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會治理：紗窗理論推轉型 —「我不是先鋒，是在禱告中，跟著感動持續走。」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福音十六章16節。」位於宣教大樓一樓警衛室正對面，有著勁道的一帖毛筆題字，落款者，是大名鼎鼎的先總統夫人蔣宋美齡 。
話說從頭，台北靈糧堂創辦人趙世光牧師曾在上海、南京、杭州、香港等地建立靈糧堂會，隨著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播遷來台，不少信徒也隨之定居台灣，並於一九五四年邀請了趙世光來台，先是在北一女中禮堂舉辦佈道會；隨著佈道會成功、湧入大量信徒，後續成立了台北靈糧堂，先後借女師附小幼稚園及台銀幼稚園聚會。後來在會友的熱心奉獻下，以新台幣八萬元買下法院拍賣的宣教大樓現址。
有了地，卻沒有錢蓋禮拜堂。後來神就感動同為基督徒的蔣宋美齡大姐孔宋靄齡，參與奉獻蓋教會。而這也奠定早年的台北靈糧堂執事會陣容，多可見蔣夫人身旁、在凱歌堂（註9）聚會的官夫人身影。
蒙神恩典建堂，台北靈糧堂歷經寇世遠弟兄及鄭昌國牧師的領導，至周神助就任初期，已有二十三年歷史，會友人數在兩百名上下，以團契為主體，敬拜時台上只有一台琴。全職同工僅三、四位，而執事會的成員早年是終身制，對於教會的大小事務，都有治理權。也就是說，當主任牧師，主要的責任其實是站講台。
「他個性很好，聽到別人的反對意見，也不會怎麼樣，回家講給我聽，反倒是我會生氣。」周師母說，早期有些執事會成員，平時並沒有參加團契或牧養，卻有最後決策權，周神助總能夠不厭其煩。「他有時候就會告訴我，執事當然有很多意見，但也不會太多干涉；你就好好牧養，教會就會一直增長，其他就交給神了。」
在人和的面向上，周神助自承屬於怕衝突的類型，不會衝衝衝、堅持到底。這樣的特質，也讓他做決策前，總是花長時間從神領受方向，帶著同工一起禱告、對焦到大家有共識了，才推行新的策略。
「周牧師略帶鄉土味、羞於與人打招呼......，夫婦都很隨和、容易與人相處，很快地與執事們及弟兄姐妹建立美好關係。」人稱「梅媽媽」的梅許以謹牧師，長年與周神助共事，在靈糧四十週年特刊上，曾任多屆執事、當時作為事奉處處長的她，寫出對周牧師的近身觀察。
此外，周神助看重團隊事奉，仿照在校園團契的模式，主動向執事會提案，希望在教會撥給傳道人薪資的固定比例中，增加正職同工、但不增加人事費用佔比；也就是說，不管多少人來，都是同工同酬、用一個大水池均分薪資。
有了團隊，就見證「一群人走得更遠」。由趙世光牧師創辦的靈糧堂，屬於所謂獨立教會，早年是典型的傳統福音派教會，在周神助不斷禱告領受更新的啟示中，神帶領台北靈糧堂一步步轉型，例如點燃禱告的火、敬拜讚美的更新、教會小組化、向聖靈敞開、遍地植堂等。
「大教會像一艘大船，轉彎時不能直接大轉，才不會沉船。要五度五度的轉，弟兄姐妹才能適應。這是上一任主任牧師鄭昌國給我的座右銘！」因此在教會的轉型上，周神助慢工出細活，而神也不誤事，在他主任牧師任內共三十四年，完成了兩次建堂，設立了兩百多間海內外分堂。
對教會文化，他勤於觀摩各國的教會治理架構。例如：一九七九年，台灣眾教會渴望在傳福音上突破，兩百五十位領袖赴韓國參訪其時世界最大的教會——中央純福音教會，看到當地信徒半夜守望、禱告、追求聖靈的熱情，大受震撼，回台後帶動全教會二十四小時的禱告運動。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會友人數翻倍，從四百人增加到約八百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秘書長夏忠堅牧師，曾經擔任台北靈糧堂執行牧師多年，他在一九八五年加入全職行列時，就發現過往停滯許久的會友人數，能夠在五年內大幅成長，跟訪韓聖會後，帶下的聖靈更新有很大關係。
