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步楞嚴承時勢──圓瑛法師
宗教兼通、保寺護教，勞苦功高傳統佛教的一代領袖
圓瑛大師生於一八七八年，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家姓吳，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
圓瑛的出生，相傳是父母求禱觀音，得夢觀音送子而來。但由於父母早逝，五歲多時就由叔父照顧，自幼聰穎，受私塾教育；年齡漸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十八歲時欲出家為僧，然而叔父勸阻不許。
十九歲時大病一場，於生病中發願，若獲痊癒，決志出家修行。後果然病癒，於是至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隔年至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學習經教律儀，之後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當飯頭菜頭。後發心行腳，廣參名宿，依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期間也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在天童寺前後六年，因穎悟好學，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打下深厚的基礎。
在天童寺從敬安習禪期間，當時十八歲的太虛也到天童寺參學，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受道階器重，視為法器。圓瑛與太虛二人也在天童寺結下法緣，成為莫逆之交，並結盟為兄弟，圓瑛法師是年二十九歲。
一九〇八年，圓瑛回閩南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因宗說兼通善巧，辯才無礙，深受與會緇素崇敬，至此聲譽逐漸傳揚於閩南、江南一帶。次年，圓瑛住持寧波接待寺，為中興古剎而除舊新建，並於寺中創設「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僧才。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政策更新，影響佛門寺產，隔年，八指頭陀敬安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於上海成立「中國佛教總會」以護佛寺，圓瑛法師就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因應廟產興學、寺廟管理條例等對佛教不利的社會氛圍，章太炎呼籲寺院自辦教育，一方面讓廟產興學無可著力，一方面也同時提升僧人素質，於是圓瑛在一九一七年當選寧波佛教會會長後，在江浙一帶講經說法，創辦兩所「僧民學校」與「寧波佛教孤兒院」，作為入學者義務教育與收容孤兒實施工讀教育，這樣的作為受到各省佛教會的傚仿。
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臺灣等地，遠及南洋。歷任寧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湧泉寺、上海圓明講堂、南洋檳城極樂寺等多寺住持。
一九二〇年，圓瑛至北京講經，正值華北五省鬧旱災，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災民得以安頓，得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大藏經》一部，安置於寧波的接待禪寺。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廟產興學政策再度被提起，官學兩界借「寺廟管理條例」政策，欲沒收寺產以充實教育經費，佛教為了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等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等諸居士的組織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任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於是政府將政策修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寺產危機方得渡過。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的期間，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勵寺院開設慈幼院、醫院、工廠等分擔社會責任。然而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風波再起，圓瑛法師再度出面奔走，全國佛教團體一致支持呼應，風波才得以平息。
