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喜聞王子菩薩貴體安康，莊嚴佛事遍滿十方！吾等蒙您慷慨布施之士亦安好。您大慈大悲護佑一切，廣泛地利益國家和佛法。然您竟將吾等卑微之人，納入您的「心腹」（字面意義是「核心壇城」）！因此，閣下之言語彷若甘露（bDud rtsi）之流。又，吾等得具足一切美妙事物，均係您美意加持，將其傾注吾等之身，吾等之歡喜油然而增。
——八思巴（'Phags pa）致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函
約於1255-1259年
人們普遍認為西藏是個政教合一的傳統國家，直到最近仍由一位法王統治著龐大的僧團，並被國際社會譽為真正的佛教聖地。然而，西藏在這些現象產生之前是什麼狀態？令人驚訝的是，西藏從災難性的文化崩解中重生，並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形塑其文明，使佛教的地位制度化，實現其宗教之獨特性。上面所翻譯的是法王八思巴致忽必烈汗謙卑恭順之信函的部分內容，他代表了西藏佛教僧侶擔任政治職務時的兩難。他是西藏歷史發展的象徵，是文明的標誌。這個文明成功地取得佛教上的成就，翻轉了無序的狀態，令全亞洲同聲稱頌。
八思巴是一個佛教修持傳承的繼承者。該傳承從元朝的蒙古皇室開始，延續到中央西藏南部的薩迦寺經堂，再進入印度密教（esoteric），或怛特羅（tantric）佛教發展的隱密角落。八思巴以「薩迦寺」為基礎，該寺創建於1073年，它是若干密教修持法的發源地，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被稱為「道果」（*mārgaphala: lam ’bras）法。然而，八思巴身為若干怛特羅祕密佛教的代表，依賴的是始於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幾代藏人和印度人對佛行事業的奉獻。大約從950年至1250年的三百年間，佛教僧侶和瑜伽士們為整個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密教繁榮奠定了基礎。在這段期間，他們將倖存於印度宗教生活邊緣的佛教形式轉變成推動宗教復興運動的核心要角。在這個過程中，藏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即西藏佛典的編輯和編纂，以及西藏宗教生活的制度化。
本書是關於西藏史上的復興時期，也就是在充滿活力的西藏帝國（約650-850）和社會動盪的西藏黑暗時代（約850-950）後的階段。最特別的是，本書是關於做為西藏文明餘燼的晚期印度密教，在西藏文明重新融入亞洲大文化圈時，所占據的關鍵地位。從十至十二世紀，藏人透過不斷發展的晚期密教文獻和修持法，做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來重建制度、興建寺院以及改造中央西藏「四如（如拉克〔Ru lag〕、耶如〔g.Yas ru〕、烏如〔dBu ru〕、夭如〔g.Yo ru〕）」的政治現況。全新翻譯的經典，因其所提供之宗教方法的神祕和靈驗而確保了它們的卓越地位。這使得專門翻譯此類文獻的譯師取得了實質上的貴族地位，這地位對某些譯師而言，並非與生俱來的。在這些西藏譯師中，最惡名昭彰者以封建領主的身分行事，通過其行為實現了密教儀式中所蘊涵的象徵，成為精神世界的神聖主尊。就是這些十至十二世紀的人物，最終導致達賴喇嘛（Dalai Lama）的神權政治，他們在行使政權時，有些人會喪失其僧侶身分，或損毀他們的誓言。
復興時期的西藏宗教文化運動共有四個主題。首先，藏人使用佛教的宗教體系，特別是晚期的密教，即以修行為基礎的印度怛特羅佛教所提供的文本和儀軌，將他們破碎的文化重新整合。這點很奇怪，因為晚期印度怛特羅佛教是一種地方性的型態，並未如它最終在西藏那般，受到全印度佛教的認同。其次，在藏人文化復興的過程中，他們努力將大量文獻翻譯成持續發展的文學語言。這個驚人的成就為他們帶來新知和接觸印度文明思想的管道，最終促使他們書寫自己的文化，產生了多樣的文本類型。第三，中央西藏人士相當成功且鉅細靡遺地推廣他們的新佛教文化，以至於到了十二世紀，他們已順利取代印度，成為國際佛教思想的最佳來源。在這一點上，他們受益於印度逐漸惡化的安全局勢，因為印度在十一至十三世紀間，一直因伊斯蘭的入侵而備受困擾。最後，西藏喇嘛們運用新的儀軌和思想形式，創造了佛教僧侶的宗教政治權威敘事，使僧侶們最終能取代古老的王室血統，成為中央西藏合法的統治者。
