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是用哪種語言、又由哪些人所說
早期的經、律，只用口傳並未形諸文字。佛陀開許所有的人，用各自的母語、方法傳法。如《四分律》卷第五十二載：「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也就是說，只要不違佛意，是允許佛弟子用各自慣用的語言來誦讀、學習佛經，或是傳法的。所以《五分律》卷第二十六：「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所謂「偷蘭遮」為巴利語thullaccaya 的音譯，在《善見律毗婆沙》卷九解釋「偷蘭遮」是大罪的意思。因此，用哪種語言說法、學習佛法都是可以的，重點是不能違背佛陀所教授的法義。
在這些佛典中，並不只包含佛的直接說法，同時還包含一些出家與在家的佛弟子、仙人、梵天與帝釋等神祇、夜叉、鬼神乃至幻化人等等所說的法。如《大智度論》卷二云：「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而這些佛陀之外天人等眾生所說的法，必須經過佛陀的印可證明，是正確的教法，如此也可以視之為佛說。
佛經是如何集結出來的
口誦佛經結集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並不曾親手將自己的教說寫成經典，當時的弟子依印度習慣也沒有用文字將教法紀錄下來，都是憑記憶與理解口耳相傳。
佛陀入滅之後，對僧團造成極大的衝擊，隨著佛陀離世，全憑個人記憶、師徒間口誦耳傳的教法，本就容易出現錯謬疏漏。因此，隨著教團的發展，確實需要對教法作有系統的分類、整理、統一。這使得僧團中的長老意識到必須將佛陀教法結集、統整，作為後世學人依止於是以摩訶迦葉為上首，召集了佛弟子中五百位開悟的大阿羅漢，進行佛陀遺教的結集，也就是佛經的結集。
結集是「合誦」或「會誦」的意思，也就是集合僧眾，誦出佛陀遺教，並加以審訂、編次的集會，又稱「集法」、「集法藏」、「結經」。佛陀滅度以後，諸弟子以集會，各誦出其所親聞之教法的方式，甄別異同，辨明邪正，以集成佛所說之法藏，如此一方面可防止遺教之散失，互補各自受學記憶校正，又可確立教權。
結集的過程，大致經過以下三個階段來審定：
誦出：由聖弟子就其記憶所及誦出教法。
共同審定：將誦出的文句，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以判定是否為佛陀所說，是否為合乎佛法。阿難在參與結集的過程中，曾如是對大眾說：「對我所誦出的佛陀教法，若是如法者願大眾隨喜，若不如法，應當遮除，若不相應也當遮除，千萬不要因為敬重我而不遮除，我所誦出之法，是否合乎法義，願諸位長老告知。」
編成次第：經過大眾的審定之後，再將佛陀所說的教法分成說法的「經」及戒律的「律」兩大部分，即將誦出的經與律，分為部類，編成次第，甚至結為「溫柁南」（即所謂的「偈頌」，十句經為一偈）以便記憶奉持。
歷史上佛經結集大致上有四次。
第一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之後，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之下舉行。當時五百阿羅漢會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外的七葉窟，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誦出律藏。此次結集又稱「五百集法」、「五百結集」、「五百出」。《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記載有當時結集的情形。
第二次結集，是在佛滅百年時，毗舍離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就戒律事與耶舍長老產生異見，為此，七百比丘集會於毗舍離城，以耶舍為上首而舉行結集，就十事進行討論是否合於戒法，以維護戒法的清靜與正確性；後經代表表決認為「十事非法」不應做。此次結集稱為「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第三次結集，相傳係於佛陀滅度之後的二三六年舉行。當時由於阿育王的護持，一千比丘會集於摩揭陀國波吒釐子城阿育僧伽藍，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然而此次結集，僅記載於南方所傳的經典。