是年長江水災為患，數省受災，圓瑛籌募賑災款項。秋天，日本藉口入侵東三省，即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圓瑛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啟建護國道場，憂心於國事。隔年冬天，圓瑛住持之寧波天童寺大火，古剎蒙難，於是親自募捐，重建三年才完成，等住持天童寺滿六年，堅辭方丈職務。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圓瑛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於上海八一三戰事時，出入戰場運送傷兵難民，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之後上海淪陷，救護隊轉到南京、漢口等繼續工作。而在救護工作經費出現問題時，又赴東南亞馬來半島募集醫藥費，亦拜會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華僑居士，組織募款機構以助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天，圓瑛與弟子明陽回到上海圓明講堂，不久即遭人檢舉為抗日分子，為重慶政府在東南亞募抗日經費，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師徒兩人先關憲兵隊，後押送南京日軍憲兵司令部恐嚇刑訊，圓瑛不為屈服，經上海各界人士多方營救，日軍不得已才釋放他，但仍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互相「合作」，亦被他拒絕。
圓瑛回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撰著，共寫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又至天津、北平、無錫、南京等地應請講經。
一九四五年春天，為補弘法人才之不足，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青年學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編寫講義。
一九五二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次年代表上海巿參加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在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的推選下成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至寧波天童寺養病，未久即圓寂，享壽七十六歲。
主要著述與傳人
圓瑛博覽三藏，禪淨雙修，教觀兼通，一生弘講過許多經論，無門戶之見，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他曾說：「余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顯示他對佛法宗派的平等態度。
其中，圓瑛對《楞嚴經》的修證與講解尤其有獨到之處，被視為是近代僧眾大德中解說《楞嚴經》的第一人，其深入禪淨教觀等宗派教法，打破了一宗一派的局限。
其他主要講授的經典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由門人弟子明暘法師編輯成《圓瑛法彙》印行流通於世。
其弟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明暘從其剃度出家，隨侍圓瑛身邊直至其圓寂，所以圓瑛一生著述即是由明暘編輯成《圓瑛法彙》而出版。
其中慈航法師與白聖法師則來到臺灣。慈航為保護大陸來台學僧不遺餘力，安頓青年僧度過紛亂的時期。白聖在臺灣傳三壇大戒，領導整合「中國佛教會」，追根溯源，改變臺灣佛教的民間特質與日本佛教影響，紹繼漢傳佛教於臺灣。由此可見，圓瑛法脈下的四位弟子分別對大陸與臺灣佛教留下深遠影響。
護教衛國之典範
圓瑛兼通禪教，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先後曾七度獲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並榮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十大名剎方丈。晚年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並辦有「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桃李遍布海內外，在傳統派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民國初年佛教改革的大風潮，諸多高僧大德都已意識到佛教非改革不可，也都努力作為。雖然因為緣起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卻是共同為著傳續佛法燈明而捨身護教。
