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誰？佛教徒，還是榮格心理分析師？ （節錄）
當我成為一個榮格心理分析師時，我從未想到我以後會深深地迷戀佛教。從幼年時起，我便對佛教隱隱地持有一種排斥態度。我總認為佛教很不吉祥，甚至有點邪惡。大多數日本人因出身於佛教家庭而成為了佛教徒，但他們並不像基督教徒一樣，必須每週到教堂參加牧師主持的彌撒或禮拜。除非家中舉行葬禮，否則我們極少會想到自己是一個佛教徒。
當我首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時，所要填寫的表格中有一欄是「你的宗教信仰」，我記得我當時猶豫良久才寫下「佛教」兩字。有些日本人則寫「沒有」，這些人在西方人眼裡，便有了「無神論者」之嫌。這種假設造成了極大的誤解，因為當時「無神論者」幾乎等同於「共產主義者」。日本人在精神信仰上，不會執著於某些特別的宗教，這便是誤解的根源，我會在後面對此加以分析。總之，像其他日本人一樣，我是一個「糊裡糊塗的佛教徒」。
我對佛教所持的消極態度是有緣由的。我年僅四歲時，弟弟就去世了。當人們抬走他的棺柩時，我大哭不已地撲了過去，聲嘶力竭地喊道：「不要扔掉它！」弟弟的夭折，使我母親極為悲痛，她整日淚流不止，誦經不斷。我當時定是極為悲傷地立於母親之側。我長大後，母親仍多次提及此事，這故事聽得多了，我便形成了自己的記憶，但後來形成的記憶情景，我想是我自己塑造的。由於兒童時期的此一經歷，在我成長過程中，佛教和誦經似乎總是引起我內心與死亡有關的不安與焦慮。那種對死亡的恐懼至今還宛然在目。我記得在我弟弟去世後好多年，我常屏住呼吸，閉上雙眼，心裡想著「死亡就是這樣吧」或者「你已失去所有知覺，什麼也不知道了」，這些恐怖的想法使我惶惑不已。佛教似乎無法拯救我，相反地，它使我一味感覺到死亡的存在和我的在劫難逃。在這種不祥之兆的籠罩下，我與佛教的間隔與日俱增。我只知道我家是信奉佛教的淨土宗（Jodo）的，而對其創立者法然（Honen）及其學說毫無興趣。
父親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喜愛禪宗的格言是「日日是好日」；另一句格言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父親不止一次地向我講述佛祖達摩面壁九年的故事。我對達摩敬佩不已，我想他一定開悟了，因為他不懼死亡，而我卻時時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中。
我日漸長大了，雖然尚不知禪宗的「真諦」，但卻期望著能達到「覺悟」的境界。這對我太重要、太有吸引力了，因為我認為「開悟」就可以讓所有的焦慮和恐懼瞬間煙消雲散。
在我長成翩翩少年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日本軍力日漸強盛，學校每日灌輸的理念就是「好男兒志在沙場，為國捐軀」。雖然都市中知識階層反對這種理念，但在我們的農村，這種想法卻大行其道。非常糟糕的是，我怕死的念頭一點也沒有減輕，我不想死，也厭惡殺人，因此從沒想過要去參軍。作為這樣一個「徹頭徹尾的孬種」，我不敢向別人坦承我的想法：「對不起，我怕死，我不敢當兵。」
我懷著崇敬的心情，目睹了我的初中同窗好友們立下為國捐軀的誓言，毅然踏進陸軍學校和海軍學校。我絲毫沒有這種以身報國的願望，更為自己的軟弱困惑不已。終於，我寫了封信給我大哥，他當時在醫學院讀書：「大哥，我該怎麼做才好呢？我怕死，不想當兵，為此我羞愧萬分。我知道你和父親都是學醫的，對死亡已經覺悟。我不喜歡醫學，但我想報考醫學院，你們對此有何看法？」
我大哥立即給我回信，信文如下：
對死亡的恐懼是一種天性，你無需為此感到羞愧。盡忠報國不限於投筆從戎。只要從事你喜歡的工作，你就可以對國家有所貢獻。如果你學醫，你可以理解身體的消亡，但你仍無法理解死亡對人的意義。要理解這一點，可能要花費一生的時間。就此而言，學一樣東西與學另一樣東西不會有多大區別。對於死亡，我和父親都還談不上什麼開悟。所以，不要擔心，你在從事你喜歡的工作的同時，可以慢慢對此再予以思考。
這封信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父親和我都還談不上什麼開悟」。原來，即便是父親那樣一個顯得意志堅強、無所畏懼的人，都還沒有開悟。當我讀到死亡的意義需要一生的探索時，我怯懦的羞愧心理蕩然無存。哥哥在信中談到的恐懼問題，也是事實，即使在這樣的年紀，在未開悟之前，我依然怕死。自始至終，關於死亡的問題一直伴隨著我。
