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物語哲學與敘事
長久以來，哲學被視之為概念澄清與論證之學問。然而，概念澄清與論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哲學家要論證、要澄清的，是他們的世界觀或價值觀。例如對柏拉圖來說，他之所以要澄清共相之概念，是為了解釋「真實」是由共相所生；亞里斯多德之所以要澄清實體的概念，也是為了解釋經驗世界由實體構成。形而上學旨在敘述存有背後的基礎，知識論旨在敘述知識的本質，倫理學旨在敘述道德價值觀，美學旨在敘述美感的本質等等，全部都可以被視為敘事。這正是物語哲學對哲學的新定義：以野家啟一和張政遠為首的哲學家，將每一位哲學家的理論使為對世界的敘事，重新敘述哲學的敘事功能。他們稱此敘事為「物語」。
然而，敘事與說明有根本差異；按野家的區分，說明只是言語行為，敘事才是物語行為。哲學的敘事跟自然科學的說明不一樣，因為哲學的敘事不似自然科學，對世界的說明可以用經驗來加以驗證。荀子說人性本惡，孟子說人性本善，基督宗教認為人有上帝形象又有原罪，都是無法「驗證」的人性論，因為他們的對象不是「經驗事實」，而是價值和意義：人生應為實現那些價值而活。基督宗教追求離罪得生，佛教追求離苦得樂，儒家追求盡心知性，都是指向價值；因此哲學的敘事指向的是價值而非經驗事實。強行把實證科學那一套用於「證明或否證上帝存在」，正是過去西方神學與無神論錯入的歧途，完全是範疇錯誤、緣木求魚。
物語本身不限於宗教與哲學的敘事；物語在日語的語境，本來更多屬於文學與民俗學範疇（如第二章討論柳田國男時提到），是旨在表達主觀價值的敘事。但這不是說物語是純然的虛構小說；雖然廣義上小說也實於物語的一種，但是野家與張氏卻強調他們所關心的物語是「可真可假」的敘事：即夾雜經驗事實，加上虛構成分，從而表達價值的敘事。例如櫻坂46三期生或是乃木坂46五期生的紀錄片，交代了新成員加入團隊初時受訓與成長的歷程，故然是基於經驗事實和真實人物，可是紀錄片的目的並不是一字不漏地作出客觀紀錄，而是要表達個人的情感價值，例如乃木坂46的中西阿魯諾如何由中心成員變成under成員，從奮鬥到選拔及中心成員復歸所展現出來的感動物語。而物語哲學的工作，正是要創造與詮釋物語，而非事實紀錄。
為理解物語哲學，以下先從野家及張氏對物語與言語的概念區分切入，解釋物語哲學所強調的物語三大特性：敘事性、互動性與平等性。然而，本章將指出，野家和張氏側重敘事性而少談物語表達規範價值的功能，因而引來高橋哲哉的批判。如下所見，本書基本同意高橋的看法，即物語必然表達規範價值（高橋的用語是「倫理價值」），但卻不同意高橋因此斷言物語必淪為意識形態裝置的極端看法，為下一章討論柳田國男物語論的規範性作準備。
的陳述，而是帶有虛構成分的敘事。「物語」不等同「故事描述，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事物或實體。
可真可假是物語的特性。根據《広辞苑》第六版，物語除了是指說話與回憶外，還可以指「根據作者的見聞或者想像，從而敘述關於人物或事情的散文文學作品。狹義上是指從平安時代到室町時代的事物。」應留意的是，《広辞苑》將物語的文學體裁歸類為「散文」而非小說。筆記小說，例如日本的《大東世語》的〈藤朝台官職超遷〉、〈群賊入安養尼之室〉，以及中國的《世說新語》的〈晉明帝論日近遠〉、〈管寧割席絕交〉、〈華歆、王朗乘船避難〉等歷史人物故事，並非旨在反映史實，而是旨在描寫人物性格特徵，儘管物語裡人物與故事情節往往有事實依據，如晉明帝、管寧、華歆、王朗等真有其人。物語可以帶有事實的紀錄（如《平家物語》以平氏家族興亡為藍本），亦可是虛構小說（如《源氏物語》以虛構的天皇桐壺帝與桐壺更衣之子為主角），然而其重點並非敘事的真假，而是主觀角度敘事所表達的價值。
