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農夫和牧羊人（節錄）
在上古時候的蘇美王表（King-List）裡，吉加美士（Gilgamesh）是烏魯克（Uruk）王朝的第五代國王，人們說他是「最強的男人，魁梧、俊美、光芒四射、完美」。歷史上很可能真有其人，不過很快就加上了傳說的光環。據說他有天眼通，什麼都看得見，有神足通，遠涉世界盡頭，還曾經遊歷冥府，得大智慧。在西元前三千年初期，位於現今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是蘇美城邦聯盟裡最強大的城邦，蘇美可以是說世界上第一個文明。一個叫做「對月神欣的禱告者」（Sin-leqi-unninni）的詩人在他的《吉加美士史詩》記錄了吉加美士在大約西元前一千兩百年輝煌的一生，對烏魯克的神廟、宮殿、花園和商店相當自豪。但是他的史詩的開頭和結尾卻是熱情洋溢地描繪吉加美士為他的人民修建的巍峨城牆，總長達六英哩。「擁有環城的烏魯克的城牆啊，」他興奮地催促他的讀者說：「沿著它繞城市一圈吧，仔細瞧瞧它巨大的基座，檢視它的磚砌，真是精雕細琢啊！」這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堡壘證明了戰爭已經成了人類生活的現實。然而它並不是勢不可免的發展。在四百年間，蘇美境內並沒有什麼外侮要抵禦的。然而，大約於西元前二七五○年在位的吉加美士，是個不世出的蘇美國王，「如野牛般的男人，難勝的領袖，戰場上的英雄，受將士擁戴，他們稱他為堡壘，人民的怙主，摧毀一切防禦工事的暴流」。
儘管「對月神欣的禱告者」熱愛他的烏魯克，卻也承認這個文明有它的缺憾。在吉加美士逝世不久後，這個詩人就開始訴說他的故事，因為它是個原型的故事，是關於這個主角一生旅程最早的文字敘事。但是它也是對於文明生活不可避免的結構性暴力的沉思。烏魯克的人民遭到壓迫，生活貧苦而悲慘，乞求諸神讓他們在吉加美士的暴政下能夠喘一口氣：
城市是他的財產，他昂首闊步
穿過城市，驕傲地抬著頭
如一頭野牛般地踐踏他的人民。
他是國王，恣意而為
他強拉烏魯克的年輕人，沒有任何理由，
吉加美士讓父子離散。
這些年輕人可能是被徵用去修築城牆。因為如果沒有不擇手段地剝削大量人力，城市生活將難以為繼。吉加美士和蘇美貴族生活在史無前例的輝煌盛世，但是對於農民大眾而言，文明只是造成苦難和壓迫。
蘇美人或許是最早懂得徵收村落的剩餘農作、創造特權統治階級的人。這只有憑藉著武力才做得到。首先是在西元前五千年左右，徵用敢於冒險的移民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平原。但是農地太乾旱而沒辦法耕作，於是他們發明了灌溉系統，控制和分配每年山上融雪而淹沒平原的水源。這是個非凡的成就。水道和溝渠必須經過群策群力的規劃、設計和維護，水源必須公平分配給爭奪灌溉用水的村落。新系統起初規模可能很小，但是沒多久就導致收成大增，人口也跟著膨脹。到了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蘇美人口很難以想像地達到五十萬人。強大的領導勢所難免，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單純的農夫搖身一變，成了城市居民，則是莫衷一是；然而它可能涉及許多環環相扣且相輔相成的因素：人口成長、前所未有的農產豐收，以及灌溉所需的密集勞力，更不用說人的野心，這些都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型態。
我們只能確定地說，到了西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有十二座城市，各自有周遭鄉間的農民供應農作。他們的生活只是勉強維持生計。每個村莊都必須把所有莊稼繳給所屬的城市；官員把其中一部分配給當地農民，其餘的都替貴族儲存在城裡。如此，藉助於家臣階級—官僚、軍人、商賈和家奴—少數大家族占用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收益。他們利用這個盈餘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得以從事有錢有閒才做得到的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則負責維護灌溉系統，保持一個程度的法律和秩序。近代以前的所有國家都把無政府狀態視為洪水猛獸；只要有一年因為乾旱或是社會動亂而造成歉收，就動輒導致數千人死亡，這更讓菁英階級相信這個系統使人民獲益良多。但是農夫勞動的成果遭到掠奪，他們的生活沒有比奴隸好到哪裡去：耕田、收割、挖溝渠，生活窮困，田裡辛勤的勞動榨乾了他們的生命力。如果他們沒辦法滿足這些監督者，他們的牛就會遭受臏罰，他們的橄欖樹也會被砍倒。關於他們的苦難，他們留下了隻字片語。「窮人生不如死，」一個農夫悲嘆說。「我是一匹純種馬，」另一個農夫抱怨說，「但是我和騾子拴在一起，必須拉車，載著野草和麥稈。」