圓瑛一生為教為國，盡心盡力，在行事風格上，不同於太虛在傳統經教學習外還有祇洹精舍的新式教育薰習、主張銳進改革；圓瑛為諦閑、印光等佛教界傳統派長老所器重，他代表著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在一個全然創新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起了承先啟後的滑潤作用，也讓整個如高速列車奔馳的時代不會失控，在轉速與扭力上獲得平衡，得以順利開創未來的新局勢。
佛教與人生
諸位！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人生，先講佛教，然後再講人生。佛教即是佛之教法，佛是何許人，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乃至徹底覺悟一心本源之理體。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五年時，降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為皇太子，具偉大之人格，犧牲王位尊榮，發心入山修道，打破一切環境，解除人生痛苦；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名為釋迦牟尼佛。
釋迦二字，釋能仁，牟尼二字，譯寂默。當佛出家時，觀見世間老病死苦，遂生感觸，欲求一解決老病死苦之方法，而為人類解除人生之痛苦。此種發心，即是孫總理所說三種仁，謂佛教為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佛既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六年，寂靜宴然，參究人生真理，安坐不動，靜極光通，因定發慧，默契無言大道，故曰寂默。又佛字覺義，覺則為佛，不覺即是眾生，不覺就是迷，佛與眾生，乃在一心迷悟之分。眾生雖迷，佛性本具，故佛成道時，說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猶如古鏡本具光明，祇因塵垢障蔽，不能發現；人人若肯擦磨心鏡，個個都可作佛，而釋迦是已成之佛。教者，我佛教化眾生之學說，綜四十九年，所說不出為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說。所謂攝心為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戒定慧三種，即是改造人生的方法。其宗旨純粹，義理淵博，能指迷啟悟，有益人生，故得成為佛教。
現在佛教講畢，接講人生。人生不出因果二字，由因果中間，含有善惡、苦樂、身心、生死八字，而因果實為人生之主要，善惡苦樂身心生死隨之轉變。人生無非依因感果，無因必不成果，譬如世間無有種子，那得結實，必先種其因，然後收其果，人生之定理，亦復如是。任從那種學說，不能推翻因果，若撥無因果，即是外道論議，世間邪說，違背正理。
按佛教以惑業為因，苦報為果，惑即迷惑，如貪瞋癡等心，業即依貪等所造之業，如殺盜淫等，此惑業二者為因，依業因必定招感苦果。試舉一例，若有一人，存貪財之迷惑心，不了愛財須當取之有道，必定依著貪財之第六意識而指揮眼根，去看那裡有財，再指揮身根，去竊取或搶劫，此即依惑造業，因也。若被人發覺，報告官府，被捕治罪，而受苦報，果也。此即人生不出因果之明證。
上約苦因苦果，而論人生，若善因善果，可以類推。更有進者，此約現世因果論，尚有隔世因果，不可不知，試問我們現前身心，即是人生果報，畢竟因從何來？若謂從父精母血，結合所成，此即不明人生之來源。要知我此身心之苦果，乃從前世惑業之苦因，所受之報，由夙生自己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結合，而得受生，非僅父母精血而已。若是執精血所成，世間許多無子之人，豈無精血耶？以此推究自明。更復當知人生苦樂窮通壽夭得失，並非有那個可以主宰，完全由自己業因使然；「楞嚴經」云：「循業發現」是也。若明此理，對人生之境遇，可以隨緣而安，對人生行為，自能謹慎，集中一種心力，造成一種殊勝業力，招感將來殊勝之人生樂果，自是可能之事完矣。倘有疏忽之處，惟希見諒！
佛法之精神
今日承蒙諸君過愛，開會歡迎，圓瑛自愧德薄才庸，實不敢當。惟是大家有緣一堂聚會，很是一種良好機會，可作為一番佛教之討論。
夫佛教應行討論之點，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極不是消極，是厭世不是厭世，這問題先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即能解釋世人種種之誤會。因世人多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不生信仰，故印度為佛教之祖國，流傳二千餘年，現在幾乎無有佛教。即東流中國，千有餘載，而今猶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佛教經書義理深奧，未易領解，由難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華與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輩不事宣傳，即有一二窮經明理之士，亦多蘊匵而藏，不行法施，所以餒人少聞佛法，聞既不聞，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門廣大，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賢善之士，遁跡山林，韜光匿采，人多不見，不肖之流，偏在社會，出頭露角，人多輕慢，因不信僧界，併不信佛教。