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中，我探討科學的領域和人類理性的極限。科學提供對真實世界的理性觀點，這觀點將宇宙視為有秩序，無論活的或死的，都看成按規則運行的物質世界。這是極有力的觀點，嚴謹且簡潔，但卻對人類最關心的問題出奇沉默。
科學能讓我們知其然，卻無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藝術和宗教，則提供對真實世界的其他觀點，從第一人稱立場出發，根據的是實用或美學的理性原則。正如幾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維科所指出的，這個真實世界（文明與文化的世界）才是我們真正能掌握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們而非上帝所創造的。
創造的瞬間、失望的深淵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觀點，無關規則、無關判斷，但往往能在瞬間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讓我們看到真實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殼，常在危機時破裂，讓我們看到裡面軟弱的部分。這些危機可以是創造的時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淵—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周遭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也隨之起了變化。
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鮑立（Wolfgang Pauli）是極端的理性主義者，他病重臨終前，便遭逢這樣的危機。荷蘭宗教史學家奎斯培（Gilles Quispel）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有一次派奎斯培遠赴埃及， 買一本「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古典經文（後來就叫榮格抄本）。多年後，奎斯培應榮格之邀，做了一系列有關靈知主義的演講。鮑立那時正和榮格合作，寫一篇談「共時性」的論文（探討恰巧同時發生且意義上相關的事件），就來聽演講並參加餐會。奎斯培坐在鮑立旁邊，談話內容十分引人入勝。突然鮑立改變話題，激動問道：「你相信有人類性格的神嗎？」奎斯培嚇了一跳，閃過了這個話題。後來他才知道鮑立瀕臨死亡，正尋找他生命更深一層的意義，此過程使他重新確認他的猶太祖先和傳統。
在那一場關於靈知主義的演講之後，鮑立走向奎斯培，言辭沉重說道：「這神—靈知主義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遠無法接受有人類性格的神，不可能有這種能忍受人類痛苦的神。」幾個月後，他過世了，他已見到了信仰的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臘的理性之神。
1960 年代末，我在亞洲旅行，途中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統計研究所演講。我在巿內停留數天，獨自閒逛人滿為患的街道。加爾各答是個赤貧的城巿，街上漂泊著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人。我雖然看到貧窮，卻也同時看到井然有序且快活的生活，共存於不可言喻的痛苦中，那是個日常生活和宗教不可分的世界。這場景也讓我憤怒，因為我認為社會改革、教育及行政措施，可以減少許多如此悲慘的景況。
有一天，我獨自走過貧民區一條人跡罕至的巷子。路上有一大堆垃圾，我正要通過時，注意到垃圾中有些動靜，像是隻好大的狗，但我知道那區域不可能有狗。不管是什麼，他突然進入我眼前。他像個大蜘蛛般移動，有個人頭但沒有四肢，他朝我古怪的笑。我嚇了一大跳，急忙向後跑。當我後退時，聽到身後有人聲，一種無法描述的美妙歌聲唱著讚頌大自在天（Shiva，印度神話中象徵破壞的神）的歌，歌頌生存之美。如電擊般，我轉身看到那蜘蛛人唱著，從那極度悲慘的軀體發出超凡的歌聲。那時，我恍然大悟，剛剛拒絕以人道對待那個人，是我得到的教訓。我感到羞恥，發誓以後不能忘記以人道待人，我和那蜘蛛人是有連繫的。
情感危機之後的新價值觀
當為生存而奮鬥，當智識的成分之外還有情緒的成分時，學習會最有效率。情緒不一定是負面的，柏拉圖認為真正的教育必含有情慾的成分。我們的感情生活不受理性拘束（雖然也可以用理性來檢視它），在感情最濃密之處，我們知道沒有規則可以遵循，引導我們安抵彼岸。這是創造的機會，我們常會在情感危機之後，學到新的規則和價值觀。