蘇美人設計了結構性的暴力系統，在每個農業國家一直流行不輟，直到近代世界，農業才不再是文明的經濟基礎。塔廟（ziggurat）象徵了涇渭分明的階級差別，擁有高聳階梯的塔樓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特徵。蘇美社會也是如此，層層分明，頂端是高不可攀的貴族階級，每個人都困在他的位置上而不能改變。
然而，歷史學家主張說，如果沒有這個對於大多數人民殘忍暴虐的制度，人類就沒辦法發展出推動文明進步的藝術和科學。文明本身需要有閒階級的陶冶，我們數千年來最微不足道的成就，也都是建築在被剝削的農民背上。蘇美人為了社會控制而發明書寫，這絕對不是純屬偶然。
在這樣殘民以逞的壓迫裡，宗教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會發展出各種意識型態，將它們的體制奠基在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自然秩序上。蘇美人知道他們突破性的實驗有多麼脆弱。他們的磚砌建築需要經常性的維護；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頻頻決堤，沖毀農作物；暴雨讓良田變成一片泥濘，可怕的颶風摧毀屋舍，造成家畜死亡。但是貴族們著手研究天文學，發現天體運行有規律的型態。自然世界的不同元素合力創造一個穩定的世界，這讓他們驚豔不已，因而推論說，世界本身必定是讓萬物各盡其用的一種狀態。他們相信，如果他們的城市以這個天體秩序為模型，他們的實驗社會也會和宇宙運行的方式和諧一致，因而得以繁榮持存。
他們相信宇宙國家是由諸神治理的，他們和種種自然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不像是現在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所敬拜的「上主」。這些神祇沒辦法控制事件，他們和人類、動物和植物一樣，都受限於相同的法則。人神之間也沒有巨大的存有學的（ontological）鴻溝。例如說，吉加美士有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神。更高的神安努那庫（Anunnaki）是貴族們在神界的「他我」，是他們最完整而實在的自我，和人類的差別只在於他們是不朽的。蘇美人想像諸神和他們自己一樣，也會費心規劃城市、灌溉和打造政府。天神安努（Anu）在天宮裡主宰著這個原型的國家，但是在塵世的權威裡也可以感覺到他的臨在。風暴神恩利勒（Enlil）不僅顯現在美索不達米亞雷電交加且氾濫成災的暴風雨裡，也會在任何形式的人類武力和暴力裡出現。在諸神議會（Divine Council）裡，他是安努的首相（蘇美議會即以它為模型），而把文明的技藝傳授給人類的恩奇（Enki）則是議會的農業部長。
每個國家，即使是我們世俗的民族國家，都憑藉著神話學（mythology）來定義國家的性格和使命。在近代世界，「神話」（myth）一詞已經失勢，轉而意味著子虛烏有的事。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世界裡，神話學表達的是一個永恆的實在界，而不是歷史性的，它為當下的行動提供一張藍圖。在考古學和歷史的文獻不足的這個早期時代裡，他們以書寫保存的神話學是我們唯一能夠探索蘇美人心靈的途徑。對於這些文明先驅而言，宇宙國家的神話是政治科學的演練。蘇美人知道他們的階層化社會嚴重悖離了自遠古以來就很普遍的平等規範，卻也相信它就體現在事物的本性裡，就連諸神也對它有責任。據說，早在人類存在以前，諸神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裡，栽種它們自己的糧食，管理灌溉系統。在「大洪水」（Great Flood）過後，他們從地上回到天上，指派蘇美貴族代替他們治理城市。統治階級對他們負有責任，在這件事上面別無選擇。
（中略）
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基本上是群體性的；男人和女人不會想在心裡面對神，主要會是在一個神聖的團體裡。近代以前的宗教沒有獨立的體制性存在；它深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裡，賦予後者一個全面性的意義體系。它的宗旨、語言和儀式都是遷就這個世俗的考量。美索不達米亞宗教習俗為社會提供一個模範，它和我們現代把「宗教」視為個人靈性經驗的觀念正好相反：它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事務，我們沒有任何關於個人信仰的文獻記錄。諸神的神廟不只是敬拜的場所，更是經濟中心，因為剩餘的農產品都儲存在那裡。蘇美人沒有「祭司」一詞：貴族既是城市的官員、詩人和天文學家，也負責城市的祭典。這只是個附件，因為對他們而言，所有活動都是神聖的，尤其是政治。
這個複雜的系統不只是為國家的結構性暴力文過飾非而已，它更是要為這個大膽創新而有疑慮的實驗賦予一個意義。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工藝品：它是人工的，依賴於體制化的壓迫。文明需要有犧牲者，蘇美人相信他們對農民階級的巧取豪奪是必要的而且最終是值得的。蘇美人認為他們不公平的體系和宇宙的基本法則和諧一致，因此以神話的觀點表現出勢不可擋的政治現實。