有此三種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於世界。現因物質文明之失敗，哲學進步之趨勢，人心漸漸趨向於佛教，其間更有許多仍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而觀望不前者。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實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是救世的，不是厭世。敢大聲疾呼，而告於我僑胞；試分三部討論：
一、就佛教本身而論：釋迦降生中印度，為淨飯王太子，因觀老病死苦，大生感觸，人生斯世，而有如是三事，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即發勝心，欲求一種方法解脫眾苦。如是可見最初發心即是為眾，不是為己。至十九歲出家，捨皇宮樂，棄輪王位，難捨能捨；學比丘法，修頭陀行，難行能行；著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難忍能忍。乃至坐菩提樹下，發廣大誓，謂：「不成佛道，不起此座。」此皆大精進，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願：誓度無邊之眾生，誓斷無盡之煩惱，誓學無量之法門，誓成無上之佛道。此種宏願，完全是積極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謂為消極厭世。譬如世界學者要學一種學術，研究多年，放棄諸事，對其放棄方面觀之，近似消極，對其研究之方面觀之，正是積極，其目的，在犧牲個人，利益群眾，待學成之後，將其所學術，貢獻世界，利樂眾生；佛亦如是，豈可謂為消極厭世者乎？
二、就佛之字義而論：梵語「佛陀」，華譯「覺者」，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一切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識。對宇宙人生二者論之，覺悟茫茫世間，芸芸眾生，無非業感。世界，乃眾生同業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眾生，即個人別業所感，苦樂果報，各別不同。細分之，同業之中，亦有別業，別業之中，亦有同業，一一皆由迷惑妄心所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世界之與眾生，皆屬果報，世界為依報，眾生依止，眾生為正報，正受苦樂。逆推之，果報由於業方，業力由於妄惑，妄惑不出眾生之心，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是，則可證明世界皆是眾生業力造成，譬如世人，欲造一座房屋，亦皆由其心力，欲造幾層，便成幾層；則以小例大，心造世界，決定無疑。
試問：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慾橫流之世界，是不是修羅爭鬥之世界，此種世界，皆由眾生貪瞋癡慢嫉妒種種惡心造成，這種惡現象，人心日積月漓，世道愈趨愈下，我愛群愛國之同胞，無一不抱救世之思想。亦有一般人，欲以鎗砲為救世具，思藉武力創造和平，此乃夢想顛倒，以殺伐因，求和平果，斷不能的。現欲救世，如炙病者，須得其穴，在愚見看來，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揚佛教，此非圓瑛身為佛教徒，偏於佞佛也。因我佛自己覺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眾生以清淨心，造成清淨世界，以惡濁心，造成惡濁世界，故自覺之後，而行覺他，說法四十九年，說出種種法藥，救治眾生惡濁之心病。
今但舉「無我觀」之法藥，對治眾生「我執」之心病，先覺此身，乃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而有，離卻四大，無我可得，千萬不可認作實我，而起貪瞋癡慢嫉妒等心。世界上人，個個能修「無我觀」，能將這個「我執」打得破，則貪等諸惡濁心，自然息滅，惡濁心滅，清淨心生，不難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佛欲喚醒世界眾生，共嘗法藥，祛除心病，經歷五時，循循善誘，自覺覺他，歷久不倦，豈可謂非積極者乎？
三、就佛之宗旨而論：佛以慈悲為本，慈者 ，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者，拔一切眾生之苦。眾生未出輪迴，備受諸苦煎迫，如來因興無緣大悲（無緣者，無所不緣），運同體大悲，為說諸法，普令離苦得樂。而如來慈悲，視大地眾生，皆如一子，冤親平等，一視同仁，不生分別。如是看來，則如來慈悲，更有過於父母，父母慈悲，止於現世，如來度生，若眾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來世仍欲度之，必令離苦得樂方慰其心。又世之父母，若生多子，則心有分別，愛有厚薄，而如來則盡大地眾生，皆如一子，無不普教，不獨法施救護，倘若應以身命布施，而得救護者，亦欣然布施，而救護之，又不獨對同類之人如是，乃至異類之眾生，無不如是。