由此來看，物語與小說的差別在於：物語可真可假，總有一定的事實素材作為依據，而小說卻必然為虛構，而且可以是無中生有。本來漢文裡「小說」亦與物語一樣有可真可假之意，如《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作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本應與《遠野物語》這種口傳故事集相近。然而，進入近代，日本文學家坪内逍遥(1859-1935)於1886年的《小說神髓》以「小說」翻譯英文novel一詞。他說：「小說是偽作故事的一種，所謂奇異譚的變體也。」自此小說專指虛構故事，與物語分離。
但為何人要以物語敘事和表達價值呢？張政遠引述野家啟一，認為分享物語乃是人人皆有的慾望：
人是「物語動物」，更正確地說，是受「物語欲望」而入了迷的動物。我們以物語來表述自己體驗或從他人聽到的事情（原文：出來事），這即是一種最原初的語言行為，透過這行為，我們可以整理各種複雜的經驗，並在與他人溝通之中把這些經驗分享。人不是神，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看東西、聽聲音、並得知事物。⋯⋯我們透過記憶而建構的事情會在一定的語境中重新配置，它們會跟從時間次序來重新配列，這樣，我們終於可以談及「世界」和「歷史」。
言則物語總是關於重新敘述過去，而非記述歷史事實，或是描寫現在，或是想像將來。對於野家而言，這正是言語行為與物語行為之根本區別。
野家首先定義言語行為，認為言語行為包括「話」（話す）與「語」（語る）兩種行為。野家認為，在日語中，「話」與「語」存在以下差異：
「話」（話す）是話者與聽者的角色可以自由交換的「雙方向的」言語行為，與之相反，「語」（語る）是語者與聽者的角色固定限制的「單方向的」語言行為。換個看法，「話」是時刻受到場景限制的「狀況依存的」及「事件的」語言行為，相較之下，「語」卻是「狀況獨立的」及「結構的」語言行為。
物語哲學與敘事
長久以來，哲學被視之為概念澄清與論證之學問。然而，概念澄清與論證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哲學家要論證、要澄清的，是他們的世界觀或價值觀。例如對柏拉圖來說，他之所以要澄清共相之概念，是為了解釋「真實」是由共相所生；亞里斯多德之所以要澄清實體的概念，也是為了解釋經驗世界由實體構成。形而上學旨在敘述存有背後的基礎，知識論旨在敘述知識的本質，倫理學旨在敘述道德價值觀，美學旨在敘述美感的本質等等，全部都可以被視為敘事。這正是物語哲學對哲學的新定義：以野家啟一和張政遠為首的哲學家，將每一位哲學家的理論使為對世界的敘事，重新敘述哲學的敘事功能。他們稱此敘事為「物語」。
然而，敘事與說明有根本差異；按野家的區分，說明只是言語行為，敘事才是物語行為。哲學的敘事跟自然科學的說明不一樣，因為哲學的敘事不似自然科學，對世界的說明可以用經驗來加以驗證。荀子說人性本惡，孟子說人性本善，基督宗教認為人有上帝形象又有原罪，都是無法「驗證」的人性論，因為他們的對象不是「經驗事實」，而是價值和意義：人生應為實現那些價值而活。基督宗教追求離罪得生，佛教追求離苦得樂，儒家追求盡心知性，都是指向價值；因此哲學的敘事指向的是價值而非經驗事實。強行把實證科學那一套用於「證明或否證上帝存在」，正是過去西方神學與無神論錯入的歧途，完全是範疇錯誤、緣木求魚。
物語本身不限於宗教與哲學的敘事；物語在日語的語境，本來更多屬於文學與民俗學範疇（如第二章討論柳田國男時提到），是旨在表達主觀價值的敘事。但這不是說物語是純然的虛構小說；雖然廣義上小說也實於物語的一種，但是野家與張氏卻強調他們所關心的物語是「可真可假」的敘事：即夾雜經驗事實，加上虛構成分，從而表達價值的敘事。例如櫻坂46三期生或是乃木坂46五期生的紀錄片，交代了新成員加入團隊初時受訓與成長的歷程，故然是基於經驗事實和真實人物，可是紀錄片的目的並不是一字不漏地作出客觀紀錄，而是要表達個人的情感價值，例如乃木坂46的中西阿魯諾如何由中心成員變成under成員，從奮鬥到選拔及中心成員復歸所展現出來的感動物語。而物語哲學的工作，正是要創造與詮釋物語，而非事實紀錄。
