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夫雷斯伯爵夫人愛達》
詩意的科學
1833 年 5 月 1 日，芳齡十七的愛達．拜倫（Ada Byron）參加宮廷宴會，和其他年輕女孩一起被引見給英國皇室認識。愛達生性敏感，個性獨立，家人原本很擔心她能否進退合宜，結果根據她母親的說法，愛達的表現「算是中規中矩，差強人意」。當晚愛達見到的王公貴族中包括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她很欣賞他率直的作風。至於高齡七十九的法國大使塔列朗（Telleyrand），愛達覺得他像「老猴子」。
身為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的唯一婚生子女，愛達遺傳了父親的浪漫，母親為了調和她的浪漫天性，特別請家庭教師來教她數學。她那叛逆不羈的想像力，加上對數字的迷戀，讓她愛上了這門「詩意的科學」。在許多人眼中（包括她父親在內），浪漫時期的純淨感性與工業革命掀起的科技狂熱，其實相互衝突。但愛達置身於兩個時代的交叉口，卻感到怡然自得。
難怪愛達雖然在富麗堂皇的宮廷中初次踏入社交界，卻對幾個星期後的另一場盛會更為印象深刻。她在那次盛會中見到了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喪偶的巴貝奇是數學和科學奇才，當時四十一歲，是倫敦社交圈名人。「愛達對星期三聚會的喜愛，勝過其他上流社會的豪華宴會。」愛達的母親對朋友表示：「她在那兒會碰到幾個科學界人士—包括巴貝奇，她喜歡和他在一起。」
巴貝奇每週舉辦熱鬧有趣的沙龍，邀請近三百位賓客參加，身穿燕尾服的紳士、披著華麗織錦的淑女，和作家、工業家、詩人、演員、政治家、探險家、植物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這是巴貝奇的朋友剛創造的名詞）共聚一堂。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指出，巴貝奇成功的把科學家引進上流社會，從而「確立了科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聚會當晚，他們通常會跳舞、閱讀、玩遊戲、聆聽演講，同時品嘗各種美食，包括海鮮、肉類、異國飲料和冰品。女士在台上玩角色扮演，穿上戲服重現名畫中的情景。天文學家架好望遠鏡，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電磁發明，巴貝奇則搬出機械娃娃供賓客賞玩。聚會的焦點是巴貝奇展示他的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部分模型，這也是他舉辦聚會的原因之一。差分機是巴貝奇在家中打造的巨大機械式計算機。巴貝奇總是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差分機，他會在差分機計算數字時轉動曲柄，然後等觀眾開始覺得無聊時，開始顯示機器如何根據輸入的指令，突然改變型態。對差分機特別感興趣的人會受邀穿過庭院，到過去是馬廄的地方親眼見識巴貝奇正在打造的完整機器。
大家對於能解開多項式函數的巴貝奇差分機各有不同觀感。威靈頓公爵認為，將軍上戰場前或許可利用差分機來分析可能面臨的各項變數。愛達的母親拜倫夫人則對這部「思考機器」大為讚歎。至於愛達（她後來有一段名言，指出機器永遠無法真正思考），根據一起出席展示會的朋友所言：「拜倫小姐雖然年輕，卻了解機器的運作，而且看出新發明的絕美之處。」
由於熱愛數學與詩，愛達得以看到計算機蘊含的美。浪漫科學時代的特色是對新發明和新發現展現高度熱情，愛達正是最佳範例。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奇蹟年代》（The Age of Wonder）中寫道，這個時期「為科學工作注入強烈的想像力與熱情。許多人對科學發現有強烈（甚至魯莽）的執著，驅動了科學發展。」簡言之，這個時代和我們的時代頗為相似，工業革命的發展，包括蒸汽機、紡織機和電報的發明，改變了十九世紀的面貌，正如同數位革命（電腦、微晶片和網路）改變了我們的時代一樣。這兩個時代都有一群能結合想像力、熱情和神奇科技的創新者，創造出愛達口中的「詩意的科學」，以及二十世紀詩人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所謂「深情優雅的機器」。世界第一枚電晶體