那似乎是一個別無選擇的鐵則。到了西元前十五世紀，農業文明在中東、南亞和東亞、北美和歐洲都會根深柢固，而在每個地區，不管是印度、俄羅斯、土耳其、蒙古、黎凡特、中國、希臘或斯堪地那維亞，貴族都會像蘇美人那樣剝削他們的農民。如果沒有這種貴族的暴力，就沒辦法強迫農民生產過剩的經濟，因為人口的成長和生產力的提升是步調一致的。雖然令人難以接受，但是貴族迫使百姓朝虀暮鹽，可以藉此控制人口成長，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從農民那裡獲得剩餘的農作，他們就沒有經濟資源可以資助那些後來催生我們的近代文明的技匠、科學家、發明家、藝術家和哲學家。誠如美國特拉普修會（Trappist）修士湯瑪士．牟敦（Thomas Merton）指出的，所有從這個系統性的暴力獲利我我們，都和五千年來大多數男人和女人所遭受的苦難脫不了關係。
（中略）
敘事詩《亞他哈斯史詩》（Atrahasis, c. 1700 BCE）講述的是神話時期，諸神仍然住在美索不達米亞，而文明所依賴的工作「是諸神而不是人類在從事的」。詩人解釋說，天上的貴族安努那庫強迫地位比較低的伊吉谷神族（Igigi）擔負沉重的勞役：他們必須耕田、收割、挖掘灌溉溝渠三千年—他們甚至必須挖掘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床淤泥。「夜以繼日，他們不斷發牢騷，相互指責」，但是安努那庫充耳不聞。終於，一群暴民聚集在恩利勒的宮殿外頭：「我們每個神都已經宣戰。我們再也不想挖溝渠了！」他們叫道。「這個負擔太過分了。那會要了我們的命。」農業部長恩奇也贊成。這個系統太殘暴而難以為繼，而且安努那庫不應該忽視伊吉谷的困境：「他們的工作太辛苦了，他們的煩惱太多了！大地每天都在回響著。警訊已經夠大聲了！但是如果沒有人從事生產，文明就會崩壞，因此恩奇命令大地之母創造出人類，頂替伊吉谷的地位。同樣的，諸神也不覺得要為人類的困苦負責任。勞苦的人民不可以侵犯他們的特權生活，因此當人類開
枝散葉而指不勝屈，他們的喧囂聲吵醒了諸神，於是諸神決定降下一場瘟疫毀滅一部分的人口。詩人很生動地描述他們的苦難：
他們的臉龐結滿了痂，像麥芽一樣。
他們的面色臘黃，
他們佝僂地走在外頭，
他們厚實的肩膀低垂，
他們挺拔的身材也垮了下來。
但是貴族的殘暴也遭到譏議。詩人說恩奇「有遠見」，勇於反抗諸神，提醒諸神說，他們是依賴人類這些奴隸為生的。安努那庫勉強同意放他們一馬，退回到天界的和平安寧。這是對於一個嚴酷的社會現實的神話表現：上流社會和農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幾乎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亞他哈斯史詩》或許是想要讓人傳誦不絕，故事也似乎是以口語方式保存下來的。這個文本的殘篇被發現前後長達一千年，證明它在當時的家喻戶曉。於是，原本為了蘇美的結構性暴力而發明的書寫文字，開始記錄統治階級裡比較深思熟慮的人們內心的不安，除了直截了當地面對難題以外，他們對於文明的兩難只能束手無策。我們將看到其他人，先知、聖哲和神祕主義者，也發出不平之鳴，試圖提出讓人類更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吉加美士史詩》出現在西元前三千年，蘇美當時已經軍事化，以軍隊的暴力作為文明的表徵。當人民求助於諸神時，安努想創造一個和吉加美士身材相仿的人來對抗他，吸走他一部分過激的攻擊性，以減少人民的痛苦。於是大地之母創造了原人恩奇杜（Enkidu）。他碩大魁梧，披頭散髮，膂力驚人，但是個性溫和厚道，和草食動物一起自在優遊，保護它們抵抗掠食動物。但是為了實現安努的計畫，恩奇杜必須從與世無爭的原始人轉變成好鬥成性的文明人。女祭司項哈（Shamhat）被指派來啟蒙他，在她的教導下，恩奇杜學會論理，語言，吃人類的食物；他理了髮，皮膚傅了油膏，最後「他變成了一個男人。穿上衣服，成了戰士」。文明人基本上就是個充滿睪丸素的戰士。當項哈提到吉加美士的驍勇善戰時，恩奇杜氣得面如死灰。「帶我去找吉加美士！」他捶胸喊道：「我要當著他的面大叫說，我是最強的！我是讓世界顫慄的男人！我是至高無上的！」這兩個王者一見面就扭打了起來，在烏魯克街上奔竄，手腳擒抱在一起，很像是性愛的擁抱，直到他們打膩了，他們「彼此親吻，建立了友誼」。
大約在這個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貴族政體已經開始以戰爭籌措財源，因此在下一段插曲裡，吉加美士宣稱他要率領五十個士兵遠征有可怕巨龍洪巴巴（Humbaba）的息答（Cedar）森林，把珍貴的木材載回去。或許是透過這樣的掠奪，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才控制了物產豐碩而有利於貴族統治的北方高原。商賈絡繹於途，直到阿富汗、印度河谷和土耳其，把原木、稀有金屬、寶石和半寶石運回來。但是對於像吉加美士的貴族而言，武力是獲取這些珍貴資源的唯一高貴的方式。在所有其後的農業國家裡，貴族和其他人民的差別就在於他們不事生產。文化史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解釋說，在這樣的社會裡，「勞動被認為是……軟弱和屈服」。工作，甚至是貿易，「不只是不光彩的事……更是出身上流社會的人在道德上不屑一顧的」。因為貴族的特權仰賴於對農民的過剩農作的武力剝削，「其他的聚斂方式則被認為是很卑下的」。