最終，與佛教的接觸不期而至，地點卻是在美國。為了與我生於斯長於斯的東方宗教相遇，我竟不得不遊學西方—先是美國，後是瑞士。我隨後談到的「十牛圖」和曼陀羅（Mandala）都是我第一次到美國後，我的第一個心理分析師馬文．斯比格曼博士（J. Marvin Spiegelman）介紹給我的。我對這些很是著迷，但坦白說，我也覺得它們很可疑，或者至少有些神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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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剖析我與佛教日益親近的關係之前，我想先談一下我為何要出國留學。在我孩童時期，日本軍事力量不斷強大，全國的參戰運動日益高漲；不幸的是，日本神話被軍國主義者們用於鼓吹所謂「日本是神聖之國，所向無敵」的論調。我很天真地接受了這種灌輸，但是與別人不同的是，我喜歡理性的思考。我總覺得，軍國主義者的這些煽動性口號有些問題，我自己也不時為這種想法所困惑。
在美軍對日軍發動日益猛烈的進攻之時，一個小有名氣的士兵到我就學的初中來訪問和演講。他說，縱觀我們悠久的歷史，侵略者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他們最終會以失敗收場，因此力圖侵略日本的美國軍隊不久就會失敗。
聽著聽著，我覺得我只能同意他所說的前半部分，對於後面部分，我略加思索就意識到，其實這次是日本發起了侵略戰爭，因此，我斷言日本必敗無疑。這種可怕的想法使我身心交瘁。我竭力想驅除這種不祥之念，但卻揮之不去，甚而日益強烈。周圍所有的人都堅信日本必勝，只有我的觀點完全相反，我不堪重負，備受煎熬。最終我只得向一個兄弟傾訴，指望他能說服我、駁倒我，但他對我的想法不置可否，只是極力勸阻我不要把它告訴別人，包括我的父母。
我十七歲時，日本戰敗。戰後我才日漸明白，我們過去所受的那種教育是多麼的愚昧可笑，於是，我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理性主義。此外，我還對日本的神話持有強烈的偏見，我幾乎排斥日本所有的東西，熱愛西方所有的成就，對其文學、藝術更是頂禮膜拜。我把日本的東西看成是非理性的，它們像是要把我拖入黑暗之中，而我則祈禱著陽光照亮我的生活。
我認為要使日本從戰敗中解脫出來，最重要的是要學習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要學習科學，因此，我在大學主修數學，並擔任中學的數學教師。我對科學崇拜不已，認為其無所不能。從這種觀點出發，我鄙視佛教教條，認為它不值一聞。
當時，的確有許多熱血青年在作理性的思考。許多人對唯物主義感興趣並成了共產主義者。我有一種預感：科學主義是矇騙性的。我很幸運一直抱持這種預感，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卻總帶有不同程度的唯物主義色彩，似乎只有這樣才是「正確的」。
我竭力投身於教育，視之為終生事業，慢慢地，越來越多的學生來找我談他們的心理問題。為了更詳盡地回答他們，我進入了京都大學，學習臨床心理學的研究生課程。當時這門課程在日本還沒有合適的教材和教師，即使如此，我還是盡我所能地研習臨床心理學。在教學中，我將注意力從數學轉移到心理諮商上，之後，我辭掉了中學數學教員的職位，將更多的時間用來研習臨床心理，並開始在京都大學講授這門課程。最終我還是覺得應該到美國去深造。
我很幸運地通過了富布萊特獎學金的考試，於1959 年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心理學研究生，開始了對臨床心理學的認真鑽研。在洛杉磯分校學習羅夏克技術（Rorschach technique） 時， 我遇到了布魯諾． 克洛夫博士（Dr. Bruno Klopfer），他是一名榮格心理分析師。從那時起，我開始被榮格的觀點吸引，並開始邁入榮格心理分析的大門；也就是說，到美國前，我對榮格所知甚少，也從未想過要研習他的理論。我從事榮格心理分析純屬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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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作心理分析時，斯比格曼博士提到要作夢的分析，我感到非常驚異，並且馬上提出異議：「我不能相信這種非理性的東西。」我告訴他，我不遠萬里到美國，要學的是西方的理性主義，哪能相信這種「夢中兒戲」？
他反問道：「你分析過你的夢境嗎？你想過它們的含義嗎？」
「沒有」，我回答。
「你沒分析過它就否定、排斥它，這種態度科學嗎？」
我想他這麼說也有道理，雖然滿腹狐疑，我決定還是先試一下，便答應了記錄夢鏡。我的第一個夢十分奇特，我毫不瞭解它的涵義，但有意思的是，這個夢有一條故事主軸。當我對我的分析師講述這個夢以及我的聯想時，我慢慢體會到了其中的涵義，於是我又大吃了一驚。