當時台灣教會對聖靈工作，多半持保留心態，大概只有錫安堂對聖靈敞開，以靜默的方式領受聖靈。夏忠堅觀察，「周神助是一個很寬宏、能容納不同東西的人！有台北靈糧堂的團契成員跑去參加錫安堂聚會，回來後，周神助還邀請錫安堂的牧師來分享信息。」
「一九八〇年代，周神助帶著同工，在前述的根基中，整個教會更多對聖靈開放，團契中也開始安排追求聖靈的聚會，就越來越多人經歷聖靈，但是也在真理的根基中有平衡。」夏忠堅說。
另外，他也指出，透過成人主日學，養成大家對於真理造就的追求，以及在敬拜讚美的轉型，也是他認為教會人數持續增長的原因。
赴韓參訪，引發一波禱告更新運動
早在校園團契時期，周神助對於聖靈的工作，就有渴慕。這一波參訪韓國引發的教會聖靈更新水流，讓他不忘在推動時，強調真理與靈恩的平衡，「就像是紗窗，我們把門打開、對聖靈的風開放，但是靈恩中人為的『蚊蟲』不要進來」。
當時有些教會對聖靈開放，過份追求說方言、改變敬拜方式，讓不少福音派牧者對此有所保留。周神助說，也有牧者遠在異國，好意提醒他，不要讓「靈恩派」的影響進教會。
「最基本的是要看有沒有聖經的真理根基，例如禱告、敬拜，如何用心靈和誠實來回應，而不只是一種宗教的形式。」周神助的原則始終如一，他認為教會更新的重點不是新潮流、新花樣，而是回到聖經，「在禱告上，我們效仿他們（韓國）的清晨禱告，產生正面的衝擊，聚會人數開始有明顯的增長，由兩百餘人增長了一倍多、到五百多人。 」
周神助說，在同心禱告得力下，台北靈糧堂的全職團隊漸漸擴展到約十位，其中八位是傳道人。這開啟了全職團隊的初熟期（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五年），經歷聖靈初期的更新，禱告、團契、敬拜、成人主日學也同步地更新，帶來教會質與量相當的增長。
「從韓國回來後，信徒心中都火熱起來。教會的禱告、靈修、小組、醫治釋放......有很大的更新和突破！」梅許以謹在教會特刊多次提及這次轉型的影響力，「自從一九八〇年聖靈拜訪我們教會後，眾人都開放地接受聖靈的工作，但我們的腳步是非常謹慎的，一面強調聖靈外顯的工作，同時也更多注重內在生命的建造。這都是周牧師把關得好。」
過去，台北靈糧堂的主日敬拜模式，是台上有司琴和主席領會，唱的是古老的詩歌，領會者不一定要有敬拜恩賜，而是依據執事的職分輪流帶。周神助說，當時帶敬拜，比較像是一個「工作和上台的權利」，也因此，不一定能達到引領人經歷神的效果。
「在靈糧堂的前面二十年，敬拜是沒有鼓、沒有吉他的，這些樂器當時不被認為是可以在聖殿裡面的。」周神助說，更早之前敬拜的「琴」，只能用風琴、不能用鋼琴，但是詩篇多處提到要「擊鼓跳舞讚美祂」。周神助被聖靈所感，就開始漸進式地調整台上的敬拜型式，例如先從青年牧區嘗試創新，而不是直接落實在成人主日崇拜；鼓從無到有、位置從台下慢慢移動到台上，同時不間斷地在講台分享敬拜讚美的信息，跟會眾對齊神的心。
「一開始編了靈糧詩選，有四、五十首簡譜寫成較活潑的詩歌，我們就在主日崇拜前教唱。」夏凱納士林靈糧堂主任牧師劉群茂，當時在台北靈糧堂全職，見證了敬拜讚美更新的過程；他提到，前期是先在正式聚會前唱、讓會眾可以跟著拍手學唱，後來才帶到正式的主日聚會。他記憶猶新，「有的長輩不適應，就會抗議，甚至站起來就走。」
對聖靈的開放，帶動敬拜讚美更新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敬拜讚美是理所當然，其實是走過很長的路。」台北靈糧堂前執事會主席、現資深執事曾國生，和周神助共事數十年。他舉例，當年基督徒音樂人、春雨樂團創辦人黃國倫想帶著鼓上台帶敬拜，是一個創舉，而台北靈糧堂特別為此召開執事會，討論可行與否，後來在彼此的尊重下，就成了。
曾國生強調，台北靈糧堂的講台，一路從古老詩歌、到現在的敬拜讚美，都是很謹慎地在眾人漸進式地對齊後才成就的，「這部分周牧師非常有智慧地帶領教會，沒有躁進。」