因此，對於吉加美士而言，戰爭的結構性掠奪不只是高貴的，甚至是合乎道德的，不只是為了個人致富，更是為了人類的福祉。
（中略）
我們只能從殘缺不全的考古證據拼湊出蘇美軍事化的進步。在西元前二三四○至二二八四年間，蘇美王表記載有四十三次城市之間的戰爭。蘇美早期的國王都是出身自擅長天文學和儀式的祭司階級；後來他們漸漸變成如吉加美士一般的戰士。他們發現戰爭是極為有用的獲利方式，能讓他們擄獲到戰利品以及可以派到田裡工作的囚犯。他們不指望生產力進一步的突破，且發現戰爭的獲利更快也更豐碩。
（中略）
在這些沒完沒了的戰爭期間，蘇美貴族其及家臣不是受傷就是喪命或被俘，但是農民卻痛苦得多。因為他們是貴族財富的基礎，所以入侵的敵人每每會屠殺他們及其牲畜，摧毀他們的穀倉和房舍，他們的田地血流成河。鄉間和農村成了一片廢墟，莊稼、牲畜和農具遭到蹂躪和破壞，意味著嚴重的饑荒臨到。戰爭沒辦法大勢底定，意味著每個人都不能倖免於難，沒有人是永久的獲利者，因為今天的贏家很可能是明天的輸家。這會變成文明的痼疾，因為旗鼓相當的貴族們會不斷爭奪有限的資源。弔詭的是，原本藉以搜刮聚斂的戰爭，卻經常造成生產力的損害。早在這個時期裡，為了防範這個沒有意義且自我毀滅的災難，顯然有必要約束一下這些你爭我奪的貴族。必須有個武力強大的更高權威來推動和平。
在西元前二三三○年，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新型的統治者，出身行伍的閃族人薩爾貢（Sargon）在克什城（Kish）擁兵自重，揮軍烏魯克，罷黜了它的國王。他不斷地攻城掠地，終於將蘇美統一在一個君王底下。薩爾貢開創了世界第一個農業帝國。據說他率領由五千四百名驍勇善戰的男人組成的軍隊，征服了現在位於伊朗、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地區。他建立了新首都阿卡德城（Akkad），可能是位於現代巴格達附近。在他的碑文上，薩爾貢，他的名字意思是「忠實而正義的國王」，宣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後人尊他為英雄的典範，有點像查理曼大帝或亞瑟王。幾千年間，美索不達米亞的統治者為了紀念他，也都自稱為「阿卡德王」。然而我們對於其人及其帝國所知甚少。據說阿卡德是個有異國情調的、世界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但是它的遺址一直沒有被發現。帝國留下的考古遺跡甚少，我們對於薩爾貢的生平的認識大抵上都是來自傳說。
然而他的帝國是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它是世界上第一個跨地域的國家，它成了所有後來的農業帝國主義的模範，不只是因為薩爾貢的威望，也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一個由兼弱攻昧而成就的帝國：臣服的民族淪為附庸國，諸王和族長成為地區總督，負責對他們自己的人民徵收實物稅，銀、穀物、乳香、金屬、木材和牲畜，然後上繳到阿卡德。薩爾貢的碑文寫道，在他五十六年罕見漫長的在位期間，他發動了三十四場戰役。在其後的農業帝國裡，戰爭成了常態；那不只是「國王的樂趣」，而是有其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必要性。除了獲得戰利品以外，任何帝國的主要目標都是征服更多的農民，收更多的稅。誠如英國歷史學家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說的，「對於任何統治階級而言，為了擴充經濟、獲取剩餘財富，戰爭可能是最理性而迅速的模式」。戰鬥和獲得財富是不可分的：貴族不事生產，所以有時間培養他們的戰技。他們當然是為了名聲、榮耀和沙場上的樂趣而戰，然而戰爭或許是「一種獲利來源，是貴族的主要功蹟」。它不需要理由；它的必要性似乎是不證自明的。
由於我們對薩爾貢所知甚少，很難判斷宗教在他的帝國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他的一段碑文裡，他說在他征服了吾珥（Ur）、拉格什和烏瑪以後，「仁慈的恩利勒讓他從此沒有敵人，賜給他下海（Lower Sea）和上海（Upper Sea），交由阿卡德的公民治理。」宗教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裡一直居於核心地位。城市因為供奉服事它的諸神，才能存活下去；這些神的神諭顯然支持薩爾貢的戰役。繼承他的兒子納拉姆欣（Naram-Sin, r. 2260-2223 BCE）擴張了阿卡德的疆域，以「阿卡德之神」著稱。由於阿卡德是年輕的城市，不能說是安努那庫建造的，所以納拉姆欣說他是天上的神族和他自己的百姓之間的中保。我們在下文會看到，以農立國的國王往往會如此神化自己，為他們在執政和經濟上的改革辯護。就像從前一樣，宗教和政治可以兼容並蓄，諸神是君王的「他我」，認可文明的存續不可或缺的結構性暴力。
