的事件，不與「痛」對抗，就不會覺得「苦」。法蘭克醫師也認為人活著就會有痛苦，要活得好就必須從痛苦中找出生命的意義，如果真能看出自己生命的意義，那麼即使遇上痛苦或者甚至遇上死亡的威脅，都能夠因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而願意接受事件的發生，那就是雖然痛，但不覺得苦的境界。
然而沒有人能為另一個人解開生命意義的謎題，每個人都必須靠著自己的努力去發現，在漸漸領悟的過程中，個人因此而一點一滴地成長。若是能夠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即使在困境中，也會因著對生命意義的認同，而想盡辦法活出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薇薇安確實經歷過巨大的、無可磨滅的痛苦，儘管她的子孫都很優秀，生活也算優渥，她仍然不容許自己擁有幸福的感覺，否則那種對不起在集中營裡死去的兩個孩子的想法，會讓她更感到痛苦。然而六十年的歲月就這麼悄無聲息地過去了，活著卻必須撥出部分的自我，時時記著曾經發生過的痛苦，對自己是何等殘酷的懲罰！
受過創傷還能夠生存下來的人都自有其強韌的生命特質，因為能活下來真的很不容易，除了意志力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因素。這些在我們生命中所發生的各種無法預期的重大創傷，和許多在生活瑣事中因為無法理解而感覺到的痛苦，都時時影響著我們面對生命的勇氣，也左右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做決定的方式。痛苦的經歷讓人們無法感覺到生命中原本該有的幸福與快樂，這就是法蘭克醫師所說的「我們內在所失去的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因為失去了這美好的部分，也不願意用其他美好的生命經驗來填補，人的生命就因此失去了彈性。
然而感覺到痛苦是一種很自然的情緒反應，我們不應該壓抑自己所懷有的痛苦感覺，因為壓抑的情緒會反彈，在感到自己被痛苦深深影響時，我們能做的就是：試著不讓生命中的負面經驗成為主宰自己行為的主要力量。因為情緒是由個人看事情的觀點所引起的，就像莎士比亞所說的：「世間事無好壞，但看個人如何詮釋。」我們無法掌控外界經驗的發生，但是可以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如何看待生命中所發生的正面和負面事件，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主要原因，若是能從正向的角度來詮釋自己的生命經驗，或許就能因此而過得輕鬆一些，幸福一些，身體也會健康一些。
所以，改變自己的思考方式是提升正能量的第一的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