第四次結集，相傳是在佛陀入滅後四百年舉行。在迦膩色迦王護持下，會集迦濕彌羅國之五百阿羅漢，以脇尊者、世友二人為上首，共同結集三藏，並附加解釋。當時所集論藏的解釋即現存的《大毗婆沙論》，所以又稱之為「婆沙結集」。在玄奘《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中記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
除了第四次集結的經過有文字記載，前三次都僅是口誦耳傳。
文字經典形成
佛陀一生的教法，在佛滅度後雖然經過弟子們結集，陸續形成經、律、論三藏的型態，但仍是以口耳教授傳承，尚未形成以文字記錄的佛經型態。直到西元前後，才逐漸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在毘普拉瓦佛塔遺址發現的舍利容器，由上面的銘文，可證明久遠以前即有文字。至今發現最早佛教文獻乃是以犍陀羅語書寫佛教文本。在一九九四年，大英圖書館獲得八份從一世紀到二世紀的犍陀羅語原稿。原稿以犍陀羅語佉盧文書寫在樺樹樹皮及泥陶罐上。目前陸續發現了約七十七份，分藏於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國巴黎、俄國聖彼得堡等地。到了阿育王時代雖然曾下令以梵書體和佉盧虱底體，將法敕刻在摩崖及石柱上，但此時仍未發現有用文字記錄佛典的跡象。殊勝的佛典，仍完全由嚴謹的長老口傳弟子，這是中印度的傳統精神。
然而南方佛教，傳說在西元前一世紀，也就是錫蘭阿跋耶婆荼迦摩尼王時，已開始用巴利語（受摩揭陀語影響）記錄佛典，這是南方上座部教團用巴利語記錄三藏的起源。北方的佛教，到第二世紀的迦膩色迦王時代，則有《大毘婆沙論》的結集。據傳，他們將此經文錄刻在紅銅片上面，並放在石函中。這雖然不是佛典紀錄的起源，但由以上各點，可以推知印度佛教到西元前後，可能是由邊境地帶的教團，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
由於阿育王以後，佛教已傳遍印度全土；隨著教團的社會性發展，波斯人、希臘人等國人也皈依佛教，參加教團。尤其，西北印度的邊境地帶已成為印度佛教的一個中心，該地新製作佛像、新紀錄經典的工作，不久就越過國境，而有向國外發展的前兆與趨勢。佛陀教法從口耳相授到形成文字紀錄，可以說是佛教廣大傳布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因素。
早期的經、律，只用口傳並未形諸文字。佛陀開許所有的人，用各自的母語、方法傳法。如《四分律》卷第五十二載：「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也就是說，只要不違佛意，是允許佛弟子用各自慣用的語言來誦讀、學習佛經，或是傳法的。所以《五分律》卷第二十六：「佛言：『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所謂「偷蘭遮」為巴利語thullaccaya 的音譯，在《善見律毗婆沙》卷九解釋「偷蘭遮」是大罪的意思。因此，用哪種語言說法、學習佛法都是可以的，重點是不能違背佛陀所教授的法義。
在這些佛典中，並不只包含佛的直接說法，同時還包含一些出家與在家的佛弟子、仙人、梵天與帝釋等神祇、夜叉、鬼神乃至幻化人等等所說的法。如《大智度論》卷二云：「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而這些佛陀之外天人等眾生所說的法，必須經過佛陀的印可證明，是正確的教法，如此也可以視之為佛說。
佛經是如何集結出來的
口誦佛經結集
釋迦牟尼佛在世時，並不曾親手將自己的教說寫成經典，當時的弟子依印度習慣也沒有用文字將教法紀錄下來，都是憑記憶與理解口耳相傳。
佛陀入滅之後，對僧團造成極大的衝擊，隨著佛陀離世，全憑個人記憶、師徒間口誦耳傳的教法，本就容易出現錯謬疏漏。因此，隨著教團的發展，確實需要對教法作有系統的分類、整理、統一。這使得僧團中的長老意識到必須將佛陀教法結集、統整，作為後世學人依止於是以摩訶迦葉為上首，召集了佛弟子中五百位開悟的大阿羅漢，進行佛陀遺教的結集，也就是佛經的結集。