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菩薩救度眾生，常向異類中行（即變畜生等），試舉釋迦過去行菩薩道，有一世憐憫畜生，恆遭殘殺食噉之苦，有欲救護，乃變作鹿王，管五百鹿眾，彼時提婆達多（佛之堂弟）亦作鹿王，亦管五百鹿眾。一日，國王起兵圍獵，將那座大山重重圍繞，時釋迦鹿王，念眾生命頃刻，即思救護，乃語鄰群鹿王言：「汝我當為眾生，而作救護，同策喚王請願，求其解圍，自後，汝我每日輪流進貢一鹿，與王食之。」商量已訖，即詣王所，以作人言，謂：「小鹿今日為眾請願，求王解圍，王若行獵，食必不及，一二日其肉必腐，其味必變，不如不獵，小鹿願每日進貢一鹿，與王充饍，恆得食鮮，永不斷絕。」王見鹿知請願，又能作人語，心大奇之，乃許。後二群鹿，每日輪派一鹿進貢。一日，鄰郡鹿王派一母鹿進貢，而母鹿腹孕小鹿，三日可生，乃與王求請先派他鹿，待其字生，乃往進貢，王不許。而母鹿知釋迦鹿王有道，乃往求之，具訴其情。釋迦鹿王意想若派他鹿代死，心必不甘，誰願先死，若不允其請，則辜負所求，即以自身代往就死。即到王所，王問：何以自來？乃將其事一一告白於王，王聞之，大生慚愧，何以人而不如獸乎？即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遣鹿還山，王自此持齋，禁止全國，不許畋獵，由其捨一己之身命，救護無量眾生之身命，消弭無量眾生之殺業，佛教救護眾生，乃至捨頭目腦髓而不吝惜，豈可謂非積極救世者乎？
總上而論，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凡抱愛群愛國思想家，皆當極方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為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圓瑛欲學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寧波倡辦佛教孤兒院，迄今九週紀念。前歲，又同本教轉道和尚，及其師弟轉物三人，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開元慈兒院，教養兼施，定額一百二十名，已歷一載。自愧不能與一切人生之樂，拔一切眾生之苦，對此少數至窮苦而無告之孤兒，應盡佛子之天職，與以教養之樂，拔其飢寒之苦。此次來南洋也是代孤兒請願，籌集基金，今日迺蒙諸君開會歡迎，慚愧交併，不善言詞，統希指教！
宗教兼通、保寺護教，勞苦功高傳統佛教的一代領袖
圓瑛大師生於一八七八年，福建省古田縣人。俗家姓吳，出家法名宏悟，字圓瑛，號韜光，又號一吼堂主人。
圓瑛的出生，相傳是父母求禱觀音，得夢觀音送子而來。但由於父母早逝，五歲多時就由叔父照顧，自幼聰穎，受私塾教育；年齡漸長，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十八歲時欲出家為僧，然而叔父勸阻不許。
十九歲時大病一場，於生病中發願，若獲痊癒，決志出家修行。後果然病癒，於是至福州鼓山拜興化梅峰寺增西上人為師，剃度出家。隔年至湧泉寺妙蓮和尚受具足戒，並學習經教律儀，之後到福州大雪峰寺隨達公和尚修苦行，當飯頭菜頭。後發心行腳，廣參名宿，依常州天寧寺冶開老和尚參究禪宗心法，又至寧波天童寺依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習禪定，一心參究；期間也隨道階、諦閑、祖印、慧明諸師學習天台教觀，在天童寺前後六年，因穎悟好學，使他在佛學和修持上，打下深厚的基礎。
在天童寺從敬安習禪期間，當時十八歲的太虛也到天童寺參學，聽道階法師講《法華經》，受道階器重，視為法器。圓瑛與太虛二人也在天童寺結下法緣，成為莫逆之交，並結盟為兄弟，圓瑛法師是年二十九歲。
一九〇八年，圓瑛回閩南泉州湧泉寺開座講經，因宗說兼通善巧，辯才無礙，深受與會緇素崇敬，至此聲譽逐漸傳揚於閩南、江南一帶。次年，圓瑛住持寧波接待寺，為中興古剎而除舊新建，並於寺中創設「佛教講習所」，培養弘法僧才。
一九一一年民國肇建，政策更新，影響佛門寺產，隔年，八指頭陀敬安法師聯合十七省僧侶代表於上海成立「中國佛教總會」以護佛寺，圓瑛法師就被選為總會參譯長。
因應廟產興學、寺廟管理條例等對佛教不利的社會氛圍，章太炎呼籲寺院自辦教育，一方面讓廟產興學無可著力，一方面也同時提升僧人素質，於是圓瑛在一九一七年當選寧波佛教會會長後，在江浙一帶講經說法，創辦兩所「僧民學校」與「寧波佛教孤兒院」，作為入學者義務教育與收容孤兒實施工讀教育，這樣的作為受到各省佛教會的傚仿。
一九一四年任中華佛教總會參議長。曾講經於福建、浙江、北京、天津和臺灣等地，遠及南洋。歷任寧波天童寺、福州雪峰寺、鼓山湧泉寺、上海圓明講堂、南洋檳城極樂寺等多寺住持。
一九二〇年，圓瑛至北京講經，正值華北五省鬧旱災，他參與發起組織佛教賑災會，災民得以安頓，得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大藏經》一部，安置於寧波的接待禪寺。