「周牧師帶動在靈裡面的更新，是突破宗教的靈，讓我們進入一個多元活潑、與神相遇的敬拜。」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台北總院院長謝宏忠，在擔任常務執事的時期，見證了台北靈糧堂敬拜循序漸進的改變。他認為，過往拿著靈糧詩選，從第一節唱到第四節，並不是錯誤的，但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項，「久了以後，可能有人會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敬拜跟讚美，其實它只是行禮如儀。」
謝宏忠說，當時教會內年輕世代跟年長世代，的確也為此產生拉扯，有不同意見。但是以他個人為例，隨著敬拜讚美的型式開放，在他靈裡面有一個自由、更深地透過肢體去表達對神的全人敬拜，也更深經歷神。
「聖靈開放和敬拜讚美是合在一起的，聖靈開放，才有敬拜讚美。這兩個面向的轉變，在靈糧堂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劉群茂說，現在的基督徒接受聖靈，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當年的華人教會，曾經受過傷害、帶來很大的混亂，對於聖靈的教導也不完整，「面對部分人的質疑，周牧師也承擔了很大的壓力，但感謝主，他沒有放棄，也不害怕靈恩，只是很小心。」
接著，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小組轉型，也是周神助在治理教會上一大突破性的策略。
此時的台北靈糧堂，人數約三千人，以「團契」為主軸，按照年齡層、性別等族群，分成十多個團契，一個團契人數最多可達兩百人，雖然教會規模在同期台灣教會中是大的，但整體來看，教會成長的力道放緩了。
背後原因，和團契制度有關。雖然教會有三千人，但團契主席也就十多位，這樣的運作模式，使得新一代的領袖未能被培養出來，回應牧養上大量的需求，這也成為教會發展的極大挑戰。
為傳福音把十幾個團契，重新拆解成幾百個小組
「團契就像一個小聚會，也有講員講道，本質上缺乏互動。」周神助說，透過泰國賽克牧師、新加坡堅信浸信會鄺健雄牧師的成功經驗，他觀察到小組最大的好處，在於深度的連結與互動，因此他花了快一年的時間，跟全職同工、執事會與帶職領袖分享，把同工帶到新加坡參訪，也邀請鄺健雄牧師來台分享，陸續建立多數人共識，把既有的團契大風吹，重新按地理位置分區，例如住在內湖的人，就在地成立小組。
因著傳福音要考量地緣的便利性，有別於過往以職業、性別、年齡層為分類的聚集方式，把團契拆解成地區性小組，等於是重組了整個教會的關係網絡，弟兄姐妹頓失既有的人脈圈、安全感，引發許多批評聲浪，甚至有其他教會有力人士暗批：台北靈糧堂將會成為「歷史名詞」。但是在各方而來的壓力中，周神助仍舊跟隨從神來的感動，決定轉型。
周師母回首，團契轉型成小組，可以說是台北靈糧堂最大的變革之一。一九九七年那一年，周牧師不斷在主日崇拜與會眾溝通這件事，「因為耶穌說你們要去，過去教會都是要人『來』，現在鼓勵大家『去』傳福音使萬民作門徒、『去』成立小組，把居住在附近的人連結在一起。」
周神助引入的小組化教會，最重要的核心是4W：Welcome（破冰）、Worship（敬拜）、Word（神的話）與Work（神的工）。
透過破冰，讓弟兄姐妹的關係連結起來；在敬拜中，帶領大家對準神，進入下一個階段「神的話」，則使用編撰的小組教材，延伸主日的信息去反思、回應。「團契時代，主日的信息不一定會落實在小組裡面，帶領者是自由發揮。但是小組化後，就可以讓主日的信息落實在牧養的小組中。」謝宏忠觀察，小組的最後一個Ｗ，則是傳遞教會的事工、裝備等「神的工」，也是一個突破。因為過往團契人數動輒一兩百人，各自有發展的事工，但是小組化之後，就能跟教會整體性的方向，有一個銜接。