我夢見我拾到許多匈牙利硬幣。這些硬幣上都刻印著一位元老道人的圖像。由我對匈牙利的聯想看來，夢中的匈牙利對我而言，是一座溝通東西方的橋樑。我的心理分析師說，從我的夢境分析來看，我終將能夠領會東、西方關係的重要價值。
我後來的生活證實了分析師的預言。有了這第一個夢後，其他有意義的夢接踵而至，雖然我深深為這些夢所吸引，但仍然抱怨其本質「不科學」，對榮格心理學的「神祕主義」深表不滿。幸運的是，我的心理分析師對我並不懊惱，他每講一節，都坦誠地與我爭辯。透過這些交鋒，我逐漸以自己的方式明白了榮格心理學與自然科學的聯繫，並逐漸接受了這個心理學流派。
也正是在洛杉磯學習期間，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重新與佛教有了接觸。在一次心理分析講授過程中，一位心理分析師向我展示了禪宗傳統的「十牛圖」。作為東方人，我對這源於東方的圖畫一無所知，真是十分丟人。如前所述，由於父親的影響，我對禪宗的態度，比對其他幾種佛教宗派要溫和一些，尤其是在我對「頓悟」產生強烈興趣後，情況就更是如此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這些圖畫中，開悟的狀態被描述成了一個過程。我的理解當然很粗淺，但我對這十幅畫的興致卻有增無減。
1982 年，我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是關於《哲學家玫瑰園》（Rosarium Philosophrum）中的煉金術圖和「十牛圖」的比較研究，榮格曾經對前者作過評論。這是我第一次就佛教問題發表論述。
在一次榮格問題專家的聚會上，有些對禪宗感興趣的人士問我是否讀過奧根．海瑞格（Eugen Herrigel）的《箭藝與禪心》（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其實我讀過這本書，它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個對日本文化非常陌生的西方人，海瑞格對日本文化如此孜孜以求，我深感震撼。回到日本以後，我又重讀了這本書，並把它列為我的參考資料。我對禪宗的興趣日益濃厚。我閱讀了榮格為鈴木寫的《佛教禪宗入門》序言（英文版），大為讚歎。就這樣，我慢慢地走近了禪宗。我覺得禪宗雖然言之有理，但其境界高不可攀，也許有人能夠開悟，但非我輩能及，也從未想過禪宗還能提升我心理分析的能力。
當你走近一個人，即便是一位偉人之時，你也會看到他的陰影。在日本有時你會看到或聽說一位「禪宗大德」，但後來你會發現，即便他開了悟，他自私的一面卻仍然一如既往，這讓你迷惑不已。其實這種情形並非禪宗獨有，在心理治療中也是司空見慣：不管你接受了多少心理分析，你的本性可能還沒有改變。
在洛杉磯完成一年半的學習後，我回到日本，進而又到了蘇黎世，在榮格研究院學習。因我曾作過心理分析，所以一到蘇黎世，我便開始進行夢的分析。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我又恢復了與故土文化的接觸。例如，我的興趣開始轉向久違的日本古典文學，同時，也開始閱讀日本童話、傳記和神話作品，這些都幫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根。
由於我對所有日本味的東西都曾極為排斥，因而，當我透過夢的分析發現日本神話對我有重大意義時，我震驚不已。「夢的資訊」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重覆著，使我對此的體會日益深刻。正如我的心理分析師梅爾（C. A. Meier）所言：「當一個日本人在尋根時，追溯到了日本神話，這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嗎？」因而，最終我只得轉而研究日本神話。
我有兩位心理分析師，一男一女。我出自男尊女卑的社會，不願承認一個女人會比我高明，因此讓一個女人來分析自己總不自在。於是一個富有轉折意義的夢境出現了，我的女分析師利蓮．胡瑞（Lilian Frey）在夢中向我走來，全身裹著光芒。我敬畏不已，趕緊下拜。
我一覺醒來，心中忖思：「她是太陽神！」由於這個夢，我獲得了一次機會，對胡瑞的態度有了轉變。的確，我對整個女性的看法和態度都發生了變化。我向胡瑞描述了夢境，同時也告訴她我對女性的大致感受，以及這個夢對我的影響和改變。我問道：「妳是太陽女神，對嗎？」說罷，我向她解釋，在日本神話中，太陽女神「天照」至高無上，至少她是最為顯要的人物。胡瑞女土微笑著答道：「我既非女神，也非太陽，我只是個凡夫俗子，那太陽女神在你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