電腦雖然誕生，卻沒能立刻掀起巨浪、啟動革命，原因是最初的電腦仍需仰賴昂貴、脆弱又耗電的巨大真空管來運作，成本十分高昂，唯有企業、研究型大學和軍方才負擔得起。真正的數位時代（電子裝置滲透到生活的每個層面）其實要等到 1947 年 12 月 16 日午後才發端。當天在美國新澤西州默里丘（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兩位科學家用小條金箔、一小片半導體材料和扭曲的迴紋針，把他們的巧妙設計組裝成功，只要把幾個東西擺弄到正確位置，就可以放大電流，也可以把電流開開關關。新裝置很快命名為「電晶體」，就好比蒸汽機啟動工業革命，電晶體也對數位時代帶來重大衝擊。
電晶體誕生後，各種創新發明紛至沓來，新科技能夠把數百萬個電晶體蝕刻在小小的微晶片上，換句話說，比 ENIAC 強大數千倍的資訊處理能力，從此可藏身於火箭鼻錐、筆記型電腦、掌上型計算機和音樂播放器，以及能和網路世界任何節點交流資訊或共享娛樂的手持裝置之中。
三位對科技懷抱強烈熱情的工作伙伴（他們的個性既互補，也相互衝突）後來都名垂千史，被譽為電晶體的發明人，這三人是技巧熟練的實驗高手布拉頓（Walter Brattain）、量子理論學家巴丁（John Bardeen），以及三人之中最熱情執著（後來因此成為悲劇人物）的固態物理學家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但是，這齣戲裡還有一個要角，重要性和任何發明家不相上下：三人所任職的貝爾實驗室。電晶體的發明並非單憑少數天才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綜合了各種不同才能後的成果。由於電晶體的本質使然，研究小組必須結合對量子現象有敏銳直覺的材料科學家、善於在矽中摻入雜質的專家，以及熟練的實驗高手、工業化學家、製造專家和靈巧的工匠。
貝爾實驗室—創新的搖籃
貝爾實驗室真空管部門的主管名叫凱利（Mervin Kelly），是個能幹的密蘇里人，凱利最初在密蘇里礦業學院研習冶金，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立坎（Robert Millikan）的門生，並獲得物理博士學位。雖然他設計的水冷卻系統提高了真空管的可靠性，但他也明白，真空管絕對不可能成為高效率的放大器和開關。1936 年，凱利被拔擢為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主任，首要之務就是設法找出替代方案。
凱利的偉大洞見在於，貝爾實驗室過去雖然是實務工程的技術重鎮，但也應聚焦於原本屬於大學範疇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於是，他開始積極獵才，網羅美國最出色的年輕物理學博士，希望把創新變成組織的常態，而不是袖手旁觀，只靠古怪的天才躲在車庫和閣樓裡獨自鑽研。
「貝爾實驗室開始思考發明的關鍵究竟繫於個人天分，還是仰賴團隊合作，」歷史學家葛特納（Jon Gertner）在關於貝爾實驗室的著作《創意工廠》（The Idea Factory）中寫道。答案是兩者皆是。
無論對貝爾實驗室或對數位時代整體而言，創新的關鍵都在於，必須了解培養個別天才和提倡團隊合作並不衝突，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的確，在數位時代，兩種方式可以並行不悖。有創意的天才（莫渠利、蕭克利、賈伯斯等）想到的創新構想，必須仰賴和他們緊密合作的工程師（艾科特、布拉頓、沃茲尼克等）把概念變成新發明。然後技術專才和創業家組成團隊，合力把新發明變成實際產品。像這樣的生態系統如果缺了一角，偉大的概念很可能淪為泡影，最後只能塵封在歷史中，愛荷華州立大學的阿塔納索夫或在倫敦自家後院小棚子裡的巴貝奇，情況就是如此。偉大的團隊如果缺乏高瞻遠矚、滿懷熱情的夢想家，創新的火花也會慢慢熄滅，例如莫渠利和艾科特離開後的賓大團隊、馮諾伊曼求去後的普林斯頓、或蕭克利離開後的貝爾實驗室。
