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正在寫一本有關本院的書？好，那或許你可以告訴我⋯⋯」塔布斯（Rob Tubbs）說道。塔布斯是高研院的短期訪問學者，是超越數論（transcendental number theory）領域的青年數學家。結束訪談後，他隨手把辦公室的門帶上並上鎖，與我一起步出辦公室。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