危機可能來自混亂及不確定，此時總是有危險，不知不覺中陷入智識、政治、科學或宗教上的基本教義派。其特徵是能找到絕對的堅信（堅信階級鬥爭、科學的絕對或聖經的絕對），像是一個找到堅石為立足點的人。但它實在是人類智識上的末期病狀：一切發展已停止，成長所需的不確定和風險都已消除。我們需要分辨這種基本教義派想法，和有道德理念之人的真實信念。前者是把個人內在的信仰投射到外在世界，而以為同樣理所當然，則世界（而非個人）變成是確定的。而信念的本質是把個人信仰當成純粹的內部事物，個人的主觀部分並不一定屬客觀世界。所以，我們的信念可以是很堅強，但它會演變和成長。因為它並不是視為磐石般的外在實體，而是個人創造性的一部分。人類感情既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包括創造、實現或毀滅的潛力如此雄厚，那麼脆弱的理性又怎能規範我們的生活？尤其當面對互相衝突的價值觀時，光靠理性是不夠的，那些價值觀往往取決於我們的國籍、文化、種族、年齡和性別。
進一步而言，極力想了解自然和心靈的複雜科學，能提供我們什麼洞識呢？信仰的巨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雖理性推動他的運動，但他曾說「去他的理性」。阿奎奈（Thomas Aquinas）把理性看成是人內在神性的表現，但他知道信仰是「底線」。高耶親眼目睹啟蒙時代的理性之夢，轉變成猙獰的拿破崙戰爭。
理性的殿堂
追究起來，理性的殿堂是否只不過是為那無意識的、原始的感覺服務呢？還是它是領航員？簡言之，第三人稱的觀點如何能啟發第一人稱的存在熱情？
首要的重點，是科學發現提供了我們對宇宙物質世界的了解。至少，我們的信念和哲學觀要與它不衝突，雖然不一定要植基於它。若你採的信念直接與科學事實矛盾，你就冒了很大的險。長遠而言，採這種信念無助於個人或群體的生存。
雖然根深柢固的信念不能和科學矛盾，但它也不能只奠基於科學，尤其以宗教信仰為然。天主教長久以來曾以托勒密的地心宇宙觀為其信仰支柱。當哥白尼推翻該宇宙觀，教會便感到它的信念受到威脅。衝突的發生，肇因於科學發現總是暫時的，而信仰卻追求永恆。如果信仰植基於科學，當科學對實體的想法改變時，它會顛覆信仰。
今天，西方有些人著迷於東方宗教，他們說現代量子論和東方宗教比較吻合。這樣把物理和宗教之間做聯繫是非常膚淺的，完全不能與科學理念或宗教洞識的深度相提並論。東方宗教信徒聲稱冥思狀態和量子場有關，這種說法往好處想是一個錯誤，往壞處想可就是欺詐。想要把自然科學，直接和主觀的心靈狀態聯繫是相當可笑的。從錯誤事實中，不可能產生正確的道德理念。新的複雜科學讓我們知道，如何從簡單規則中產生複雜結果，我們描述的許多電腦模型便是基於這種想法。我們的一些道德行為看來十分複雜，但它們可能源自可以了解的簡單元素。科學無法做價值判斷，但它卻能幫助我們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行為合乎倫理的電腦模型存在，但有許多經濟行為的電腦模型，詳究起來頗能發人深省。一個特性是它們往往與直覺相反。我記得有些經濟學家朋友曾問我一些問題，如做某件事是否會導致利率上升。雖然我竭盡所能推測，但是答對和答錯的機率幾乎各半。因為我忽視某些因素，正確答案就往往與直覺相反。
科學能讓我們知其然，卻無法知其所以然。
政治、法律、藝術和宗教，則提供對真實世界的其他觀點，從第一人稱立場出發，根據的是實用或美學的理性原則。正如幾世紀以前義大利哲學家維科所指出的，這個真實世界（文明與文化的世界）才是我們真正能掌握的，因為這個世界是我們而非上帝所創造的。
創造的瞬間、失望的深淵
也有完全非理性的觀點，無關規則、無關判斷，但往往能在瞬間撕破日常生活的外衣，而讓我們看到真實感情的部分。理性好像是蛋的脆殼，常在危機時破裂，讓我們看到裡面軟弱的部分。這些危機可以是創造的時刻，也可能是失望的深淵—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周遭的世界改變，我們的想法和價值觀也隨之起了變化。
偉大的量子物理學家鮑立（Wolfgang Pauli）是極端的理性主義者，他病重臨終前，便遭逢這樣的危機。荷蘭宗教史學家奎斯培（Gilles Quispel）曾告訴我以下的故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有一次派奎斯培遠赴埃及， 買一本「靈知主義」（Gnosticism）的古典經文（後來就叫榮格抄本）。多年後，奎斯培應榮格之邀，做了一系列有關靈知主義的演講。鮑立那時正和榮格合作，寫一篇談「共時性」的論文（探討恰巧同時發生且意義上相關的事件），就來聽演講並參加餐會。奎斯培坐在鮑立旁邊，談話內容十分引人入勝。突然鮑立改變話題，激動問道：「你相信有人類性格的神嗎？」奎斯培嚇了一跳，閃過了這個話題。後來他才知道鮑立瀕臨死亡，正尋找他生命更深一層的意義，此過程使他重新確認他的猶太祖先和傳統。
在那一場關於靈知主義的演講之後，鮑立走向奎斯培，言辭沉重說道：「這神—靈知主義的神，我可以接受。我永遠無法接受有人類性格的神，不可能有這種能忍受人類痛苦的神。」幾個月後，他過世了，他已見到了信仰的神：耶路撒冷的神，而非希臘的理性之神。