所有這一切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舊西藏貴族，他們構成了多數有權勢的佛教僧侶階級。當時以及其他任何時候，所有藏人都必須在氏族結構所形塑的社會網絡中，追求個人或共同的目標。而那些缺乏富有家族支持的人則不然。矛盾的是，西藏的貴族在帝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問題，並在分裂初期造成社會動盪。但在復興時期，他們卻成為建立穩定制度的重心。我們研究的西藏，即中央西藏四如尤其如此。這個地區包括衛（dBus）區和藏（gTsang）區，因此本書中的「西藏」主要指的是這個區域（地圖1）。這是復興時期，各大氏族建造莊園，並利用宗教達成多種目的，有時也製造衝突的地區。這也是被認可的西藏佛教的宗派或教派興起、建立寺院、尋求成功和取得正當性的區域。這是宗教復興時期，西藏宗教產生重要儀軌和文學發展的地方。
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過程中，有幾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這個運動的密續資料。這些主要是由《大瑜伽續》（mahayoga-tantra）或《瑜伽母續》（yogini-tantra）等經典、口訣和儀軌所組成。從復興時期開始，藏人便運用一系列密切相關佛教瑜伽文本來建構他們的文化。他們藉此達成了一套共同的論述，這是他們無法單從倖存的佛教或本土西藏宗教體系中獲得的。然而，這套新的宗教卻威脅著正在崛起的脆弱文明，像是為個人灌頂（abhiseka）的思想、反典範的行為和內在瑜伽修習。最終，包括舊王朝遺留下來的貴族以及一些新崛起的氏族派系，大致掌控了這場復興運動。儘管佛教在西藏從未完全落入貴族的掌控之中。大氏族的重新掌權引發了那些代表舊王朝宗教信仰的氏族與個人，以及那些改信新教派的氏族與個人之間的爭端。薩迦寺的創建者昆氏（'Khon）族成為這場衝突中的調解力量之一，因為即便他們積極地支持新運動，卻也同時繼承了舊帝國的歷史資產。他們體現兩個世界的能力，以及他們在體制和儀軌上的強大活力，最終引起了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蒙古子孫的注意，並尋求他們的護持。
即便是對傑出能力習以為常的後現代社會，我們還是能一眼看出西藏僧侶和學者們的非凡成就。藏人已經走出了西藏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迎來宗教文化重新綻放的曙光。西藏歷史文獻確實以火焰從殘存的餘燼重新燃燒的比喻，來描述這個時期。因此，藏人經歷了一段文化旅程，這段旅程從內戰和氏族鬥爭中走出，進入知識和精神蓬勃發展的時期。那些畢生致力於將密續佛教文獻翻譯成藏文以滋養西藏宗教的人們，對於自己的貢獻也許並未完全理解。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聖人和學者成功地為藏人塑造了一種新的、穩定的宗教。此宗教既考慮了西藏僧侶和國王們過往的努力，又鑄造了一種全新的佛教思維。這一切的觸發因素是八至十一世紀在印度發展起來的儀軌和瑜伽文獻。它深入了印度的區域中心和地方傳承，深入了簡陋的農村和部落之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很類似藏人本身的情況。
這是西藏宗教史上的一個偶然，而這個時期數十位優秀知識分子的故事仍鮮為人知。他們在取得成就之後，大多如同普通人般不受重視，成為被安置於西藏宗教神龕中的塑像，其真實的生平故事也被塵封於寺院的書架。這些嚴謹的學者大多是佛教僧侶，他們在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努力不懈，把密教艱澀的義理和儀軌轉變成國家朝氣蓬勃的宗教制度。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印度密教的修行、儀軌和概念，嵌入剛出現的西藏語文的復興當中。他們還重新使用舊的詞彙和術語，以迎接佛教新生活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文本產物促使藏人重新評估自己，以便未來可依據佛教文本，來界定資料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這些專家中也有些人以自我為中心，懷抱著個人的美好願景，於其社會中表現出積極進取的姿態。有些人出身平凡，是氂牛牧民或遊牧部落之子，他們曾在那血液會凝固的高原世界，驅趕著氣味刺鼻的牛群。其他人則代表了或大或小的氏族，所憑藉的權威是神話傳說、家族聯盟以及土地資源等。有些密教譯師充滿抱負，他們利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學訓練，掌控新建機構下的區域，將其轉變為貴族領地。如此一來，西藏持續分裂，私人或共同管轄區域從政治資產轉變為宗教的控制範圍。此外，有助於西藏公共生活復興的儀軌、瑜伽和禪觀修持法，其模式和詞彙也體現了印度的封建世界。儘管區域性地確認穩定局勢，但它是一個想像的世界，並無法實現直接的政治統一。