當然，團契的架構也有其好處，就是在外展、社區事工，甚至弟兄姐妹的婚喪喜慶上，有更大的動員能量。小組人數僅約十來個，就需要小區的支持。也因此，當時，台北靈糧堂因應小組化，分成東區、北區、西南區等牧區，選出區長、區牧長，讓傳道人可層層遮蓋小組。雖然牧養基本單位變小，但是透過4W的運作，讓教會從上到下更暢通。
因著神清楚的帶領，以及長時間在講台的異象傳遞，走向小組架構的台北靈糧堂，不管是受洗人數或是教會的增長，都加快許多。
「細胞小組成全很多小組長，上面設有小家長、顧問，會把小組長的需要接起來，我們就負責把整個教會往前推進、不斷傳福音，整個架構上我覺得非常好，人一直成長。」桃園市府靈糧堂主任牧師韓慧蕙牧師，在當年還未全職，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擔任信徒領袖，遮蓋六個小組。她看見，教會在小組轉型過程，的確興起更多領袖，帶來更地區性的福音、牧養果效。
「從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好像沒有自己的東西，很多都是學⋯⋯我們雖然學，但又長出我們的土產來，」周神助在轉型過程中，也不斷禱告領受下一步怎麼走，以至於他自始至終都不把台北靈糧堂定位在「福音派」或是「靈恩派」，也不堅持一定要有一套所謂的「系統」，「好的我就學、就吸收，然後變成我們合適能用的，長出自己不同的樣子！」
「在更新的裏面，那段時間教會就慢慢增長了，因為更新就帶來健康。」周神助如此總結台北靈糧堂從兩百人到五百人、到上千人，最後成為萬人教會的旅程。
「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是先鋒，但是只要禱告、在我的裡面持續有感動，往前走，最後會看見好像我變成走在前面的人。」周神助在教會推動的變革，不管是建造榮耀的教會、植堂或是合一，都知道是神，帶領他走更新的旅程。
事實上，教會的風格多元，這些年，隨著台北靈糧堂的規模變大，周神助雖對於福音派、靈恩派這樣的「分派」深感痛心，但也不免樹大招風，引來他人異見。
過往，他對各種砲火聲，不會去主動回擊。想法很簡單，就是效法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四章3～5節所說的：「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裏得着稱讚。」
「當你跟隨神去回應教會轉型時，當然會有人不認同 ，我過去就完全不管他，我就是往前走。」他說，審判的是主，有需要反省的，他會調整，但如果沒有，就不回應。不過他也感嘆，近期也有一些攻擊不只是針對他、還針對方方面面而來，「我已經被扣太多帽子了，最近針對聖靈，禱告後我決定寫六十篇短文，來完整陳述心路歷程，交給神吧！」
近五年，周神助都會把靈修默想的短文，在每日清晨五點多發出，傳遞給弟兄姐妹。近期在文章中，他談到三、四年前，曾有一位號稱「先知學院院長」的人，到周神助的辦公室，以其標準、倫理指責他，最後還強逼他悔改、賠償，不然就會「落入硫磺火湖」。此舉讓周神助第一次下了逐客令，「雖然是我生平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後一次把這樣的人逐出門外！」
曾經，台灣有一波一九九五閏八月的假預言，引發基督徒極大的恐慌和移民潮。周神助作為第一批聽聞的牧者，當該先知說，「一九九五閏八月，台灣若不集體上上下下都悔改，台海一定會引爆戰爭。」當時，周神助在靈裡分辨這個觀點有問題，會後便直接向主辦單位和該牧者提出，並和北美來的所謂「先知」當面對質，周神助更直接對他說：「你說夠了，請你盡快離開台灣，台灣的事，我們本地的牧者會負起責任！」
這就是周神助！溫和，是他一貫的招牌，但是在該強硬的時候，也有所堅持，不為扭曲真理者所動；也因此，才能保護、引導教會，往神指引的方向去。
