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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第三世堪千格賴達吉仁波切(mKhan chen dGe legs dar rgays,1924年1月15日-2009年12月29日)的一生,是一條穿越宗教、政治、文化與地緣變動的時代之河。
他不僅承繼自西藏佛教格魯派(dGe lugs pa)深邃的學術傳統,也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以卓越的智慧與毅力,使西藏佛教得以在陌生的土地──包括印度、尼泊爾、台灣及世界各地,重新扎根並綻放的佛教上師。就台灣西藏佛教史而言,格賴仁波切是最早以制度化、學院化的格魯傳統背景踏上這塊島嶼的高僧之一,其重要性猶如開啟時代的門楣,可以說為往後半世紀台灣西藏佛教的蓬勃奠定先驅。
一、學統所繫:從康區木拉格隆到拉薩色拉寺
格賴仁波切誕生於康區高原之城理塘(Lithang)地區境內的木拉格隆村(dGe slong grong),為長青春科爾寺(理塘寺,1581年始建)所轄八區之一的夏倉家族(bZhag tshang)。夏倉家族在康區素以書香世系著稱,歷代出現許多名著名實修者、格西與教授師,其精神氣質與宗教傳統在當地具有深厚影響力。
七歲時,仁波切依教法傳統出家。十四歲遠赴拉薩,進入色拉寺(Se ra dgon pa)之昧札倉(sMad grwa tshang),正式受學格魯派學院制度教育。色拉寺與哲蚌、甘丹並稱「拉薩三大寺」,其辯經、經論課程被視為格魯派最嚴格的學制體系之一。仁波切在這裡接受了涵蓋《因明》《般若》《中觀》《俱舍》《戒律》的完整「格西課程」,與數千名來自西藏各地的學僧共同學修、辯才,量論邏輯與宗義。
二十歲時,他於西藏政府攝政王第三世達札金剛持(sTag brag Ngag dbang gsung rab mthu stobs,1874–1952)座前受具足戒。二十二歲考取格魯派最高學位──拉然巴格西(Lharam pa dGe bshes),並獲噶夏政府授予「措欽珠固(Tshogs chen sprul sku)」之尊崇稱號,此一頭銜象徵其身分為可主持大經堂並具宗教領導地位的轉世上師。此時的仁波切,已具備深厚佛教理論素養、辯論能力與宗教威望。
學成後,他返回故鄉理塘寺,僅二十五歲即被推舉為寺院住持(mkhan po)。在康區寺院體系中,能於如此年輕時即獲任此位,足證其德行與學識獲廣泛承認。
二、動盪年代的身影:1950年代西藏與中國
1950年代的西藏正處於劇烈變動的年代。1954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第十世班禪喇嘛應邀赴北京,途中經過康區甘孜時,格賴仁波切特前往謁見,並亦見到尊者的兩位主要經師──第六世林仁波切(Thub bstan Lung rtogs rnam rgyal ‘phrin las,1903-1983)與經師第三世墀江仁波切(Blo bzang yeshe bsTan ‘dzin rgya mtsho,1901-1981)。這些相見與交流不僅象徵學統的情誼和緣分,也顯示仁波切在康區佛教領袖中的顯赫地位。
1955年,他在北京與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會面,並短暫擔任「康區青年會」副會長。這些經歷反映當時西藏上師在新政權與傳統僧團間既複雜、又充滿張力的角色。1957年,他前往北京參加「全國佛協會議」,返藏後局勢已愈趨緊張。仁波切在評估情勢後,最終於1958年離開西藏,途經不丹、錫金,抵達印度噶倫堡(Kalimpong)。
這一歷程,象徵著許多西藏上師在歷史洪流中相似的命運:流亡、遷徙、重新適應,再次承擔弘法與文化保存的重責。
三、台灣初法:從陌生土地到宗教先驅
1962年1月8日,格賴仁波切應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之邀抵達台灣。《中央日報》等當時媒體的報導顯示,他受到極高規格的接待,並不久即獲蔣中正總統接見。這在當時的宗教與政治情境中是極具象徵性的事件:一位西藏格魯派大格西,在台灣正式被視為代表西藏佛教典範的宗教領袖。