八思巴和蒙古滅亡
在這個宗教王子和貴族譯師的世界裡，年輕的僧侶八思巴成為蒙古帝國的人質，也是蒙古王朝的崛起，以及蒙古對中央西藏產生興趣的推動者。這一切都始自於1230年代。八思巴的地位標示著密教和薩迦教團成為歐亞大陸上帝國意識型態的一股勢力。八思巴與凶殘的帝國征服者忽必烈汗之間時而恭順、時而正式的關係，是中亞史上的謎團之一。
1246年左右，八思巴和弟弟做為人質，隨著他們的叔父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ṇḍita）一起抵達闊端汗（Köden Khan）的營地，被送到了蒙古眾領導人的面前。八思巴才剛滿十歲，他必須理解自己做為叔父和全西藏人民的代表被監禁。為了應付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脅，薩迦班智達被迫在這些蒙古王子的監看下度過餘生，而這些王子則為了繼承祖父成吉思汗的遺志而彼此爭奪。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一起成功地抑制了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軍事機器的潛在破壞力，特別是使中央西藏避免了其他文明所遭受的蹂躪，甚至是滅絕。
在薩迦班智達成功地轉移了蒙古對西藏的全面入侵後，八思巴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叔父做為闊端汗的一名人質死去。而後，八思巴取代了他的位置，成為中亞草原上殘忍軍隊首領之間，互相交換的神聖奴隸，最終引起了忽必烈的注意。儘管如此，八思巴在蒙古人手中的那段時間卻成為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之一。他不僅贏得了更多的自由，並且以佛教僧侶、薩迦班智達的繼承人和忽必烈精神知己的身分，最終為他的氏族和教團取得了西藏政治的統治權。1246年做為一名政治犯被帶到這裡，1261年1月9日被冊封為忽必烈的國師，1269/70年成為帝師。
喜聞王子菩薩貴體安康，莊嚴佛事遍滿十方！吾等蒙您慷慨布施之士亦安好。您大慈大悲護佑一切，廣泛地利益國家和佛法。然您竟將吾等卑微之人，納入您的「心腹」（字面意義是「核心壇城」）！因此，閣下之言語彷若甘露（bDud rtsi）之流。又，吾等得具足一切美妙事物，均係您美意加持，將其傾注吾等之身，吾等之歡喜油然而增。
——八思巴（'Phags pa）致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函
約於1255-1259年
人們普遍認為西藏是個政教合一的傳統國家，直到最近仍由一位法王統治著龐大的僧團，並被國際社會譽為真正的佛教聖地。然而，西藏在這些現象產生之前是什麼狀態？令人驚訝的是，西藏從災難性的文化崩解中重生，並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形塑其文明，使佛教的地位制度化，實現其宗教之獨特性。上面所翻譯的是法王八思巴致忽必烈汗謙卑恭順之信函的部分內容，他代表了西藏佛教僧侶擔任政治職務時的兩難。他是西藏歷史發展的象徵，是文明的標誌。這個文明成功地取得佛教上的成就，翻轉了無序的狀態，令全亞洲同聲稱頌。
八思巴是一個佛教修持傳承的繼承者。該傳承從元朝的蒙古皇室開始，延續到中央西藏南部的薩迦寺經堂，再進入印度密教（esoteric），或怛特羅（tantric）佛教發展的隱密角落。八思巴以「薩迦寺」為基礎，該寺創建於1073年，它是若干密教修持法的發源地，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被稱為「道果」（*mārgaphala: lam ’bras）法。然而，八思巴身為若干怛特羅祕密佛教的代表，依賴的是始於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幾代藏人和印度人對佛行事業的奉獻。大約從950年至1250年的三百年間，佛教僧侶和瑜伽士們為整個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密教繁榮奠定了基礎。在這段期間，他們將倖存於印度宗教生活邊緣的佛教形式轉變成推動宗教復興運動的核心要角。在這個過程中，藏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即西藏佛典的編輯和編纂，以及西藏宗教生活的制度化。
