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鸞 書
神聖與世俗的中介者：《真誥》當中神聖經典的傳譯與轉寫
政治大學教授 謝世維
壹、前言
從南宋金元時期開始，許多宗教經典以一種創新的「飛鸞開化」形式，傳遞神聖經典，形成經典出世的新類型。這類的經典通常由一群奉道的知識分子，組成鸞堂或道壇的文人團體，透過鸞台真手，飛鸞降筆書出各種宗教經典。這些文人有道士、有儒生，而這些經典被視為教化的善書，廣為傳布。其降鸞的主神，許多是宋代以後出現的神祇。例如梓潼帝君、呂祖、玉皇、玄天上帝等等。而這些宋元飛鸞出世的經典諸如《梓潼帝君化書》、《玉皇本行集經》、《玄天上帝啟聖錄》、《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等都被收進道藏。其中《梓潼帝君化書》在南宋出世，是現存較早出世的鸞書，對之後的善書有重大的影響。（謝聰輝，2013 ；謝聰輝，2015 ； 201-222）
在宗教意義上探討「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模式，對於我們理解華人的經典與教化，有著重要的意義。要了解傳統「經典」的概念與這種「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有何種根本性的不同，必需去追索「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的歷史根源，進而分析這些經典內容，探討士人如何從不同的歷史脈絡，為這些「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賦予「教化」內涵，讓經典具有廣為傳布而教化人心的功能；同時思考經典中顯化、修行、傳道等宗教典範的模式與概念，更深刻理解中國宗教的核心意涵。事實上，扶鸞或扶乩的方式在唐宋時代已開始流行，《夷堅志》記載了許多民間紫姑神扶乩的實踐。洪邁《夷堅志》三志˙ 壬卷三《沈承務紫姑》寫召迎紫姑之法：「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扶箕在宋代已成文人閒餘問神之事。換言之，神靈通過扶鸞而降示經典或問事解惑的宗教實踐自唐宋以降，早已深入人心。
這種透過神靈來傳遞神聖經典的形式，在六朝時期就已經可以看得到，但是並非以後來扶鸞的形式去傳授神聖經典，其方式雖然有別，但是神靈透過靈媒的中介，傳授神聖經典的基本模式，卻是由來已久。道教的上清經典，有一部分是透過靈媒來傳遞出世，而這種道教經典出世模式，雖然與後來的「飛鸞開化」有別，卻同樣是以神靈傳經的方式讓神聖經典出世。
對於神聖經典的「出世」，六朝道教所建構的是其經典的「出世」神話，這種經典「出世」神話的神聖性建構通常會透過聖化經典根源、建構傳承、論述框架、複合與區隔等幾種方法，使其權威性與合法性得以確立。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道教經典建構過程中所採用的模式及策略與其他的典籍有很大的不同，而這正是道教經典建立其神聖性的基礎與原則。本文所關注的是道教經典的神聖特質及其「出世」的方式，其中對「翻譯」的概念作深入的分析，從而理出道教經典的作者們如何描繪經典的起源、傳遞與出世，進而勾勒出道教經典從神聖界到世俗界逐漸文本化、實體化的過程。依據部分六朝道教經典，道經原本以天界書體的形式存在於虛空之中或祕藏天宮內，在傳授時必須經由中介者將這些天界語言「轉寫」或「譯出」成為世俗文字，然後才能夠傳之於世俗界。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道教聖典觀中一個很特殊的「傳譯」概念，並將這個概念置放在六朝聖典觀念的脈絡中去探討。
六朝道教經典很明顯保有了漢代以來的天書觀，並且將天書作為神聖經典的根源。在上清經派重要典籍《真誥》之中，真人是為了指導凡人，才不得已將上清界的聖典傳給凡人。在傳遞過程中，真人必須指導靈媒將這些天書，翻譯成一般凡間的文字，依據《真誥》以及一些上清經，這些上清聖典都是由那些在虛空之中由真氣凝結而成的天書，輾轉傳遞而來，透過翻譯，才能被看到。而能被凡人看到的只是實相的倒影而已，倒影不是實相，卻是實相的反射，因此聖典的根源是實相，而聖典也是通向實相的媒介，透過經典的文字能夠達到純粹的天書，因此許多上清經派的經典一開始總是生動地描繪天書如何在宇宙生成之時形成，最後輾轉傳遞成為上清經。
1 道教經典「出世」神話的神聖性建構通常會透過不同方法以確立其經典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例如將經典文字的地位提升至宇宙源初、與「道」等同的位置，從而將道教經典根源神聖化；或將經典的傳承譜系架構在一個歷史情境之中，使經典在歷史脈絡之中有跡可循，並且是歷代聖王或祖師用以治國或確立宗教權威的準繩與依歸。此外，神聖典籍常會形成一套獨特的論述框架，使讀者一眼即可明辨該文本的神聖性。為建立這種論述框架，經典的作者會以特定的手法描繪演法場景，並選用特定的人物來彰顯該經典的神聖性。道教神聖經典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具有涵攝包容的力量，有著融合主義的特質。道教典籍常可以複合許多不同傳統，透過對各傳統的位置重新安排配置，以次第與階序的模式排列各個傳統，在判教的基礎上，給予各傳統重新定位，並藉此賦予該經典所倡導的法門至高的權威性。