在上古時候的蘇美王表（King-List）裡，吉加美士（Gilgamesh）是烏魯克（Uruk）王朝的第五代國王，人們說他是「最強的男人，魁梧、俊美、光芒四射、完美」。歷史上很可能真有其人，不過很快就加上了傳說的光環。據說他有天眼通，什麼都看得見，有神足通，遠涉世界盡頭，還曾經遊歷冥府，得大智慧。在西元前三千年初期，位於現今伊拉克南部的烏魯克是蘇美城邦聯盟裡最強大的城邦，蘇美可以是說世界上第一個文明。一個叫做「對月神欣的禱告者」（Sin-leqi-unninni）的詩人在他的《吉加美士史詩》記錄了吉加美士在大約西元前一千兩百年輝煌的一生，對烏魯克的神廟、宮殿、花園和商店相當自豪。但是他的史詩的開頭和結尾卻是熱情洋溢地描繪吉加美士為他的人民修建的巍峨城牆，總長達六英哩。「擁有環城的烏魯克的城牆啊，」他興奮地催促他的讀者說：「沿著它繞城市一圈吧，仔細瞧瞧它巨大的基座，檢視它的磚砌，真是精雕細琢啊！」這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堡壘證明了戰爭已經成了人類生活的現實。然而它並不是勢不可免的發展。在四百年間，蘇美境內並沒有什麼外侮要抵禦的。然而，大約於西元前二七五○年在位的吉加美士，是個不世出的蘇美國王，「如野牛般的男人，難勝的領袖，戰場上的英雄，受將士擁戴，他們稱他為堡壘，人民的怙主，摧毀一切防禦工事的暴流」。
儘管「對月神欣的禱告者」熱愛他的烏魯克，卻也承認這個文明有它的缺憾。在吉加美士逝世不久後，這個詩人就開始訴說他的故事，因為它是個原型的故事，是關於這個主角一生旅程最早的文字敘事。但是它也是對於文明生活不可避免的結構性暴力的沉思。烏魯克的人民遭到壓迫，生活貧苦而悲慘，乞求諸神讓他們在吉加美士的暴政下能夠喘一口氣：
城市是他的財產，他昂首闊步
穿過城市，驕傲地抬著頭
如一頭野牛般地踐踏他的人民。
他是國王，恣意而為
他強拉烏魯克的年輕人，沒有任何理由，
吉加美士讓父子離散。
這些年輕人可能是被徵用去修築城牆。因為如果沒有不擇手段地剝削大量人力，城市生活將難以為繼。吉加美士和蘇美貴族生活在史無前例的輝煌盛世，但是對於農民大眾而言，文明只是造成苦難和壓迫。
蘇美人或許是最早懂得徵收村落的剩餘農作、創造特權統治階級的人。這只有憑藉著武力才做得到。首先是在西元前五千年左右，徵用敢於冒險的移民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肥沃平原。但是農地太乾旱而沒辦法耕作，於是他們發明了灌溉系統，控制和分配每年山上融雪而淹沒平原的水源。這是個非凡的成就。水道和溝渠必須經過群策群力的規劃、設計和維護，水源必須公平分配給爭奪灌溉用水的村落。新系統起初規模可能很小，但是沒多久就導致收成大增，人口也跟著膨脹。到了西元前三千五百年，蘇美人口很難以想像地達到五十萬人。強大的領導勢所難免，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些單純的農夫搖身一變，成了城市居民，則是莫衷一是；然而它可能涉及許多環環相扣且相輔相成的因素：人口成長、前所未有的農產豐收，以及灌溉所需的密集勞力，更不用說人的野心，這些都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型態。
我們只能確定地說，到了西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有十二座城市，各自有周遭鄉間的農民供應農作。他們的生活只是勉強維持生計。每個村莊都必須把所有莊稼繳給所屬的城市；官員把其中一部分配給當地農民，其餘的都替貴族儲存在城裡。如此，藉助於家臣階級—官僚、軍人、商賈和家奴—少數大家族占用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收益。他們利用這個盈餘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得以從事有錢有閒才做得到的活動。另一方面，他們則負責維護灌溉系統，保持一個程度的法律和秩序。近代以前的所有國家都把無政府狀態視為洪水猛獸；只要有一年因為乾旱或是社會動亂而造成歉收，就動輒導致數千人死亡，這更讓菁英階級相信這個系統使人民獲益良多。但是農夫勞動的成果遭到掠奪，他們的生活沒有比奴隸好到哪裡去：耕田、收割、挖溝渠，生活窮困，田裡辛勤的勞動榨乾了他們的生命力。如果他們沒辦法滿足這些監督者，他們的牛就會遭受臏罰，他們的橄欖樹也會被砍倒。關於他們的苦難，他們留下了隻字片語。「窮人生不如死，」一個農夫悲嘆說。「我是一匹純種馬，」另一個農夫抱怨說，「但是我和騾子拴在一起，必須拉車，載著野草和麥稈。」