註9：凱歌堂為前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夫婦官邸內的小教堂。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馬太福音十六章16節。」位於宣教大樓一樓警衛室正對面，有著勁道的一帖毛筆題字，落款者，是大名鼎鼎的先總統夫人蔣宋美齡 。
話說從頭，台北靈糧堂創辦人趙世光牧師曾在上海、南京、杭州、香港等地建立靈糧堂會，隨著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播遷來台，不少信徒也隨之定居台灣，並於一九五四年邀請了趙世光來台，先是在北一女中禮堂舉辦佈道會；隨著佈道會成功、湧入大量信徒，後續成立了台北靈糧堂，先後借女師附小幼稚園及台銀幼稚園聚會。後來在會友的熱心奉獻下，以新台幣八萬元買下法院拍賣的宣教大樓現址。
有了地，卻沒有錢蓋禮拜堂。後來神就感動同為基督徒的蔣宋美齡大姐孔宋靄齡，參與奉獻蓋教會。而這也奠定早年的台北靈糧堂執事會陣容，多可見蔣夫人身旁、在凱歌堂（註9）聚會的官夫人身影。
蒙神恩典建堂，台北靈糧堂歷經寇世遠弟兄及鄭昌國牧師的領導，至周神助就任初期，已有二十三年歷史，會友人數在兩百名上下，以團契為主體，敬拜時台上只有一台琴。全職同工僅三、四位，而執事會的成員早年是終身制，對於教會的大小事務，都有治理權。也就是說，當主任牧師，主要的責任其實是站講台。
「他個性很好，聽到別人的反對意見，也不會怎麼樣，回家講給我聽，反倒是我會生氣。」周師母說，早期有些執事會成員，平時並沒有參加團契或牧養，卻有最後決策權，周神助總能夠不厭其煩。「他有時候就會告訴我，執事當然有很多意見，但也不會太多干涉；你就好好牧養，教會就會一直增長，其他就交給神了。」
在人和的面向上，周神助自承屬於怕衝突的類型，不會衝衝衝、堅持到底。這樣的特質，也讓他做決策前，總是花長時間從神領受方向，帶著同工一起禱告、對焦到大家有共識了，才推行新的策略。
「周牧師略帶鄉土味、羞於與人打招呼......，夫婦都很隨和、容易與人相處，很快地與執事們及弟兄姐妹建立美好關係。」人稱「梅媽媽」的梅許以謹牧師，長年與周神助共事，在靈糧四十週年特刊上，曾任多屆執事、當時作為事奉處處長的她，寫出對周牧師的近身觀察。
此外，周神助看重團隊事奉，仿照在校園團契的模式，主動向執事會提案，希望在教會撥給傳道人薪資的固定比例中，增加正職同工、但不增加人事費用佔比；也就是說，不管多少人來，都是同工同酬、用一個大水池均分薪資。
有了團隊，就見證「一群人走得更遠」。由趙世光牧師創辦的靈糧堂，屬於所謂獨立教會，早年是典型的傳統福音派教會，在周神助不斷禱告領受更新的啟示中，神帶領台北靈糧堂一步步轉型，例如點燃禱告的火、敬拜讚美的更新、教會小組化、向聖靈敞開、遍地植堂等。
「大教會像一艘大船，轉彎時不能直接大轉，才不會沉船。要五度五度的轉，弟兄姐妹才能適應。這是上一任主任牧師鄭昌國給我的座右銘！」因此在教會的轉型上，周神助慢工出細活，而神也不誤事，在他主任牧師任內共三十四年，完成了兩次建堂，設立了兩百多間海內外分堂。
對教會文化，他勤於觀摩各國的教會治理架構。例如：一九七九年，台灣眾教會渴望在傳福音上突破，兩百五十位領袖赴韓國參訪其時世界最大的教會——中央純福音教會，看到當地信徒半夜守望、禱告、追求聖靈的熱情，大受震撼，回台後帶動全教會二十四小時的禱告運動。
「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五年，會友人數翻倍，從四百人增加到約八百人。」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秘書長夏忠堅牧師，曾經擔任台北靈糧堂執行牧師多年，他在一九八五年加入全職行列時，就發現過往停滯許久的會友人數，能夠在五年內大幅成長，跟訪韓聖會後，帶下的聖靈更新有很大關係。