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廟產興學政策再度被提起，官學兩界借「寺廟管理條例」政策，欲沒收寺產以充實教育經費，佛教為了自保，在圓瑛、太虛、諦閑等諸法師及王一亭、謝鑄陳、黃懺華等諸居士的組織下，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圓瑛法師任會長，向政府請願，反對「寺廟管理條例」。於是政府將政策修訂為「監督寺廟條例」，寺產危機方得渡過。
圓瑛主持中國佛教會的期間，積極推動佛教參與社會事業，鼓勵寺院開設慈幼院、醫院、工廠等分擔社會責任。然而一九三一年「寺產興學」風波再起，圓瑛法師再度出面奔走，全國佛教團體一致支持呼應，風波才得以平息。
是年長江水災為患，數省受災，圓瑛籌募賑災款項。秋天，日本藉口入侵東三省，即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圓瑛通告全國佛教團體啟建護國道場，憂心於國事。隔年冬天，圓瑛住持之寧波天童寺大火，古剎蒙難，於是親自募捐，重建三年才完成，等住持天童寺滿六年，堅辭方丈職務。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發生，圓瑛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於上海八一三戰事時，出入戰場運送傷兵難民，在上海圓明講堂設立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之後上海淪陷，救護隊轉到南京、漢口等繼續工作。而在救護工作經費出現問題時，又赴東南亞馬來半島募集醫藥費，亦拜會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華僑居士，組織募款機構以助抗日。
一九三九年秋天，圓瑛與弟子明陽回到上海圓明講堂，不久即遭人檢舉為抗日分子，為重慶政府在東南亞募抗日經費，因此被日本憲兵隊逮捕，師徒兩人先關憲兵隊，後押送南京日軍憲兵司令部恐嚇刑訊，圓瑛不為屈服，經上海各界人士多方營救，日軍不得已才釋放他，但仍透過日本僧侶作說客，誘迫互相「合作」，亦被他拒絕。
圓瑛回上海後，仍駐錫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撰著，共寫了《勸修念佛法門》、《發菩提心文講義》、《阿彌陀經要解講義》、《佛說八大人覺經講義》、《楞嚴綱要》等書。又至天津、北平、無錫、南京等地應請講經。
一九四五年春天，為補弘法人才之不足，創辦「圓明楞嚴專宗學院」，選取海內外青年學僧三十二人，自任院長，並親自主講《楞嚴經》，編寫講義。
一九五二年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次年代表上海巿參加北京籌備中國佛教協會，在陳質如、趙樸初、周叔迦等的推選下成為第一任會長，後南返至寧波天童寺養病，未久即圓寂，享壽七十六歲。
主要著述與傳人
圓瑛博覽三藏，禪淨雙修，教觀兼通，一生弘講過許多經論，無門戶之見，主張各宗平等，性相通融。他曾說：「余生平本無門戶之見，初學禪宗，後則兼修淨土，深知禪淨同功；先學天台，後學賢首，乃知台賢一致；始學性宗，繼學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對密教，亦極信仰，固知顯教是佛所說，密教亦佛所說。」顯示他對佛法宗派的平等態度。
其中，圓瑛對《楞嚴經》的修證與講解尤其有獨到之處，被視為是近代僧眾大德中解說《楞嚴經》的第一人，其深入禪淨教觀等宗派教法，打破了一宗一派的局限。
其他主要講授的經典有：《佛說八大人覺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仁王護國經》、《佛說盂蘭盆經》、《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
圓瑛一生著述甚多，主要如《大乘起信論講義》、《首楞嚴經講義》、《圓覺經講義》、《金剛經講義》、《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等近二十種，由門人弟子明暘法師編輯成《圓瑛法彙》印行流通於世。
其弟子中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明暘從其剃度出家，隨侍圓瑛身邊直至其圓寂，所以圓瑛一生著述即是由明暘編輯成《圓瑛法彙》而出版。
其中慈航法師與白聖法師則來到臺灣。慈航為保護大陸來台學僧不遺餘力，安頓青年僧度過紛亂的時期。白聖在臺灣傳三壇大戒，領導整合「中國佛教會」，追根溯源，改變臺灣佛教的民間特質與日本佛教影響，紹繼漢傳佛教於臺灣。由此可見，圓瑛法脈下的四位弟子分別對大陸與臺灣佛教留下深遠影響。
護教衛國之典範
圓瑛兼通禪教，尤精《楞嚴》，被譽為「楞嚴獨步」。先後曾七度獲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並榮膺寧波天童寺、七塔寺等十大名剎方丈。晚年在上海創建圓明講堂，並辦有「楞嚴專宗學院」，培育僧材，桃李遍布海內外，在傳統派佛教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民國初年佛教改革的大風潮，諸多高僧大德都已意識到佛教非改革不可，也都努力作為。雖然因為緣起差異而有著截然不同的行事風格，卻是共同為著傳續佛法燈明而捨身護教。