本書是關於西藏史上的復興時期，也就是在充滿活力的西藏帝國（約650-850）和社會動盪的西藏黑暗時代（約850-950）後的階段。最特別的是，本書是關於做為西藏文明餘燼的晚期印度密教，在西藏文明重新融入亞洲大文化圈時，所占據的關鍵地位。從十至十二世紀，藏人透過不斷發展的晚期密教文獻和修持法，做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來重建制度、興建寺院以及改造中央西藏「四如（如拉克〔Ru lag〕、耶如〔g.Yas ru〕、烏如〔dBu ru〕、夭如〔g.Yo ru〕）」的政治現況。全新翻譯的經典，因其所提供之宗教方法的神祕和靈驗而確保了它們的卓越地位。這使得專門翻譯此類文獻的譯師取得了實質上的貴族地位，這地位對某些譯師而言，並非與生俱來的。在這些西藏譯師中，最惡名昭彰者以封建領主的身分行事，通過其行為實現了密教儀式中所蘊涵的象徵，成為精神世界的神聖主尊。就是這些十至十二世紀的人物，最終導致達賴喇嘛（Dalai Lama）的神權政治，他們在行使政權時，有些人會喪失其僧侶身分，或損毀他們的誓言。
復興時期的西藏宗教文化運動共有四個主題。首先，藏人使用佛教的宗教體系，特別是晚期的密教，即以修行為基礎的印度怛特羅佛教所提供的文本和儀軌，將他們破碎的文化重新整合。這點很奇怪，因為晚期印度怛特羅佛教是一種地方性的型態，並未如它最終在西藏那般，受到全印度佛教的認同。其次，在藏人文化復興的過程中，他們努力將大量文獻翻譯成持續發展的文學語言。這個驚人的成就為他們帶來新知和接觸印度文明思想的管道，最終促使他們書寫自己的文化，產生了多樣的文本類型。第三，中央西藏人士相當成功且鉅細靡遺地推廣他們的新佛教文化，以至於到了十二世紀，他們已順利取代印度，成為國際佛教思想的最佳來源。在這一點上，他們受益於印度逐漸惡化的安全局勢，因為印度在十一至十三世紀間，一直因伊斯蘭的入侵而備受困擾。最後，西藏喇嘛們運用新的儀軌和思想形式，創造了佛教僧侶的宗教政治權威敘事，使僧侶們最終能取代古老的王室血統，成為中央西藏合法的統治者。
所有這一切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舊西藏貴族，他們構成了多數有權勢的佛教僧侶階級。當時以及其他任何時候，所有藏人都必須在氏族結構所形塑的社會網絡中，追求個人或共同的目標。而那些缺乏富有家族支持的人則不然。矛盾的是，西藏的貴族在帝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問題，並在分裂初期造成社會動盪。但在復興時期，他們卻成為建立穩定制度的重心。我們研究的西藏，即中央西藏四如尤其如此。這個地區包括衛（dBus）區和藏（gTsang）區，因此本書中的「西藏」主要指的是這個區域（地圖1）。這是復興時期，各大氏族建造莊園，並利用宗教達成多種目的，有時也製造衝突的地區。這也是被認可的西藏佛教的宗派或教派興起、建立寺院、尋求成功和取得正當性的區域。這是宗教復興時期，西藏宗教產生重要儀軌和文學發展的地方。
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過程中，有幾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這個運動的密續資料。這些主要是由《大瑜伽續》（mahayoga-tantra）或《瑜伽母續》（yogini-tantra）等經典、口訣和儀軌所組成。從復興時期開始，藏人便運用一系列密切相關佛教瑜伽文本來建構他們的文化。他們藉此達成了一套共同的論述，這是他們無法單從倖存的佛教或本土西藏宗教體系中獲得的。然而，這套新的宗教卻威脅著正在崛起的脆弱文明，像是為個人灌頂（abhiseka）的思想、反典範的行為和內在瑜伽修習。最終，包括舊王朝遺留下來的貴族以及一些新崛起的氏族派系，大致掌控了這場復興運動。儘管佛教在西藏從未完全落入貴族的掌控之中。大氏族的重新掌權引發了那些代表舊王朝宗教信仰的氏族與個人，以及那些改信新教派的氏族與個人之間的爭端。薩迦寺的創建者昆氏（'Khon）族成為這場衝突中的調解力量之一，因為即便他們積極地支持新運動，卻也同時繼承了舊帝國的歷史資產。他們體現兩個世界的能力，以及他們在體制和儀軌上的強大活力，最終引起了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蒙古子孫的注意，並尋求他們的護持。