當時台灣教會對聖靈工作，多半持保留心態，大概只有錫安堂對聖靈敞開，以靜默的方式領受聖靈。夏忠堅觀察，「周神助是一個很寬宏、能容納不同東西的人！有台北靈糧堂的團契成員跑去參加錫安堂聚會，回來後，周神助還邀請錫安堂的牧師來分享信息。」
「一九八〇年代，周神助帶著同工，在前述的根基中，整個教會更多對聖靈開放，團契中也開始安排追求聖靈的聚會，就越來越多人經歷聖靈，但是也在真理的根基中有平衡。」夏忠堅說。
另外，他也指出，透過成人主日學，養成大家對於真理造就的追求，以及在敬拜讚美的轉型，也是他認為教會人數持續增長的原因。
赴韓參訪，引發一波禱告更新運動
早在校園團契時期，周神助對於聖靈的工作，就有渴慕。這一波參訪韓國引發的教會聖靈更新水流，讓他不忘在推動時，強調真理與靈恩的平衡，「就像是紗窗，我們把門打開、對聖靈的風開放，但是靈恩中人為的『蚊蟲』不要進來」。
當時有些教會對聖靈開放，過份追求說方言、改變敬拜方式，讓不少福音派牧者對此有所保留。周神助說，也有牧者遠在異國，好意提醒他，不要讓「靈恩派」的影響進教會。
「最基本的是要看有沒有聖經的真理根基，例如禱告、敬拜，如何用心靈和誠實來回應，而不只是一種宗教的形式。」周神助的原則始終如一，他認為教會更新的重點不是新潮流、新花樣，而是回到聖經，「在禱告上，我們效仿他們（韓國）的清晨禱告，產生正面的衝擊，聚會人數開始有明顯的增長，由兩百餘人增長了一倍多、到五百多人。 」
周神助說，在同心禱告得力下，台北靈糧堂的全職團隊漸漸擴展到約十位，其中八位是傳道人。這開啟了全職團隊的初熟期（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五年），經歷聖靈初期的更新，禱告、團契、敬拜、成人主日學也同步地更新，帶來教會質與量相當的增長。
「從韓國回來後，信徒心中都火熱起來。教會的禱告、靈修、小組、醫治釋放......有很大的更新和突破！」梅許以謹在教會特刊多次提及這次轉型的影響力，「自從一九八〇年聖靈拜訪我們教會後，眾人都開放地接受聖靈的工作，但我們的腳步是非常謹慎的，一面強調聖靈外顯的工作，同時也更多注重內在生命的建造。這都是周牧師把關得好。」
過去，台北靈糧堂的主日敬拜模式，是台上有司琴和主席領會，唱的是古老的詩歌，領會者不一定要有敬拜恩賜，而是依據執事的職分輪流帶。周神助說，當時帶敬拜，比較像是一個「工作和上台的權利」，也因此，不一定能達到引領人經歷神的效果。
「在靈糧堂的前面二十年，敬拜是沒有鼓、沒有吉他的，這些樂器當時不被認為是可以在聖殿裡面的。」周神助說，更早之前敬拜的「琴」，只能用風琴、不能用鋼琴，但是詩篇多處提到要「擊鼓跳舞讚美祂」。周神助被聖靈所感，就開始漸進式地調整台上的敬拜型式，例如先從青年牧區嘗試創新，而不是直接落實在成人主日崇拜；鼓從無到有、位置從台下慢慢移動到台上，同時不間斷地在講台分享敬拜讚美的信息，跟會眾對齊神的心。
「一開始編了靈糧詩選，有四、五十首簡譜寫成較活潑的詩歌，我們就在主日崇拜前教唱。」夏凱納士林靈糧堂主任牧師劉群茂，當時在台北靈糧堂全職，見證了敬拜讚美更新的過程；他提到，前期是先在正式聚會前唱、讓會眾可以跟著拍手學唱，後來才帶到正式的主日聚會。他記憶猶新，「有的長輩不適應，就會抗議，甚至站起來就走。」
對聖靈的開放，帶動敬拜讚美更新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敬拜讚美是理所當然，其實是走過很長的路。」台北靈糧堂前執事會主席、現資深執事曾國生，和周神助共事數十年。他舉例，當年基督徒音樂人、春雨樂團創辦人黃國倫想帶著鼓上台帶敬拜，是一個創舉，而台北靈糧堂特別為此召開執事會，討論可行與否，後來在彼此的尊重下，就成了。
曾國生強調，台北靈糧堂的講台，一路從古老詩歌、到現在的敬拜讚美，都是很謹慎地在眾人漸進式地對齊後才成就的，「這部分周牧師非常有智慧地帶領教會，沒有躁進。」