1960 年代末，我在亞洲旅行，途中在印度加爾各答的統計研究所演講。我在巿內停留數天，獨自閒逛人滿為患的街道。加爾各答是個赤貧的城巿，街上漂泊著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人。我雖然看到貧窮，卻也同時看到井然有序且快活的生活，共存於不可言喻的痛苦中，那是個日常生活和宗教不可分的世界。這場景也讓我憤怒，因為我認為社會改革、教育及行政措施，可以減少許多如此悲慘的景況。
有一天，我獨自走過貧民區一條人跡罕至的巷子。路上有一大堆垃圾，我正要通過時，注意到垃圾中有些動靜，像是隻好大的狗，但我知道那區域不可能有狗。不管是什麼，他突然進入我眼前。他像個大蜘蛛般移動，有個人頭但沒有四肢，他朝我古怪的笑。我嚇了一大跳，急忙向後跑。當我後退時，聽到身後有人聲，一種無法描述的美妙歌聲唱著讚頌大自在天（Shiva，印度神話中象徵破壞的神）的歌，歌頌生存之美。如電擊般，我轉身看到那蜘蛛人唱著，從那極度悲慘的軀體發出超凡的歌聲。那時，我恍然大悟，剛剛拒絕以人道對待那個人，是我得到的教訓。我感到羞恥，發誓以後不能忘記以人道待人，我和那蜘蛛人是有連繫的。
情感危機之後的新價值觀
當為生存而奮鬥，當智識的成分之外還有情緒的成分時，學習會最有效率。情緒不一定是負面的，柏拉圖認為真正的教育必含有情慾的成分。我們的感情生活不受理性拘束（雖然也可以用理性來檢視它），在感情最濃密之處，我們知道沒有規則可以遵循，引導我們安抵彼岸。這是創造的機會，我們常會在情感危機之後，學到新的規則和價值觀。
危機可能來自混亂及不確定，此時總是有危險，不知不覺中陷入智識、政治、科學或宗教上的基本教義派。其特徵是能找到絕對的堅信（堅信階級鬥爭、科學的絕對或聖經的絕對），像是一個找到堅石為立足點的人。但它實在是人類智識上的末期病狀：一切發展已停止，成長所需的不確定和風險都已消除。我們需要分辨這種基本教義派想法，和有道德理念之人的真實信念。前者是把個人內在的信仰投射到外在世界，而以為同樣理所當然，則世界（而非個人）變成是確定的。而信念的本質是把個人信仰當成純粹的內部事物，個人的主觀部分並不一定屬客觀世界。所以，我們的信念可以是很堅強，但它會演變和成長。因為它並不是視為磐石般的外在實體，而是個人創造性的一部分。人類感情既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包括創造、實現或毀滅的潛力如此雄厚，那麼脆弱的理性又怎能規範我們的生活？尤其當面對互相衝突的價值觀時，光靠理性是不夠的，那些價值觀往往取決於我們的國籍、文化、種族、年齡和性別。
進一步而言，極力想了解自然和心靈的複雜科學，能提供我們什麼洞識呢？信仰的巨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雖理性推動他的運動，但他曾說「去他的理性」。阿奎奈（Thomas Aquinas）把理性看成是人內在神性的表現，但他知道信仰是「底線」。高耶親眼目睹啟蒙時代的理性之夢，轉變成猙獰的拿破崙戰爭。
理性的殿堂
追究起來，理性的殿堂是否只不過是為那無意識的、原始的感覺服務呢？還是它是領航員？簡言之，第三人稱的觀點如何能啟發第一人稱的存在熱情？
首要的重點，是科學發現提供了我們對宇宙物質世界的了解。至少，我們的信念和哲學觀要與它不衝突，雖然不一定要植基於它。若你採的信念直接與科學事實矛盾，你就冒了很大的險。長遠而言，採這種信念無助於個人或群體的生存。
雖然根深柢固的信念不能和科學矛盾，但它也不能只奠基於科學，尤其以宗教信仰為然。天主教長久以來曾以托勒密的地心宇宙觀為其信仰支柱。當哥白尼推翻該宇宙觀，教會便感到它的信念受到威脅。衝突的發生，肇因於科學發現總是暫時的，而信仰卻追求永恆。如果信仰植基於科學，當科學對實體的想法改變時，它會顛覆信仰。
今天，西方有些人著迷於東方宗教，他們說現代量子論和東方宗教比較吻合。這樣把物理和宗教之間做聯繫是非常膚淺的，完全不能與科學理念或宗教洞識的深度相提並論。東方宗教信徒聲稱冥思狀態和量子場有關，這種說法往好處想是一個錯誤，往壞處想可就是欺詐。想要把自然科學，直接和主觀的心靈狀態聯繫是相當可笑的。從錯誤事實中，不可能產生正確的道德理念。新的複雜科學讓我們知道，如何從簡單規則中產生複雜結果，我們描述的許多電腦模型便是基於這種想法。我們的一些道德行為看來十分複雜，但它們可能源自可以了解的簡單元素。科學無法做價值判斷，但它卻能幫助我們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行為合乎倫理的電腦模型存在，但有許多經濟行為的電腦模型，詳究起來頗能發人深省。一個特性是它們往往與直覺相反。我記得有些經濟學家朋友曾問我一些問題，如做某件事是否會導致利率上升。雖然我竭盡所能推測，但是答對和答錯的機率幾乎各半。因為我忽視某些因素，正確答案就往往與直覺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