為理解物語哲學，以下先從野家及張氏對物語與言語的概念區分切入，解釋物語哲學所強調的物語三大特性：敘事性、互動性與平等性。然而，本章將指出，野家和張氏側重敘事性而少談物語表達規範價值的功能，因而引來高橋哲哉的批判。如下所見，本書基本同意高橋的看法，即物語必然表達規範價值（高橋的用語是「倫理價值」），但卻不同意高橋因此斷言物語必淪為意識形態裝置的極端看法，為下一章討論柳田國男物語論的規範性作準備。
的陳述，而是帶有虛構成分的敘事。「物語」不等同「故事描述，因為它並不是單純的事物或實體。
可真可假是物語的特性。根據《広辞苑》第六版，物語除了是指說話與回憶外，還可以指「根據作者的見聞或者想像，從而敘述關於人物或事情的散文文學作品。狹義上是指從平安時代到室町時代的事物。」應留意的是，《広辞苑》將物語的文學體裁歸類為「散文」而非小說。筆記小說，例如日本的《大東世語》的〈藤朝台官職超遷〉、〈群賊入安養尼之室〉，以及中國的《世說新語》的〈晉明帝論日近遠〉、〈管寧割席絕交〉、〈華歆、王朗乘船避難〉等歷史人物故事，並非旨在反映史實，而是旨在描寫人物性格特徵，儘管物語裡人物與故事情節往往有事實依據，如晉明帝、管寧、華歆、王朗等真有其人。物語可以帶有事實的紀錄（如《平家物語》以平氏家族興亡為藍本），亦可是虛構小說（如《源氏物語》以虛構的天皇桐壺帝與桐壺更衣之子為主角），然而其重點並非敘事的真假，而是主觀角度敘事所表達的價值。
由此來看，物語與小說的差別在於：物語可真可假，總有一定的事實素材作為依據，而小說卻必然為虛構，而且可以是無中生有。本來漢文裡「小說」亦與物語一樣有可真可假之意，如《漢書．藝文志》曰：「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作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本應與《遠野物語》這種口傳故事集相近。然而，進入近代，日本文學家坪内逍遥(1859-1935)於1886年的《小說神髓》以「小說」翻譯英文novel一詞。他說：「小說是偽作故事的一種，所謂奇異譚的變體也。」自此小說專指虛構故事，與物語分離。
但為何人要以物語敘事和表達價值呢？張政遠引述野家啟一，認為分享物語乃是人人皆有的慾望：
人是「物語動物」，更正確地說，是受「物語欲望」而入了迷的動物。我們以物語來表述自己體驗或從他人聽到的事情（原文：出來事），這即是一種最原初的語言行為，透過這行為，我們可以整理各種複雜的經驗，並在與他人溝通之中把這些經驗分享。人不是神，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之中看東西、聽聲音、並得知事物。⋯⋯我們透過記憶而建構的事情會在一定的語境中重新配置，它們會跟從時間次序來重新配列，這樣，我們終於可以談及「世界」和「歷史」。
言則物語總是關於重新敘述過去，而非記述歷史事實，或是描寫現在，或是想像將來。對於野家而言，這正是言語行為與物語行為之根本區別。
野家首先定義言語行為，認為言語行為包括「話」（話す）與「語」（語る）兩種行為。野家認為，在日語中，「話」與「語」存在以下差異：
「話」（話す）是話者與聽者的角色可以自由交換的「雙方向的」言語行為，與之相反，「語」（語る）是語者與聽者的角色固定限制的「單方向的」語言行為。換個看法，「話」是時刻受到場景限制的「狀況依存的」及「事件的」語言行為，相較之下，「語」卻是「狀況獨立的」及「結構的」語言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