圓瑛一生為教為國，盡心盡力，在行事風格上，不同於太虛在傳統經教學習外還有祇洹精舍的新式教育薰習、主張銳進改革；圓瑛為諦閑、印光等佛教界傳統派長老所器重，他代表著傳統派與改革派之間，緩和革新的中流砥柱。在一個全然創新的年代，他所扮演的角色，起了承先啟後的滑潤作用，也讓整個如高速列車奔馳的時代不會失控，在轉速與扭力上獲得平衡，得以順利開創未來的新局勢。
佛教與人生
諸位！今天講題是佛教與人生，先講佛教，然後再講人生。佛教即是佛之教法，佛是何許人，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宇宙人生真理，乃至徹底覺悟一心本源之理體。在過去二千九百六十五年時，降生於中印度迦維衛國，為皇太子，具偉大之人格，犧牲王位尊榮，發心入山修道，打破一切環境，解除人生痛苦；十九歲出家，三十歲成佛，名為釋迦牟尼佛。
釋迦二字，釋能仁，牟尼二字，譯寂默。當佛出家時，觀見世間老病死苦，遂生感觸，欲求一解決老病死苦之方法，而為人類解除人生之痛苦。此種發心，即是孫總理所說三種仁，謂佛教為救世之仁，佛能之，故曰能仁。佛既出家之後，在雪山苦行六年，寂靜宴然，參究人生真理，安坐不動，靜極光通，因定發慧，默契無言大道，故曰寂默。又佛字覺義，覺則為佛，不覺即是眾生，不覺就是迷，佛與眾生，乃在一心迷悟之分。眾生雖迷，佛性本具，故佛成道時，說大地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猶如古鏡本具光明，祇因塵垢障蔽，不能發現；人人若肯擦磨心鏡，個個都可作佛，而釋迦是已成之佛。教者，我佛教化眾生之學說，綜四十九年，所說不出為戒定慧三種無漏學說。所謂攝心為戒，由戒生定，因定發慧，此戒定慧三種，即是改造人生的方法。其宗旨純粹，義理淵博，能指迷啟悟，有益人生，故得成為佛教。
現在佛教講畢，接講人生。人生不出因果二字，由因果中間，含有善惡、苦樂、身心、生死八字，而因果實為人生之主要，善惡苦樂身心生死隨之轉變。人生無非依因感果，無因必不成果，譬如世間無有種子，那得結實，必先種其因，然後收其果，人生之定理，亦復如是。任從那種學說，不能推翻因果，若撥無因果，即是外道論議，世間邪說，違背正理。
按佛教以惑業為因，苦報為果，惑即迷惑，如貪瞋癡等心，業即依貪等所造之業，如殺盜淫等，此惑業二者為因，依業因必定招感苦果。試舉一例，若有一人，存貪財之迷惑心，不了愛財須當取之有道，必定依著貪財之第六意識而指揮眼根，去看那裡有財，再指揮身根，去竊取或搶劫，此即依惑造業，因也。若被人發覺，報告官府，被捕治罪，而受苦報，果也。此即人生不出因果之明證。
上約苦因苦果，而論人生，若善因善果，可以類推。更有進者，此約現世因果論，尚有隔世因果，不可不知，試問我們現前身心，即是人生果報，畢竟因從何來？若謂從父精母血，結合所成，此即不明人生之來源。要知我此身心之苦果，乃從前世惑業之苦因，所受之報，由夙生自己業緣，與父緣母緣三緣結合，而得受生，非僅父母精血而已。若是執精血所成，世間許多無子之人，豈無精血耶？以此推究自明。更復當知人生苦樂窮通壽夭得失，並非有那個可以主宰，完全由自己業因使然；「楞嚴經」云：「循業發現」是也。若明此理，對人生之境遇，可以隨緣而安，對人生行為，自能謹慎，集中一種心力，造成一種殊勝業力，招感將來殊勝之人生樂果，自是可能之事完矣。倘有疏忽之處，惟希見諒！
佛法之精神
今日承蒙諸君過愛，開會歡迎，圓瑛自愧德薄才庸，實不敢當。惟是大家有緣一堂聚會，很是一種良好機會，可作為一番佛教之討論。
夫佛教應行討論之點，不一而足，今天不妨把佛教是消極不是消極，是厭世不是厭世，這問題先來解決；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即能解釋世人種種之誤會。因世人多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不生信仰，故印度為佛教之祖國，流傳二千餘年，現在幾乎無有佛教。即東流中國，千有餘載，而今猶未普及，究其原因，不出三種：一、佛教經書義理深奧，未易領解，由難解故，人多不看，所以不知佛教之精華與佛教之利益。二、佛教徒輩不事宣傳，即有一二窮經明理之士，亦多蘊匵而藏，不行法施，所以餒人少聞佛法，聞既不聞，信仰何自而生？三、法門廣大，龍蛇混雜，凡聖交參，賢善之士，遁跡山林，韜光匿采，人多不見，不肖之流，偏在社會，出頭露角，人多輕慢，因不信僧界，併不信佛教。有此三種原因，故佛教不得昌明於世界。現因物質文明之失敗，哲學進步之趨勢，人心漸漸趨向於佛教，其間更有許多仍以佛教為消極，為厭世，而觀望不前者。圓瑛少安儒業，冠入空門，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實在是積極的，不是消極，是救世的，不是厭世。敢大聲疾呼，而告於我僑胞；試分三部討論：
一、就佛教本身而論：釋迦降生中印度，為淨飯王太子，因觀老病死苦，大生感觸，人生斯世，而有如是三事，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即發勝心，欲求一種方法解脫眾苦。如是可見最初發心即是為眾，不是為己。至十九歲出家，捨皇宮樂，棄輪王位，難捨能捨；學比丘法，修頭陀行，難行能行；著敝垢衣，行平等乞，循方乞食，難忍能忍。乃至坐菩提樹下，發廣大誓，謂：「不成佛道，不起此座。」此皆大精進，大勇猛，其中具四宏誓願：誓度無邊之眾生，誓斷無盡之煩惱，誓學無量之法門，誓成無上之佛道。此種宏願，完全是積極的，救世的，不可以其出家，遂謂為消極厭世。譬如世界學者要學一種學術，研究多年，放棄諸事，對其放棄方面觀之，近似消極，對其研究之方面觀之，正是積極，其目的，在犧牲個人，利益群眾，待學成之後，將其所學術，貢獻世界，利樂眾生；佛亦如是，豈可謂為消極厭世者乎？