蘇美人設計了結構性的暴力系統，在每個農業國家一直流行不輟，直到近代世界，農業才不再是文明的經濟基礎。塔廟（ziggurat）象徵了涇渭分明的階級差別，擁有高聳階梯的塔樓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特徵。蘇美社會也是如此，層層分明，頂端是高不可攀的貴族階級，每個人都困在他的位置上而不能改變。
然而，歷史學家主張說，如果沒有這個對於大多數人民殘忍暴虐的制度，人類就沒辦法發展出推動文明進步的藝術和科學。文明本身需要有閒階級的陶冶，我們數千年來最微不足道的成就，也都是建築在被剝削的農民背上。蘇美人為了社會控制而發明書寫，這絕對不是純屬偶然。
在這樣殘民以逞的壓迫裡，宗教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所有政治共同體都會發展出各種意識型態，將它們的體制奠基在他們自己想像出來的自然秩序上。蘇美人知道他們突破性的實驗有多麼脆弱。他們的磚砌建築需要經常性的維護；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頻頻決堤，沖毀農作物；暴雨讓良田變成一片泥濘，可怕的颶風摧毀屋舍，造成家畜死亡。但是貴族們著手研究天文學，發現天體運行有規律的型態。自然世界的不同元素合力創造一個穩定的世界，這讓他們驚豔不已，因而推論說，世界本身必定是讓萬物各盡其用的一種狀態。他們相信，如果他們的城市以這個天體秩序為模型，他們的實驗社會也會和宇宙運行的方式和諧一致，因而得以繁榮持存。
他們相信宇宙國家是由諸神治理的，他們和種種自然力是密不可分的，而不像是現在猶太教、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所敬拜的「上主」。這些神祇沒辦法控制事件，他們和人類、動物和植物一樣，都受限於相同的法則。人神之間也沒有巨大的存有學的（ontological）鴻溝。例如說，吉加美士有三分之一是人，三分之二是神。更高的神安努那庫（Anunnaki）是貴族們在神界的「他我」，是他們最完整而實在的自我，和人類的差別只在於他們是不朽的。蘇美人想像諸神和他們自己一樣，也會費心規劃城市、灌溉和打造政府。天神安努（Anu）在天宮裡主宰著這個原型的國家，但是在塵世的權威裡也可以感覺到他的臨在。風暴神恩利勒（Enlil）不僅顯現在美索不達米亞雷電交加且氾濫成災的暴風雨裡，也會在任何形式的人類武力和暴力裡出現。在諸神議會（Divine Council）裡，他是安努的首相（蘇美議會即以它為模型），而把文明的技藝傳授給人類的恩奇（Enki）則是議會的農業部長。
每個國家，即使是我們世俗的民族國家，都憑藉著神話學（mythology）來定義國家的性格和使命。在近代世界，「神話」（myth）一詞已經失勢，轉而意味著子虛烏有的事。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世界裡，神話學表達的是一個永恆的實在界，而不是歷史性的，它為當下的行動提供一張藍圖。在考古學和歷史的文獻不足的這個早期時代裡，他們以書寫保存的神話學是我們唯一能夠探索蘇美人心靈的途徑。對於這些文明先驅而言，宇宙國家的神話是政治科學的演練。蘇美人知道他們的階層化社會嚴重悖離了自遠古以來就很普遍的平等規範，卻也相信它就體現在事物的本性裡，就連諸神也對它有責任。據說，早在人類存在以前，諸神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裡，栽種它們自己的糧食，管理灌溉系統。在「大洪水」（Great Flood）過後，他們從地上回到天上，指派蘇美貴族代替他們治理城市。統治階級對他們負有責任，在這件事上面別無選擇。
（中略）
美索不達米亞的宗教基本上是群體性的；男人和女人不會想在心裡面對神，主要會是在一個神聖的團體裡。近代以前的宗教沒有獨立的體制性存在；它深植於一個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裡，賦予後者一個全面性的意義體系。它的宗旨、語言和儀式都是遷就這個世俗的考量。美索不達米亞宗教習俗為社會提供一個模範，它和我們現代把「宗教」視為個人靈性經驗的觀念正好相反：它基本上是一個政治事務，我們沒有任何關於個人信仰的文獻記錄。諸神的神廟不只是敬拜的場所，更是經濟中心，因為剩餘的農產品都儲存在那裡。蘇美人沒有「祭司」一詞：貴族既是城市的官員、詩人和天文學家，也負責城市的祭典。這只是個附件，因為對他們而言，所有活動都是神聖的，尤其是政治。
這個複雜的系統不只是為國家的結構性暴力文過飾非而已，它更是要為這個大膽創新而有疑慮的實驗賦予一個意義。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工藝品：它是人工的，依賴於體制化的壓迫。文明需要有犧牲者，蘇美人相信他們對農民階級的巧取豪奪是必要的而且最終是值得的。蘇美人認為他們不公平的體系和宇宙的基本法則和諧一致，因此以神話的觀點表現出勢不可擋的政治現實。