「周牧師帶動在靈裡面的更新，是突破宗教的靈，讓我們進入一個多元活潑、與神相遇的敬拜。」靈糧教牧宣教神學院台北總院院長謝宏忠，在擔任常務執事的時期，見證了台北靈糧堂敬拜循序漸進的改變。他認為，過往拿著靈糧詩選，從第一節唱到第四節，並不是錯誤的，但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選項，「久了以後，可能有人會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敬拜跟讚美，其實它只是行禮如儀。」
謝宏忠說，當時教會內年輕世代跟年長世代，的確也為此產生拉扯，有不同意見。但是以他個人為例，隨著敬拜讚美的型式開放，在他靈裡面有一個自由、更深地透過肢體去表達對神的全人敬拜，也更深經歷神。
「聖靈開放和敬拜讚美是合在一起的，聖靈開放，才有敬拜讚美。這兩個面向的轉變，在靈糧堂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劉群茂說，現在的基督徒接受聖靈，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當年的華人教會，曾經受過傷害、帶來很大的混亂，對於聖靈的教導也不完整，「面對部分人的質疑，周牧師也承擔了很大的壓力，但感謝主，他沒有放棄，也不害怕靈恩，只是很小心。」
接著，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小組轉型，也是周神助在治理教會上一大突破性的策略。
此時的台北靈糧堂，人數約三千人，以「團契」為主軸，按照年齡層、性別等族群，分成十多個團契，一個團契人數最多可達兩百人，雖然教會規模在同期台灣教會中是大的，但整體來看，教會成長的力道放緩了。
背後原因，和團契制度有關。雖然教會有三千人，但團契主席也就十多位，這樣的運作模式，使得新一代的領袖未能被培養出來，回應牧養上大量的需求，這也成為教會發展的極大挑戰。
為傳福音把十幾個團契，重新拆解成幾百個小組
「團契就像一個小聚會，也有講員講道，本質上缺乏互動。」周神助說，透過泰國賽克牧師、新加坡堅信浸信會鄺健雄牧師的成功經驗，他觀察到小組最大的好處，在於深度的連結與互動，因此他花了快一年的時間，跟全職同工、執事會與帶職領袖分享，把同工帶到新加坡參訪，也邀請鄺健雄牧師來台分享，陸續建立多數人共識，把既有的團契大風吹，重新按地理位置分區，例如住在內湖的人，就在地成立小組。
因著傳福音要考量地緣的便利性，有別於過往以職業、性別、年齡層為分類的聚集方式，把團契拆解成地區性小組，等於是重組了整個教會的關係網絡，弟兄姐妹頓失既有的人脈圈、安全感，引發許多批評聲浪，甚至有其他教會有力人士暗批：台北靈糧堂將會成為「歷史名詞」。但是在各方而來的壓力中，周神助仍舊跟隨從神來的感動，決定轉型。
周師母回首，團契轉型成小組，可以說是台北靈糧堂最大的變革之一。一九九七年那一年，周牧師不斷在主日崇拜與會眾溝通這件事，「因為耶穌說你們要去，過去教會都是要人『來』，現在鼓勵大家『去』傳福音使萬民作門徒、『去』成立小組，把居住在附近的人連結在一起。」
周神助引入的小組化教會，最重要的核心是4W：Welcome（破冰）、Worship（敬拜）、Word（神的話）與Work（神的工）。
透過破冰，讓弟兄姐妹的關係連結起來；在敬拜中，帶領大家對準神，進入下一個階段「神的話」，則使用編撰的小組教材，延伸主日的信息去反思、回應。「團契時代，主日的信息不一定會落實在小組裡面，帶領者是自由發揮。但是小組化後，就可以讓主日的信息落實在牧養的小組中。」謝宏忠觀察，小組的最後一個Ｗ，則是傳遞教會的事工、裝備等「神的工」，也是一個突破。因為過往團契人數動輒一兩百人，各自有發展的事工，但是小組化之後，就能跟教會整體性的方向，有一個銜接。
當然，團契的架構也有其好處，就是在外展、社區事工，甚至弟兄姐妹的婚喪喜慶上，有更大的動員能量。小組人數僅約十來個，就需要小區的支持。也因此，當時，台北靈糧堂因應小組化，分成東區、北區、西南區等牧區，選出區長、區牧長，讓傳道人可層層遮蓋小組。雖然牧養基本單位變小，但是透過4W的運作，讓教會從上到下更暢通。