神聖與世俗的中介者：《真誥》當中神聖經典的傳譯與轉寫
政治大學教授 謝世維
壹、前言
從南宋金元時期開始，許多宗教經典以一種創新的「飛鸞開化」形式，傳遞神聖經典，形成經典出世的新類型。這類的經典通常由一群奉道的知識分子，組成鸞堂或道壇的文人團體，透過鸞台真手，飛鸞降筆書出各種宗教經典。這些文人有道士、有儒生，而這些經典被視為教化的善書，廣為傳布。其降鸞的主神，許多是宋代以後出現的神祇。例如梓潼帝君、呂祖、玉皇、玄天上帝等等。而這些宋元飛鸞出世的經典諸如《梓潼帝君化書》、《玉皇本行集經》、《玄天上帝啟聖錄》、《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等都被收進道藏。其中《梓潼帝君化書》在南宋出世，是現存較早出世的鸞書，對之後的善書有重大的影響。（謝聰輝，2013 ；謝聰輝，2015 ； 201-222）
在宗教意義上探討「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模式，對於我們理解華人的經典與教化，有著重要的意義。要了解傳統「經典」的概念與這種「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有何種根本性的不同，必需去追索「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的歷史根源，進而分析這些經典內容，探討士人如何從不同的歷史脈絡，為這些「飛鸞開化」的神聖經典，賦予「教化」內涵，讓經典具有廣為傳布而教化人心的功能；同時思考經典中顯化、修行、傳道等宗教典範的模式與概念，更深刻理解中國宗教的核心意涵。事實上，扶鸞或扶乩的方式在唐宋時代已開始流行，《夷堅志》記載了許多民間紫姑神扶乩的實踐。洪邁《夷堅志》三志˙ 壬卷三《沈承務紫姑》寫召迎紫姑之法：「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扶箕在宋代已成文人閒餘問神之事。換言之，神靈通過扶鸞而降示經典或問事解惑的宗教實踐自唐宋以降，早已深入人心。
這種透過神靈來傳遞神聖經典的形式，在六朝時期就已經可以看得到，但是並非以後來扶鸞的形式去傳授神聖經典，其方式雖然有別，但是神靈透過靈媒的中介，傳授神聖經典的基本模式，卻是由來已久。道教的上清經典，有一部分是透過靈媒來傳遞出世，而這種道教經典出世模式，雖然與後來的「飛鸞開化」有別，卻同樣是以神靈傳經的方式讓神聖經典出世。
對於神聖經典的「出世」，六朝道教所建構的是其經典的「出世」神話，這種經典「出世」神話的神聖性建構通常會透過聖化經典根源、建構傳承、論述框架、複合與區隔等幾種方法，使其權威性與合法性得以確立。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道教經典建構過程中所採用的模式及策略與其他的典籍有很大的不同，而這正是道教經典建立其神聖性的基礎與原則。本文所關注的是道教經典的神聖特質及其「出世」的方式，其中對「翻譯」的概念作深入的分析，從而理出道教經典的作者們如何描繪經典的起源、傳遞與出世，進而勾勒出道教經典從神聖界到世俗界逐漸文本化、實體化的過程。依據部分六朝道教經典，道經原本以天界書體的形式存在於虛空之中或祕藏天宮內，在傳授時必須經由中介者將這些天界語言「轉寫」或「譯出」成為世俗文字，然後才能夠傳之於世俗界。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道教聖典觀中一個很特殊的「傳譯」概念，並將這個概念置放在六朝聖典觀念的脈絡中去探討。
六朝道教經典很明顯保有了漢代以來的天書觀，並且將天書作為神聖經典的根源。在上清經派重要典籍《真誥》之中，真人是為了指導凡人，才不得已將上清界的聖典傳給凡人。在傳遞過程中，真人必須指導靈媒將這些天書，翻譯成一般凡間的文字，依據《真誥》以及一些上清經，這些上清聖典都是由那些在虛空之中由真氣凝結而成的天書，輾轉傳遞而來，透過翻譯，才能被看到。而能被凡人看到的只是實相的倒影而已，倒影不是實相，卻是實相的反射，因此聖典的根源是實相，而聖典也是通向實相的媒介，透過經典的文字能夠達到純粹的天書，因此許多上清經派的經典一開始總是生動地描繪天書如何在宇宙生成之時形成，最後輾轉傳遞成為上清經。
1 道教經典「出世」神話的神聖性建構通常會透過不同方法以確立其經典的權威性與合法性。例如將經典文字的地位提升至宇宙源初、與「道」等同的位置，從而將道教經典根源神聖化；或將經典的傳承譜系架構在一個歷史情境之中，使經典在歷史脈絡之中有跡可循，並且是歷代聖王或祖師用以治國或確立宗教權威的準繩與依歸。此外，神聖典籍常會形成一套獨特的論述框架，使讀者一眼即可明辨該文本的神聖性。為建立這種論述框架，經典的作者會以特定的手法描繪演法場景，並選用特定的人物來彰顯該經典的神聖性。道教神聖經典的另一個特色就是具有涵攝包容的力量，有著融合主義的特質。道教典籍常可以複合許多不同傳統，透過對各傳統的位置重新安排配置，以次第與階序的模式排列各個傳統，在判教的基礎上，給予各傳統重新定位，並藉此賦予該經典所倡導的法門至高的權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