結集是「合誦」或「會誦」的意思，也就是集合僧眾，誦出佛陀遺教，並加以審訂、編次的集會，又稱「集法」、「集法藏」、「結經」。佛陀滅度以後，諸弟子以集會，各誦出其所親聞之教法的方式，甄別異同，辨明邪正，以集成佛所說之法藏，如此一方面可防止遺教之散失，互補各自受學記憶校正，又可確立教權。
結集的過程，大致經過以下三個階段來審定：
誦出：由聖弟子就其記憶所及誦出教法。
共同審定：將誦出的文句，經與會大眾共同審定，以判定是否為佛陀所說，是否為合乎佛法。阿難在參與結集的過程中，曾如是對大眾說：「對我所誦出的佛陀教法，若是如法者願大眾隨喜，若不如法，應當遮除，若不相應也當遮除，千萬不要因為敬重我而不遮除，我所誦出之法，是否合乎法義，願諸位長老告知。」
編成次第：經過大眾的審定之後，再將佛陀所說的教法分成說法的「經」及戒律的「律」兩大部分，即將誦出的經與律，分為部類，編成次第，甚至結為「溫柁南」（即所謂的「偈頌」，十句經為一偈）以便記憶奉持。
歷史上佛經結集大致上有四次。
第一次結集是在佛陀入滅之後，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之下舉行。當時五百阿羅漢會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外的七葉窟，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出經藏，持戒第一的優婆離誦出律藏。此次結集又稱「五百集法」、「五百結集」、「五百出」。《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記載有當時結集的情形。
第二次結集，是在佛滅百年時，毗舍離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就戒律事與耶舍長老產生異見，為此，七百比丘集會於毗舍離城，以耶舍為上首而舉行結集，就十事進行討論是否合於戒法，以維護戒法的清靜與正確性；後經代表表決認為「十事非法」不應做。此次結集稱為「七百集法」、「第二集法藏」、「第二集」。
第三次結集，相傳係於佛陀滅度之後的二三六年舉行。當時由於阿育王的護持，一千比丘會集於摩揭陀國波吒釐子城阿育僧伽藍，以目犍連子帝須為上首。然而此次結集，僅記載於南方所傳的經典。
第四次結集，相傳是在佛陀入滅後四百年舉行。在迦膩色迦王護持下，會集迦濕彌羅國之五百阿羅漢，以脇尊者、世友二人為上首，共同結集三藏，並附加解釋。當時所集論藏的解釋即現存的《大毗婆沙論》，所以又稱之為「婆沙結集」。在玄奘《大唐西域記．迦濕彌羅國》中記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
除了第四次集結的經過有文字記載，前三次都僅是口誦耳傳。
文字經典形成
佛陀一生的教法，在佛滅度後雖然經過弟子們結集，陸續形成經、律、論三藏的型態，但仍是以口耳教授傳承，尚未形成以文字記錄的佛經型態。直到西元前後，才逐漸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在毘普拉瓦佛塔遺址發現的舍利容器，由上面的銘文，可證明久遠以前即有文字。至今發現最早佛教文獻乃是以犍陀羅語書寫佛教文本。在一九九四年，大英圖書館獲得八份從一世紀到二世紀的犍陀羅語原稿。原稿以犍陀羅語佉盧文書寫在樺樹樹皮及泥陶罐上。目前陸續發現了約七十七份，分藏於大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國巴黎、俄國聖彼得堡等地。到了阿育王時代雖然曾下令以梵書體和佉盧虱底體，將法敕刻在摩崖及石柱上，但此時仍未發現有用文字記錄佛典的跡象。殊勝的佛典，仍完全由嚴謹的長老口傳弟子，這是中印度的傳統精神。
然而南方佛教，傳說在西元前一世紀，也就是錫蘭阿跋耶婆荼迦摩尼王時，已開始用巴利語（受摩揭陀語影響）記錄佛典，這是南方上座部教團用巴利語記錄三藏的起源。北方的佛教，到第二世紀的迦膩色迦王時代，則有《大毘婆沙論》的結集。據傳，他們將此經文錄刻在紅銅片上面，並放在石函中。這雖然不是佛典紀錄的起源，但由以上各點，可以推知印度佛教到西元前後，可能是由邊境地帶的教團，開始用文字記錄佛法。
由於阿育王以後，佛教已傳遍印度全土；隨著教團的社會性發展，波斯人、希臘人等國人也皈依佛教，參加教團。尤其，西北印度的邊境地帶已成為印度佛教的一個中心，該地新製作佛像、新紀錄經典的工作，不久就越過國境，而有向國外發展的前兆與趨勢。佛陀教法從口耳相授到形成文字紀錄，可以說是佛教廣大傳布到世界各地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