亦自此時起,他參與政府與民間的多項宗教活動,加入中國佛教會擔任理事,並推動講座、教育、慈善與僧俗交流。在1960年代的台灣,社會普遍對西藏佛教依舊陌生,相關書籍有限,連「寧瑪」、「噶舉」、「薩迦」、「覺囊」、「格魯」等西藏佛教基本派別名稱都鮮少人聽聞。仁波切以其沉穩的形象、深厚的學識與涵養,成為許多台灣人第一次接觸「正統西藏佛教」、「正統格魯派佛學體系」的窗口。
他的講授風格兼具邏輯、教證與慈悲。許多後來成為台灣西藏佛教推廣者的人物,正是早期因受仁波切啟蒙而走上佛學與修行之路。更重要的是,他讓台灣佛教界第一次理解到:西藏佛教並非憑神祕儀式構成,而是立基於印度正統五大論典與嚴謹僧院教育的學術傳統。
可以說,仁波切讓台灣社會看到西藏佛教「學術性」、「實修實證」的一面,也奠定了往後台灣諸多上師來台弘法的基礎。
四、國際弘化:從台灣作為樞紐,走向世界
自1960年代起,格賴仁波切便以台灣為中心,開啟全球弘化足跡,包括香港、東南亞、北美、尼泊爾、印度等地。他在各地教導戒律、傳授修道次第,又以格魯派格西特有的邏輯與深度,清晰闡述佛法教義,使許多跨文化背景的弟子得以理解佛教核心精神。
他既是格魯派傳統教法的承繼者,也是西藏佛教在亞洲新興地區的「文化翻譯者」。他能以漢語與台灣社會語境溝通,讓西藏佛教能在異文化中生根,這種能力在當時無人能及。
因此,若將「台灣西藏佛教史」視為一條河流,格賴達吉仁波切無疑是河床的基石之一。他的角色不僅是「第一位來台的格魯派大格西」,更是使台灣能理解、接受並延續西藏佛教的重要橋梁。
五、文字的遺產:《簡略自傳》的史料價值
仁波切生前有記錄當日要點、心得與見聞的習慣,這些筆記延續至圓寂前一年(2008)。後來整理成《簡略自傳·原著暢談》(rang gi lo rgyus ma bcos lhug par bshad pa mdor bsdus tsam bkod pa/),字數逾五萬,堪稱近代格魯派僧侶自述文獻中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自傳不僅呈現其個人生命史,更保存:
• 康區社會與寺院教育制度
• 1950年代中共中央政府與西藏關係
• 西藏流亡初期藏人社群與宗教適應
• 台灣佛教界初期接觸西藏佛教的史實
本研究在全面閱讀自傳的基礎上,並整合33張珍貴圖片、訪談資料、1960年代《中央日報》報導與《中國佛教會檔案彙編》系列文獻,試圖重構仁波切生命世界的完整脈絡,並分析其弘化方式、思想重點與文化意義。
六、結語:時代的橋梁、台灣西藏佛教的奠基者
格賴達吉仁波切的一生,不僅是個人修學成就的展現,更是二十世紀西藏佛教如何跨越戰亂、跨越邊界、跨越文化的一部縮影。他的一生從康區到拉薩,從流亡印度到國際弘化,從西藏高原抵達台灣海島;他在台灣播下的種子,至今仍深刻影響著台灣人對西藏佛教的理解、修行態度以及學術研究方向。
若從歷史視角評估,仁波切在台灣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
• 開啟台灣對西藏佛教學術傳統的第一道窗口
• 建立西藏佛教與台灣社會的初步連結
• 影響台灣佛教界對「西藏佛教是佛教」而非「神祕宗教」的理解
• 培育早期重要弟子,使其成為後來弘法的骨幹
• 促成台灣與印度、香港、尼泊爾、歐美等地與西藏佛教中心的跨文化交流
因此,格賴達吉仁波切不僅是宗教人物,更是「文化中介者」、「歷史行者」、「台灣西藏佛教奠基者」的化身。
本書旨在透過文本、圖像與口述歷史,使讀者得以看見這位上師在時代洪流中的身影,並理解他如何在不同文化、政治與宗教環境中,依然堅持弘揚佛法,使佛教智慧得以延續至今日。
仁波切的人生歷程,是西藏境內外這一代西藏佛教上師共同的命運寫照,是一代人的歷史縮影,也是台灣西藏佛教廣為弘傳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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