二、就佛之字義而論：梵語「佛陀」，華譯「覺者」，乃是大覺悟之人，覺悟一切諸法，無所不知，無所不識。對宇宙人生二者論之，覺悟茫茫世間，芸芸眾生，無非業感。世界，乃眾生同業所感，共同依止，同得受用。眾生，即個人別業所感，苦樂果報，各別不同。細分之，同業之中，亦有別業，別業之中，亦有同業，一一皆由迷惑妄心所造，依惑造業，依業受報。世界之與眾生，皆屬果報，世界為依報，眾生依止，眾生為正報，正受苦樂。逆推之，果報由於業方，業力由於妄惑，妄惑不出眾生之心，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如是，則可證明世界皆是眾生業力造成，譬如世人，欲造一座房屋，亦皆由其心力，欲造幾層，便成幾層；則以小例大，心造世界，決定無疑。
試問：而今世界，是何世界？是不是人慾橫流之世界，是不是修羅爭鬥之世界，此種世界，皆由眾生貪瞋癡慢嫉妒種種惡心造成，這種惡現象，人心日積月漓，世道愈趨愈下，我愛群愛國之同胞，無一不抱救世之思想。亦有一般人，欲以鎗砲為救世具，思藉武力創造和平，此乃夢想顛倒，以殺伐因，求和平果，斷不能的。現欲救世，如炙病者，須得其穴，在愚見看來，有欲挽回世道，必定救正人心，果欲救正人心，惟有宏揚佛教，此非圓瑛身為佛教徒，偏於佞佛也。因我佛自己覺悟，一切世界，都由心造，眾生以清淨心，造成清淨世界，以惡濁心，造成惡濁世界，故自覺之後，而行覺他，說法四十九年，說出種種法藥，救治眾生惡濁之心病。
今但舉「無我觀」之法藥，對治眾生「我執」之心病，先覺此身，乃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和合而有，離卻四大，無我可得，千萬不可認作實我，而起貪瞋癡慢嫉妒等心。世界上人，個個能修「無我觀」，能將這個「我執」打得破，則貪等諸惡濁心，自然息滅，惡濁心滅，清淨心生，不難轉惡濁世界而成清淨世界。佛欲喚醒世界眾生，共嘗法藥，祛除心病，經歷五時，循循善誘，自覺覺他，歷久不倦，豈可謂非積極者乎？
三、就佛之宗旨而論：佛以慈悲為本，慈者 ，與一切眾生之樂；悲者，拔一切眾生之苦。眾生未出輪迴，備受諸苦煎迫，如來因興無緣大悲（無緣者，無所不緣），運同體大悲，為說諸法，普令離苦得樂。而如來慈悲，視大地眾生，皆如一子，冤親平等，一視同仁，不生分別。如是看來，則如來慈悲，更有過於父母，父母慈悲，止於現世，如來度生，若眾生此世不受教，不得度，來世仍欲度之，必令離苦得樂方慰其心。又世之父母，若生多子，則心有分別，愛有厚薄，而如來則盡大地眾生，皆如一子，無不普教，不獨法施救護，倘若應以身命布施，而得救護者，亦欣然布施，而救護之，又不獨對同類之人如是，乃至異類之眾生，無不如是。
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菩薩救度眾生，常向異類中行（即變畜生等），試舉釋迦過去行菩薩道，有一世憐憫畜生，恆遭殘殺食噉之苦，有欲救護，乃變作鹿王，管五百鹿眾，彼時提婆達多（佛之堂弟）亦作鹿王，亦管五百鹿眾。一日，國王起兵圍獵，將那座大山重重圍繞，時釋迦鹿王，念眾生命頃刻，即思救護，乃語鄰群鹿王言：「汝我當為眾生，而作救護，同策喚王請願，求其解圍，自後，汝我每日輪流進貢一鹿，與王食之。」商量已訖，即詣王所，以作人言，謂：「小鹿今日為眾請願，求王解圍，王若行獵，食必不及，一二日其肉必腐，其味必變，不如不獵，小鹿願每日進貢一鹿，與王充饍，恆得食鮮，永不斷絕。」王見鹿知請願，又能作人語，心大奇之，乃許。後二群鹿，每日輪派一鹿進貢。一日，鄰郡鹿王派一母鹿進貢，而母鹿腹孕小鹿，三日可生，乃與王求請先派他鹿，待其字生，乃往進貢，王不許。而母鹿知釋迦鹿王有道，乃往求之，具訴其情。釋迦鹿王意想若派他鹿代死，心必不甘，誰願先死，若不允其請，則辜負所求，即以自身代往就死。即到王所，王問：何以自來？乃將其事一一告白於王，王聞之，大生慚愧，何以人而不如獸乎？即說偈曰：「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遣鹿還山，王自此持齋，禁止全國，不許畋獵，由其捨一己之身命，救護無量眾生之身命，消弭無量眾生之殺業，佛教救護眾生，乃至捨頭目腦髓而不吝惜，豈可謂非積極救世者乎？
總上而論，佛教既是積極救世的，則與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凡抱愛群愛國思想家，皆當極方提倡，極力研究，極力宣傳，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殺機於無形，化戰器為無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圓瑛欲學佛教慈悲之道，所以前在寧波倡辦佛教孤兒院，迄今九週紀念。前歲，又同本教轉道和尚，及其師弟轉物三人，發願重興泉州開元寺，創辦開元慈兒院，教養兼施，定額一百二十名，已歷一載。自愧不能與一切人生之樂，拔一切眾生之苦，對此少數至窮苦而無告之孤兒，應盡佛子之天職，與以教養之樂，拔其飢寒之苦。此次來南洋也是代孤兒請願，籌集基金，今日迺蒙諸君開會歡迎，慚愧交併，不善言詞，統希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