那似乎是一個別無選擇的鐵則。到了西元前十五世紀，農業文明在中東、南亞和東亞、北美和歐洲都會根深柢固，而在每個地區，不管是印度、俄羅斯、土耳其、蒙古、黎凡特、中國、希臘或斯堪地那維亞，貴族都會像蘇美人那樣剝削他們的農民。如果沒有這種貴族的暴力，就沒辦法強迫農民生產過剩的經濟，因為人口的成長和生產力的提升是步調一致的。雖然令人難以接受，但是貴族迫使百姓朝虀暮鹽，可以藉此控制人口成長，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如果沒有從農民那裡獲得剩餘的農作，他們就沒有經濟資源可以資助那些後來催生我們的近代文明的技匠、科學家、發明家、藝術家和哲學家。誠如美國特拉普修會（Trappist）修士湯瑪士．牟敦（Thomas Merton）指出的，所有從這個系統性的暴力獲利我我們，都和五千年來大多數男人和女人所遭受的苦難脫不了關係。
（中略）
敘事詩《亞他哈斯史詩》（Atrahasis, c. 1700 BCE）講述的是神話時期，諸神仍然住在美索不達米亞，而文明所依賴的工作「是諸神而不是人類在從事的」。詩人解釋說，天上的貴族安努那庫強迫地位比較低的伊吉谷神族（Igigi）擔負沉重的勞役：他們必須耕田、收割、挖掘灌溉溝渠三千年—他們甚至必須挖掘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河床淤泥。「夜以繼日，他們不斷發牢騷，相互指責」，但是安努那庫充耳不聞。終於，一群暴民聚集在恩利勒的宮殿外頭：「我們每個神都已經宣戰。我們再也不想挖溝渠了！」他們叫道。「這個負擔太過分了。那會要了我們的命。」農業部長恩奇也贊成。這個系統太殘暴而難以為繼，而且安努那庫不應該忽視伊吉谷的困境：「他們的工作太辛苦了，他們的煩惱太多了！大地每天都在回響著。警訊已經夠大聲了！但是如果沒有人從事生產，文明就會崩壞，因此恩奇命令大地之母創造出人類，頂替伊吉谷的地位。同樣的，諸神也不覺得要為人類的困苦負責任。勞苦的人民不可以侵犯他們的特權生活，因此當人類開
枝散葉而指不勝屈，他們的喧囂聲吵醒了諸神，於是諸神決定降下一場瘟疫毀滅一部分的人口。詩人很生動地描述他們的苦難：
他們的臉龐結滿了痂，像麥芽一樣。
他們的面色臘黃，
他們佝僂地走在外頭，
他們厚實的肩膀低垂，
他們挺拔的身材也垮了下來。
但是貴族的殘暴也遭到譏議。詩人說恩奇「有遠見」，勇於反抗諸神，提醒諸神說，他們是依賴人類這些奴隸為生的。安努那庫勉強同意放他們一馬，退回到天界的和平安寧。這是對於一個嚴酷的社會現實的神話表現：上流社會和農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大，幾乎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亞他哈斯史詩》或許是想要讓人傳誦不絕，故事也似乎是以口語方式保存下來的。這個文本的殘篇被發現前後長達一千年，證明它在當時的家喻戶曉。於是，原本為了蘇美的結構性暴力而發明的書寫文字，開始記錄統治階級裡比較深思熟慮的人們內心的不安，除了直截了當地面對難題以外，他們對於文明的兩難只能束手無策。我們將看到其他人，先知、聖哲和神祕主義者，也發出不平之鳴，試圖提出讓人類更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方式。
《吉加美士史詩》出現在西元前三千年，蘇美當時已經軍事化，以軍隊的暴力作為文明的表徵。當人民求助於諸神時，安努想創造一個和吉加美士身材相仿的人來對抗他，吸走他一部分過激的攻擊性，以減少人民的痛苦。於是大地之母創造了原人恩奇杜（Enkidu）。他碩大魁梧，披頭散髮，膂力驚人，但是個性溫和厚道，和草食動物一起自在優遊，保護它們抵抗掠食動物。但是為了實現安努的計畫，恩奇杜必須從與世無爭的原始人轉變成好鬥成性的文明人。女祭司項哈（Shamhat）被指派來啟蒙他，在她的教導下，恩奇杜學會論理，語言，吃人類的食物；他理了髮，皮膚傅了油膏，最後「他變成了一個男人。穿上衣服，成了戰士」。文明人基本上就是個充滿睪丸素的戰士。當項哈提到吉加美士的驍勇善戰時，恩奇杜氣得面如死灰。「帶我去找吉加美士！」他捶胸喊道：「我要當著他的面大叫說，我是最強的！我是讓世界顫慄的男人！我是至高無上的！」這兩個王者一見面就扭打了起來，在烏魯克街上奔竄，手腳擒抱在一起，很像是性愛的擁抱，直到他們打膩了，他們「彼此親吻，建立了友誼」。
大約在這個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貴族政體已經開始以戰爭籌措財源，因此在下一段插曲裡，吉加美士宣稱他要率領五十個士兵遠征有可怕巨龍洪巴巴（Humbaba）的息答（Cedar）森林，把珍貴的木材載回去。或許是透過這樣的掠奪，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才控制了物產豐碩而有利於貴族統治的北方高原。商賈絡繹於途，直到阿富汗、印度河谷和土耳其，把原木、稀有金屬、寶石和半寶石運回來。但是對於像吉加美士的貴族而言，武力是獲取這些珍貴資源的唯一高貴的方式。在所有其後的農業國家裡，貴族和其他人民的差別就在於他們不事生產。文化史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解釋說，在這樣的社會裡，「勞動被認為是……軟弱和屈服」。工作，甚至是貿易，「不只是不光彩的事……更是出身上流社會的人在道德上不屑一顧的」。因為貴族的特權仰賴於對農民的過剩農作的武力剝削，「其他的聚斂方式則被認為是很卑下的」。