詩意的科學
1833 年 5 月 1 日，芳齡十七的愛達．拜倫（Ada Byron）參加宮廷宴會，和其他年輕女孩一起被引見給英國皇室認識。愛達生性敏感，個性獨立，家人原本很擔心她能否進退合宜，結果根據她母親的說法，愛達的表現「算是中規中矩，差強人意」。當晚愛達見到的王公貴族中包括威靈頓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她很欣賞他率直的作風。至於高齡七十九的法國大使塔列朗（Telleyrand），愛達覺得他像「老猴子」。
身為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的唯一婚生子女，愛達遺傳了父親的浪漫，母親為了調和她的浪漫天性，特別請家庭教師來教她數學。她那叛逆不羈的想像力，加上對數字的迷戀，讓她愛上了這門「詩意的科學」。在許多人眼中（包括她父親在內），浪漫時期的純淨感性與工業革命掀起的科技狂熱，其實相互衝突。但愛達置身於兩個時代的交叉口，卻感到怡然自得。
難怪愛達雖然在富麗堂皇的宮廷中初次踏入社交界，卻對幾個星期後的另一場盛會更為印象深刻。她在那次盛會中見到了巴貝奇（Charles Babbage）。喪偶的巴貝奇是數學和科學奇才，當時四十一歲，是倫敦社交圈名人。「愛達對星期三聚會的喜愛，勝過其他上流社會的豪華宴會。」愛達的母親對朋友表示：「她在那兒會碰到幾個科學界人士—包括巴貝奇，她喜歡和他在一起。」
巴貝奇每週舉辦熱鬧有趣的沙龍，邀請近三百位賓客參加，身穿燕尾服的紳士、披著華麗織錦的淑女，和作家、工業家、詩人、演員、政治家、探險家、植物學家，以及其他「科學家」（這是巴貝奇的朋友剛創造的名詞）共聚一堂。一位著名的地質學家指出，巴貝奇成功的把科學家引進上流社會，從而「確立了科學在社會上的地位。」
聚會當晚，他們通常會跳舞、閱讀、玩遊戲、聆聽演講，同時品嘗各種美食，包括海鮮、肉類、異國飲料和冰品。女士在台上玩角色扮演，穿上戲服重現名畫中的情景。天文學家架好望遠鏡，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電磁發明，巴貝奇則搬出機械娃娃供賓客賞玩。聚會的焦點是巴貝奇展示他的差分機（Difference Engine）部分模型，這也是他舉辦聚會的原因之一。差分機是巴貝奇在家中打造的巨大機械式計算機。巴貝奇總是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差分機，他會在差分機計算數字時轉動曲柄，然後等觀眾開始覺得無聊時，開始顯示機器如何根據輸入的指令，突然改變型態。對差分機特別感興趣的人會受邀穿過庭院，到過去是馬廄的地方親眼見識巴貝奇正在打造的完整機器。
大家對於能解開多項式函數的巴貝奇差分機各有不同觀感。威靈頓公爵認為，將軍上戰場前或許可利用差分機來分析可能面臨的各項變數。愛達的母親拜倫夫人則對這部「思考機器」大為讚歎。至於愛達（她後來有一段名言，指出機器永遠無法真正思考），根據一起出席展示會的朋友所言：「拜倫小姐雖然年輕，卻了解機器的運作，而且看出新發明的絕美之處。」
由於熱愛數學與詩，愛達得以看到計算機蘊含的美。浪漫科學時代的特色是對新發明和新發現展現高度熱情，愛達正是最佳範例。霍姆斯（Richard Holmes）在《奇蹟年代》（The Age of Wonder）中寫道，這個時期「為科學工作注入強烈的想像力與熱情。許多人對科學發現有強烈（甚至魯莽）的執著，驅動了科學發展。」簡言之，這個時代和我們的時代頗為相似，工業革命的發展，包括蒸汽機、紡織機和電報的發明，改變了十九世紀的面貌，正如同數位革命（電腦、微晶片和網路）改變了我們的時代一樣。這兩個時代都有一群能結合想像力、熱情和神奇科技的創新者，創造出愛達口中的「詩意的科學」，以及二十世紀詩人布羅提根（RichardBrautigan）所謂「深情優雅的機器」。世界第一枚電晶體