因著神清楚的帶領，以及長時間在講台的異象傳遞，走向小組架構的台北靈糧堂，不管是受洗人數或是教會的增長，都加快許多。
「細胞小組成全很多小組長，上面設有小家長、顧問，會把小組長的需要接起來，我們就負責把整個教會往前推進、不斷傳福音，整個架構上我覺得非常好，人一直成長。」桃園市府靈糧堂主任牧師韓慧蕙牧師，在當年還未全職，作為兩個孩子的媽媽、擔任信徒領袖，遮蓋六個小組。她看見，教會在小組轉型過程，的確興起更多領袖，帶來更地區性的福音、牧養果效。
「從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好像沒有自己的東西，很多都是學⋯⋯我們雖然學，但又長出我們的土產來，」周神助在轉型過程中，也不斷禱告領受下一步怎麼走，以至於他自始至終都不把台北靈糧堂定位在「福音派」或是「靈恩派」，也不堅持一定要有一套所謂的「系統」，「好的我就學、就吸收，然後變成我們合適能用的，長出自己不同的樣子！」
「在更新的裏面，那段時間教會就慢慢增長了，因為更新就帶來健康。」周神助如此總結台北靈糧堂從兩百人到五百人、到上千人，最後成為萬人教會的旅程。
「我從來不敢說自己是先鋒，但是只要禱告、在我的裡面持續有感動，往前走，最後會看見好像我變成走在前面的人。」周神助在教會推動的變革，不管是建造榮耀的教會、植堂或是合一，都知道是神，帶領他走更新的旅程。
事實上，教會的風格多元，這些年，隨著台北靈糧堂的規模變大，周神助雖對於福音派、靈恩派這樣的「分派」深感痛心，但也不免樹大招風，引來他人異見。
過往，他對各種砲火聲，不會去主動回擊。想法很簡單，就是效法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四章3～5節所說的：「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要論斷，只等主來，祂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要從神那裏得着稱讚。」
「當你跟隨神去回應教會轉型時，當然會有人不認同 ，我過去就完全不管他，我就是往前走。」他說，審判的是主，有需要反省的，他會調整，但如果沒有，就不回應。不過他也感嘆，近期也有一些攻擊不只是針對他、還針對方方面面而來，「我已經被扣太多帽子了，最近針對聖靈，禱告後我決定寫六十篇短文，來完整陳述心路歷程，交給神吧！」
近五年，周神助都會把靈修默想的短文，在每日清晨五點多發出，傳遞給弟兄姐妹。近期在文章中，他談到三、四年前，曾有一位號稱「先知學院院長」的人，到周神助的辦公室，以其標準、倫理指責他，最後還強逼他悔改、賠償，不然就會「落入硫磺火湖」。此舉讓周神助第一次下了逐客令，「雖然是我生平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後一次把這樣的人逐出門外！」
曾經，台灣有一波一九九五閏八月的假預言，引發基督徒極大的恐慌和移民潮。周神助作為第一批聽聞的牧者，當該先知說，「一九九五閏八月，台灣若不集體上上下下都悔改，台海一定會引爆戰爭。」當時，周神助在靈裡分辨這個觀點有問題，會後便直接向主辦單位和該牧者提出，並和北美來的所謂「先知」當面對質，周神助更直接對他說：「你說夠了，請你盡快離開台灣，台灣的事，我們本地的牧者會負起責任！」
這就是周神助！溫和，是他一貫的招牌，但是在該強硬的時候，也有所堅持，不為扭曲真理者所動；也因此，才能保護、引導教會，往神指引的方向去。
註9：凱歌堂為前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夫婦官邸內的小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