因此，對於吉加美士而言，戰爭的結構性掠奪不只是高貴的，甚至是合乎道德的，不只是為了個人致富，更是為了人類的福祉。
（中略）
我們只能從殘缺不全的考古證據拼湊出蘇美軍事化的進步。在西元前二三四○至二二八四年間，蘇美王表記載有四十三次城市之間的戰爭。蘇美早期的國王都是出身自擅長天文學和儀式的祭司階級；後來他們漸漸變成如吉加美士一般的戰士。他們發現戰爭是極為有用的獲利方式，能讓他們擄獲到戰利品以及可以派到田裡工作的囚犯。他們不指望生產力進一步的突破，且發現戰爭的獲利更快也更豐碩。
（中略）
在這些沒完沒了的戰爭期間，蘇美貴族其及家臣不是受傷就是喪命或被俘，但是農民卻痛苦得多。因為他們是貴族財富的基礎，所以入侵的敵人每每會屠殺他們及其牲畜，摧毀他們的穀倉和房舍，他們的田地血流成河。鄉間和農村成了一片廢墟，莊稼、牲畜和農具遭到蹂躪和破壞，意味著嚴重的饑荒臨到。戰爭沒辦法大勢底定，意味著每個人都不能倖免於難，沒有人是永久的獲利者，因為今天的贏家很可能是明天的輸家。這會變成文明的痼疾，因為旗鼓相當的貴族們會不斷爭奪有限的資源。弔詭的是，原本藉以搜刮聚斂的戰爭，卻經常造成生產力的損害。早在這個時期裡，為了防範這個沒有意義且自我毀滅的災難，顯然有必要約束一下這些你爭我奪的貴族。必須有個武力強大的更高權威來推動和平。
在西元前二三三○年，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新型的統治者，出身行伍的閃族人薩爾貢（Sargon）在克什城（Kish）擁兵自重，揮軍烏魯克，罷黜了它的國王。他不斷地攻城掠地，終於將蘇美統一在一個君王底下。薩爾貢開創了世界第一個農業帝國。據說他率領由五千四百名驍勇善戰的男人組成的軍隊，征服了現在位於伊朗、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地區。他建立了新首都阿卡德城（Akkad），可能是位於現代巴格達附近。在他的碑文上，薩爾貢，他的名字意思是「忠實而正義的國王」，宣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後人尊他為英雄的典範，有點像查理曼大帝或亞瑟王。幾千年間，美索不達米亞的統治者為了紀念他，也都自稱為「阿卡德王」。然而我們對於其人及其帝國所知甚少。據說阿卡德是個有異國情調的、世界性的城市，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但是它的遺址一直沒有被發現。帝國留下的考古遺跡甚少，我們對於薩爾貢的生平的認識大抵上都是來自傳說。
然而他的帝國是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它是世界上第一個跨地域的國家，它成了所有後來的農業帝國主義的模範，不只是因為薩爾貢的威望，也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一個由兼弱攻昧而成就的帝國：臣服的民族淪為附庸國，諸王和族長成為地區總督，負責對他們自己的人民徵收實物稅，銀、穀物、乳香、金屬、木材和牲畜，然後上繳到阿卡德。薩爾貢的碑文寫道，在他五十六年罕見漫長的在位期間，他發動了三十四場戰役。在其後的農業帝國裡，戰爭成了常態；那不只是「國王的樂趣」，而是有其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必要性。除了獲得戰利品以外，任何帝國的主要目標都是征服更多的農民，收更多的稅。誠如英國歷史學家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說的，「對於任何統治階級而言，為了擴充經濟、獲取剩餘財富，戰爭可能是最理性而迅速的模式」。戰鬥和獲得財富是不可分的：貴族不事生產，所以有時間培養他們的戰技。他們當然是為了名聲、榮耀和沙場上的樂趣而戰，然而戰爭或許是「一種獲利來源，是貴族的主要功蹟」。它不需要理由；它的必要性似乎是不證自明的。
由於我們對薩爾貢所知甚少，很難判斷宗教在他的帝國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他的一段碑文裡，他說在他征服了吾珥（Ur）、拉格什和烏瑪以後，「仁慈的恩利勒讓他從此沒有敵人，賜給他下海（Lower Sea）和上海（Upper Sea），交由阿卡德的公民治理。」宗教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裡一直居於核心地位。城市因為供奉服事它的諸神，才能存活下去；這些神的神諭顯然支持薩爾貢的戰役。繼承他的兒子納拉姆欣（Naram-Sin, r. 2260-2223 BCE）擴張了阿卡德的疆域，以「阿卡德之神」著稱。由於阿卡德是年輕的城市，不能說是安努那庫建造的，所以納拉姆欣說他是天上的神族和他自己的百姓之間的中保。我們在下文會看到，以農立國的國王往往會如此神化自己，為他們在執政和經濟上的改革辯護。就像從前一樣，宗教和政治可以兼容並蓄，諸神是君王的「他我」，認可文明的存續不可或缺的結構性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