電腦雖然誕生，卻沒能立刻掀起巨浪、啟動革命，原因是最初的電腦仍需仰賴昂貴、脆弱又耗電的巨大真空管來運作，成本十分高昂，唯有企業、研究型大學和軍方才負擔得起。真正的數位時代（電子裝置滲透到生活的每個層面）其實要等到 1947 年 12 月 16 日午後才發端。當天在美國新澤西州默里丘（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兩位科學家用小條金箔、一小片半導體材料和扭曲的迴紋針，把他們的巧妙設計組裝成功，只要把幾個東西擺弄到正確位置，就可以放大電流，也可以把電流開開關關。新裝置很快命名為「電晶體」，就好比蒸汽機啟動工業革命，電晶體也對數位時代帶來重大衝擊。
電晶體誕生後，各種創新發明紛至沓來，新科技能夠把數百萬個電晶體蝕刻在小小的微晶片上，換句話說，比 ENIAC 強大數千倍的資訊處理能力，從此可藏身於火箭鼻錐、筆記型電腦、掌上型計算機和音樂播放器，以及能和網路世界任何節點交流資訊或共享娛樂的手持裝置之中。
三位對科技懷抱強烈熱情的工作伙伴（他們的個性既互補，也相互衝突）後來都名垂千史，被譽為電晶體的發明人，這三人是技巧熟練的實驗高手布拉頓（Walter Brattain）、量子理論學家巴丁（John Bardeen），以及三人之中最熱情執著（後來因此成為悲劇人物）的固態物理學家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但是，這齣戲裡還有一個要角，重要性和任何發明家不相上下：三人所任職的貝爾實驗室。電晶體的發明並非單憑少數天才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綜合了各種不同才能後的成果。由於電晶體的本質使然，研究小組必須結合對量子現象有敏銳直覺的材料科學家、善於在矽中摻入雜質的專家，以及熟練的實驗高手、工業化學家、製造專家和靈巧的工匠。
貝爾實驗室—創新的搖籃
貝爾實驗室真空管部門的主管名叫凱利（Mervin Kelly），是個能幹的密蘇里人，凱利最初在密蘇里礦業學院研習冶金，後來成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密立坎（Robert Millikan）的門生，並獲得物理博士學位。雖然他設計的水冷卻系統提高了真空管的可靠性，但他也明白，真空管絕對不可能成為高效率的放大器和開關。1936 年，凱利被拔擢為貝爾實驗室的研究主任，首要之務就是設法找出替代方案。
凱利的偉大洞見在於，貝爾實驗室過去雖然是實務工程的技術重鎮，但也應聚焦於原本屬於大學範疇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研究。於是，他開始積極獵才，網羅美國最出色的年輕物理學博士，希望把創新變成組織的常態，而不是袖手旁觀，只靠古怪的天才躲在車庫和閣樓裡獨自鑽研。
「貝爾實驗室開始思考發明的關鍵究竟繫於個人天分，還是仰賴團隊合作，」歷史學家葛特納（Jon Gertner）在關於貝爾實驗室的著作《創意工廠》（The Idea Factory）中寫道。答案是兩者皆是。
無論對貝爾實驗室或對數位時代整體而言，創新的關鍵都在於，必須了解培養個別天才和提倡團隊合作並不衝突，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的確，在數位時代，兩種方式可以並行不悖。有創意的天才（莫渠利、蕭克利、賈伯斯等）想到的創新構想，必須仰賴和他們緊密合作的工程師（艾科特、布拉頓、沃茲尼克等）把概念變成新發明。然後技術專才和創業家組成團隊，合力把新發明變成實際產品。像這樣的生態系統如果缺了一角，偉大的概念很可能淪為泡影，最後只能塵封在歷史中，愛荷華州立大學的阿塔納索夫或在倫敦自家後院小棚子裡的巴貝奇，情況就是如此。偉大的團隊如果缺乏高瞻遠矚、滿懷熱情的夢想家，創新的火花也會慢慢熄滅，例如莫渠利和艾科特離開後的賓大團隊、馮諾伊曼求去後的普林斯頓、或蕭克利離開後的貝爾實驗室。