即便是對傑出能力習以為常的後現代社會，我們還是能一眼看出西藏僧侶和學者們的非凡成就。藏人已經走出了西藏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迎來宗教文化重新綻放的曙光。西藏歷史文獻確實以火焰從殘存的餘燼重新燃燒的比喻，來描述這個時期。因此，藏人經歷了一段文化旅程，這段旅程從內戰和氏族鬥爭中走出，進入知識和精神蓬勃發展的時期。那些畢生致力於將密續佛教文獻翻譯成藏文以滋養西藏宗教的人們，對於自己的貢獻也許並未完全理解。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聖人和學者成功地為藏人塑造了一種新的、穩定的宗教。此宗教既考慮了西藏僧侶和國王們過往的努力，又鑄造了一種全新的佛教思維。這一切的觸發因素是八至十一世紀在印度發展起來的儀軌和瑜伽文獻。它深入了印度的區域中心和地方傳承，深入了簡陋的農村和部落之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很類似藏人本身的情況。
這是西藏宗教史上的一個偶然，而這個時期數十位優秀知識分子的故事仍鮮為人知。他們在取得成就之後，大多如同普通人般不受重視，成為被安置於西藏宗教神龕中的塑像，其真實的生平故事也被塵封於寺院的書架。這些嚴謹的學者大多是佛教僧侶，他們在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努力不懈，把密教艱澀的義理和儀軌轉變成國家朝氣蓬勃的宗教制度。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印度密教的修行、儀軌和概念，嵌入剛出現的西藏語文的復興當中。他們還重新使用舊的詞彙和術語，以迎接佛教新生活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文本產物促使藏人重新評估自己，以便未來可依據佛教文本，來界定資料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這些專家中也有些人以自我為中心，懷抱著個人的美好願景，於其社會中表現出積極進取的姿態。有些人出身平凡，是氂牛牧民或遊牧部落之子，他們曾在那血液會凝固的高原世界，驅趕著氣味刺鼻的牛群。其他人則代表了或大或小的氏族，所憑藉的權威是神話傳說、家族聯盟以及土地資源等。有些密教譯師充滿抱負，他們利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學訓練，掌控新建機構下的區域，將其轉變為貴族領地。如此一來，西藏持續分裂，私人或共同管轄區域從政治資產轉變為宗教的控制範圍。此外，有助於西藏公共生活復興的儀軌、瑜伽和禪觀修持法，其模式和詞彙也體現了印度的封建世界。儘管區域性地確認穩定局勢，但它是一個想像的世界，並無法實現直接的政治統一。
八思巴和蒙古滅亡
在這個宗教王子和貴族譯師的世界裡，年輕的僧侶八思巴成為蒙古帝國的人質，也是蒙古王朝的崛起，以及蒙古對中央西藏產生興趣的推動者。這一切都始自於1230年代。八思巴的地位標示著密教和薩迦教團成為歐亞大陸上帝國意識型態的一股勢力。八思巴與凶殘的帝國征服者忽必烈汗之間時而恭順、時而正式的關係，是中亞史上的謎團之一。
1246年左右，八思巴和弟弟做為人質，隨著他們的叔父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ṇḍita）一起抵達闊端汗（Köden Khan）的營地，被送到了蒙古眾領導人的面前。八思巴才剛滿十歲，他必須理解自己做為叔父和全西藏人民的代表被監禁。為了應付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脅，薩迦班智達被迫在這些蒙古王子的監看下度過餘生，而這些王子則為了繼承祖父成吉思汗的遺志而彼此爭奪。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一起成功地抑制了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軍事機器的潛在破壞力，特別是使中央西藏避免了其他文明所遭受的蹂躪，甚至是滅絕。
在薩迦班智達成功地轉移了蒙古對西藏的全面入侵後，八思巴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叔父做為闊端汗的一名人質死去。而後，八思巴取代了他的位置，成為中亞草原上殘忍軍隊首領之間，互相交換的神聖奴隸，最終引起了忽必烈的注意。儘管如此，八思巴在蒙古人手中的那段時間卻成為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之一。他不僅贏得了更多的自由，並且以佛教僧侶、薩迦班智達的繼承人和忽必烈精神知己的身分，最終為他的氏族和教團取得了西藏政治的統治權。1246年做為一名政治犯被帶到這裡，1261年1月9日被冊封為忽必烈的國師，1269/70年成為帝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